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出版公司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发表了一篇十多年没有公开的谈话,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济学家薛暮桥等认为,邓.小平和吉布尼的谈话是自觉的,但邓.小平十多年没有公布的原因是不愿把自己的看法强制干部们勉强接受,而是耐心引导广大的干部们在实践中逐步取得共识。十多年后,市场经济,这个长期被当作社会异端的经济制度,终于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了。
——杨继绳《邓.小平时代》
材料二:邓.小平在1985年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曾谈到,“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表明,邓.小平曾对新经济政策有过反思和借鉴。有关对这两者的认识,以下有两种认识可供讨论:①邓.小平和列宁的经济改革在背景、突破口、内容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同一性。②邓.小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高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以最终也导致不同的结果。
材料一
上海自开埠以来,便成为各种流行病频发地带……检诸相关史料,可以发现霍乱是其中最为频繁的一种。民国时期上海霍乱流行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频繁,数十年几乎无年不发生;二是死亡人数多,涉及各色人等,尤以移民、苦力等下层社会群体受害最深;三是成因极为复杂,既有自然因素,又有人为因素的作用,如贸易、人口、移民、城市管理、习惯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分层、战争等。多种因素叠加交互作用,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三大霍乱中心之一。研究还发现,民国时期上海霍乱不同于一般的传染病,而是现代沿海城市畸形发展的一种城市病,其社会问题的层面要多于自然的层面。
——摘编自胡勇《民国时期上海霍乱频发的原因探略》
材料二
东北地区自晚清以来就是一个鼠疫灾害多发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依然严重的鼠疫流行给执政初期的党和政府以严峻的执政考验,促使东北地区党和政府与社会积极应对,不仅迅速成立了专业鼠疫防治机构,组织实施了有效的疫区处理工作,开展了积极的鼠疫临床治疗,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鼠疫救疗机制,而且从群众性工作和技术性工作两个方面迅速建立了较为严格的鼠疫疫情报告制度;实施了积极的鼠疫预防接种,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灭蚤及环境卫生工作,加强了卫生防疫工作宣传与教育等……这些措施为东北地区成功的鼠疫防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的鼠疫应对机制》
材料: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家、地方体委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委成立了训练竞赛六司,开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通过加大竞技体育财政投入等方式,推动我国竞技体育水平迅速提高。1986年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元年,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草案的总方针是“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由于此次改革存在不完整与不健全性,国家体委于1993年制定《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该《意见》明确要求体育体制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首次提出要将政府与社会力量相结合,推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在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体育改革,重点围绕政府、协会、竞赛等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效益正逐渐对全民健康产生影响。
——摘编自穆文浩《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回溯与构想》
材料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刚刚起步之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潮流真正形成之时,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加速扩张之时,中国入世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在近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中国踩着历史的节奏,每一步都没有落空。
材料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材料三:“一带一路”描绘出一幅东西贯穿欧亚大陆,南北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印孟缅经济走廊相连接的新蓝图,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和欧盟等合作协调发展,可谓讲求实际、高度灵活、富有弹性。
——2017年3月《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