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巷
戴望舒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太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枝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地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她的颜色，/散了她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要求：(1)写出“她”的神态，“我”的心理；(2)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3)语言优美，富有意境；(4)不少于200字。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的记忆
戴望舒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
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
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
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
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
它生存在颓垣的木莓上，
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
在凄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
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
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
它是胆小的，它怕着人们的喧嚣，
但在寂寥时，它便对我来作密切的拜访。
它的声音是低微的，
但是它的话却很长，很长，
很长，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
它的话是古旧的，老讲着同样的故事，
它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唱着同样的曲子；
有时它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
它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
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太息。
它是琐琐地永远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凄凄地哭了，
或是沈沈①地睡了，
但是我永远不讨厌它，
因为它是忠实于我的。
【注】①沈沈：即“沉沉”。
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韩石山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否则你解释不了，一个原来没有想到写诗的人，会在短短十年间，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的诗人。然而，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
徐申如，他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他的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最好的学校，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天才。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一九二三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一九二四年四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是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一九二七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最有名的该是“仇友赤白”“闲话之争”两次大论战。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一九二七年春天，当年在北京的新月社人马，几乎齐集上海，办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又创办《新月》月刊。尤其是《新月》月刊，其贡献不限于文学作品的发表，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讨论，比如以胡适为主，发起的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论争。文学与政治的契合，终于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新月派”。梁实秋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徐志摩与新月派的关系。可以说，有了徐志摩，才有了新月派。
尤可骇怪的是，谁都说徐志摩是位杰出的诗人，梁实秋，不独梁实秋，还有叶公超、温源宁、杨振声，几乎他同时期的所有朋友，却都说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超过了诗歌。不要忘了，现代文学诸名家中，梁实秋留美多年，专门研修文学批评，在这方面，他有足够的自负。“只要一读志摩的文章，就不知不觉的非站在他的朋友的地位上不可。”这是多高的评价！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
（选自《读者》，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