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中2021-2022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5月月考试卷

戏曲史是一门年轻的学问。中国第一本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戏曲史著作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出版于1915年。《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论将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若在这一系列中再加上明清小说，就完整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我们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这种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20世纪30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50年代徐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已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之杂剧院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这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还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直到世纪之交，随着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理论和经验的不断累积，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经验越来越丰富和充实，戏曲史的研究才终于不再仅仅是戏曲作品的文学史、音乐史，或者戏曲名伶的个人艺术成就史，而更成为一部广阔的社会生活史。戏曲史的研究，从这时才刚刚开了个头。

（摘编自《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读书》2019年1期新刊）

每当远征月球的宇航员重返地球时，都会戴上大口罩，举起双手，什么也不触碰地走入无菌箱。无菌箱被高高吊起，悬渡到休斯敦的另一个密封室里，等待四十天检疫隔离期满。在此期间，人们不安地看着被接种了疫苗的动物和培养的组织，害怕真的出现什么凶兆。直到这长长的灭菌隔离仪式完成之后，宇航员才能重见天日。

假如月球上有生命，我们首先要怕它，必须提防着它，免得沾染上什么。或许是一个细菌、一条核酸链、一个酶分子，或者是一个狡黠的无名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人类单凭想象认为陌生的异类绝非善类，一定要把它关起来甚至杀死。

真是奇事一桩，我们竟能全盘接受这种做法，好像这是遵从了某条自然法则一般。但有一些碎片化的证据说明我们错了。事实上，已知的大多数生物之间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不同程度的共生关系。共生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在共生关系中，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有利于生存的帮助，同时也获得对方的帮助。这种关系对生物的生存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种生物若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亲近、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加入“球籍”而孤独地等待。

据估计，我们真正熟知的微生物，很可能只占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相互依赖的、密集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供给营养、维持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控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现有的技术还不允许我们把微生物一个个地分离出来，单独培养，正如我们不能把单只蜜蜂从蜂巢取下，而使它不致像脱皮的细胞般干死一样。

细菌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在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提供了相当好的模型。它们靠合作、适应、交流和以物易物生活。那些生活在昆虫组织内的细菌，比如跟蟑螂和白蚁的含菌细胞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菌类，看上去好像是寄主身上的特殊器官。至今，我们还不清楚它们为那些昆虫做了什么，但已经知道，如果没有它们，这些昆虫是活不长的。

今天，共生关系还影响着大多数海洋生物。比如海葵附着在寄居蟹所寄居的螺壳上，通过寄居蟹的运动而扩大其取食范围，反过来，寄居蟹可以利用海葵的刺细胞来防御敌害。

然而，在调节动物关系的过程中，生物界有时会有一些貌似即兴的“发明创造”，但即便是在必须争个输赢的情况下，也未必是一场战斗。西奥多用一系列实验证明，将两个同种的海扇放在一起密切接触时，其中较小的一个总是先解体。这种自我毁灭，是由裂解机制调控的一种自我解体行为，完全由较小者控制。它没有被逼退战场，没有一败涂地，也没有弹尽粮绝，它只是自愿退场。知道生物界还有这样的事，虽然未必会感到舒服，但尚算是情理之中的意料之外。

在进行组织培养时，将遗传学上毫无联系的细胞放在一起，无视种的不同，融合成一些杂种细胞，这乃是一种自然趋势。炎症和免疫机制的强大设计，一定是为了把我们这些生物彼此分开。如果没有这些复杂的机制，我们或许已进化为某种在地球上四处流动的合胞体，那么，大地上连一朵花都不会生发出来了。

（摘编自刘易斯·托马斯《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有删改）

富人通常是些怪人

[捷克]伊凡·克利玛

阿洛伊斯·布达是个富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便盖起了家庭别墅，比当时法律规定的面积整整超出了三倍。他离过一次婚，跟第一个老婆生了两个儿子，跟现在的老婆生了一个女儿。儿子长大成人后，每年只看他一次。第二个老婆是个运动员，滑雪、骑马、打网球、高尔夫、游泳，样样精通。她还算会持家，夫妻二人都不给对方添麻烦。

布达爱钱胜过一切。女儿出嫁时，他送给女儿一辆价值五十多万克朗的汽车。这份重礼让女儿很惊喜，她几乎相信这是父亲出于对她的爱。布达认识很多人，但没有真正的朋友。快到六十岁的时候，他开始体力不佳，食欲不振，他去看医生，果然得知了坏消息。

人的零件大多无法更新了。他开车去瑞士银行和德国银行取出了全部现金，锁在自己的保险箱里，准备去医院住院。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他上了手术台没能活着回来，保险箱里的全部现金怎么办？经过左思右想，最后他将这全部现金藏在自己的几双旧鞋里，然后当着妻子的面，把这些旧鞋装进了一个大盒子，让妻子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送到医院去。

外科手术大夫将布达的腹腔打开，发现已毫无希望，大夫们又原封不动地将他的腹部缝合起来。大夫给他开了一大堆药，护士小姐每天过来给他打吊瓶，可他还是一天比一天更乏力。妻子送来了一些生活用品和那个大盒子，一束鲜花和一瓶煮水果。他对鲜花和吃的不感兴趣。妻子一走，他打开盒子，看到了藏在旧鞋里的那些钱。妻子每周来看望他两次，有时出嫁的女儿也来。一次他的大儿子也来了。每个人都会给他带些什么，等他们一出病房，他就将那些他们带给他的东西扔进垃圾筐。

在布达住院期间，换了好几位护士。他觉得她们长的都差不多，他主要靠头发的颜色来区分她们。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护士叫维拉，她说话的声音竟让他想起自己童年时年轻的母亲。维拉也很会安慰他，经常会对他多说几句，家里阳台上的草莓已经成熟什么的。一次维拉给他输血后，他求她在旁边坐一会儿。这是违反规定的，但她还是答应了，她坐在他身边，抚摸着他的手背。他问她平时是怎样生活的，她对他说着话，他感受到维拉嗓音的温柔，感觉着两人手的触碰，她答应搬一盆家里阳台上的花给他送来。

第二天她真的送来一盆水仙花，又挨着他坐下说话。他问维拉缺不缺什么东西？有没有汽车？她说她从来没想过有辆汽车，她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的条件只够偶尔买一袋西红柿。他本想问她生活是不是过得不舒心，可一阵巨痛猛然袭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他神志不清了。

半夜他稍微清醒时，床头柜盒子里那一大笔钱成了他的心病，他想该不该把它捐给慈善组织？或者留给他的老婆，让她去奢侈挥霍？夜里他想到了维拉，他非常希望明天是维拉当班。

第二天果然是她，维拉给他带了鲜红的苹果。他谢了她，咬了一口，在嘴里嚼了好久好久。

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依然温柔地同他说着话。半夜他睡不着，想着自己可能要死了，突然升起一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把这几百万块钱送给护士维拉。

第二天，维拉提到了自己的未婚夫，叫马尔丁，是位小提琴演奏家。又过了一天，他的病情加重了。维拉来看他，他对她说，我要报答您。维拉说，如果您感到好一些，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她摸了摸他的额头，他觉得自己很累，他想告诉她，快去找公证人。就在当天晚上，他死了。

医院让维拉将床头柜里的东西全掏出来，列上清单。维拉照办了，列了十八项。在第十一项列出的物件是：几双便鞋和几双袜子。布达妻子来医院领死亡通知单时，医院将清单交给她，她瞟了一眼清单。最后几年丈夫已经让她讨厌，他遗留的破烂就更让她厌恶了。她收起了装有三百克朗的钱包，开车离开医院直接来到垃圾场，将丈夫这些东西扔进垃圾场。

当天晚上，维拉护士和小提琴手约会，她告诉他，布拉格的大富翁布达死了。

他给了你什么吗？

没有，他的钱包里只有三百克朗。

富翁们都是一些怪人。他说，不知把钱给谁了？

上帝知道。她说，他临终时都没有一个人来握他的手。

（有删改）

高祐，字子集，渤海人也。祖展，太祖平中山，内徙京师，卒于三都大官。父谠，从世祖灭赫连昌，以功拜游击将军，赐爵南皮子。祐博涉书史，好文字杂说，材性通放，不拘小节。以祐招下邵郡群贼之功，赐爵建康子。高宗末，州东郡吏获一异兽，献之京师，时人咸无识者。诏以问祐，祐曰：“此是三吴所出，厥名鲮鲤，余域率无，今我获之，吴楚之地，其有归国者乎？”又有人于零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宋寿’。寿者，命也，我获其命，亦是归我之征。”显祖初，刘义隆子义阳王昶来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时谓祐言有验。高祖从容问祐曰：“比水旱不调，五谷不熟，何以止灾而致丰稔？”祐对曰：“昔尧汤之运，不能去阳九之会，陛下道同前圣，其如小旱何？但当旌贤佐政，敬授民时，则灾消穰至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选举，不采识治之优劣，专简年劳之多少，斯非尽才之谓。宜停此薄艺，唯才是举。又勋旧之臣，虽年勤可录，而才非抚人者，则可加之以爵赏，不宜委之以方任。”高祖皆善之。出为持节、辅国将军、西州刺史，假东光侯，镇滑台。祐以郡国虽有太学 ， 县党宜有黉序，乃县立讲学，党立小学。又设禁贼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盗发则连其坐。初虽似烦碎，后风化大行，寇盗止息。转宋王刘昶傅。以昔参定律令之勤，赐帛五百匹、粟五百石、马一匹。昶薨后征为宗正卿而祐留连彭城久而不赴于是尚书仆射李冲奏祐散逸淮徐无事稽命处刑三岁以赎论诏免卿任还复光禄。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议谥曰炀侯，诏曰：“不遵上命曰‘灵’，可谥为灵。”

(节选自《魏书·高祐传》，有删改)

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

辛弃疾

客子久不到，好景为君留。西楼着意吟赏，何必问更筹？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百川流。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华幽。中州遗恨，不知今夜几人愁？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 ，决策尚悠悠。此事费分说，来日且扶头！

【注释】此词写于1178年秋天，作者在湖北转运副使任上，同好友马叔度游月波楼，为和马词而写。

理科生应当多提升一些人文素养，文科生也应多了解一点科学知识，这种通过选修课来实现文理互补的教育制度设计，无疑值得肯定和推广。近些年来选课似乎有些“变味”，现在大学生选课普遍开始“挑食”——选课更偏向于选修与就业相关度高、易得高分的课，选择拓展、兴趣类课程的却总是（    ）。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    ），学生在学校规则允许范围内的选课（    ），但从高校育人的根本任务来说，“功利性”选课无疑违背了当初设立选修课制度的初衷。

选课“功利化”的板子不能全打在学生身上，加强选修课质量管理与制度创新，让选修课变得有趣、有用也应同步提上日程。当前大学生思维活跃、视野开阔、视角敏锐，再加上在新媒体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接收和表达渠道，那种灌输式的课堂教学根本不能吸引他们的兴趣和共鸣。因此，选修课要有趣，有趣并不是说老师要一味迎合学生的口味，而是要通过生动形象的讲授来达到传播知识的（    ）。同时选修课要有用。学生喜欢选对就业有利的课，因为有用。其实还有更广义的“有用”。比如拓宽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素养，提升学生思辨能力或者动手能力等。

山楂是多年生木本植物，多为野生，在亚洲、欧洲、北美洲有许多品种。山楂在中国古代又称为猴楂、鼠楂，因为“猴、鼠喜食之”。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野生山楂可以食用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并没有加以人工培育而成为人类的主要果品。其原因可能在于它的酸味。其实，         ， 但为什么人们还是感觉山楂比苹果、梨酸很多，甚至经常被它“酸倒牙”呢？这是因为山楂果肉中含有的有机酸比苹果、梨的含量高出两到三倍，冲淡了糖的甜度，        。

曾国藩说：“成大事者做事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熬，不断进取，一步步走，不要急躁，慢慢熬。”林语堂说：“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评书名家单田芳，总结人生就一个字：熬。

请结合材料和生活，以“熬”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