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中学历史研究性学习小组开展了以“会馆的发展变迁”为课题的研究性学习,收集到下列相关信息,你认为正确的是
清代苏州的“全晋会馆” 江苏盐城盐商会馆
①会馆是管理商业贸易的政府机构 ②会馆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
③会馆的出现与明代商帮密切相关 ④会馆是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场所
史载,清代“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佛山镇至汉口镇……由汉口镇至朱仙镇……朱仙镇最为繁夥,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其中朱仙镇和景德镇位于下图中( )
材料一:在古代中国,大约在距今4000~5000年间,中国黄河流城、长江流城即先后出现了一批早期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区城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各地形成了大批城市,这些城市的出现都是中国统治者为了建立政治中心、军事据点而建立起来的。
——周执前《古代城市发展道路的规律及其社会学意义》
材料二:随着农村商品经济水平的提高,在明代中后期,一批乡村市镇脱颖而出,成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广东茂名梅篆墟,地处水陆交驰的交通线上,各地商人来这里坐肆列市。清初叶梦珠记述,松江府朱泾镇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松江府新场镇以盐场新迁而名,赋为两浙之最,是著名盐业市镇。正德年间《姑苏志》载该府市镇达73个之多,以苏州府吴江县盛泽镇为例,东南至新杭市5里,东至王江泾镇6里,北至平望镇15里,西至震泽镇30里,至南浔镇50里。
——摘编自《中国全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材料三:近代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及城市化率
年份 | 全国总人数(万) | 城市人口数(万) | 城市化率(万) |
1840 | 41281 | 2768 | 6.7 |
1846 | 41724 | 2825 | 6.6 |
1893 | 33671 | 2769 | 8.2 |
1901 | 42645 | 4173 | 9.8 |
1920 | 44715 | 4742 | 10.6 |
1931 | 46884 | 5106 | 10.9 |
1936 | 46962 | 5281 | 11.2 |
1949 | 54167 | 5765 | 10.6 |
——摘编自李蓓蓓等《中国近代城市化率及城市化分期》
请回答:
材料一:在转型时期的几个世纪(15-17世纪)中,英国成功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率先完成了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期间,商人的数量和财富不仅迅速增加,而且社会地位也随之获得了提高……商人还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财富,与英国王权紧密结合,广泛参与国家政治事务,从而使国家制定有利于商人的政策法令……这一时期,英国商人逐渐成为一支数量可观、拥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的重要社会力量,对英国的社会转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商业和商人的推动作用,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的完成是难以想象的。
——白永亮《近代早期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商人及其作用》
材料二:明清商业相对繁荣,其中不乏豪商大贾,而称雄明清商界者又非徽商莫属。明中叶以来三百年间,从其拥有的资金到广泛的影响力,皆为一时之冠,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他们(徽商)一方面耗费巨额利润来促使自己缙绅化,另一方面又将大量财富抛向非生产领域,诸如购置族田,建祠,修家谱,以及提倡程朱理学等,结果不是使徽州产生资本主义,而是成为一个顽固坚持传统宗法等级制的堡垒,这样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只能补充和强化自然经济。
——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和中国》
材料一: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最早记录出现在西汉。汉武帝时期,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分归大鸿胪和少府管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多由皇帝的心腹宦官担任。其首要职责是向宫廷进献海外珍品,兼管海外贸易。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这是中国第一个专管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负责征收舶税,“以助国用”。市舶司最多时有10个,主要设在沿海地区。南宋高宗绍兴末年,泉州、广州和两浙路市舶司年入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国家货币岁入总数的1/5。明朝承袭前代,在主要港口城市设市舶司,以适应海外诸国朝贡的需要,且终明之世,罢置无常。康熙年间,清朝撤市舶司,设江、浙、闽、粤四海关。1757年,除粤海关外,其余三大海关被关闭。
——据傅宗文《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管理传统与早期海关》整理
材料二:在中华民国时期,经过1924——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群众性的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与列强协商,于1929——1934年四次修订税则,进口货的平均实征税率才逐渐提高到27%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商国际贸易业日兴,分享部分利益,但未能改变洋行垄断的局面。1936年,国民党政府应外国政府要求,管制锑、钨等战备物资作为偿还外债之用。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易货偿债范围扩大,国民党政府管制了所有重要出口物资,出口贸易遂大部转入官僚资本之手。旋因东北市场被日本占领,以及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贸易额锐减,到1936年仅有10.5亿余海关两。
——摘编自陈晋文《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