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2018年高考语文二轮专题训练：专题8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传记

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北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两岁的成思危随全家到达香港。面对破碎的山河，父亲成舍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之余经常咏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对幼年的成思危言传身教。

    聪颖好学的少年成思危从小饱读诗书。鲁迅、巴金、茅盾等著名进步作家的经典著作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里觉慧的形象成为少年成思危的榜样和心中的偶像。他曾写下“不羡纨绔逐声色，敢凭愚顽补苍天”的诗句，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广州解放后，满怀报国理想的成思危毅然决然地抛弃优越的家庭生活1951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带着简单的行装，跨过罗湖桥，回到了内地。

    成思危到广州以后，进了叶剑英当校长的南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后又在民船业工作一年。船民们生活环境的恶劣深深震撼着成思危年轻的心。他深切感到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对于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是多么重要。结束在民船业的工作后，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后又转到华东化工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1960 年，年仅 25 岁的成思危就担任了研究室的副主任，主持研究工作。当时，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和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新中国的禁运名单。刚刚进入科技领域的成思危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潜心于对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之中。他担任过专题组组长等职务，翻译了大量有关资料和论著。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的硼砂产量已达数万吨，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除了进行硼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成思危还主持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等科研项目，还指导了汽车用高分子材料的研究。他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

    “文革”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成思危被免掉了研究室主任的职务，从事一般科研工作，还当了几个月的锅炉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不愿浪费宝贵的时间。这期间，他继续攻读数学、化学、锅炉学等书籍，自学了法、德、日3门外语，还巩固和温习了英语和俄语。

    “文革”结束后，1981年，成思危做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抉择，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管理学。这一年他46岁。一些好朋友劝他：资本主义的管理玩意学了也没用，不如趁着在化工界已有的名气去海外镀个金。成思危却认为，中国的科技固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学。

    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的他，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得抱着字典花几天功夫。虽然困难重重，成思危还是坚持着。留学第一年他就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并赢得美国经济研究及教育基金会奖学金。他用一年三个学季再加上两个假期，念完了六个学季的课。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当他把最后一学期的成绩单给他从台湾赶来已八十多岁高龄的老父亲看时，成绩单上是三个A一个A＋。一生都不肯轻易表达情感的老父亲也喜不自禁：“没想到你50岁的人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 ”

    1984年成思危学成归国后，做了大量的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讲座，向国人推介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理念。

    年底，已近60岁的成思危准备退休去教书。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孙起孟动员无党无派的成思危加入民建。孙对陈说：“你在全国政协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最高层根本听不到，你想，一年中有多少政协委员在发言，领导不可能都看到都听到。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发言，那就有机会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这是最好的方式。”这一番话成功地打动了成思危，让他成为民建一员，后来又成为民建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成思危为风险投资在我国的健康发展奔走呼号，尽心竭力。如今，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已拥有 360 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资金超过1206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获得风投资本的国家。他本人也被媒体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对此，成思危表示过誉了，他只愿意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的积极推动者。

    在自己的众多头衔里，成思危说只有学者是永远的。不改学者本色的成思危更寄望科技工作者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更多地从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去选择研究课题，成思危说：“不说空话、套话，更不能说大话、假话，一定要讲真话、实话。”

（摘编自龙巧玲、丁丹《成思危：皓首穷经情满腔》）

【相关链接】①2011年，71岁的成思危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每天凌晨6时许起床，午夜方寝，节假日和晚间都在学习。“我从不懈怠，做了十年的副委员长，从未去北戴河度过一次假。”②成思危对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小莉说：“我觉得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能够用我的知识，用我的思想，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来促进国家的发展。”他还援引了孟德斯鸠说过的那句话：“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③领导民建中央的11年中，成思危作出了许多决策。他说：“尽管这些决策还有一些不够完善之处，甚至可能影响到个别地方组织和某些同志的利益。但我敢向大家保证，这些决策都是出自公心，都是为了民建事业的大局而作出的。”

（以上均摘选自杨瑞春、张立《解读成思危政治人生：治学从政摸着良心过河》）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丁西林：君子不器

    丁西林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又是出色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8部独幕剧、9部多幕剧，其独幕剧的创作堪称典范。他出现在中国现代喜剧的肇始期，初试戏剧之笔，就表现出了一种艺术上的成熟，显出“凤毛麟角一般的可贵”。

    1914年负笈英国入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1919年获理科硕士学位。学成归国后，受聘入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物理学教授兼任理预科主任。后多次被选为物理系主任，他极力延聘优秀人才，使物理系一时人才济济，成为一时之盛。他大力提倡实验工作，以树立理论与实验结合的优良学风。他讲授物理课，首倡采用中文编写讲义，并从事整理和订正物理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译法，以利于国人吸收西方科学。他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十年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尊敬，培养了不少学有专长的人才。

    1927年丁西林出任设于上海的物理研究所所长。白手起家，经费很少，所需各种器材、设备和书刊均必须从国外购进。他毫无惧色，精心规划，刻苦经营，至抗战前，已建立一批实验室和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他任所长期间，坚持艰苦奋斗，锐意创新，功绩斐然，深得中研院长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和所内人员的尊敬。

    丁西林自幼喜爱文艺，留英期间阅读了大量欧洲名著。归国后业余从事戏剧创作，成为“五四”以来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一只马蜂》主旨在于批判守旧思想、宣扬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但和当时流行的注重作品的社会意义的“问题剧”不同的是，没有常见的阶级矛盾的双方、水火不容的敌我，而是以一种轻松、幽默、含蓄的风格表现主题，让人物在一连串的反话与谎话中表现自己，使剧情变得轻松活泼。丁西林对人物的态度也较温和，他用一种既嘲弄但又不乏爱护的态度描写每一个人，表现出一种温和轻松的幽默品格。

    作为常年从事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科学家，丁西林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都不可能不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理性逻辑所渗透。而用这套思维去观察、思考、表现出来的生活，自然也具有一种别样的色彩。

    物理学对研究者的观察能力的培养使丁西林在从事戏剧创作时形成了优越的“喜剧审美定势”。正是这种发现与挖掘能力，使丁西林像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从“找房子”“偷烟”“赔花瓶钱”这些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作为以严密逻辑推理为基本工作要素的科学家，他对逻辑关系的掌握是熟练的，而当作为一位戏剧作家，他便在作品中自如玩弄与破坏着生活中正常的承接与因果，从而使偶然性出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被自然化解，产生独特的喜剧效果。

    丁西林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的感受，必须经过思考，必须有味。喜剧的笑也不同于闹剧的哄堂、捧腹，而是“会心的微笑”。丁西林一般不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夸张，更不求助于外加的笑料。他的独幕喜剧大都情节单纯，人物不多，也没有大的矛盾，但能把握住剧中的喜剧性“种子”，形成核心情节。在剧情展开上，也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有鲜明的层次和节奏。他很重视喜剧的结尾艺术，每每在全剧矛盾冲突已经结束之后，又出人意料地添上一笔，进一步强化喜剧效果。他的语言，幽默俏皮，挥洒自如，毫无斧凿痕迹。

    建国后，丁西林先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多种职务。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新编戏曲等。他的独幕喜剧久演不衰，北京人艺多次把他的《一只马蜂》《压迫》《三块钱国币》搬上舞台。

    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宝贵的一页。

相关链接：①丁西林在20年代以至整个中国话剧史，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现代话剧是以悲剧为主体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喜剧作家之一；中国现代话剧的主要代表作大多是多幕剧，而他却执著于独幕剧创作的艺术实验。（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②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学者，丁西林通常面对的是抽象宏观的物质世界、超越人类之上的自然界的根本规律，因而培养了客观冷静的处世态度，不仅可以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在黑暗中能看到光亮，在不可笑中发现可笑，让可笑变得更可笑。（郑以然《行走在物理与戏剧之间》）

傅抱石

叶兆言

    我不懂画，谈画家只是把画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来欣赏。傅抱石是首任江苏国画院的院长，在南京待了许多年。傅抱石的故事中，屡屡要被南京老一辈文化人提起的，就是他爱喝酒。他有一方印章上写着“往往醉后”，这真是非常有趣的酒徒表白。

    我不知道傅抱石最后是不是死在酒上，我只知道他死于脑溢血，自然是十分意外的，在同一个月里，他还去了上海，拟为新的国际机场作画，可是在月底，便死于南京寓中，终年只有61岁。

    傅抱石是苦孩子出身，他的父亲流落南昌以修伞为业。他读小学的时候，发现同学们的书包里都带着一本小康熙字典，羡慕得眼睛发亮。后来傅抱石生了一场不小的病，在病中最念念不忘的，仍然还是这本小字典。一本小小的字典成了傅抱石童年的全部理想和寄托。他的父母不忍心，咬牙买来了小字典，有了小字典，傅抱石的病也好了。

    用天才来形容大艺术家，是一个最俗气最没见识的着眼点。一个人所以成了应该成的样子，首先是因为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于行家来说，傅抱石被人津津称道的，是那种破笔尽情挥扫涂抹的“抱石皴”。这是傅抱石能成为一代宗师最独到的地方。傅抱石早年迷恋石涛，曾编过《苦瓜和尚年表》，以后又完成《石涛上人年谱》。然而他仅仅“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很难说他的画哪一笔是石涛的。没有自己的东西，永远成不了大画家。傅抱石17岁时自号抱石斋主人，从此“抱石”逐渐掩盖了他自己的本名。他去日本留过学，学成归国，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以后名气越来越大，酒也越喝越多。傅抱石的画现在已成收藏的大热门，往通俗里说，他的画如今很值钱。1984年，他的《唐人诗意》以港币160万元卖出，到了1989年，《九张机图》又以310万元港币成交，这些数据都是包装傅抱石画的最好材料。

    关于傅抱石，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他的画外功夫。他除了把主要精力用在绘画上，竟然写了近二百万字的文章。傅抱石的文章并不是什么应景之作，很多文章都有很强的学术性，像《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中国国民性与艺术思潮》，一些即使丝毫不会绘画的人，凭这样的论文，也足以去混一个大教授的头衔。

    1933年，年轻的傅抱石还在日本留学，日本的一位美术史专家伊势一郎写了一篇文章谈中国画史，这篇文章引起轰动，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傅抱石细读了这篇文章，发现许多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方，当即写了批判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面。到了抗战期间，傅抱石又在那篇批判文章的基础上，写成《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之研究》，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上。文章发表后，对当时的抗日宣传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被称为“在学术上也战胜敌国的重要发现”。

    “文化大革.命”以前，很多画家的名气，都是因为他们曾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作画，给老百姓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有机会在人民大会堂留下自己的一幅画。我最早知道傅抱石，就是通过他和关山月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代表作，事实上，这幅将近五十平方米的巨画，只是傅抱石完成的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有趣的是，这幅画的整个创作过程，对傅抱石这样的大画家都是新尝试，因为新，所以趣味盎然，笔有一米多长，像一把大扫帚，调色用大号的搪瓷脸盆。

    傅抱石的幸运是他躲过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前，他已经离开人世。对1949年以后出现的新中国，他始终充满激情，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情况的发展和自己预料的完全不一样。他一直在努力地改造自己，然而，即使他已经死了，也逃脱不了他画过许多黑画的罪名。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在第一师范期间傅抱石开始读一些古代画史画论方面的著作。当他读到记述石涛《瞎尊者传》中的“我用我法”时，傅抱石茅塞顿开，并对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思想欣赏不已。为了表达自己对石涛的情有独钟，他不仅刻制了“我用我法”的印章，还开始用“抱石斋主人”作为自己的别号。（《傅抱石先生与他的国画》）②近来，我常常喜欢把别人唾骂的“文人画”三个字来代表中国画的三原则。即“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傅抱石《壬午重庆画展自序》）

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吴春燕  季轩

（一）学者报国

    “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一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二）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三）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

冯其庸的“大国学”

    1924年，冯其庸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常说，自己是“稻香世家”。后来，他家的客厅里高挂着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匾额——瓜饭楼，那是冯先生的书斋名，为的是不忘早年“以瓜当饭”的艰难岁月。

    因为家贫，加上时局动荡，读书变得艰难，也变得奢侈。1937年，日寇占领无锡，学校关闭，冯其庸失学了。后来他又曾几度失学。就是上学期间，也是半农半读，无法专力读书。兵荒马乱中，最初唯一可读的书是一部因学校关闭没来得及还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后来，他千方百计地借书看，书给冯其庸打开了另外一扇门，让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读《论语》《孟子》《史记精华录》《三藏法师传》《古文观止》《聊斋志异》等，都是在小学之后、初中之前。此时的中国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之中，冯其庸经济上虽然贫困，但在无锡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得益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浓郁氛围，他的国学基础逐渐牢固。

    1946年初，冯其庸进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开始接受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在当时西风劲吹的大环境下，无锡国专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上，几乎是一枝独秀。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最强调经典教育，通识课与经典课并重。比如《国学概论》《文学史》《中国文化史》等都是通识课，而《论语》《孟子》《史记》《楚辞》等都是选修课，此外还有各类专题学术讲座。

    在无锡国专，冯其庸亲承朱东润、龙榆生、钱仲联等名师的教诲，领略了大师们学术的深厚与精良，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学术研究的意义和无穷乐趣。后来，冯其庸在总结无锡国专对自己的影响时，深情地写道：“生我者父母，长我者母校也。”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女中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都从这里起步；所有的磨难，都在这里发生。在历次运动冲击过后，冯其庸留下了累累硕果。他的学术研究，涉及红学、西域学、书画、戏曲等领域，用任何现代学科来概括这些都很困难，或许，只有用“国学”这个词语来概括最为合适。

    2005年，冯其庸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首任院长，他一生的国学积累，终于找到了安身之所。作为首任院长，冯其庸为人大国学院设计了最基本的规范：一是导师制，加强师生的联系；二是游学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培养扎实学风；三是办国学论坛，领略大师风采，博采众家之长。冯先生当初倡导的三个规范，至今都在人大国学院施行，对于国学的未来，冯其庸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学术成绩永远是有限的，教育的希望才是无限的。他认为，后生才是国学的希望，中国文化的希望。这是学者的情怀，也是教育家特有的情怀。

（摘编自孟宪实《冯其庸的“大国学”》、叶君远《冯其庸传》等）

相关链接：①冯其庸先生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随玄奘，十上天山。近年来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②有一些学者认为，传统的经史子集、乾嘉以来的经学学派等等才是国学；但是我觉得，经史子集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学问。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成该算国学。今天的国学要更新，更新不是排除里头什么东西，而是要吸纳更多的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到我们的国学的范畴罩来，使我们研究国学的人能够视野宽阔，不是仅仅拘泥于传统的乾嘉以来的经史子集。（《风雨平生  冯其庸口述自传》）

学海珠玑，唐音永存

    2017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五，我的导师霍松林先生逝世了，他逝世的消息一下子震动了学界，震动了艺坛。先生走过了人生的第97个春秋，他的一生平淡而又非凡。他曾说：“我这一辈子很简单，就是围绕文学，做了读书、教书、写书三件事情。”

    霍先生12岁以前是在父亲教诲下苦读、苦学的。父亲先教霍松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然后循序渐进，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古文观止》《千家诗》等。那些经过反复背诵、后来逐渐弄懂了的东西，涉及文史哲等许多方面，这就在不知不觉之中给他培育了广泛的学习兴趣。

    1945年7月，霍松林考入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评价霍先生这段学习时说：“时胡小石、卢冀野、罗根泽各以一专雄长盘敦，松林俱承其教而受其益。于诗尤得髓于汪方湖，于词则传法乳陈匪石。”在大师级教授的熏陶下，他在文学的海洋中恣意畅游，对音韵学、训诂学、诗学、词学、曲学以及文学理论批评史等刻苦钻研，而且逐渐“由博返约”，形成了研究中国诗史或中国诗歌理论批评史的想法。

    霍先生教书生涯长为70多年。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辞世，他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半个世纪。在文学院的文汇楼大厅，先生题写的“扬葩振藻，绣虎雕龙”八个大字寄寓着他对人才培养的热切期望。20世纪50年代初，教书首先从编写教材入手，当时，霍先生接手文艺学，无教材、无参考资料，但他克服困难，从头搜集和阅读有关资料，至1953年秋，几经补充修改，先生完成了26万字的《文艺学概论》，就这样，我国便有了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艺理论教材。

    霍先生被教育界同仁誉为“关西孔子”“海内儒宗”。2014年，鉴于他几十年来为学校发展与建设作出的杰出贡献，先生被授予“陕西师范大学杰出贡献奖”，奖励100万元人民币，他随即拿出奖金设立了“霍松林国学奖学金”，奖掖后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5年，霍先生先后培养了20多名硕士和70余名博士，遍布全国各地，大都成为所在单位教学科研的骨干或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学界称之为“霍家军”。

    所谓“写书”，就是从事学术研究。霍先生有句名言：“我的岗位工作是教学，所谓研究，其实是备课。” 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必须求真求是，甚至要敢冒风险。

    自1958年开始，霍先生就因他曾经出版的《文艺学概论》受到冲击。“文革”之初，又因曾发表《试论形象思维》一文，抄家、游街、扫厕所，到最后关牛棚、劳动改造，然而，十余年的“蹲牛棚”，也没能改变霍先生的学术个性。平反之后，霍先生又写了《再论形象思维》的长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

    霍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建立在他雄厚的文艺理论基础之上。他自己除撰有《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等著作之外，还整理了大量古代文艺理论著作，如校注《滹南诗话》《瓯北诗话》等，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名篇详注》等。霍先生经常引用《南齐书•文学传论》的一句名言鼓励学术创新：“若无新变，不能代雄。”霍先生与弟子傅绍良合著的《盛唐文学的文化透视》，开辟了盛唐文学研究的新领域，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学海珠玑光简册，诗坛星月耀乾坤”，这是霍先生1982年献给首届全国唐诗讨论会的诗句，今天用来概括先生的学术风范也十分恰当。先生离开我们了，但“唐音”永存，他的著作将永远流传、光照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