备考2022年高考语文一轮复习专题12：实用类文本阅读（非连续性文本）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 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 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 、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 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 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O20、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当今之世，对书籍已经有些轻视了。为数甚多的年轻人，似乎觉得舍弃愉快的生活而埋头读书，是既可笑又不值得的；他们认为人生太短促，太宝贵，却又挤得出时间一星期去泡六次咖啡馆，在舞池中消磨许多时光。可整天待在这些地方，难道就比我们一天留一两个小时去读古代哲人和诗人的作品，更能接近真正的生活吗？不错，读得太多可能有害，书籍可能成为生活的竞争对手。但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反对任何人倾心于书。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能够理解和喜爱的作品开始阅读吧！但单靠报纸和偶然得到的流行文学，是学不会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必须读杰作。杰作常常不像时髦读物那么适口，那么富于刺激性。杰作需要我们认真对待，需要我们在读的时候花力气，下功夫。我们先得向杰作表明自己的价值，才会发现杰作的真正价值。

（摘编自黑塞《读书：目的和前提》）

材料二：

记者：读书能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魏玉山：邓.小平同志曾经把书籍比喻为“精神食粮”。读书就是汲取精神营养。读书不仅能够提升一个人的技能，增长一个人的知识，增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对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能.起到塑造作用。

黄志坚：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性情，可以改变一个人、一群人，进而可以改变社会、改变世界。特别是在当下，互联网飞速发展，信息交互和知识汲取效率迅速提高，文化内容爆炸式增长，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互联网特有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和诉诸感官的视听形态，无形中会助推喧嚣、多元、极化和圈层化的氛围。从这个角度讲，现代人读书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与书籍这一媒介形态深度相关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让人能沉静下来，更为理性、全面、有语境、有深度地去思考、去认识自己与世界。可以说，一个爱好读书的人，他的精神世界通常会是更加丰富多彩、更为理性客观的。

王蒙：除了读书，我几乎想象不出有一种更好的方式，能全面改善人的精神世界。就我自己而言，虽然读熟悉的书会很愉悦，但我也读一些自己看着费劲的书。比如文言文经典。在开始读《庄子》时，我起码有300字不认识，那我怎么读《庄子》？怎么写有关《庄子》的书？很简单，翻着《辞源》《辞海》，一边查一边研究。这样就把读书变成了一个自我提高和塑造的过程。

记者：读书对于一个社会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王蒙：社会文明程度，会通过很多方面表现出来，如人的礼仪行止，包括说话的方式、讨论问题的方法、对待他人观点的态度等等。一个社会读书多一些，文明程度也会相应高一些。

黄志坚：读书，关系到一个人的思想境界，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它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一本好书是照亮心灵的火炬，是引领社会的旗帜，也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魏玉山：书籍是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承的最主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传统、传承民族精神、形成共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书籍也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工具，读书是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科技创造的前提，全民阅读为文化、科技的创新创造奠定了群众基础与知识基础。

记者：您认为，怎样的书算得上一本好书？

黄志坚：什么是好书？作为读者，当然是必须是好看和有用的图书。在书架上选书时，恐怕是要做到四看：一看内容的吸引力，这是最重要的；二是作者的知名度和专业性；三是出版社的品牌；四看书籍的装帧质量和价格。作为我个人，因为我是从事出版工作的，我认为一本“好书”的标准，应该是“两个效益相统一”的产品，即内容好、销售好，就是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同时满足广大读者的实际需求。

魏玉山：什么是好书，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的。如《水浒》《红楼梦》，在清代曾经是禁书，到当代成了经典。再往前追溯，“四书五经”在秦朝时是禁书，经过汉儒的推崇，逐渐成了后世的经典。具体到当下，好书是因人而异的。对学者而言，知识广博、体系精深、论述深入的书是好书。对普通读者而言，内容丰富、语言通俗的书也是好书。对幼童而言，浅显易懂、朗朗上口的就是好书。但凡一本书，能够为人提供所需要的信息、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能够提升文化的素养、提供心灵的抚慰、砥砺个人的精神，就是好书。

王蒙：我认为一本好书，要语言好、内容深刻，思考问题的角度新颖、高于常人。更为重要的是书的态度，要有大爱的态度、大公的情怀、负责任的心态，要有敬畏心、感恩心、谦卑心、谦让心。正如一个人有品质一样，书籍也有品质，这样的书就会让人爱读并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媒体凭借自身的传播时效性和大众参与性，已经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主流。在互联网的挤压下，学界和业界对传统媒体唱衰屡見不鲜。这些关于传统媒体衰落的讨论中，有关“报纸消亡”问题的争议，声音最大、持续时间最长。自菲利普·迈耶的“报纸消亡论”开始，学界和业界对“报纸消亡”的辨说一直持续至今。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菲利普·迈耶，他在2004年出版的《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一书中，对美国“全球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数据进行了新闻业信任度方面的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根据图表中显示的受众信心分布和读者数量变化趋势，菲利普·迈耶得出结论，即在2015年大众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度会降至零点。由此，他预测——“在2043年第一季度晚些时候，日报就没有读者了”。

一些学者从大众媒介更替的角度出发，认为报纸的发展已经接近后期。也有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从商业模式和信息载体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报纸终究会被互联网替代。在国内学者中，刘建明指出，报纸上的新闻转向网络之后，网络报纸已经不能称作报纸，而是网络新闻库。从这一形态上来讲，报纸演变成网络报纸之后，报纸本身就已经消失。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报纸消亡论”是一种夸大的预测，媒介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取代，而是不断提升。世界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谈到报业的命运时指出，网站和邮件定制都可以成为报业发展的新领域，报业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高峰。

国内学者对“报纸消亡论”也表达了反对观点。杨保军从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出发，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扬弃、叠加发展的过程。有了新媒介之后，先前的媒介不一定就会消失。陈力丹也认为，没有任何大众传媒会因新兴煤体的出现而灭亡。他在谈及新媒介环境时指出，纸质媒介总体上会呈下降趋势，但是不会消亡。

关于“报纸消亡论”的争论，学者们的不同看法见仁见智，但对纸媒的忧虑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报纸消亡论”是一个历时性的命题，难以一概而论，尤其是在5G时代到来之后，万物互联，报纸行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既然网络带来的挑战不可避免，学界和业界应该主动采取有力的措施，寻求纸媒与新媒介的融合，积极应对纸媒危机。报纸是印刷术的产物，历经了几百年的历史，而互联网作为科技的新发展，以其巨大的发展态势影响着各个领域。报业人士如何利用互联网，如何定义不同媒介形式的报纸，关乎着报纸的命运。因此报纸的未来走向，尚需拭目以待。

（摘编自赵羽迎《融媒体时代“报纸消亡论”》）

材料二：

未来的市场将是消费者主导，消费者偏好将为产业发展提供导向，因此，出版产业要从满足需求发展到挖掘需求、创造需求，从而做强做大。

A出版社是第一批数字转型出版单位里唯一的一家地方科技社，该社手工艺图书在开卷监控的全国旅游图书市场中，10年都稳居第一。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该社在2012年建了手工艺门户网站，联合全国100多所高校备案注册中国手工艺网络大学。这个网络大学，是依托出版社现有千万手工图书读者、中国手工艺教室联盟、线上会员积累、线下加盟连锁渠道，致力用互联网的方式打破中国手工培训资源地域分布不均衡的局面，高效、便捷地向大众提供专业、特色、优质的手工艺在线精品课程。

在这里，流行技法、新奇技巧及时上线，大咖名师提供在线答疑、实时互动，专业课程系统而丰富，多终端、低成本的线上服务可以随时随地开启手工学习模式。

他们的价值就是探索出一个全产业链、一个生态模式、集成商模式，同时在出版转型升级和融合发展中，也探索出一个新的发展理念，就是出版创造的一个价值。“我们利用这个价值，把价值立体化地去利用，价值又引领出一个新的产业，把产业整个链条有效地拉长。”该社社长说，现在A出版社的手工艺图书从不用约稿，全国所有的版权商都主动找他们，国内的一些名师，包括一些传统手工艺人也都找他们，一定程度上，A出版社成了手工的代名词。“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做产业的价值，最终还是反哺出版。这也是我们做产业最终的目的。”

未来的出版产业，必须立足于未来，才能做好现在，只有主动求变，才能赢得未来。今天，一家出版企业如果想在整个产业的变革中具有成长性，并不是看你能与谁竞争，而是看你能与谁共生。正如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所讲：“中国出版行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地应对所遇到的问题，保持信心、增加活力；运用信息技术，认真总结经验，明确出版态势和发展方向。通过信息技术与出版业的融合发展，把出版工作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中，自觉地和科技、教育、经济、文化乃至老百姓的生活有机结合在一起，提供精准的信息服务，把出版工作做好。”

（摘编自王坤宁《智媒时代来了，传统出版人该怎么变》）

材料一：

所谓“出场定型”，意为人物一出场，作者即总体概括其思想性格，描绘其肖像特征，以使读者对此人物形象有一个整体的印象。贾宝玉和林黛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对他们的出场，作者就采用了“出场定型”的聚焦式方法，以给读者一个总体的深刻印象。二人正式出场是在第三回，作者以内视点的方法集中笔墨次第写来，先在林黛玉眼中贾宝玉，再于贾宝玉眼中写林黛玉。作者着意在对方眼中写出，可谓别出心裁，颇有深意。

黛玉见宝玉是先视形，再由形窥神，由神知人。形包括服饰与容貌等方面，服饰描写一再强调，冠、褂、袄、裤、靴、玉齐全，纯用工笔，显出贵族公子的气派；容貌描写双重用墨，面、色、鬓、眉、目、态具在，昭示其美男子的神韵。“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重在写其内心之情，强调他是古今少有的多情种。两首《西江月》，意在揭示其与传统评价标准相违背的带有叛逆色彩的独特思想性格。似贬实褒、明贬暗褒、寓褒于贬，全面地概括了贾宝玉的不合时宜特征，为统领贾宝玉形象的总纲。

宝玉见黛玉是先总写，再细描；先观貌，次看神，后写心。总写只用八个字：“细看形容，与众各别。”这是形神兼备的包括气质、风度在内的出类拔萃的整体感觉。细描重在借形传神，以“眉目”传情达意。“眉”以“似蹙非蹙”状之，现出其多愁善感；“目”以“似喜非喜”状之，写出她敏感多疑。而“态”、“娇”、“闲静”、“弱”、“病”等词语意在突出她的气质的独特性。“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强调其聪明颖悟及病态之美。宝玉眼中的这段描写又与前面众人眼中的黛玉形象——“举止言谈不俗”，“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相互映衬，相互印证。

凡此可见，“出场定型”的写人方法是颇为允当的，它可以在人物亮相的瞬间一下子使其形象鲜明起来，给读者一个明确深刻的总体印象，使读者容易把握。同时，也为人物思想性格的丰富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节选自关四平、陈默《谈<红楼梦>的人物出场艺术》，有删改）

材料二：

作者对人物的独特性格反复皴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的性格特征，是通过他那特别敏锐和细腻的思维和感情，通过他那乖张可笑的言语和行为，反复加以渲染。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惟妙惟肖地写出他对黛玉、宝钗、晴雯、袭人、平儿、香菱等各种不同类型女性所持有的不同感情和态度，使其丰富多彩的各个层面立体地不可分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成为独特的人物，极其鲜明又朦胧模糊，让人叹为观止。

作者对主要人物性格的反复皴染，不是通过惊险的故事情节，作粗线条的勾勒，而是通过日常的生活细节精雕细凿地刻画人物。如通过周瑞家的送宫花、雪雁送手炉等生活细节把林黛玉的敏感、尖酸的“小性儿”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反复刻画、渲染、衬托，而对一些次要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人物，能通过几笔的速写，勾勒出人物鲜明的轮廓。如贾琏与鲍二家的私通，让两个小丫头放风，凤姐、平儿回来，两个小丫头，一个吓得“回身就跑”，一个见躲不过，“越性跑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只这个简单的细节，就把两个性格不同的丫头勾画出来了。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四卷，《<红楼梦>的人物塑造》，有删改）

材料三：

不同人物之间性格的对照可以使彼此之间的性格“区别得更加鲜明”，相互起衬托作用，而带有较高审美意义的人物性格的外部对照，应当是《红楼梦》式的对照，对照的双方都应当具备丰富的性格内涵，只有这种对照才是高级的对照方式。

那么这种高级的性格外部对照方式怎样才能实现呢？这里的关键是必须从外转入内，即依赖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美丑的二重组合，并且，典型性格内部的对照，很少只是单纯的一组对照关系，它往往形成多组对照关系，并形成性格内部的对照系统。在这个对照系统中，“杂多”的性格元素，通过一定的中介，分别形成一组一组的对立统一联系，这就是性格整体中的二重组合单元，这些二重组合单元，在性格内部积极运动，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形成丰富复杂的性格。以项羽为例，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复杂的对照系统。钱钟书先生汇集《史记》中其他人物对项羽的评价，找出项羽多种性格元素的两极对照，他说：“‘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猾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玩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项羽丰富复杂性格系统包括善与恶、残暴与仁爱等多种性格的二重组合单元，而由于两极对照中又有心理中介与感情中介的联系，因而形成犁然有当的性格运动。

在成功的文学作品中，不仅主要人物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次要人物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例如《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具有自己复杂的性格对照系统，而次要人物晴雯、袭人等，也都有自己的性格对照系统。以袭人为例，她既恪守奴才的本分，全心全意地尽奴仆之职，但也流露出对自己“奴才命”的不满。她对主子极其温顺，似有逄迎之嫌，但她又同情刘姥姥，惜老爱贫，似无势利之心。她对宝玉既有“从”也有“爱”，既有奴仆对主子卑微的恭顺，也有青春少女对恋人真实的痴情。袭人性格内里包含着美丑、善恶的对照，这种对照是由很多二重组合单元互相交叉构成的，因此，袭人的性格也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袭人的性格塑造与晴雯的性格塑造，都是非常成功的。她们两人形成一种性格对照，让人感到她们的性格虽然清晰，但又不是一览无余，没有人为的对照痕迹。这就因为她们自身的性格是丰富的，其内部也有对照，也有联结，也有统一，深层结构中蕴涵着许多一家独有的内容。这些内容既确定又不确定，既复杂又深邃。这样，她们的性格外部对照，由于自身性格内涵的丰富，而获得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系，尽管作家可采取多种对照手段，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物性格内部的对照和组合。

（节选自刘再复《红楼梦悟》，有删改）

材料一：

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与人类自身的艺术创作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在于是否用“身体”创作。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之所以是“人工”而不是“人类”，就在于它不具备人类的身体。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深度学习的应用，人工智能的计算、学习、推理等能力具有了质的改变和提升。但即使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身体的某些功能，它终究不是人类的身体，而艺术创作与人类的身体具有密切联系。

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的感知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动力。艺术创作的触发是由艺术家主体和外部客体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清代画家郑板桥画竹，正是因为他看到了“院中之竹”后，“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这个“画意”就是艺术创作的冲动。艺术家的身体对外界环境具有一种能动的选择性。这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是不同的。虽然人工智能现在也可以通过看图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微软小冰2017年就具有了“看图创作现代诗”的技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的“看”与人类通过身体的“看”具有本质的不同。人工智能的“看”与其说是一种“看”，不如说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所看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关于事物的数据、程序、编码等内容。通过分析所“看”之物的数据，人工智能再调动内存数据库，找到合适的模型、编程进行所谓的“艺术创作”。

艺术家的身体状态影响着艺术创作过程。艺术家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整个身体都会进入到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状态。如中国古代诗人写诗之前强调要进入到“虚静”的状态。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将自己的想象、情感、志向、思想等内容通过艺术表达出来。而对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来说，其艺术创作过程仅仅是数据的整合、模型的筛选等计算、推理过程。人工智能并不知道自己所“创作”的艺术为何物，对于它们来说，这些艺术仅仅是冰冷的数字与毫无温度的符号而已。与艺术家有生命的人的身体不同，影响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是它数据库的大小以及学习能力的强弱。

艺术家在创作艺术的过程中，也在改造着包括身体在内的整个自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当人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毫无疑问，艺术创作也是人类的一种劳动实践，艺术家在艺术创作的实践过程中，一方面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艺术对象化出来，另一方面对象的特质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对主体形成了某种反作用。正所谓“文如其人”——文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时“人如其文”——人也会受到文的反作用。但是，对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过程来说，即使它可以对人工智能产生一定影响，这种影响也仅仅是人工智能对艺术创作的经验和情感的积累，而且这些积累是作为一种数据和符号保存在人工智能的储存器之中，这显然与人类本身的艺术创作截然不同。

以上从身体的角度对艺术家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区别进行了比较，并认为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的“身体”不同于人工智能机械化、数字化的“身体”。正因如此，我们才认为人类的艺术创作不可能被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完全取代。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终究还是人类的艺术创作，只不过这里的媒介不再是人类的身体和基本的艺术创作工具，而是变成了具有某种智能的工具而已。所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积极作用可以表现为：一、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智能化、模型化与便捷化；二、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可以使艺术品种类更加多样化，让人们的艺术欣赏具有更多选择性；三、为艺术创造提供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张新科《艺术、身体与人工智能》）

材料二：

在媒体沟通会现场，技术团队展示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冰的部分绘画作品，不论是构图、色彩还是虚实，小冰的作品都已经趋近于真人的绘画表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从现实的数据学习中融入了一定的情感表现能力，同时，因其对200余位艺术家画作的全面学习，还能在小冰的画作中看到人文历史的独特视角。相关专业人士评价小冰画作：构图很好，静物抽象的涂抹，动物造型的表现能力，艺术的感觉很准，假装不经意的表现。看起来极其不经意，但是该到的点都到了，而且又都能点到为止，整个画面随意而灵动，敢于大虚大实，敢于让很多东西淹没在黑暗之中。

在小冰的命题创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系列中，观众可以惊喜地看到很多绘画先贤的“复活”：比如使用弗兰茨·马尔克的笔法绘制的在稻田中停落的飞机；比如好似莫奈绘画的人物徜徉在花海中，远处却是明灭的灰霾城市。可以想见，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一定会给视觉艺术的发展带来更多可能。

可以这样认为，人工智能在创造领域的探索并不应以击败人类为目标，而应着眼于在达到与相应人类创造者的同等水准前提下，充分发挥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优势，开启“高度定制化”的内容产业未来。

（摘编自“中国美术家网”）

材料一：

数字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对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来说，横在他们面前的，首先是三道数字鸿沟。“接触鸿沟”——互联网接触难，依然是很多老年人数字生活的第一道障碍。“使用鸿沟”——互联网使用难，成为目前老年人数字生活的最大障碍，严重限制了老年人的数字红利获得感。“知识鸿沟”——网络信息辨别难，是老年人数字生活面临的新困境。很多老年人跨过了“使用鸿沟”，但因数字素养不足而无法深度融入数字生活。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困境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的结构性制约。一是中国互联网社会化进程的压缩导致老年人数字社会化不足。互联网引入中国至今不到三十年，智能手机与网络平台的大规模社会应用也不过十年左右。网络数字技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快速更新，老年人难以跟上技术迭代和数字社会转型步伐。二是互联网企业的技术研发设计更偏好中青年群体，对老年人需求特征关照不足。例如在医疗领域，几乎所有大型医院都开通了网络平台，但实际操作上要求完成一系列流程手续。这些烦琐的技术流程让大多数老年人望而却步，无形中抬高了老年数字生活的技术门槛。三是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在改革创新过程中的技术效率偏好，导致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制度性排斥。在数字技术赋能的信念下，一些单位机构一味地追求数字化的技术效率，而减少线下的服务供给，这对老年人的公共服务可及性与公平性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弥合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帮助他们更好融入数字生活、分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值得给予足够的关注。

要将数字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有机统筹结合，为数字化精准赋能老龄化提供顶层设计。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规划为指引，从老年群体的主体特征、核心需求和应用场景三个维度出发，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规划指导。要突出问题导向，树立技术效率与社会效益兼顾的长线思维，分层分类解决老年人在数字生活中的痛点问题。还应始终坚持“数字底线思维”，在数字技术目前还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公共服务领域，不减少或适当增加传统的线下人性化服务途径。

要激励引导互联网企业和平台面向老龄时代的技术创新和软硬件研发设计，为老年人有效融入数字生活提供科技支撑。要重视老年用户的需求感受，突出“数字技术适老化”和“场景服务智能化”的应用创新导向；加强公共服务平台的多元化技术支持，以解决老年人普遍面临的数字使用能力不足的难题。与此同时，针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点需求场景，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高频事务与服务的系统平台功能集成，不断提升涉老场景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主动解决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可及性和普惠性。

在社会参与层面，政府、家庭、社区与公益组织等多方主体应协同参与，努力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术使用意愿、应用能力和总体素养水平。一方面，应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建设和涉老平台服务的规范监管，加大对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信息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家庭代际的数字反哺功能，不断提高老年人的数字信息获取能力和网络数字素养水平，让更多的老年人融入和享受数字化时代的美好生活。

(摘编自《数字化与老龄化共振中的难题何解》，《光明日报》2021年4月27日)

材料二：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老龄化的突出特点是“超级老龄化”，即超大规模、超快速度、超早阶段和超稳结构。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特点是与数字化进程几乎同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老龄化与数字化的“共振”，这就引发了新的挑战，即老龄化和老龄社会背景下的代际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和群体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种，即横亘于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之间的数字鸿沟，指老龄群体与年轻群体之间由于数字化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行为阻隔和代际进一步隔阂的趋势。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是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与技术应用和社会规制之间的不适应，涉及面非常之广，如技术、商业、教育、公共政策、社会伦理、文化心理等。

要解决与代际数字鸿沟相关的各种不适应，一是要提高老年人数字化能力；二是要创新和改善数字化产品和应用，倡导科技向善、科技普惠和科技适老；三是要以新的社会规制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要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制度层面的创新，转化为抑制或矫正代际数字鸿沟的创新性社会规制，加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互动，推动构建与老龄化和老龄社会相适应的公共政策，让制度、社会规制或公共政策成为新的数字红利、数字普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代际新数字鸿沟，应倡导建立以全龄包容为导向的设计、评估与服务体系。从设计者角度看，在物理或数字化产品和界面的设计中，应充分注重面向老龄人群的设计、评估和服务理念，充分考虑老龄人群的身体机能行动特点和日常生活习惯。从使用者角度看，应鼓励并帮助老龄人群接触各类新技术产品，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

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事。面向未来，对老龄化、老龄社会的准备与应对，正在成为企业、城市、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既是挑战，更是机遇——不可估量的超级机遇。

(摘编自《代际数字鸿沟，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共振”中扩大》，《中国日报》2021年3月2日)

材料一：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动力蓄电池累计退役量约20万吨，2025年累计退役量约为78万吨。为保障电池回收，工业和信息化部2018年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应承担动力蓄电池回收的主体责任。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27家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在江苏省设置了698个回收网点，但当前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场仍存在多重难题。

（摘编自田野《约20万吨新能源汽车电池退役如何避免“爆发式污染”》）

材料二：

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的乱象，说到底还是因为在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链后端的电池回收体系的建设和造车速度形成了脱节，车企、回收企业的经营缺少成熟规范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2015年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跨越的关键节点，而一般来说，动力电池的使用周期正好在5年左右，这意味着行业爆炸式增长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已经全面来临。

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并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和补贴，原本是因为它更节能环保，但如果行业快速增长导致污染问题不断突出，这本身是和新能源的发展初衷相背离的。因此，针对电池回收等行业乱象，必须直面其风险和隐患，在制度层面趁早完善。

比如在回收企业门槛方面，考虑到白名单企业和中小企业、作坊之间的环保投入差距，在退役电池的回收上，前期是否可以考虑加大对白名单企业的补贴力度？或者加大对技术创新企业的补贴力度？另外，电池回收的准入门槛是否可以考虑设置强制性的标准，以此来避免鱼目混珠的局面。

再比如，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应该有基本的身份编号，依托现在的大数据基数，实现从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的全流程的可追溯，通过流向管控来避免大量退役电池流向黑市。

类似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应该随着行业发展而不断落实。无论如何，新能源汽车毕竟是一个高速挺进的风口行业，在前段造车环节要大力投入，在末端的零部件报废退役处理上更应该提前考虑，及时完善规则，避免行业无序扩张带来的各种污染风险。

（摘编自熊志《退役电池流入黑市，新能源造车要警惕末端污染》）

材料三：

市场是以利润为导向的，动力电池回收市场也是如此。客观上，动力电池设计制造本身就很复杂，其退役之后的回收拆解也对技术要求很高，若形成自动化拆解生产线，就需要高成本投入。就目前来看，正规回收企业由于前期投入大，需要数量足够多、价位足够低的回收电池来摊薄成本，但这一点很难实现。目前网上出现各种电池回收渠道，其回收价格比正规渠道要高出不少。比如，某平台商家回收三元锂电池的报价为1.5万元/吨，这个价格比正规回收企业的报价高出了近50%的水平。巨大的价差必然导致退役动力电池被黑市截流。

退役动力电池流向不可控的私人领域，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由于电池拆解需要很高的专业技术，而私人作坊根本达不到要求，对电池拆解很难控制，造成环境污染在所难免。有环境专家称，一块20克的手机电池，可污染3个标准游泳池容积的水，而一块电动车的废旧电池，则会污染30多公顷土地。如果汽车用动力电池被小作坊任性处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将非常可怕。另外，通过透支环境和安全，小作坊获得了成本优势，这会反向推高动力电池收购价，而正规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运转，有时不得不向小作坊收购退役电池，这种市场状况无疑会助长回收黑市扩张，形成恶性循环。

不管是从行业发展角度还是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动力电池“善终”问题事关重大，马虎不得，必须未雨绸缪，早做规划。考虑到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技术要求高又涉及多个行业领域和众多企业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汇聚多方力量，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就要求政府方面要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引导产业规范发展。一方面要细化政策，强化落实，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生产和销售商参与动力电池的回收，形成合理的电池回收机制；另一方面要出台电池技术标准，引导企业生产标准化动力电池，为后期回收再利用奠定基础。同时，要加快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标准体系建设，规范溯源管理、梯级产品管理、报废及惩罚管理等制度。只有让动力电池真正做到“善终”，电动汽车才能当得起环保之名。

（摘编自胡立彪《退役潮来袭！ 20万吨退役电池如何安放》）

材料一：

中国行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系列”，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问一号”，后续行星任务依次编号。

“天问”出自《楚辞》，以之作为工程名称，厚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易于广大群众接受，便于记忆和传播，也彰显了中国人迈向更远深空的决心和毅力，引导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理想情怀。

专家表示，研究火星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启示。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环境最为相似的行星，火星不仅有大气，也有适宜的温度，还和地球有着相似的自转周期。研究火星与地球的异同，互为参考，是极具价值的基础研究。

（摘自冯华《“天问一号”离火星还有多远》，《人民日报》2020 年 04 月 25 日）

材料二：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将于今年 7 月搭载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这次探测的任务目标是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巡视探测目标，开展对火星全球性和综合性的探测，并对火星表面重点地区进行精细巡视勘察。一次发射同时要完成环绕、着陆、巡视3 种探测目标，实属“少花钱，多办事”。一举多得的背后，是复杂的技术和较高的风险，国际上也鲜有先例。

“火星是人类未来移民的首选地”毋庸置疑，人类“第二家园”这一诱惑实在太大。不仅如此，研究火星地质、表面成分的长期演变过程，岩石和空气、水的相互作用等，有助于我们理解火星生命可能存在和消失的原因，进而分析和预测地球的未来。4000年来，火星也从最初的遥不可及，到遍布人类的探测器，火星探测的任务次数甚至已经超过了同期的月球探测项目。然而，至今全球火星探测成功率大约为40%，火星探测最大的难点在于“恐怖7分钟”——在进入、下降与着陆过程中，要在7分钟内将探测器的时速从2万千米降低到零。这需要融合多种减速手段才能实现，包括气动外形、降落伞和反推等，也需要自主导航控制技术来保证。

（摘自于紫月《天问一号：在探火路上来一次“后发先至”》，《科技日报》2020年5月22日）

材料三：

面对跨越式突破带来的各种难题。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简称北京中心）的任务型号团队勇闯难关、赢得挑战：

采用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压缩地火时空距离。为了突破因地火距离太远而产生的信号超长延迟的“瓶颈”，北京中心采用超大变时延开环控制技术，设计了全新的超远距离测站捕获模式。

采用地火空间精密定轨与预报技术——全面掌握“天问一号”位置。型号团队设计了首次火星任务轨道动力学公用库和精密定轨原型软件，以仿真打靶的方法完成全过程定轨预报精度分析。

采用火星车遥控操作任务规划技术——精准遥控、科学开车。火星车具有一定的自主能力，但是它要前往的目的地、选择的路径以及路途中的各种动作，都需要地面工作人员提前告诉它。在这方面，操作团队就要扮演好“先知”的角色，通过对当前火星车所处环境的掌握、分析和规划，预测路径的安全性，否则石块、沙丘都可能对它造成“致命伤”。

（摘自宋星光等《“天问一号”：中国首次火星之旅》，《解放军报》2020年7月10日）

材料一 

面对重大灾害、困难，文艺的作用不言而喻。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量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优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斗志、慰聚人心方面的独特作用。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该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呢？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抗疫一线，千里之外的菜农驾车将万斤蔬菓捐献运送到疫区，年轻护士因长时间的封闭工作疲惫不堪却仍然冲锋在前、恪尽职守……全国人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形象真切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写《红楼梦》组曲之时不可能穿越到古代，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名篇佳作，关键在于对内容的深入体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立象以尽意”，也是这个意思。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

最后，应抱有更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一方面抗击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再者，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中当然也暴露出了一些价值观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在高远的艺术理想中，通过恰当的艺术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抱有远大理想，同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这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都是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注入新的动能，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有删改）

材料二 

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筑就高峰？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当然，筑就高峰还需具备多方条件，比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与读者进行充分交流；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到时代的深处、生活的腹地中去思考，等等。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作家艺术家要有贡献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创造，对艺术创作始终保持热情，潜下心来，不被功利主义左右。

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作家要穿透纷纭驳杂的表象，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认识生活，理解时代。这是作家的天职，也是文学的天职。

（摘编自《冯骥才专访：作家艺术家要勇担时代责任》，有删改）

材料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电视剧以表现时代、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着一个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故事”。

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亲爱的翻译官》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和身临其境感。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而“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虚空”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公德意识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且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耽于梦想等；只有少量作品如《春风十里不如你》《如果蜗牛有爱情》《一起同过窗》有着较强的生活实感，体现了青年人应有的思想格局。

（摘编自戴清《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有删改）

材料一：

“我们来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题。”习.平总书记在参加政协联组会时，回应中西部教育差距、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学生沉迷网络游戏等教育热点问题，引发广泛共鸣。总书记强调，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现实中，大搞教育商业化，制造教育焦虑，抬高教育成本，都背离了教育公益性原则，把教育作为一门生意来经营，必然弊病丛生、贻害无穷。最近，一名教育工作者唐江澎说的一段话刷屏了：“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给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幸福，造福国家社会。”教育，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过程，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过程，“分数”远远不是成长的全部。打造高质量的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离不开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老师“教好”，学生“学好”，学校“管好”，家庭和社会“育好”，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就会越走越好、行稳致远。（摘编自《从两会“教育热点”感知民生温度》新华社，2021.03.07）

材料二：

良好的教育生态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的参与，全国政协委员韩平说：“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不是始于学校，终于学校，而是始于家庭，终于社会。”良好的教育生态不仅要体制机制健全，还要有健康平和的舆论氛围。“找一线名师，学解题大招”“想要好成绩，就找好方法”……每次一打开电视，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就会觉得很焦虑，电视台黄金时段被各种在线培训机构塞得满满当当。她说，受经济利益驱使，少数媒体在“家校社”协同育人方面，不仅没有发挥积极作用，反而为补习机构推波助澜。她认为要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和问责，媒体对校外培训机构包括对线上教辅APP的宣传，要有标准审核、质量保证和追责机制。

（摘编自《家校社如何做好“教育合伙人”》《中国教育报》2021.3.10）

材料三：

“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表示：应尽快在市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情况、开班情况、学生名单、培训内容、任课教师、上课时间、收费标准统一录入平台。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工商学院院长牛三平建议依法促进规范发展，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市场违法惩处力度等方式，确保在线教育行业的发展和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牛三平认为，立法可明确准入资质审查门槛，重点解决合法合规办学、高素质师资队伍问题。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蒋昌忠表示，要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课后服务能力，强化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减少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看待青少年培养培训和成长成才。

（摘编自《校外培训乱象难治理，代表委员们提出了这些建议》未来网.2021.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