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2022年高考语文真题汇编：专题07 实用性文本阅读

材料一：

    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指运用各种方法延长可移动文化遗产寿命的专业性活动。保护技术推进的核心是找到与遗产变化状况相适应的保护方法，以便及时对藏品进行预警、干预，使藏品保持健康的状态。在此过程中，预防、治理、修复三个方面的技术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预防是所有的减缓文化遗产恶化和损毁的行为的总称，它涉及光照度、环境条件、安全、防火和突发事件的准备等方面。治理是通过外界的干预直接作用于可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是为了消除正在损毁遗产的外界因素，从而使遗产恢复到健康的状态。根据可移动文化遗产遭受“病痛”情形的差异，治理技术可以分为杀虫、去酸、脱水和清洁等类型，修复是对已经发生变形或变性的遗产进行处理，使之恢复到原有的形态或性质。修复的内容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二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

（摘编自周耀林《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

材料二：

以温度25℃、相对湿度50%为标准寿命（设其指数为1.00），计算在温度15℃、35℃和湿度10%、30%、70%条件下，纸张的寿命和标准寿命的倍数关系，结果见下表：

（摘编自李景仁等《图书档案保护技术手册》）

材料三：

    毛里求斯是非洲一个岛国，位于赤道南部的西印度洋上，气候湿热多雨。毛里求斯拟修复的档案文件，形成于18世纪，文件纸张为破布浆机制纸，字迹材料为酸性烟黑墨水，双面手写，以手感鉴别，柔韧性极差，几乎一触即碎。通过测试数据可知，文件纸张严重酸化。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要求和委托，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和图书修整组的技术人员，对部分档案文件进行了实验性去酸和修复。方案如下：

    ①去酸方案

    酸是纸张纤维发生化学降解的催化剂，能加快纸张纤维的水解反应，使纸张脆化变黄、机械强度下降，直至脆裂粉碎，不能使用。为避免酸性对文献纸张的损害，人们研究了各种去除纸张酸性的方法。根据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损坏程度和特点，技术人员认为采用氢氧化钙溶液去酸法比较好，以氢氧化钙溶液去酸，可根据纸张酸化的程度调节去酸溶液的浓度和去酸时间，去酸彻底，可操作性强，在操作处理过程中也不会使文件出现新的损坏。

    ②修复方案

    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的修复法。用纸浆补书机修补书页，既不遮挡字迹又能增强纸张强度。但纸浆补书机法也有其不足，如对书页的边缘残缺处和书口的断裂处补后的强度不够，主要原因是书口的断裂处及书页上的裂口缝隙过小，使得纸浆难以通过，边缘残缺处的纸浆与书页的连接方式属单侧直线连接，不够牢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纸浆补书机与边缘、局部裱相结合显然是必要的。

    档案文件修复后，纸张的强度和柔韧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原来一触即碎的文件纸张，现在不但可以正常翻阅，甚至可以拿起抖动。对于文件修复前后的变化，毛里求斯大使馆人员表示惊讶，称之为“魔术般的变化”。

（摘编自周崇润等《关于毛里求斯档案文件的去酸与修复》）

材料一：

    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中国工程人员数十年来在桥梁建设工程中作过许多努力，有过很多成续，钱塘江铁桥就是中国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规模巨大的铁路桥梁。五十年前的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其后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也是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的，这就不可能使我们系统地积累自己的桥梁建设经验，没有能组成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中国的桥梁建设事业也就长期停滞不前。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改变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面貌。三年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人员和地质人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国家大大力支持，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既考虑了最经济地建设桥梁，又考虑了航运等有关部门对利用长江的要求，选择了最合理的线路和桥式，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工程还将用自己的材料由我国自己的人力来建设，因此，这个工程也将是我国一座最好的桥梁建设学校，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摘自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1954年2月6日）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对于这座目前世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而言，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组组沉甸甸数据的支撑，全长55公里，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长5.6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海底隧道最深处距海平面46米，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对接海底隧道的每个沉管重约8万吨，世界最重的沉管；世界首创深插式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创新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7项创世界之最，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在这一大国重器的背后，不光有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汗水，更有不少为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团队。如今，如今，中国的桥梁和高铁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走的世界的一张名片。而随着这张名片一同递出的，是我们身为国人的自信心。

（摘自王忠耀等《港珠澳大桥背后的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以信息化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先技术，创造具有感知储存能力、学习判断能力的智能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等，扩展、延伸工程建设者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控制能力及作业能力，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人机一体化智能建造系统，使工程建设更为安全。智能建造平台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层组成。感知层是基础，借助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采集各类数据信息，类似人的眼睛等感官；网络层利用光纤通信网等技术，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传输至数据层，类似人体神经系统；数据层中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借助数据库、云存储等智能存储手段，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和共享；应用支撑层是运算中心，类似于大脑，实现数据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形成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辅助工程建设者进行决策。

（摘编自林鸣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探索与实践》）

天津的开合桥

茅以升

    开合桥就是可开可合的桥，合时桥上走车，开时桥下行船，一开一合，水陆两便，是一种很经济的桥梁结构。但在我国，这种桥造得很少，直到现在，几乎全国的开合桥都集中在天津，这不能不算是天津的一种“特产”。南运河上有金华桥，于牙河上有西河桥，海河上有全钢桥、全汤桥、解放桥。这些都是开合桥。为什么天津有这样多的开合桥呢？

    对陆上交通说，过河有桥，当然是再好没有了。但是河上要行船，有了桥，不但航道受限制，而且船有一定高度，如果桥的高度不变，水涨船高，就可能过不了桥。要保证船能过桥，就要在桥下预留一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虽在大水时期，仍然能让最高的船通行无阻。这个最小限度的空间高度，名为“净空”，要等于河上航行的船的可能最大高度。根据河流在洪水时期的水位，加上净空，就定出桥面高出两岸的高度。如果河水涨落差距特别大，如同天津的河流一样，那么，这桥面的高度就很惊人了。桥面一高，就要在桥面和地面之间造一座有坡度的“引桥”，引桥不仅增加了桥梁的造价，而且对两旁的房屋建筑非常不利。这在城市规划上成了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便是水陆文通之同的一个矛盾。为了陆上交通，就要有正桥过河，而正桥就妨碍了水上交通；为了水上交通，就要有两岸的引桥，而引桥又妨碍了陆上交通，因为上引桥的车辆有的是要绕道而行的，而引桥两旁的房屋也是不易相互往来的。在都市里，除非长度有限，影响不大的以外，引桥总是一种障碍物，应当设法消除。开合桥就是消除引桥的一种桥梁结构。天津开河桥多，就是这个原因。

    开合桥的种类很多，一种是“平旋桥”，把两孔桥联在一起，在两孔之间的桥墩上，安装机器，使这两孔桥围绕这桥墩在水面上旋转九十度，与桥的原来位置垂直，让出两孔航道，上下无阻地好过船。一种“升降桥”，在一孔桥的两边桥墩上，各立塔架，安装机器，使这一孔桥能在塔架间升降，就像电梯一样，桥孔升高时，下面就可以过船了。一种是“吊旋桥”，把一孔桥分为两叶，每叶以桥墩支座为中心，用机器转动，使其临空一头，逐渐吊起，高离水面，这样两叶同时展开，就可让出中间通道，以便行船。一是“推移桥”把一孔桥用机器沿着水平面拖动，好像拉抽屉是一样，以使让出河道行船。

    开合桥桥面不必高出地面，不用引桥，但开时不能走车，合时不能通船，水陆交通不可同时进行。特别是，桥在开合的过程中，既非全开，又非全合，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水陆都不能通行，这在运输繁忙的都市，如何能容许呢？因此，在桥梁史上，开合桥虽曾风行一时，但在近数十年来，就日益减少了。

    那么，开合桥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呢？应当说，有几种改进的可能：一是将桥身减轻，改用新材料，使它容易开动；二是强化桥上的机器，提高效率，大大缩减开桥合桥的时间；三是利用电子仪器，使桥的开合自动化，以期达到每次开桥时间不超过3分钟，如同十字道口的错车时间一样。这些都不是幻想，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实现。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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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摘自习.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材料二：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责任，随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有效推进，贫困概念和反贫困的理论不断发展。精准扶贫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以人为本、赋权提能、参与合作的反贫困思想，并将该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

（摘编自王介勇等《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材料三：

    贵州省江口县通过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文化，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探索了一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江口县以“天下名岳之宗”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申遗为契机，创建区域品牌，大早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梵净山周边的自然村落风景优美，少数民族居多，这里保留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因此江口县引进多家旅游企业，创建景区、中国传统古村落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形成了旅游产业群。另一方面，江口县发展规模化生态农业，重点扶持生态茶和冷水鱼等项目。江口县引进了专业的企业，由企业负责研发、技术指导、标准认证、茶叶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同时在景区周边删去开发茶园，实现“茶旅”互动，促进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摘编自谢玉梅《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光明日报》2019年5月8日）

材料四：

    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的澜沧江在云南省境内长达1200多公里，这条大河流经云南两岸的山区正是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里拥有成片的古茶园，其中不乏树龄在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古茶树。居住在这一流域的布朗族、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以茶为生，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民族茶文化，近年来，云南省把茶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产业引导扶持，将其视为促进农村脱贫攻坚、茶农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政策扶持方面，重点茶产区各级政府对茶产业发展给予政策倾斜，各级财政加大对茶产业的投入扶持力度，重点打造区域品牌，做大做强普洱茶、滇红茶、滇绿茶三个品牌。与此同时，为解决云南茶叶销路不畅、困扰茶农与消费者的卖难买难问题，云南从省里到市、县都在努力搭建多种销售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助力茶产业成长壮大。

（摘编自《茶产业托起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梦》，《光明日报》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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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习.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际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之一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职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

（摘自韩鑫《新基建如何加速落地》，《人民日报》2020年6月7日）

材料二：

    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化升级，新基建的谋划布局早已展开，为何要选择此时按下“快进键”？

    这一决策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客观需要，更是在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科技与产业变迁大趋势基础上作出的战略抉择。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疫情期间线上需求的集中爆发，展现了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带动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潜力，客观上也打开了新基建的窗口期。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有基础设施体系的不适应问题更加凸显，基于新时代新使命，基础设施体系也必然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加速推动新基建，价值不仅在眼前。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有一定超前性，投资新基建，实际上是投资未来，服务长远。新基建是围绕科技这一经济新硬核掀起的基础建设浪潮，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大“数字动力”，为高质量发展蓄能。

（摘编自吴月辉等《为新基建注入强动力》，《人民日报》2020年6月8日）

材料三：

    中国出台经济扶持计划，以帮助国家摆脱疫情引发的危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表示，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6000亿元，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这一金额看上去是天文数字，但以中国的标准而言不足为奇，这表现出的更多是审慎。考虑到至少最近一年经济形势和疫情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没有匆忙将资金注入经济。他们从2008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吸取了这一教训。

    在一揽子应对危机的措施中，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扶持提供了超过70%城市就业的中小企业，为此中央政府将向税收优惠、贷款利率和自然垄断产业关税补贴投入资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国没有宣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目标。

    大部分投资不会用于道路和桥梁，而是用于被中国理解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一代信息网络、5G应用、数据中心、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中国将力求借这一机会，建成向“工业革命4.0”过渡的基础设施。

（摘编自《俄媒关注：中国“新基建”助力“工业革命4.0”》，《参考消息》2020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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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要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熊育群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和情感进行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限制，将人物置于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中，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

    本报特邀《收获》杂志副主编、《钟南山：苍生在上》责编钟红明和作家熊育群做了一次对谈。

    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部门希望我来写钟南山，我自己也有写作的冲动。于是，通过钟南山的助理得到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

    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了钟南山过往的大量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烟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都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

    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

    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

    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就是——“时间与空间”“泪水”“挫折”“敢医敢言”“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

    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

    钟红明：现在有些人避用“报告文学”而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

    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

（摘编自《对话〈钟南山：苍生在上〉作者》，《文汇报》2020年5月13日）

稻米传奇

文慧

    谁是稻米的最早驯化者？对于这一问题曾一度众说纷纭。瑞士的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最早提出水稻栽培起源于印度。虽然他也曾提过，在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中国，水稻作为“五谷”之一很有可能已经被种植，但因为在印度被发现的栽培品种更多，所以彼时流行将印度定为栽培水稻的起源中心。直到1917年，中国南方各地发现的稻种数量已经与印度不相上下，水稻原产于中国的发声就开始日益响亮起来。20世起70年代，浙江余姚县河姆渡村发现的7000年前人工栽培稻遗址备受瞩目。一方面，它推翻了中国稻米由印度传入的说法，证明中国才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另一方面，人们发现早期的中国在黄土高原地区农耕文明发源较早的同时，其南方也开始早早萌芽了自己的农业文化。2011年，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与纽约大学合作开展了一项水稻DNA基因研究。研究表明，栽培水稻的起源时间大致在公元前8500年前，地点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在这里，野生稻米被驯化为粳稻，中国的粳稻随后由商人和农民传到印度，与恒河流域的野生稻杂交之后变成籼稻，后又传回中国。由此，中国水稻种植起源说算是铁板钉钉，华夏祖先才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为稻米种植带来勃勃生机。跟随北方移民一起南下的，还有他们先进的种植技术，这些技术与南方的湿润气候与丰厚土壤一拍即合，大片蛮荒之地变成万顷良田。经过隋、唐、五代到宋朝的不断经营和开发，江南的稻米逐渐成为维系国力的最重要因素。

    可以说，中国稻米的栽种史是一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史。从人口历史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数量从未超过6000万，与之对应的，是从商周时期到汉唐时期中国北粟南稻，粟居首位、稻居其次的格局。而伴随中国历史上几次人口南迁带来的南方土地开发，稻的地位开始超越粟。特别是从11世纪起，源自越南的占城稻传入中国，与本地的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大大增加了南方稻米的产量，南宋人口也迅速突破亿的大关。随着历史进程中人口的迁徙和流动，以稻米为基础的长江文明与黄河流域的粟作文明交相辉映，前者逐渐发展出了繁荣的稻米文明。到了清朝末年，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国内人口也达到了4亿多。在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稻米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作为稻米的故乡以及最大的稻米产区，中国的稻作技术和稻米文化影响了世界。大约3000年前开始，稻米从中国出发，向北传递到朝鲜，向南影响至越南，2000年前东传到了日本。中国稻米穿越崇山峻岭、漂洋过海，随后陆续传播到西亚、欧洲等地，最终形成了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所说的“稻米之路”。在过去的几千年里，稻米之路不仅为许多民族带去了食粮，更影响了这些国家人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俗，在这个过程中，稻米将中国和整个亚洲连接到一起，最终塑造出独特的“稻米文化圈”。

(有删改）

    在博物馆暂时不能开门迎接观众的时期，博物馆线上展览和网络直播一时间大热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借网络直播由“窄播”到“广播”，多渠道让文物“火”起来，继而“活”起来，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新趋势。观众到博物馆来的传统参观方式，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博物馆日观众量毕竟有限，且外地观众的经常性参观也较难实现。而博物馆网络直播观看数量动辄上百万，实现了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相关的文创产品销量也直线上升。

    一场优秀的博物馆直播绝非一日之功。网络直播要懂得运用网络语言，充分考虑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心理需求。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宝深夜脱口秀”的走红，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受众心理，讲观众听得懂、感兴趣的故事。直播本身没有一定模式，没有固定台词，没有彩排，网友的问题五花八门，这对主播的文化积淀及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专家型主播”往往更受欢迎。另外，吸引眼球的宣传营销也能锦上添花。“三星堆重量级神秘国宝首度亮相”“敦煌壁画临摹现场揭秘”等都在直播开始前吊足了观众胃口。

    近期的博物馆直播效果不错，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让公众在家就可以领略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博物馆直播也并非因疫情影响而临时兴起，而是近些年博物馆信息化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博物馆的深入建设，VR 5G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这一模式。

（ 选自黄洋《博物馆直播大热的冷思考》，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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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禹贡》虽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但也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对见于典籍记载的重要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等都做了记载和简要考证，并不局限于西汉一朝。作者班固比较充分地利用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初具雏形。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也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做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能知道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城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繁荣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沿革地理研究的内容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与儒家经典和传统正史的理解有关的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很多乾嘉学者致力于此。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二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涉及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背后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成为专门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由顾颉刚等发起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起初仍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1935年，《禹贡》开始以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地图编绘、行政区划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环境变迁、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标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材料二：

    历史地理学在以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的庞大家族中，具有独特性，即空间过程和时间过程相结合。英国近代地理学创建人麦金德，主张地理学者应当尝试重建过去的地理，如果不是这样，地理学就只是当代现象的描述，只有加上时间的尺度，才能考察变化的过程，并显示出今日地理只不过是一系列阶段的最新一个阶段。

    历史地理学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的特征，体现了发生学原理的应用，意味着对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的空间关系的研究，要从产生、形成、演变的过程来探寻其规律，这是近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而地理环境的演变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过程，如长江三峡、黄土高原、长江三角洲等地貌的形成和演变，时间之漫长达到十万至数千万年；我国许多城市的兴起距今已有1000年，而像武汉如从原始部落聚居算起，距今已达4000～5000年，从原始城址的出现算起距今也有3100～3600年。这种形成的演变过程，只有全面系统地进行观察和研究，才能探寻出规律性的内容。有了客观的规律，方能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刘盛佳《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

材料一：

    一般来说，阅读是和文字相关联的。当然，人们有时也会把欣赏一幅好画说成“读画”。用在这里的“读”，强调的是欣赏的深度了，就此也微妙地点出了看画与读画间的差异。但是，在网络时代，在网页挤占书页，读“屏”多于读书，纸和笔逊位于光和电，机器的规则代替着汉字的规范，数字的操作颠覆了铅字的权威，“输入”代替着书写的潮流中，在“拇指文化”无限深入人群的今天，在消费的欲望热烈拥抱大众的背景下，“读”和“看”的界限似乎日渐模糊起来。入“网”者众，正如一位著名诗人的著名短诗：“生活——网。”技术的战车把新媒介——数码技术送进人间，使昔日“纸面”凝聚的诸多艺术的神圣性不断被“界面”的感觉颠覆和碾轧。看图被称为“读图”，而这里的“读”已不再意味着欣赏的深度。眼睛在网上快速、便捷的“暴走”，替代着以往细嚼慢咽似的传统阅读，这应该说是一种阅读的革命。

（摘编自铁凝《阅读的重量》）

材料二：

    与文字阅读不同的是，人们在阅读图像出版物时既不需要在“既有的轨道”中理解文本的意义，也不需要遵守传统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久而久之，人类便形成了一种“读图的逻辑”：整体观看。事实上，阅读文字与阅读图像的视线投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当人们在阅读文字时，习惯于将视线聚焦到每一个字词上，然后按照从左到右或由上至下的顺序移动视线，在字与字、句与句的联结中获取信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逐字逐句地读”。但是，当人类面对图像时，其视线往往不会聚焦到某一个点，而是整体性地投射至全部视觉元素，在各个视觉元素的结合、互动与交融中领会图像意义。倘若说文字阅读是字与字“相加”，那么图像阅读便是元素与元素的“相乘”。视觉形象远远不止于对感性材料的机械复制，而是针对现实赋予观者一种创造性的领悟，这种领悟蕴藏着丰富的形象力、创新力。正是由于阅读逻辑的转化，图像在人类思维活动中的比重才得以提升，视觉思维也在读图的实践中慢慢壮大，促进了读者的灵感闪现和意义顿悟。

（摘编自刘晓荷、董小玉《读图时代的阅读嬗变与出版调适》）

材料三：

    语言是线性的、抽象的和思考性的，语言的阅读不但给读者以反思的可能性，而且为读者自己的想象提供了更多空间。相比之下，影视图像的传递是单向的，是从影视作品到观众，它培育了观众的被动型接受；另外，影像的动感超越了文字的静态特性，提供了感性直观的当下体验，同时也取消了观众掩卷沉思的契机。显然，文字性的静观体验被影像动态的感性直观所取代。视觉文化时代的法则是：人们爱看图像更胜于文字。道理很简单，看图是直觉的、快感的和当下的；与文字相比，图像显然更具诱惑力。我们似乎正在冷落那种独自沉思的阅读状态，失去对文字阅读的热爱！这便使得图像的狂欢成为新的文化仪式！

（摘编自周宪《重建阅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