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毒烟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粱启超《爱国论》
材料三 “革命为唯一法门”。“我们必须倾覆满洲政府,建立民国。革命成功之日,——废除专制,实行共和”。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演说》1903年12月
材料四 欲建设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
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
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新青年》
材料 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经历了“古今之辩”和“中外之争”。
梁启超曾说:“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严复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王国维认为:“学问之事本无东西。”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之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从上述材料中选取一个角度,运用中国近代史有关史实进行探讨。(说明:可以就材料中的一个或多个观点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壬寅学制》,该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的、系统的、完整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它是后来的《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的基本蓝本。具体内容是:
“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是《壬寅学制》所规定的办学宗旨。
初等教育。《钦定蒙学章程》中规定儿童从6岁起入蒙学堂,其宗旨是“在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蒙学堂的门目表:修身第一,字课第二,习字第三,读经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蒙学堂毕业后才能升入小学堂学习,小学堂的宗旨是:“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共7年规划为义务教育性质,“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寻常小学堂的课程门目表为: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
中等教育。《章程》规定,中学堂内附设师范学堂,以培养小学堂教习人才。在第三年第四年设实业科,毕业后可以进入一切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中学堂课程门目表:修身第一,读经第二,算学第三,词章第四,中外史学第五,中外舆地第六,外国文第七,国画第八,博物第九,物理第十,化学第十一,体操第十二。同时,在中学堂之外还设有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为高等小学卒业后不愿意再升学的学生所设。
高等教育。《章程》规定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设政、艺两科),于之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仕学馆等;大学堂3年(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书共7科,各科下有分若干专业,如医术科分医学、药学两个专业);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限不定,以从事研究工作为主,不设立课程,学习不再主要依靠讲授,重在自学。
——张倩《张百熙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一: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大地里,……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中体西用”论是相当保守的,是不伦不类的。但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提出了一个改革派和保守派都能大体接受的“说法”。但“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触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维新派把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学说,以此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维新派利用西学来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如康有为在解释孟子“民贵君轻”时认为君权不是神授的,而是民众斌予的,君主是民众的一员,是民众的仆人。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面对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动荡不安、思想的异常混乱,陈独秀率先喊出了民主与科学,以唤醒民众觉悟,自觉自动地争取民主。当把这种本来建立在个体主义基础上的西方文化介绍输入以抨击传统打倒孔子时,反孔批儒的战士却又仍然在自觉不自觉地承续着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的儒学传统。
——摘编自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材料一: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
——摘编自《陈独秀著作选》
材料二:康君枉议辛亥,谓其致国粹之丧失,教化之陵夷,政治之窳败,国命之分亡,诋毁共和,提倡虚君共和。吾等愤然击之。
——摘编自《陈独秀著作选》
材料三:康氏支持洋务,甲午战后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力推变法,实为独主历史潮头之伟人。辛亥之后,坚持皇帝制度,有违历史大潮。就大时代而言,此两者皆为正常康君之左右,皆为人性之常态。
——摘编自胡英时《论人的思想变迁的进步性与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