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评析材料中有关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充分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重文轻武”是宋朝基本国策,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学者认为,“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促进了宋朝的繁荣。还有学者认为,“重文轻武”国策的推行,导致了宋朝积弱局面的形成。
根据材料,从中提炼出一个观点,自拟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论述。(要求:写明观点,观点合理,论述须有史实依据,史论结合。)
内容 朝代 | 贤明 | 忠勇 | 任义 | 孝道 | 才慧 | 贞节 | 节烈 |
东汉 | 2 | 1 | 3 | 4 | 5 | 2 | 5 |
唐 | 3 | 10 | 7 | 16 | 1 | 7 | 13 |
宋 | 1 | 3 | 4 | 6 | 3 | 33 | |
元 | 7 | 22 | 34 | 140 | |||
明 | 1 | 15 | 22 | 48 | 300 | ||
清 | 12 | 49 | 48 | 83 | 23 | 100 | 400 |
材料 宋朝的京师与各州县,均设有店宅务,负责政府公屋的出租与管理。京师的左右厢店宅务,设“勾当店宅务”各一员;“勾押官”各三四员;“掠房钱亲事官”各四五十名,负责招租、收租;“修造指挥”各五百人。店宅务的账目管理非常周密、严格。店宅务每日需要登记的账簿多达二十八种,包括旧管入库簿、赁簿、欠钱簿、新旧界倒塌屋簿等。由于店宅务公屋具有廉租房性质,政府对租赁店宅务公屋之人有严格的资格审查程序。“应监官典押公文人员作匠之类,若在京应管辖两务去处人吏,并不得承赁官宅舍屋地段,违者各杖一百”,在京城拥有房产的市民,也不得承租汴京店宅务的公屋。
——摘编自《宋朝的廉租房制度堪称完备》
材料一:《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孔子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孟子总结了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失其民心。
宋代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材料二: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为 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再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个体价值与权利,不可能赋予人民政治权利。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材料:关汉卿是元杂剧四大家之首,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元杂剧作品。被列为"四大悲剧"之一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刻画了窦娥从幼年到成年、从成年到死亡的一系列悲惨经历,是关汉卿所有女性剧作中最经典的一部。剧作通过窦娥与蔡婆之间的三件事情来表现她的勤劳质朴和温柔恭顺。另外,面对凶恶的张驴儿父子和县令的欺压,窦娥保持了不惧强权的态度。关汉卿的杂剧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尤其是社会底层妇女。作者通过书写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人生选择,创建了一个个美丽明艳却深受社会压迫的女性角色。
——摘编自靳琦华《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形象》
材料一 中国古代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科技发明统计
年代 |
科技发明 (件数) |
中国科技发明 |
世界其他国家科技发明 |
||
件数 |
百分比 |
件数 |
百分比 |
||
公元1—400年 |
45 |
28 |
62% |
17 |
38% |
公元401—1000年 |
45 |
32 |
71% |
13 |
29% |
公元1001—1500年 |
67 |
38 |
57% |
29 |
43% |
材料二 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统计
类别 |
数学 |
天文 |
地学 |
化学 |
农学 |
机械 |
水利 |
轻工 |
兵器 |
项数 |
22 |
25 |
25 |
9 |
25 |
7 |
7 |
8 |
9 |
——《中国的世界记录》方克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国古代历史某一方面的“变与不变”加以阐述。
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阐述时不能抄写材料所举事例。
材料:八思巴家族开创的西藏佛教萨迦派,在西藏地区占统治地位。元朝统治者积极笼络吐蕃佛教上
层人士,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1252年,八思巴以他的博学、谦逊、富于政治远见而得到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大元国师”,领宣政院管理西藏及蒙汉地区的佛教事务。在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期间,西藏地区建立了行政区划,进行了人口调查,确定了赋役负担,社会秩序稳定,政治和经济都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元政府在通往西藏腹地的沿途,普遍设置了驿站,构成了与内地紧密联系的交通网。为了便于汉藏间贸易的开展,元政府在沿边的会宁等地陆续设置榷场,又设置“西番茶提举司”,经营粮食、茶叶贸易以方便藏民生活。在用人方面,忽必烈重用的桑哥等著名人物都是由八思巴举荐的。对元王朝派兵灭南宋统一全国的战争,他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元政府机构里,设有专门翻译梵经的局所,八思巴及其弟子们亲自参加翻译,仅至元十七年,有司奏上八思巴新译出的戒本就有五百部之多。八思巴和他的伯父萨班乃至他的祖辈,世代都精通医术,通过他们的努力,西藏的医学被介绍到内地。与此同时,内地的雕版印刷术经八思巴的随从弟子们之手流传到西藏。至元六年,八思巴受忽必烈之命创作完成“蒙古新字”(亦称八思巴字),忽必烈在诏文中规定以新字为国书,用它来释写一切文字,蒙古新字迅速得到广泛的流行,举凡儒家的经籍、史书、佛教典籍都曾以蒙古新字进行大量的翻译。
——摘编自徐连达《论八思巴在历史上的作用与贡献》
(注:宋室南渡之后,朝中将领以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战功最为卓著,他们在抵抗金兵、保证南宋政权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起到重大作用,被誉为“中兴四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