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咸阳市百灵中学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第二次月考试卷

“中庸”辨析

张岱年

    ①以前曾经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庸”。对于这个问题，应略作辨析。

    ②“中庸”观念是孔子提出的，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对于中庸的含义无所解释。但是说“中庸之为德”，而不是说“中庸之为道”，足证中庸是指一种修养境界，而不仅是指一种抽象原则。孔子又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是较高的品德，应与中庸同义。孟子说：“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尽心下》）不说中行而说中道，中行、中道，当是同一意义。总之，中庸、中行、中道，应具有同一含义，指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

    ③《中庸》篇有云：“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所谓执两用中应即对于中庸的解释。《说文》：“庸，用也。”中庸即用中，指随时运用中的原则，处事恰如其分。孔子尝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后儒解释中庸为“无过无不及”，是正确的。

    ④“中庸”观念包含一种认识，即许多事情都有一定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就和没有达到这个限度一样。这就是“过犹不及”。有些事情，确实如此。如饮食衣着以及睡眠之类，确实是“过犹不及”。但是，许多事情的限度是随时代的演进而改变的。例如所谓 “君臣之义”，过去认为是必须遵守、不可逾越的。但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打倒了君权，使人类历史大大前进了一步。又如中国封建时代排斥所谓奇技淫巧，阻碍了自然科学的进展；近代西方实证科学长足进步，技术远远超过了前代，促进了文化的高度发展。在历史上，在一定的范围内，超越传统的限度，往往可以实现巨大的飞跃。如果固守“过犹不及”的中道，就不可能大步前进了。因此，“中庸”观念，虽然在过去曾经广泛流传，但是实际上不能起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中庸”看做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⑤近代西方国家都宣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如法国人民鼓吹法兰西精神，德国人民提倡日耳曼精神等等。中华民族必有作为民族文化的指导原则的中华精神。古往今来，这个精神得到发扬，文化就进步；这个精神得不到发扬，文化就落后。正确认识这个民族精神之所在，是非常必要的。

孔孟（有删节）

黄仁宇

    ①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把孟子比做柏拉图。

②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③孔子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④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喜欢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⑤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①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②，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两段文字分别节选自《孟子·梁惠王上》第1、5章）

       孟轲，驺(zōu)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后有驺子之属。

    （节选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注释】①比：为，替。②耨：nòu，锄草。

      韦凑字彦宗，京兆万年人。永淳初，解褐婺州参军事。徙资州司兵，观察使房昶才之，表于朝，迁扬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罢仁寿令豪纵数犯法交通贵戚吏莫敢绳凑按治杖杀之远近称伏。入为相王府属，时姚崇兼府长史，尝曰：“韦子识远文详，吾恨晚得之。”六迁司农少卿。忤宗楚客，出为贝州刺史。睿宗立，徙太府，兼通事舍人。景云初，作金仙等观，凑谏，以为：“方农月兴功，虽赀出公主，然高直售庸，则农人舍耕取顾，趋末弃本，恐天下有受其饥者。”不听。凑执争，以“万物生育，草木昆蚑伤伐甚多，非仁圣本意”。帝诏外详议。中书令崔湜、侍中岑羲曰：“公敢是耶？”凑曰：“食厚禄，死不敢顾，况圣世必无死乎？”朝廷为减费万计。出为陕、汝、岐三州刺史。开元初，欲建碑靖陵，凑以古园陵不立碑，又方旱不可兴工，谏而止。迁将作大匠。诏复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凑谏曰：“传云：‘必也正名。’礼：祖有功，宗有德，其庙百世不毁。历代称宗者，皆方制海内，德泽可尊，列于昭移，是谓不毁。孝敬皇帝未尝南面 ， 且别立寝庙，无称宗之义。”遂罢。迁右卫大将军，玄宗谓曰：“故事 ， 诸卫大将军与尚书更为之，近时职轻，故用卿以重此官，其毋辞！”寻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会洛阳主簿王钧以贼抵死，诏曰：“两台御史、河南尹纵吏侵渔，《春秋》重责帅，其出凑曹州刺史，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久之，迁太原尹，兼北都军器监，边备修举，诏赐时服劳勉之。及病，遣上医临治。卒，年六十五。

（节选自《新唐书·韦凑传》）

除夜宿石头驿

戴叔伦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