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探索国家生存发展出路,实现民族复兴的主要手段。有人据此图示革命、改良、民族复兴三者问的关系(如图)。
──改编自张福运《对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的再认识──民族复兴的视角》
运用中国近代史有关史实,对革命、改良与民族复兴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说明:可以针对革命、改良、民族复兴三者间的关系进行论证,也可以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一:胡适在五四之后,就呼吁“死心塌地”学习西方,不要怕“模仿”,也不必担心“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要敢于承认我们文化的落后,正视我们“百事不如人”。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世界化的路”。1930年又提出:“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充分吸收。”1933年,他说:中国文化的出路“不完全是师法国外的问题……我们可以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自觉改革。”……有人说“胡适是主张自己向着西化的怀抱猛扑,让中国固有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从西化怀里找回到中国本位。”这是一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宣传手法,也是他最崇拜的梁启超惯用的宣传方式。
——摘编自王东等《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
材料二:在明治维新早期,以福泽谕吉为首的启蒙学者,将西方现代国家为参照系,对日本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利,他们很少提及日本人的优点,而是偏重于自我批判。在席卷日本人的文明开化浪湖中,确实出现了盲目崇拜欧美人,完全否定自己的民族虚无主义,首担任外务省的井上馨甚至主张:“化我帝国和人民,恰如欧洲郑国、恰如欧洲人民”的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欧化主义一度使日本人迷失了自我,引起了人民反感。先进的日本学者主张国粹主义,致力于克服前段自我认识的偏差,重折挖掘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优点,尝试全面地对日本人加以评价。但他们并不是顽固的倒退到复古主义,并不反对学习西方,立足于扬长补短,在挖握日本人的优点时,也毫不留情的揭露日本人的弱点。
——摘编自杨宁一《了解日本人》
材料一: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材料二:曾国藩说:“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材料三: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材料四:近代以来,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源于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守,并为此发起了批判旧文化的运动。
材料一:自朱熹评注的儒家经典成为文职人员考试的根据以后,理学成为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帝国官方的正统观念,其结果是为不断增长的社会僵化提供了其所以存在的一个学术性理由。虽然这一理由从根本上有助于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其代价却是形成了压制外界所有独创性和新观念、显得荒谬可笑的因循守旧。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至于三纲五常,为中国之大教,足下谓西夷无之矣,然考之则不然。东西律历,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女子,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
——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
材料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所以危亡,民主和科学所以不能实现,是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所致。陈独秀尖锐的指出: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阻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与社会进步。李大钊发表文章指出,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对于不合适宜的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
——马尚斌等编《中国近代史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