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2020-2021学年七年级下学期语文期末评估考试试卷

思来想去，

我想到了鲁迅先生，

上个世纪初早已为你定名：

那是沉甸甸的四个字，

“民族脊梁”

力（bá）山兮气盖世，

天欲坠时南山（qíng）。

一盏仙壶济世悬，

国有危难立钟（dǐng）。

（选自陈先义《致敬钟南山》）

这学期我们认识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曹操的“ ， 若出其里”让我们领略到他的宽广胸襟；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朋友的牵挂；陆游身陷病榻在梦中却依然牵挂边关，那“_，。”（《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的表述感天动地；孔圣人的“_ ， 。”（《<论语>十二章》）告诉我们应学思结合；杜甫的“_ ， 。”(《江南逢李龟年》)让我读到了他对繁华时代落幕的慨叹。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期，报社向社会征集文艺作品为前线医护人员加油打气，你打算给对联版块投稿，请根据上联，写出你认为合适的下联。

医者仁心，驰援武汉除病去

凡人大爱，

A《西游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长篇神话小说，作者是明代小说家吴承恩。主要描述了孙悟空大闹天宫，唐僧出世和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等故事。 

B《伊索寓言》是世界文学史上流传最广的的寓言故事集。“狼来了”“龟兔赛跑”“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丑小鸭变白天鹅”等有趣故事就出自这本寓言集。 

C《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美国盲聋作家海伦·凯勒的作品。海伦的人生经历是一 个奇迹，而引领她创造这个奇迹，再塑她生命的人是她的老师安妮莎莉文。

D 泰戈尔是印度的伟大诗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作对冰心的影响很大，冰心的《繁星》《春水》就是在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下写成的。

自报家门（节选）

汪曾祺

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在运河的旁边。我们小时候到运河堤上去玩……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我们那里的水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地流着。

我父亲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多才多艺。如果我还不算太笨，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遗传因子有点关系。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跟我从小看他作画有关。我父亲是个随便的人，比较有同情心，能平等待人。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坐饮酒，一起抽烟。他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我的小学是在本县读的。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人问我是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一九三九年，我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到昆明，得了一场恶性疟疾，住进了医院。这是我一生第一次住院，也是唯一的一次。高烧超过四十度。护士给我注射了强心针，我问她：“要不要写遗书？ ”我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晃晃悠悠进了考场。考完了，一点把握没有。天保佑，发了榜，我居然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近年的作品渐趋平实。在北京市作协讨论我的作品的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题为“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这大体上可以说是我现在的文学主张。

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 种（不是唯一的）趋势。

我很重视语言，也许过分重视了。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原载1988年第7期《作家》，有删减）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关于“蝗灾治理历史”采访的一个片段，请仔细阅读完成10-12题。

蝗灾治理历史（节选）

⑴新京报：中国历史中有记载的最严重的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造成了什么后果？

赵艳萍：蝗灾在中国古代被列为三大自然灾害之一，蝗灾的发生是自农业出现以后就伴随而来。历史上严重的大蝗灾，比如清代咸丰年间的大蝗灾，根据我对清实录和方志记录的统计，咸丰在位十一年，共有600多县次大大小小的蝗灾记录，大蝗灾有七年之久。从咸丰二年（1852）广西开始生发、蔓延，最严重的是在1856-1858年，重灾省11个：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甚至西藏也频传蝗害。又如民国时期1928-1935年间，蝗灾发生范围也很广，尤其在1933年，全国12省有蝗，9省为重灾区。

⑵新京报：封建时期的政府有什么管理蝗灾的法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否行之有效？

赵艳萍：封建时代政府的治蝗管理上，渐渐形成了一套严密的体制。汉代时政府就开始派遣官员治蝗，出现了用钱、米收购蝗虫的规定，激励百姓捕捉蝗虫。不过，唐以前“灾异谴告说”流行，很多民众有畏蝗思想，认为这是上天的惩罚，不敢随意捕捉。自唐代开元年间的名相姚崇极力倡导人力捕灭之后，民风大变。

宋代时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治蝗法规——《熙宁诏》《淳熙敕》，捕蝗被列入为各级政府要政，治蝗业绩成为官员升迁考核的内容之一。清代时，对捕蝗官民的权责、法规约束的规定有了更细致的要求，并在蝗发时专设临时治蝗机构——厂或局，设在蝗发地附近，指挥治蝗，同时以蝗易米易钱，处理所收缴蝗虫。具体从事捕蝗的民众，又设有护田夫、农长作为小队负责人，记录受灾地界范围、对捕蝗人员登记造册。

所以，到清代时实际上治蝗管理形成了系统的由上而下监管的机制，治蝗的责任层层分摊，形成纵向连带责任制。不过，由于治蝗政策多层，法令严格，报灾程序繁琐，治蝗地方官也会报怨延误治蝗时机，所以实心治蝗地方官会见机行事，有序开展治蝗，确实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翻看清代康雍乾三代史料能看到治灾系统有序运作，虽然蝗灾记录不断，但是造成大面积蔓延的现象却不多见。只是一遇到政局动荡、治理者怠政时，这些机制都只能是虚设。

⑶新京报：那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蝗灾发生在什么时期呢。现代人应对蝗灾是否有更加科学、有效的手段呢？

赵艳萍：根据农业部的统计，我国蝗虫常年发生面积2.8亿亩次左右，分布在20个省（区、市）的1100多个县（市、区、旗、团场）。其中，飞蝗（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常年发生3000万亩次左右。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新疆等常发区和吉林、黑龙江等偶发高密度蝗群危害仍时有发生。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土蝗常发区 7000万亩次左右，河北、山西、内蒙古、新疆等部分地区时常出现大量土蝗由草滩地向农田迁移，会造成集中危害现象。草原蝗虫常年发生1.8亿亩次左右，内蒙古、新疆等地区连续多年大面积发生，危害草原植被。另外，与我国毗邻的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等国家也时有蝗虫迁入我国边境地区危害，构成一定威胁。

经过多年治理，我国初步实现了“飞蝗不起飞成灾、土蝗不扩散危害、入境蝗虫不二次起飞”的治理目标，蝗灾在我们生活区造成的危害大大降低。

（选自《新京报》2020年2月23日，有删改）

【甲】

卖油翁

欧阳修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乙】

王积薪闻棋

李肇

王积薪①棋术功成，自谓天下无敌。将游京师，宿于逆旅。既灭烛，闻主人媪隔壁呼其妇曰：“良宵难遣，可棋一局乎？ ”妇曰：“诺。”媪曰：“第几道②下子矣。”妇曰：“第几道下子矣。” 各言数十。媪曰：“尔败矣。”妇曰：“伏局③。”积薪暗记，明日复其势④，意思皆所不及也。

（选自《国史补》）

【注释】①王积薪：围棋高手。②道：指围棋布子的位置，唐代围棋棋盘纵横各十九道线，双方均在横竖线交叉点布子。这里婆媳分居两室，都是心中虚设一盘，攻战过程全凭记忆。③伏局：认输。④复其势：复验那盘棋的局势。意思是按自己暗中记忆的，把那盘棋重新布子走一遍。

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

宋•王观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

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