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课 辽宋夏金元的文化　　 知识点题库

下图是北宋某书法家的作品《寒食帖》。此卷用笔或清俊劲爽，或沉着顿挫，字体由小渐大，由细渐粗，有一种徐起渐快，突然终止的节奏。黄庭坚盛赞此卷“于诗胜过李白，于书兼有唐、五代诸家之长”。《寒食帖》的书体属于（    ）

宋代书籍《梦粱录》中说：“大抵都下买物，多趋名家驰誉者。”宋话本《白娘子永镇雷锋塔》讲述：许仙外出遇雨，药铺老陈借其一把雨伞，并再三嘱咐这伞是清湖八字桥老实舒家做的，八十四骨，紫竹柄的好伞。后来许仙又将这把伞借与白娘子，定下一段姻缘。这反映出当时（ ）

在修养论方面，明代王守仁提出：“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下列观点，实质上与其相同的是（   ）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由此可见，他认为儒学干预政治的关键是(   )

中国服饰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征各异，如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这里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折射出的历史现象分别是(    )

“理欲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界争论的热门话题，南宋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据此可知，朱熹的理欲观(    )

朱熹弟子陈宓曾任安溪知县，他在《安溪劝农诗·劝贫富相资》一诗中说：“举债当知济汝穷，取钱须念利难供。富人心要怜贫者，贫者身全仰富翁。”材料体现了（   ）

下图是南宋赵孟坚的《墨兰图》。画中自题诗曰：“六月衡湘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发一两茎。”诗中流露了作者借物舒怀、孤芳自赏、清高脱俗情怀（    ）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北宋词人柳永的词之所以在宋代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主要是因为他的词（    ）

宋代学者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订为“四书”。朱熹写的《四书集注》在宋以后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明清时代，“四书”的影响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五经”。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不同的时代其文学的主流形式也有不同。如表信息可以说明（    ）

2004年8月，有人在网上发表了《程朱理学流毒无穷》一文，认为中国悲哀的原因在于出现了朱熹和二程，以下说法不正确的是（     ）

历史发展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下列信息，全都属于中国古代同一个朝代的是 （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张择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东京梦华录》中所记述的街巷、酒楼、饮食果子、诸色杂卖等都能在这画面中找到生动的图示。

——摘编自毛宁《梦回繁华》

阅读材料，选取任意一个角度，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予以论证。（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下表是关于关羽形象和对关羽崇拜演变的史料，对关羽形象的解释最准确的是（   ）

时期	关羽形象
魏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名将，勇武、重义，傲慢自大、刚愎自用
两宋	统治者对关羽赐庙额、封王；关羽的祠庙在全国各地兴起；南宋人对关羽忠义、英勇的形象特质进行了多方渲染；关羽故事在话本、戏曲杂剧中大量出现，刚勇、忠义、儒雅是关羽形象的主要特征
明清	元明之际，罗贯中将关羽形象定格在《三国演义》小说中
	统治者先后加封关羽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三界代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在民间逐渐成为一个禳(消除)灾祈福之神，受到百姓的顶礼膜拜

下表是隋唐至明清时期“节（夫死不改嫁）烈（以死守节）妇女”的数量变化情况。下表数据可以用来解释（   ）

时间	隋唐	宋	元	明	清
节烈妇女	61 人	274 人	742 人	35892 人	12323 人

王阳明主张“致知格物”，并将其解释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正之谓也”。这表明他旨在（ ）

朱熹是继孔孟之后最重要的儒学思想家，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中“天理”主要是指：（    ）

“飞天”是指佛教传说中的天神。下面壁画中图1是敦煌莫高窟的249窟西魏时期带有西域风格的飞天形象。图2是敦煌莫高窟的296窟北周时期带有中原风格的飞天形象。图3是榆林窟10窟西夏时期带有西夏风格的飞天形象。据此可知（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程颐强调“知”是“行”之“本”，“知”决定“行”，“行”则是由“知”派生而来的，能知必能行，知而不能行，只是未真知。朱熹不赞同程颐过于强调知难行亦难的说法，而是提出了“行重知轻”论。他明确指出，“知”若只会“纸上谈兵”而不去实践，“知”则不是“真知”，“行”也不是“真行”。

——摘编自张梦思《王阳明知行合一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叶，社会处在动荡之中。统治阶级面临着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道德危机。科举作为选拔经郑治国人才的制度日益僵化，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都信奉程朱理学，治学偏重格物致知。王阳明感叹当时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况，他从各种经历中深刻体会到，要救深陷危机的明王朝，单靠镇压是不行的。要从思想上消除人们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意识，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一味地强调知行为两件事，过分刻裂了知行的关系，导致不能将道德知识付诸道德实践的情况。“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他提出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和行并作一件事，将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相统一，以便消除以前程朱学派一味强调知先行后而带来的知行脱节的情况。

——摘编自刘子吴《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有什么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