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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的朝代,每一个节日都被宋人发挥到极致。清明节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人们扫墓、颁新火、踏青、荡秋千、蹴鞠、斗鸡、放风筝,各种民俗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寄托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宋朝的清明节的最大亮点应该是蹴鞠。《水浒传》中写高俅球技高超,因陪侍宋徽宗踢球,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诗圣杜甫《清明》诗中说“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诗人陆游《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这说明从唐朝到宋朝清明节都有踢球娱乐的习俗。 蹴鞠在宋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上层踢球已经成为时尚,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皇帝和大臣踢球的情景。宋代社会上还有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宋代的足球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白打”两种方式,但书上讲的大多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一套完整的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已由射门比准向灵巧和控球技术方面发展。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精神,宋代的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做“齐云社”,又称“圆社”。《水浒传》中写到宋徽宗也是“齐云社”的成员。这是专门的蹴鞠组织,专事负责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 宋代清明节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市民携带炊饼出游踏青。宋代民间,习惯把无馅的食品称为饼,用火烤的叫烧饼,蒸的叫蒸饼,面条叫汤饼,油炸的叫油饼;宋仁宗赵祯做皇帝之后,因为宋仁宗的名字叫赵祯,而蒸饼的“蒸”字和赵祯的“祯”字发音相似,那时说话写字都讲究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所以,蒸饼就改称为“炊饼”。在当时的汴梁城里,炊饼是一种大众食品,大街小巷都有卖炊饼的。宋朝把有馅的食品叫做馒头。《水浒传》中武大郎每天早起,挑起做好的一担炊饼出门叫卖。武松离家出行前,曾经交待哥哥武大说:你少在外面,早点回家;原先做炊饼十扇笼,以后只要做五扇笼。扇笼就是蒸笼,可以断定,大郎炊饼是蒸出来,而非烤制的烧饼。宋代炊饼是今天的馒头,绝非烧饼,而馒头却是今天的包子或有馅的点心。 宋朝太学与国子监食堂例行加餐,春秋两季加炊饼,冬天供应太学馒头。宋人笔记言,炊饼深受汴梁城民众喜爱,成为主食。年年清明节,市民携带枣粥、鸭蛋和炊饼,出游踏青。黄庭坚在宽慰病中朋友的书简中说:“病者想渐苏醒能食矣。家园炊饼漫佳,不知堪否?”诗人杨万里题作《食蒸饼作》:“何家笼饼须十字,萧家炊饼须四破,老夫饥来不可那,只要鹘仑吞一个。” 读《水浒传》我们可探寻出宋朝清明节的习俗,除了传统的祭祀祖先外,更多的是纵情取乐,宋朝的节日已经走下了宗教的圣堂,成为老百姓外出娱乐的载体。通过《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出,宋朝商品经济迅猛发展,市井生活恬静和谐。宋朝清明节丰富多彩的民俗展示了宋朝的繁荣富足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摘编自刘传录《从<水浒>中探秘宋朝清明节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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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南方高原上人口分布最广、历史文化最深厚的古老民族之一,彝族有着丰富的祭祀和礼仪文化体系。其中有一项古老而神秘的祭祀表演,就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戏“撮泰吉”。 “撮泰吉”系彝语音译,“撮”意是“人”,“泰”意为“变化”,“吉”意为“游戏、玩耍”,连起来讲就是“人类演变的戏”,简称“变人戏”。每年阴历正月初三到十五是“撮泰吉”演出的时段,演出目的旨在扫除人畜祸患,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每逢演出期间,活动多集中在夜晚,地点则以本村寨为主,有时也会受邀到附近的村寨演出。如今“撮泰吉”演出在大多数地方已经失传,唯有威宁的裸戛村还保留得相对完整。 学界一般认为,“撮泰吉”属于古傩戏的一种。傩戏是多种宗教文化混合的产物,透过弥漫着宗教色彩的戏剧窗口,我们可以窥视到多民族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风貌、古风民俗。然而,“撮泰吉”的传承在当下仍面临着诸多问题。首先是表演者的后继乏力。“撮泰吉”的传承秉持着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原则,但相比从事傩戏表演,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宁愿选择经济效益更显著的外出务工,长此以往,势必发生传承者的断层。其次是投入上的紧缺。据威宁县非遗办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财政投入过少,保护意识淡薄,文化理念落后,常常导致“撮泰吉”的保护丧失动力。再者,专业人才的匮乏和研究队伍的不稳定也不利于“撮泰吉”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撮泰吉”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来就天然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或资本价值。因此对“撮泰吉”的保护并不是作博物馆标本式的封存,而是以活态的形式,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以融入时代的发展之中。管理部门应当明确自身职责,在加大监管和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形成强烈的宣传意识和有效的运作机制。社会方面应积极寻找“撮泰吉”与当代文化的合作开发路径,譬如舞台展示的改进、依附于民族节日进行外向式开发以及和旅游产业的融合等等。这些举措对于“撮泰吉”的生存和生长都将是关键而必要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撮泰吉”的保护,其研究工作却更须谨慎而行。“撮泰吉”虽然存活于崇山峻岭之中,长期与世隔绝,很晚才揭开其神秘面纱,但如今在多方的关注下,仍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异。研究者在田野考察中尤须谨慎“辨伪”,仔细甄别传统沿袭的原生态“撮泰吉”和经过讹误扭曲的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做好“撮泰吉”的传承工作,避免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偏离客观认识的“泛傩现象”。唯有立足本土和本民族进行研究,防止从案头到案头的泛泛之谈,才能真正澄清发生在“撮泰吉”认识上的种种误区,阐明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戏剧发生学上的重要意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8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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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的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了《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这与被《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调教出来的国民醉心于权谋和暴力的审美品味截然不同,而是关注人世间的苦难,并从宇宙的视野加以审视。 佛学的东渐,禅宗的兴起,在中国士大夫阶层引发了心灵的解放,终致中国诗学界异端突起。相对于李白急功近利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苏东坡信笔挥就的乃是心平气和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严羽的《沧浪诗话》顺流而至,借禅宗之名,挑战《文心雕龙》的道统诗学,连同文以载道的诗学传统,但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的美学思想,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诗学追求,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文化的独到贡献,不在于学问的博大精深,而在于识见和思想的不拘流俗。中国数千年文化之所以江河日下,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于审美上的疲乏。而王国维和陈寅恪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对这种审美疲乏的洞察。 (摘编自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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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蒙,密州高密人。未冠,有俊声,急义好施,或一日挥千金。进士及第,调宝鸡尉,知柏乡县。民讼皆决于庭受罚者不怨转运使黄浞闻其名将推毂之召诣行台白事蒙以越境不肯往。浞怒,他日行县,阅理文书,欲翻致其罪;既而无一疵可指,始以宾礼见,曰:“君真能吏也。”率诸使者合荐之。 西将高永年死于羌,帝怒,亲书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至秦,仲武等囚服听命,蒙晓之曰:“君辈皆侯伯,无庸以狱吏辱君,第以实对。”案未上,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汉武帝杀王恢①,不如秦缪公赦孟明;子玉②缢而晋侯喜,孔明亡而蜀国轻。今羌杀吾一都护,而使十八将繇之而死,是自艾其支体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释不问。 迁刑部尚书,改户部。比岁郊祭先期告办,尚书辄执政。至是,帝密谕之。对曰:“以财利要君而进,非臣所敢。”一日,帝从容问:“蔡京何如人?”对曰:“使京能正其心术,虽古贤相何以加。”帝颔首,且使密伺京所为。京闻而衔之。 大钱法敝,朝廷议改十为三,主藏吏来告曰:“诸府悉辇大钱市物于肆,皆疑法当变。”蒙曰:“吾府之积若干?” 曰:“八千缗。”蒙叱曰:“安有更革而吾不知!”明日,制下。又尝有几事蒙独受旨,京不知也;京侦得之,白于帝,帝曰:“侯蒙亦如是邪?”罢知亳州。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白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选自《宋史·侯蒙传》,有删改) 【注】①王恢:伏击匈奴,单于察觉而撤军。汉武帝大怒,曰:“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②子玉:楚成王时为令尹。晋楚城濮决战,楚军败,未遇赦,子玉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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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县人。父承祐,仕南唐,至刑部尚书致仕。慎修少以父任为秘书省正字,累迁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开宝末,王师征江南李煜遣随其弟从镒入贡买宴钱求缓兵留馆怀信驿旦夕捷书至邸吏督从镒入贺。慎修以为国且亡,当待罪,何贺也?自是每群臣称贺,从镒即奉表请罪。太祖嘉其得礼,遣吕使慰谕,供帐牢饩悉加优给。煜归朝,以慎修为太子右赞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记室,许之。煜卒,改太常博士。累迁知湖、梓二州。 淳化中,秘书监李至荐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阁。慎修善弈棋,太宗屡召对弈,因作《棋说》以献。大抵谓:“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为急。仁则能全,义则能守,礼则能变,智则能兼,信则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几可以言棋矣。”因举十要以明其义,太宗览而称善。俄与直昭文馆韩援使淮南巡抚,累迁仓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为两浙巡抚使,俄同修起居注。 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听解记注之职。数月,擢为右谏议大夫、翰林侍读学士。从幸澶州,遘寒疾,诏令肩舆先归。慎修疾虽亟,精爽不乱。托陈彭年草遗奏,不为诸子干泽,但以主恩未报为恨。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赙钱二十万,绢一百匹。上悯之,令有司给舟载其柩归洪州。 慎修风度酝藉,博涉文史,多读道书,善清谈。先是,江南旧臣多言李煜暗懦,事多过实。真宗一日以问慎修,对曰:“煜懵理若此,何以享国十余年?”他日,对宰相语及之,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奖之。当时士大夫与之游者,咸推其素尚。然颇恃前辈,待后进倨慢,人以此少之。 (选自《宋史·潘慎修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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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荣子郁。郁字仲恩,少以父任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郁当袭爵,上书让于兄子泛,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 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迁越骑校尉,诏敕太子、诸王各奉贺致礼。郁数进忠言,多见纳录。肃宗即位,郁以母忧乞身,诏听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迁屯骑校尉。 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礼记》云:‘天下之命,悬于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习。习与智长,则切而不勤;化与心成,则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后;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听朝,四圣维之。是以虑无遗计,举无过事。’孝昭皇帝八岁即位,大臣辅政,亦选名儒韦贤、蔡义、夏侯胜等入授于前,平成圣德。近建初元年,张酺、魏应、召训亦讲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渐教学,而独对左右小臣,未闻典义。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又宗正刘方,宗室之表,善为《诗经》,先帝所褒。宜令郁、方并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明年,病卒。 郁经授二帝,恩宠甚笃,赏赐前后数百千万,显于当世。门人杨震、朱宠,皆至三公。 子普嗣,传爵至曾孙。郁中子焉,能世传其家学。孙鸾、曾孙彬,并知名。 (选自《后汉书· 桓荣丁鸿列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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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诗歌鉴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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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楼秋望 华岳【注】 西风吹客上阑干,万里无云宇宙宽。 秋水碧连天一片,暮霞红映日三竿。 花摇舞帽枝尤软,酒入诗肠句不寒。 古往今来恨多少,一时收拾付杯盘。 [注]华岳,南宋著名爱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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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诗歌鉴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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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查子 晏几道 关山魂梦长,塞雁音书少。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归梦碧纱窗,说与人人道: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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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诗歌鉴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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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① 杜甫 三月桃花浪②,江流复旧痕。 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 接缕垂芳饵,连筒③灌小园。 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 【注】①此诗系杜甫安史之乱客居成都时作。②桃花浪:桃花汛。③连筒:用竹筒汲水的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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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默写 | |
补写出下列句子中的空缺部分。
①生活中,我们常引用《论语》中的“,”,表示既要善于学习正面的人和事,也要善于借鉴反面的人和事。 ②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用比喻和反问的手法描写楼阁之间通道壮丽之美的句子是“,?” ③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赞叹刘裕北伐气势和战功的句子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