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宋朝建国后,即从海路展开对外贸易。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贸易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北宋的输出品主要是瓷器、杂色帛以及各种矿产品;输入的多半是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如各种香料、药材、犀角、象牙、珊瑚、玳瑁、苏木等。
明代的对外贸易原有“朝贡贸易”和私人经管的私商贸易两种形式。郑和出使海外诸国,实际上是这种朝贡贸易的扩大。私人的对外贸易活动,虽然受到海禁政策的限制,事实上则在继续发展。南洋所产的香料,是进口商品的大宗货物;其次,进口外国的商品中,手工业原料和织纺品为数最多。综观这时从海外输入的商品,并非只是专供皇室贵族赏玩的珍禽异兽、珍珠宝石之类,其中大部分都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也体现了禁海闭关政策中的限制原则。在中外商人相互关系的规定上,外国商人只能和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进行贸易。然而,这二百年中,不但贸易量在不断扩大,而且和贸易发生联系的金融活动,包括汇兑和放款,也有所发展。通过贸易和金融的势力,西方国家逐渐取得贸易的支配权。这个时期中外贸易上的主要商品,在中国出口方面,以丝、茶、棉布为主。进口商品以毛织品和棉花为大宗。
——摘编自范文澜、蔡美彪等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在品种繁多的进口货中,以鸦片和棉纺织品为最大宗。同治九年到十三年(1870~1874)的五年平均数,鸦片占进口货总值的39.2%,棉纺织品占进口货总值的32.2%,鸦片居于首位。经过20年的发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棉纺织品上升为首位,鸦片下降为第二位。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出口主要还是农产品,以茶叶和生丝为最大宗。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几乎全被外国洋行所控制,农产品和原料受到外国商人的压价掠夺。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和英国
中国 | 英国 | |
政治制度 | 封建君主专制 | 资产阶级代议制 |
经济基础 | 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 | 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 |
军事力量 | 装备陈旧、军纪败坏 | 船坚炮利 |
对外政策 | 闭关锁国 | 殖民扩张 |
材料二:1840-1900列强侵华战争及中国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侵华战争 | 中英鸦片战争 | 甲午中日战争 |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 |
签订条约 | 《南京条约》 | 《马关条约》 | 《辛丑条约》 | |
内容 | 割地 | 香港岛 | 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 | |
赔款 | 2100万银元 | 白银2亿两 | 白银4.5亿两 | |
开埠 |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 苏州、杭州、沙市、重庆 | ||
其他条款 | 协定关税 | 开设工厂 | 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严禁中国人民参加反帝活动、拆除天津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 |
1843年协定关税前后主要进口货物新旧税率(%)
货物 | 单位 | 1843年前的旧税率 | 1843年新税率 |
棉花 | 担 | 24.19 | 5.56 |
棉纱 | 担 | 13.38 | 5.56 |
头等白洋布 | 匹 | 29.93 | 6.95 |
二等白洋布 | 匹 | 32.53 | 6.95 |
本色洋布 | 匹 | 20.74 | 5.56 |
斜纹布 | 匹 | 14.92 | 5.56 |
下表为1840年以前中外科技成就所占比例表
年代 |
科技数量 |
中国科技数量及比重 |
西方及其他地区数量及比重 |
||
1至400年 |
45 |
28 |
62% |
17 |
38% |
401至1000年 |
45 |
32 |
71% |
13 |
29% |
1001-1500年 |
67 |
38 |
57% |
29 |
43% |
1501-1840年 |
472 |
19 |
4% |
453 |
96% |
请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表格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予以说明。(要求:看法具体明确,说明须史论结合。)
①具有“离经叛道”的意味
②具有民主启蒙的色彩
③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
④力图探求强国御侮之策。
材料一 传统政府行政虽然从制度设计形式上实现了王朝的安全,但自秦汉以来,家天下统治并没有万世长存,改朝换代仍频频发生。只不过皇权的颠覆大多不是源于行政官员的反叛而是源于基层百姓的造反。传统政府也曾试图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如连坐、保甲等,但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为基层社会被其锻造的特殊绅士阶层所控制,绅士的乡土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基层控制只能通过绅士才能发生作用。州县以下的广大基层社会也正是绅士发挥作用的空间领域。
——摘编自张福坤《论中国古代的绅士自治》
材料二 自治管理在19世纪下半期,分三个阶段迅速发展起来。最初.的推动出现于19世纪中期的叛乱期间,当时地方名流组织了民团,并承担税收和其他通常由官吏行使的地方权力。第二个推动出自叛乱后重建的需要。承担救济与亚建的主要责任的地方人士,把他们在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活动扩大到官府外的管理中属于地方民政结构主要部分的领域。这些活动的经费,主要来自捐赠,即名流和企业的捐助,以及官吏不能完全控制的商业税款。扩展的最后阶段开始于90年代中期,当时有功名者和绅董开始在教育和工业方面从事自强活动。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