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 知识点题库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网络直播是新兴的高互动性视频娱乐方式，这种直播通常是主播通过视频录制工具，在互联网直播平台上，直播自己唱歌、玩游戏等活动，而受众可以通过弹幕与主播互动，也可以通过虚拟道具进行打赏。

    在直播过程中，较之于微博、微信的信息随时发布，现场实时发布应运而生。由于操作便利，各阶层的人们都能通过发布按钮把此时此刻正在经历的新鲜事情搬到网络上并实时与观众互动。实时发布在空间上让发布主体同观众之间的距离缩减到最小，促使观众关注程度增加，对直播的各个环节都有新鲜感和身临其境感，进而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大众传播中，传播模式基本上是单向的，具有延迟性、间接性等特点，网络直播的出现，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使“一对多”的实时互动成为可能。

    网络直播更加突出传播个体的个性，释放公众表达的欲望，个性十足的人们迅速成为不同话题的“意见领袖”，带着自己的跟随者不断地设置新的“议题”，强化了“人人即媒体”的传播格局。之所以是强化了，是因为早先微博、微信等平台的出现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公众的个性，使人们有渠道更自由地表达。但随着新生代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升级以及互联网娱乐习惯形成，网络直播带来了更直接、更有效果的传播方式，满足了人们个性化十足的表现需要和观看需求。马莱茨克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在对受众进行研究时强调，受众会受到来自“媒介的压力”，如报纸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准，电视需要相应的接收条件。在网络直播过程中，这份“压力”被减到了最少，直播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类，其内容浅显易懂、贴近生活。进行直播和收看直播所需要的工具也越来越简单，只要有意愿，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切换身份，成为“主播”，发出自己的声音，呈现自己的意见，释放自己的个性。

    传播层次越少，可信度也就越高，“多级传播”必然造成“信息损耗”，直播的直接性传播优势体现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无需转述，减少了“信息损耗”，增强了信息的可信度。对网络直播平台而言，当直播行为开始，云端会同步抓取同步存储、同步传递，延迟不会超过2秒，平台也无法把握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从传播的角度来看，文字、图片、视频都可以经过加工、剪辑、审核之后再公之于众，唯独直播，它可以让用户与现场进行实时连接，有着最真实最直接的用户体验。它打破了网络隐匿性特点，相较于文字、图片等形式，直播视频的修饰难度增强，公开性大幅提高，也更加真实。

    不过，也正是因为直播平台实时连接突出真实性特征，导致此领域“把关人”的缺失，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为了得到高关注度，网络直播领域乱象较多，有的主播为了获得受众眼球，得到“礼物”，举止失范，也使得网络直播这种传播方式饱受诟病。但网络直播的乱象，将随着监管的加强以及平台自律逐步得到解决，直播形式也将受到越来越多人和企业的青睐，未来的直播平台将在搭建明星与粉丝交互新渠道、在企业营销以及新闻报道领域，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摘编自《网络直播在我国的传播现状及其特征分析》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我国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可以算作四合式院落的最早实例，发现于陕西岐山凤雏村，是一座距今约3 000年的西周时期建筑遗址。但它严格意义上还不能称作四合院，四合院应具备四面方正围合的布局和居住功能两个要素，而这组建筑平面布局虽已具备了四舍院的基本特征，但使用功能推断为祠堂，不属于住宅。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的证实，这种四面方正围合、轴线对称的院落布局方式的四合院，在汉代已经形成。之后，作为我国住宅建筑布局的一种重要方式历经唐、宋等朝代延续发展。

    到了元代，元世祖忽必烈将全国性质的首都定于今北京，称为大都。大都城经过严格的规划布局，城内用横平竖直的大街分割成数十个里坊，坊内以八亩为一份住宅的宅基地供居民建造院落，也就是著名的“八亩方宅”。根据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元代后英房和玉桃园等地的居住遗址判断，元代住宅格局已与现代的四合院非常接近。所不同的是，元代住宅为轴线前端开门，且其前后两进房屋中间有廊子相通，使得前后两座房屋形成“工”字形，称“工字廊”。可以说元代大都城内的院落是目前已知北京四合院的肇始了。明清时期，工字廊逐渐消失，大门开始从轴线前端偏居院落一角，直至清代中后期四合院基本定型。自清代末期开始，随着西方文化大量传入，西方的建筑形式和装饰元素也随之进入了北京四合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西洋式大门，这些西洋味基本上没有破坏四合院的格局，也没有打破四合院的尺度和色调，反而为四合院增加了一些新气象。

    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北方四合院式住宅的代表，它是在北京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发展成熟的，因此其院落布局和建筑单体都表现出了宜居性，也处处体现出北京传统文化的内涵。从平面格局上看，北京四合院具有“坎宅巽门”特征，也就是坐北朝南的院落，按照后天八卦方位，正房位于正北方坎位，而大门开在东南角巽位。坎宅保证了住房朝南采光，巽门能防止从大门望见院内情况，保证了宅院私密性，而其庭院的空间接近正方形，则更利于北京天气条件下的采光和家庭成员的活动。作为礼仪之邦，为了更加强调礼制上的内外有别和主客有别，较为讲究的四合院往往在里外院之间建造一道二门作为分割，二门一般做成饰满木雕的垂花门形式，十分美观，增强了四合院的艺术气息。

    四合院的单体建筑尺度是一种较为亲切的建筑风格，其厚重的屋面和墙体营造出冬暖夏凉的效果，也表现出其对北京气候的良好适应性。北京四合院色调上表现出外观上砖瓦的灰色调和内向空间油漆彩画、装饰装修的多彩纷呈。一方面，这种灰色调的外观和相对较为低矮的建筑尺度从一个侧面烘托出了整个城内重要建筑如宫殿、坛庙、皇家园林和寺观等的恢宏气势和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内部空间的多彩带给居住院内的人们比较欢快的氛围。同时，四合院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将“天人合一”的理念倾注到了它的一草一木，四合院的绿化植物选择不仅注意到了对本地自然气候的适应性，尤其注意到了植物对建筑的影响。那就是，院外的行道树会种植高大落叶乔木，不妨碍交通，而庭院内则都是落叶小灌木或者乔木以及花卉，它们的根系都很小，不伤害建筑物。更为重要的是，如同所有中国传统建筑一样，即使是花木，也会被赋予无尽的情感。这些四合院的花木都是中国数千年发展史中被赋予了深刻文化内涵的品种，如常见品种槐树象征了崇高的威望、良好的品德，海棠、石榴象征了家族兴旺、日子红火，丁香和牡丹象征了夫妻好合、富贵荣华，如此等等。

    正如《论语》云：“和而不同。”四合院在“和”的基础上也表现出了院落布局的不同组合形式、单体建筑形制的差异以及砖雕、木雕、石雕等众多建筑装饰细节上的变化。通过这些“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读懂宅院主人的社会地位、思想情怀、文化修养和喜怒哀乐。可以说，当我们真正走进北京四合院的时候，我们就不仅仅是在品读一种建筑，更是在了解中华历史，释读传统哲学和文化。

（摘编自李卫伟《留住乡愁——释读<北京四合院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数据来源:未成年人涉网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

   

    (数据来源: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材料二

    近几年来，网络直播、短视频越来越博得未成年人的青睐。《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律政策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相关数据显示，4.25亿网络直播用户中，青少年观看直播的比例达45.2%。但网络直播内容参差不齐，更有未成年人涉足网络直播，乱象频出。去年，媒体曝光在快手、火山小视频平台上，怀孕的未成年妈妈扎堆做网络主播，晒孕照、验孕棒、医院产检书吸引眼球。随后，国家网信办要求两平台将违规网络主播纳入跨平台禁播黑名单，禁止其再次注册直播账号。

    《报告》指出，在如何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上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实名认证、限制时间、一键禁玩等多种方式，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旧面临很多现实挑战。《报告》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仅要限制，更要强化引导。政策制定者要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堵疏结合。应在保证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为未成年人提供网络娱乐空间。对于未成年人的网络直播、发视频等娱乐行为，监管重点应该是内容而不是主体，建议在立法中区别对待。

    有观点认为，禁止未成年人直播的年龄应以18岁为限。也有网友建议，应限制16岁以下未成年人开直播。在立法中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区别对待。专家表示，16周岁以上，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在法律上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其已具备一定的辩别能力，也需要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应赋予他们自主选择使用网络直播或播发视频的权利。对于14周岁以下的儿童，因其心智发展还不够成熟，缺乏一定的判断力，可允许其在父母同意或陪伴情况下使用相关服务，企业可采取技术措施屏蔽隐私。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三:

    调查结果显示，不管是从家庭的角度、学校的角度还是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态度以及对《儿童权利公约》的认识，调查对象的儿童权利保护意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很多人都能意识到并认可儿童在家庭、学校中应该具有的权利，哪些权利是不应该被剥夺和侵犯的。当然，在儿童权利保护以及对《儿童权利公约》的认识方面，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识不足，这对实际生活中履行保护儿童权利的职责和任务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与以往父母把孩子作为家庭的私有财产，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以及“父母决定孩子的一切”等观点相比，目前很多人意识到不应该打骂孩子，儿童也有自己的权利，应该听取孩子的意见和建议，并适当地接纳。

    在调查中，虽然很多人对儿童的基本权利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肯定了儿童应该拥有的一些权利。但总的来说，很多民众对儿童权利保护的一些相关知识了解的还不是很多，尤其是对一些与儿童保护相关的法津法规以及专门性条约——《儿童权利公的》的认识不足，这对在实际生活中如何保护儿童权利不受侵害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儿童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

（摘编自《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意识调查研究报告》)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中华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是因为礼乐在社会组织和道德教化中发挥了基础作用。据文献记载，周公在西周立国之初就开启了礼乐文明的建构过程。直到西周中叶，经百余年努力，殷商的祭祀礼仪改造为周代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完成。

    西周所形成的礼乐文明，正是催生儒家学说的母体和温床。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促使孔子反思礼乐制度崩解的原因，从理论上总结礼乐文明的精神内核，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没有周公，则礼乐文明体系难以建立；没有孔子，则礼乐文明的精神就难以大白于天下，而这正是唐代以前周孔并称的原因所在。所以，若要认识周代礼乐文明的精神特质，就要学习孔子思想；但从产生的次序看，则是先有礼乐文明，后有儒家学说。周制是孔子心仪的文明形态，儒学则是孔子对于周礼的思想提炼。因此，礼乐制度才是儒学的社会存在之“体”。

    孔子的儒学思想有两个核心概念，即仁和礼。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将仁看作是人与人相亲相爱的真诚情感。孔子以仁为礼的基础，没有仁，礼就会蜕变为虚文而走向形式主义，进而丧失其化民成俗的功用，这正是春秋时期的文化困境。他同时强调以礼为仁的前提，主张人的一切行为都应该纳入到礼的规范之中。如此说来，孔子摄礼归仁，以仁为礼之内在基础；同时又摄仁归礼，以礼作为仁的实践途径。因此，在孔子那里，仁与礼是互摄的。同时，他又认为，仁是礼的精神前提，礼乐规范应当归本于仁；仁的达成又以礼为前提，礼是仁道的实践途径。所以，仁与礼是互为前提的，仁礼互摄和相互成就，正是儒学作为实践之学的特征所在。

    礼乐文明不仅是儒学产生的母体，而且是接纳和融汇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礼乐文明的信仰结构本身，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化内存空间，使得它足以涵融各种外来文化，这正是中华天下体系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一旦礼乐文明体系本身被解构，涵融各种外来文化的母体被打破，它们便失去了和平共处和交流会通的思想文化平台，“诸神的和谐”也就被“诸神的战争”所代替，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变迁所特别应该汲取的经验和教训。

    儒家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主要阐释者和代表学派，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儒家推行社会教化的礼乐制度，经过长期激进的反传统而被摧毁，丧失了社会存在的根基；另一方面，儒家本身的思想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义理转向，以重建道德形而上学作为主要目标，努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思辨性，使得传统儒学转变为哲学，在大大提升儒学思辨能力的同时，也使得它离礼乐教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远。

    新时代，儒学能否重返乡村与社区，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伦规范，进而重建儒学与生活的联系，将成为礼乐文明能否重建复兴的关键所在。

（摘编自赵法生《重建礼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儒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区块链将是继互联网之后的又一次新的信息化革命，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像互联网一样，将改变现有的生产关系和商业逻辑，进而推进人类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际通用标准，区块链技术主要分为两类：公有链和许可链。公有链主要用于虚拟货币，其特点就是去中心化和匿名性，但因为不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原则上在中国无法运营。许可链主要适用于企业级、工业级和行业级各类应用，特别是适用于多方协作和共识的联盟链技术，与公有链的机制有很大不同。联盟链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多中心化，也做不到完全匿名和透明。中央本次将区块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完全针对的是许可链以及许可链下包括的联盟链和私有链技术。

    （摘编自《正本清源：为什么区块链是一次新的信息化革命》，2019年10月28日）

材料二：

表1：近五年中国区块链产业公司数量和融资事件数

表2：中国区块链产业细分领域公司和融资事件数

（整理自《2018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

材料三：

    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空间较为广阔。国内外知名企业都已开始布局区块链，比如：阿里巴巴探索利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透明可追溯的跨境食品供应链；腾讯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物流方面的应用场景；京东拥有健全的供应链管理能力，结合区块链技术，提升参与主体间的协同和信任；亚马逊已经将区块链技术用于云计算业务，微软也在2018年发布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云存储解决方案，IBM则将区块链用于钻石真伪的辨别和验证。区块链正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区块链技术应用也已经成为全球投资布局的焦点。

    从区块链行业应用来看，区块链技术落地的场景已经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延伸，覆盖了医疗、能源、社交、农业、公益慈善、泛娱乐等非金融领域场景。未来，区块链技术将继续加快在产业场景中的广泛应用，开始与实体经济广泛结合，利用区块链技术来降低成本、提升协作效率、助推产业区块链的发展，激发实体经济增长。

    （摘编自《中国区块链政策现状及趋势分析报告》）

材料四：

    习.平总书记近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对区块链技术的引导和规范，加强对区块链安全风险的研究和分析，密切跟踪发展动态，积极探索发展规律。要探索建立适应区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引导和推动区块链开发者、平台运营者加强行业自律、落实安全责任。要把依法治网落实到区块链管理中，推动区块链安全有序发展。

    当前，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等多个领域。无论是出于维护公众安全考虑，还是着眼行业健康发展，都务须高度重视其管理问题。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区块链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必须用好管好。总书记的讲话释放了三个信号：一是区块链还是新事物，要观察跟踪其发展；二是强调要建立规则体系，推动行业自律；三是依法治网，有序发展。

（摘编自《人民网评“解析区块链”之一：如何落实依法治理》，2019年10月29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日前,中国科学院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提前并圆满实现全部既定科学目标,为我国在未来继续引领世界量子通信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信安全是国家信息安全和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通信安全的追求从未停止。然而,基于计算复杂性的传统加密技术,在原理上存在着被破译的可能性。随着数学和计算能力的不断提升,经典密码被破译的可能性与日俱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教授说:“通过量子通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把量子物理与信息技术相结合,利用量子调控技术,用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对信息进行编码、存储、传输和操纵,从而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信息技术的瓶颈。”

量子通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量于密钥分发通过量子态的传输,使遥远两地的用户可以共享无条件安全的密钥,利用该密钥对信息进行一次一密的严格加密。这是目前人类唯一已知的不可窃听、不可破译的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通信的另一重要内客量子隐形传态,是利用量子纠缠特性,将物质的未知量子态精确传递到遥远地点,而不用传递物质本身,通过隐形传输实现信息传递。

(摘编自吴月辉《“墨子号”,抢占量子科技创新制高点》,《人民日报》2017年8月10日)

材料二:

      潘建伟的导师安东·蔡林格说,潘建伟的团队在量子互联网的发展方面冲到了领先地位。量子互联网是由卫星和地面设备构成的能够在全球范围分享量子信息的网络。这将使不可破解的全球加密通信成为可能,同时也使我们可以开展一些新的控制远距离量子联系的实验。目前,潘建伟的团队计划发射第二颗卫星,他们还在中国的天宫二号空间站上进行着一项太空量子实验。潘建伟说,未来五年“还会取得很多精彩的成果,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潘建伟是一个有着无穷热情的乐观主义者。他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心,称中国政府将会支持下一个宏伟计划——一项投资20亿美元的量子通信、量子计量和量子计算的五年计划,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欧洲2016年宣布的旗舰项目,投资额为12亿美元。

(摘编自伊丽莎白·吉布尼《一位把量子通信带到太空又带回地球的物理学家》,《自然》2017年12月)

材科三:

      日本《读卖新闻》5月2日报道:中国实验设施瞄准一流(记者:莳田一彦,船越翔)

在中国南部广东省东莞市郊外的丘陵地带,中国刚刚建成了大型实施设施“中国散裂中子源”,该实验设施建设费用达到23亿元人民币。3月正式投入运行。中国是继美国、英国、日本之后第四个拥有同样设施的国家。日本的J-PARC加速器设施中心主任齐藤直人说:“虽然日本在技术和经验上领先,但中国发展得实在太快了,亚洲的中心正在从日本向中国转移。”

中国推进的这类大型工程还有很多。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政协委员潘建伟被媒体记者团团围住。潘建伟是利用2016年发射的“墨子号”人造卫星进行量子通信研究的研究团队负责人。其团队2017年以后相继发布了多项世界首创的实验成果。潘建伟今年当选美国《时代》杂志“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使用人造卫星的实验要耗费巨额资金,欧洲和日本还在犹豫不决,日本的研究人员认为,“在基础科学领域,中国正在跨入他国难以涉足的领域,领先世界”。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8年5月7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和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丰富多彩的方式阐释和弘扬着核心价值观，满足着人民大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为各族人民带来认同感。例如，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成熟于汉代，成为我国两千多年来特有的时间制度，指导着人民大众的农业生产、衣食住行、民俗活动等等，进而融入并丰富了中华民族顺天应时、道法自然、崇尚和谐的人文精神。又如中国剪纸是民间艺人用剪刀或刻刀在纸上剪刻花纹的传统技艺，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起源于汉代，自唐朝开始盛行，并流传全国，既在刺绣、制衣、雕花、建筑等领域具有“打样”的实用功能，也能满足装点生活或者配合其他民族活动的审美和社交需要，表达了中华民族祈福纳祥、和合美满的精神追求。目前，我国有1372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39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类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13087项省级代表性项目。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城市学院动漫专业的近百位师生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拜师仪式，共同向8位民间工艺大师拜师学艺，争当非遗传承人，立志弘扬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2018年两会李克强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估承的重要性，当前，国内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工时长、产量低、成本高、实用性差等，正面临着“人走技失”“后继乏人”的问题。

    应该说，广州美术学院的拜师仪式给非遗传承困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通过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实践导师，指导大学生如何传承传统的“非遗”技艺，而学生也将走出校园，深入了解“非遗”的作坊和行业；非遗传承人提供技艺方面的指导实践，高校则可以提供学术资源与教学资源支持，共同打造“非遗”项目特色专业和课程，培养“非遗”高层次人才。

    除此之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用性，传播性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它们如果想要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就必须紧密结合现代的话语体系和年轻人的审美感受，创新传播方式，提升设计感。《国家宝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电视化语言和明星讲解人，使那些“养在深宫人未识”的文物“活”了过来，让冷冰冰的文物走进了年轻人的心里。

    (摘编自《广州日报》)

    材料三

    2018年2月，北京卫视《非凡匠心》第二季正式开播，这档节目将镜头对准了中国传统工艺及其传人，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作为《非凡匠心》第二季的合作伙伴，京东众筹通过互联网渠道和自身的流量优势，为节目中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展示和销售平台，为非遗传承注入了新鲜血液，让更多人开始关该一直默默无闻，甚至是几于失传的非遗文化。

    据统计，《非凡匠心》第二季第二期的同时段收视率排名第四，第三期的收视率更是获得了同时段排名第二的好成绩，不仅知此，《《非凡匠心》的口碑也与收视率呈正比关系，其豆瓣评分高达8.9分，众多网友表示被节目中的工匠精神震撼到了，深刻地感受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

    事实上，《非凡匠心》的火爆并非没有原因。近几年国家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力度越来越强，在“十三五”规划总纲领的指导下，多个省市相继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方案。不仅如此，“匠心精神”也已被写入政府工做报告，成为社会各个行业做好本职工作的精神动力。

    作为国内表大的互联网众筹平台，京东众筹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通过互联网渠道和流量优势，京东众筹希望与《非凡匠心》联手让非遗文化和产品走进更多人的视线。

（摘编自中国网）

阅读

    材料一：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

（摘自习.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

材料二：

贫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是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面临的共同责任，随着对贫困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反贫困实践的有效推进，贫困概念和反贫困的理论不断发展。精准扶贫是对世界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以人为本、赋权提能、参与合作的反贫困思想，并将该思想具体化、可操作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精准扶贫理论体系。

（摘编自王介勇等《我国精准扶贫政策及其创新路径研究》）

材料三：

贵州省江口县通过发掘本地资源与特色文化，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探索了一条利于形成脱贫长效机制的新路。江口县以“天下名岳之宗”的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申遗为契机，创建区域品牌，大早民族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梵净山地理标识。梵净山周边的自然村落风景优美，少数民族居多，这里保留了丰富的人文和自然资源，因此江口县引进多家旅游企业，创建景区、中国传统古村落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形成了旅游产业群。另一方面，江口县发展规模化生态农业，重点扶持生态茶和冷水鱼等项目。江口县引进了专业的企业，由企业负责研发、技术指导、标准认证、茶叶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同时在景区周边删去开发茶园，实现“茶旅”互动，促进产业发展良性循环。

（摘编自谢玉梅《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设计参与扶贫——基于江口的考察》，《光明日报》2019年5月8日）

材料四：

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是国际公认的世界茶树原产地之一。发源于青海唐古拉山脉的澜沧江在云南省境内长达1200多公里，这条大河流经云南两岸的山区正是云南茶叶的主产区，这里拥有成片的古茶园，其中不乏树龄在数百年至上千年的古茶树。居住在这一流域的布朗族、傣族、基诺族、拉祜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世代以茶为生，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民族茶文化，近年来，云南省把茶产业作为重点产业来抓，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茶产业引导扶持，将其视为促进农村脱贫攻坚、茶农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政策扶持方面，重点茶产区各级政府对茶产业发展给予政策倾斜，各级财政加大对茶产业的投入扶持力度，重点打造区域品牌，做大做强普洱茶、滇红茶、滇绿茶三个品牌。与此同时，为解决云南茶叶销路不畅、困扰茶农与消费者的卖难买难问题，云南从省里到市、县都在努力搭建多种销售平台，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助力茶产业成长壮大。

（摘编自《茶产业托起云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梦》，《光明日报》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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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像一件小事的垃圾分类，却是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为共识。今年6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九部门在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印发通知，决定自2019年起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这意味着，中国城乡全面开展垃圾分类拉开帷幕。

纵观世界历史，垃圾分类的法制化都是在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全面启动并发力的。在这一时期，有了前期的环境污染教训和环保宣传教育，社会公众对垃圾分类接受度更高；同时，工业化前期和中期积累的科技和经济成果也成为推进垃圾分类的管理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党中央对垃圾分类做出统筹部署，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由于涉及社会文明观念的转型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垃圾分类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系统工程。从国际上看，垃圾分类从试点到全面顺畅运行至少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考虑到我国目前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日趋完善，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正在全面培育，全民的生态文明共识已基本形成，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时间可能会大大缩短。

(摘编自常纪文《办好垃圾“小事”需大统筹》)

材料二：

阻碍公众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因

材料三：

垃圾分类是垃圾处理的一种先进理念和高级模式，有利于提升垃圾处理系统效能与二次污染控制水平，有利于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垃圾分类还可以促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标准的逐步完善，通过转变发展模式与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推行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将垃圾处理的重心前移，扭转目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局面，在生产过程和消费环节减少垃圾产生。居民通过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在“撤桶并点”“定时定点投放”等管理措施带来的相对不便利中，可以不断强化环保意识和环境责任，从源头减少垃圾产生。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垃圾分类才能由“盆景”变成“园林”，进而汇成“森林”，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总之，垃圾分类是个人文明的培养基、社会文明的试金石、生态文明的助推器。每个居民都应该成为垃圾分类的行动者而不是旁观者。各级政府应该将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常态化、制度化的工作来落实，不宜抱着“应急”或“应试”思维，采用“运动式"或“表演式”的方式来推动。

 (摘编自刘建国《垃圾分类:牵着民生，连着文明》)

阅读下面《乡土中国•8礼治秩序》节选文字，完成题目。

 人们常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乡土社会不是人治的社会，可以说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无法”并不影响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礼治社会并不是指文质彬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譬如我们在旧小说里常读到杀人来祭旗，那是军礼。礼的内容从现代看去，可能是残酷的。但残酷与否并非合礼与否的问题。礼是社会公认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来说，与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不但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在这种代代如是的环境里，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不必知之，只要照办，生活就能得到保障的办法，自然会随之发生一套价值。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有了敬畏之感。礼并不是靠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孔子很重视服礼的主动性。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但礼治和由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有改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用自身经历的方式去“言传身教”，加上阅读文本本身的大众性，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朗读者》第一个引起高度共鸣的朗读者是翻译界大神许渊冲。人民日报微博安利了一个许先生的《朗读者》片段，转发两万多条。

纵然电视上体会到的文字之美不如阅读更深沉彻底，但在浮躁的时代里，《朗读者》创造了一种表达方式，把观众拉回到文字上。朗读是美的，更美的是字句下面那些真挚的悲欢和浪漫，那才是永不过时的价值。这两档节目不就证明了吗？

（摘自“中青在线”2017年3月9日报道）

材料三：

当日，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的朗读亭前排起了长队，高峰排队时长超过9个小时。这是央视综艺节目《朗读者》设置的一个环节，旨在让朗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朗读亭里有一套专业的录音设备和一个摄像头，每位“朗读者”进门后对着麦克风就可以开始朗读自己心目中的好文章，限时3分钟。据悉，继上海图书馆之后，朗读亭还将出现在上海另外两到三个地点。

此前，中新网2月21日报道，当天，一座朗读亭现身杭州街头，浙江杭州不少市民在朗读亭前排队等候朗读诗歌、作品等。

（摘自新华社2017年3月9日上海报道）

阅读下面的作品，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964年三届人大召开期间，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写信给周总理，建议尽快开展人造卫星研究工作。这很快得到聂荣臻、张爱萍等领导人和竺可桢、钱学森等科学家的支持。

1965年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卫星设计院，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展开论证，确定在保证可靠性基础上，卫星的各项指标要比各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一步，即发射一个连续信号。1967年初，确定要播送《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能听到中国卫星的声音。12月，这颗卫星被正式命名为“东方红一号”。1970年4月24日点，“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送入大空，发射成功。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太空以来，我国的空间技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卫星事业蓬勃发展遥感卫星、静止通信卫星、极轨气象卫星等一系列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卫星技术在许多重要领域达到了世界水平，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卫星事业的道路。

(摘编自人民网“历史上的今天”《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材料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际，习.平总书记4月23日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习.平指出，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杨“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自2016年起，国家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曰”。近日，孙家栋等11位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给习.平总书记写信，回顾了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辉煌历程，表达了对实现中国梦、航天梦的坚定信心。

(摘编自《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

材料三：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活动于2016年8月启动，共收到工程名称35912个，工程图形标识7439个。经专家评审筛选，“天问”排名第一，得票31.7万余张。据悉，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宇宙自然探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求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技创新永无止境。“天问”这个名称，厚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彰显了中国人迈向更远深空的决心和毅力。

火星探测的图形标识同样通过征集和网络投票，标识呈“揽星九天”图形，太阳系八大行星依次排开，表达了宇宙的五彩缤纷，呈现了科学发现的丰富多彩。开放的椭圆轨道整体倾斜向上，展示了独特字母“C”的形象.代表了中国行星探测（China)，体现着国际合作精神（Cooperation)，标志着深空探测进入太空能力（C3）等多重含义，展现出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理念。此次标识设计以行星探测重大工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统一命名并设计标识。根据不同行星探测任务，标识下方的“Mars”（火星）标志以行星英文名称进行替代。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2020年实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专家表示，这是中国航天走向深空的里程碑工程。火星探索的起步，代表了中国在深空探索领域已确定了下一个方向，在火星使命牵引下的新一轮创新，对实现航天技术领域新跨越、推动我国由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意义重大。

(摘编自冯华《“天问一号”离火星还有多远》《人民日报》2020年4月25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历史与我何干”的心态、诋毁英烈的谣言，背后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心态。历史虚无主义的危害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否定中国历史和现实，否定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二是宣扬我们民族的文化不及西方文化。

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进一步凸显了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正因为形势严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要有一种阵地意识。

如何守护好爱国主义教育阵地？南京市以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渡江战役纪念馆等为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加大了对历史文物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力度。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成倍增加，有效地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的作用。

整个社会应该形成一个保护、开发、传承爱国主义遗产的良好循环。加大公共投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持续发展能力。环境美化、展品创新、纪念品开发等环节，都要突出教育功能，要让参观者在浸润式的环境中感知感受、认知认同爱国精神。

（摘编自蒋芳《守好爱国主义教育的阵地》）

材料二：

您觉得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什么作用？

你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选）

（资料来源于网络）

材料三：

在讲好爱国故事这一点上，目前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存在困扰。

“看不懂”“靠自悟”的现象，在一些传统的文物博物馆、革命历史纪念馆中普遍存在。有的展览多年不变，有的解说艰涩难懂，有的摆放山寨文物，等等。这样，很难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感知爱国故事、历史文化的魅力。

有的爱国主义教育仅停留在参观旧址、实物和照片及其他文献资料，跟不上时代脚步，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探索，很难有时代感；有的爱国主义教育简单拼凑，打造不出品牌特色。

讲解方式千人一面，讲解员队伍建设问题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一大难点。

（摘编自张璇《警惕部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失能”》）

材料四：

目前，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较为滞缓的建设速度不相匹配，已成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我们应该多方位做好延伸和保障工作，提升爱国故事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一方面要加大免费开放的力度，突显其教育价值，并保障经费的投入与使用切实到位，实现基地的可持续发展。自2008年起，国家要求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记者了解到，免费开放补助经费多年没有增加，而场馆陈展及建设现代化水平高，对科技手段、现代化设备设施依赖程度深，导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金吃紧。

另一方面要丰富基地构成类型，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要使爱国主义教育真正深入人心，就要融入到人们生活中去。文物博物类、革命历史纪念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传统基地构成模式，还可增加风景旅游区类、科学技术观念教育类、劳动实践体验类基地，尤其应该多建设一些改革开放成果教育类基地，如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科研基地，让大家感受改革发展的成果。

（摘编自滕军伟《讲好爱国故事，发力何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红楼梦》是反映明清之际女性诗歌教育的绝佳典范。从红楼女子的诗教，我们可以  窥探出中国古代诗教在女性身上绽放出的零星光芒。

女性美德的培养是中国古代女子教育永恒不变的主题。明清时期女子教育观念处于矛盾之中，虽有一些开明之士从“由礼而通诗”的角度肯定女子研习诗文，但只有文化素养较高的家庭认为教女子识文断字有助于“见礼明透”。红楼女子的诗歌教育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并体现出对固有女性德性诗歌教育的反击。红楼女子身份不同，地位悬殊，但唯有在诗词面前，她们有了乐趣，有了美好，有了平等，有了尊严。

红楼女子能接受到包括“诗教”在内的良好教育。元春入宫前自幼系贾母教养，贾府三春也都有专门的塾师，黛玉在进贾府前也有贾雨村做过她的私塾老师，宝钗读书识字较之其兄竟高过十倍。同时，贾府的读书环境和读书氛围为她们提供了良好的诗教环境。此外，家庭戏曲演出的熏陶，也为她们接受诗歌教育提供了方便，尤其是《牡丹亭》《西厢记》等优秀戏曲中的曲词诗句，更能够感染人，形成艺术共鸣。这些均可见当时富贵人家女子的启蒙教育情况。

在大观园中，诗教更是无处不在。诗歌是她们的生活方式，也是有趣的学习模式。大观园中五次结诗社；每逢节日庆祝更是要命题限韵写诗，评出魁首。这种结社做诗、联诗赛诗活动，是宝玉和女孩子们经常拿来闲遣时光的游戏。即使是最普通的女孩子香菱也习诗，在黛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导下，几日后便能谈出些体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学习切磋，实际上就是诗歌创作中面向现实、互相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教育过程，对女子诗教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红楼女子因足不出户，其诗词创作往往多是对景物情状的摹写与感慨，如黛玉的《桃花行》《秋窗风雨夕》和宝钗的《咏海棠》《忆菊》。这些诗作往往表现出女子细腻的内心和高水平的审美鉴赏力。在诗歌风格上，除宝钗的“含蓄浑厚”“温雅沉着”外，整体偏阴柔，如黛玉的《葬花吟》。在作诗手法上常引用或化用唐人诗句，如黛玉的“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化用了白居易的“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薛宝钗在《牙牌令》其四中的“水荇牵风翠带长”引自杜甫的《曲江对雨》。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此前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此时期女子教育的内容涉及广泛，以诗词教育最甚。其原因是女子比较感性，诗词的艺术魅力与女性自身的心理特性相契合。据统计，专门收录清代妇女诗集的作品就有   多部，可看出清代女子诗词创作之盛。

红楼是明清女子诗教一隅。纵观明清之际，虽然正统礼教观念始终压抑着女子的才情  与热情，但是思想进步的大家们，为女子读书而辩护，并亲自任闺塾师，使得越来越多的   女子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出现了大量以诗才彰显的女子，如有着“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江南才女吴藻等，她们著作存世的背后，无疑是女子诗歌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选自刘娜《<红楼梦>中的女子“诗教”》，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再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应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摘编自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材料二：

在这里讲讲我这个主张：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首先要说明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说这个孩子聪明，那个青年机灵。但聪明和机灵是说对客观世界的事物反应比较快，比较敏捷，那是指对一般日常事物而言，比如学生学习中的课堂提问等。这种智能是有方法培养锻炼的，但这类方法出不了智慧。智慧是人脑更高层次的活动。聪明、机灵以及所谓智力、智能都是在低层次，比智慧低一个或几个层次。所以这些开发智力、智能的工作是有益的，但还远不能用以敲开智慧的大门。

为什么这样讲？中国有句老话——“大智若愚”，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上去好像还有点迟钝。这是因为他用智慧去考虑深邃的问题，对一般问题反而不感兴趣，不愿去花心思。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智慧并不仅仅是有知识，不是有了知识就自然而然地有智慧了。这里还有一个运用知识的问题，中国从前就笑话那些“老学究”，因为他们有知识不会用，也不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目前，关于人的智慧的描述和议论还有很多，但说来说去，都没有能够真正从智慧的本质上去探讨培养智慧的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应该回答的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智慧是天生的吗？如果是天生的话，那小娃娃就能有智慧了，这在历史上还没有记载。智慧是神授的吗？我们也不信这种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唯心主义，只能搞唯物主义，而且是辩证唯物主义。人的主观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客观世界，掌握了解客观规律。人又可以主观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观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步要回答的是用什么观点。我在这里建议用系统科学这个现代化的观点。智慧作为现象，不可能是孤立于一切事物之外的，它也一定是与其它事物有关联的。智慧要靠知识，特别是活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智慧与知识的体系即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问题推向什么是系统化了的、有合理结构的人类知识。我的答案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体系。

（摘编自钱学森《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请分析马克思在演讲词中列举的大量事实，并结合文本分析其意图。

论述类文本阅读

文学彰显人类的真善美，表现复杂的人性和人生，在终极标准上，网络文学与其它文学一致。网络文学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学现象，对网络文学的批评需要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视野。但要能够显示网络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网络文学应该构建自我的批评标准。

网络文学要彰显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才能讲好中国故事。通俗文学本质上是民族的传统文学，以彰显本民族的特色。美国通俗文学总是表现着“山巅之城”的精神，如美国的科幻小说及其影视剧的改编；英国通俗文学中的绅士风度是各种人物的标配；日本文学中脆弱却又坚韧的精神两面性是人物的基本特征。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通俗文学的根。网络文学是中国通俗文学发展中的当代环节，表现中国文化传统是其立身之本。其实，彰显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写中国人的生活，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与题材的选择并没有根本的联系，张恨水写最本色的世情，金庸写江湖世界，他们的小说之所以被称为通俗文学的经典，就在于他们在小说中彰显了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契合网络文学的特点，才能开展网络文学的有效批评。与对鲁迅等精英文学的批评不同，也与纸质通俗文学的批评有区别。网络文学批评固然要对作家作品展开批评，但它还是一种机制批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媒介机制批评。应该明确地认识到，网络文学就是一种文学信息流。麦克卢汉反复强调“媒介就是讯息”，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互联网这样的媒介对人的认知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二是创作机制的批评。网络文学打破了作者和读者构成的主动者和接受者的关系，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彼此交融的关系。这样的创作机制影响着文化摄取和价值判断。三是运行机制的批评。在网络文学的运行机制中，网络是舞台，写手是演员，导演是网站，演员根据导演的意图使自己变成某种角色，这舞台还是开放式的，谁都可以上来表现一番。

甄别优秀作品，是构建网络文学经典化的路径。经典的网络文学首先要有健康的精神状态。网络文学是大众文化的文学表现，不是表现某一圈子或某一层面思想观念的小众文化，更不是作家个人情趣展现的文学读本。尽管受到读者影响，创作中作者仍占据主导地位。具有较好文化修养的作者，其思路主导着网络文学的写作。网络文学有“文青文”与“小白文”之分。“文青文”是文学青年写的文本的简称，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小白文”是指文学修养较低的文本。虽然网络文学并不排斥“小白文”，事实上，“小白文”占当下创作量的90%以上，但是，优秀的网络文学必然在“文青文”中诞生。那些被称作大神的网络文学作者粉丝众多，是因为他们写的基本上都是“文青文”。优秀的网络文学应有一个好看的故事，好看故事的构成既是文学修养的展现，也是市场判断能力的展现。此外，网络文学需通过跨媒介传播获取好口碑。健康的心理、较高的修养、好看的故事和良好的口碑是网络文学经典化路径的四个紧密相连的环节，也是优秀的网络文学的判断标准。

（摘自汤哲生《网络文学发生机制的关联性研究与批评标准的构建》，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回望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中国的成功就是长期增长的成功。这里说的长期增长，或者说经济增长，指的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人均收入增长就是单位时间内的产出增加，指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那么，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源泉是什么？根本性的也是直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术进步，这个毋庸赘言；二是分工、专业化和交换。甲和乙各自生产具有自身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换，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虽然两者都没有实现技术上的进步，但由于他们都生产具有自身优势的产品并进行交换，这就提高了整体产出水平。当然，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即交换。例如，甲只种棉花，种植棉花是甲的优势，乙只种粮食，这是乙的优势，他们实现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但是如果没有进行交换，就会出现问题，如甲没有粮食，而乙没有衣服。因此，交换十分重要，而交换涉及一系列规则和制度保障。

那么，分工、专业化和交换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谈到，“这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规模越大，参与分工和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就越多，分工也就越细，大家就越可以通过各自优势（比较优势或绝对优势）进行交换，并取得更大收益”。后人把亚当·斯密这套理论称为“斯密定理”，即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大了，贸易创造的收益就增长了。

中国的开放实践印证了长期增长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开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与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和不断深化规则对接密不可分的。中国实施的大力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重视出口、推动企业走出去等政策举措，扩大了市场规模。中国在国际分工基础上通过交换使得来自贸易的收益越来越大，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伴有技术进步。

长期增长理论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西方理论。但这一理论的思想实际上与2000多年前中国古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开放实践包含着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智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200多年前写的，而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在《史记》里写下了《货殖列传》。“货殖”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增长。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专门谈到了怎样实现货殖，即“以所多易所鲜”，用我多的东西换我少的东西。与司马迁几乎同时代的刘安编写的《淮南子》一书中，也谈到了如何实现自然货殖，“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也就是用我有的换我没有的，用我擅长生产的换我不擅长生产的。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基本思想和逻辑架构，我们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表述过了。“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多易所鲜”“以所工易所拙”，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今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我把中国这套理论称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

亚当·斯密讲的主要是“以所工易所拙”，但还没有详谈“以所多易所鲜”。后来，瑞典的伊·菲·赫克歇尔和贝蒂·俄林做了补充。他们强调了自然禀赋，就是多少和有无的问题。长期增长理论的两大逻辑基点之一，即分工与贸易收益，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那里找到明显的对应，同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东西方认知同构的一面和圣贤智慧不断理论化的事实。

（摘编自张宇燕《“淮南子·司马迁定理”与中国对外开放的逻辑》）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问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 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各美其美的真实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特征一：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特征二：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一群“小才、微善”“或情或痴”的寻常“异样女子”，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是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特征三：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有种种；微善，有种种；真性情，更有种种。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如湘云、芳官等），或心智锐敏（如黛玉、龄官），或性格刚烈（如直面戕害的鸳鸯、尤三姐等），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任意流淌。

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是对儒家“修己安人”“和而不流”等积极内涵的认同与实践。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如李纨、麝月等），待人谦和（如薛宝钗、花袭人等），且品行坚韧（首推平儿，还有薛宝钗），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事却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邪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说宝钗“孜孜以求的是‘甜如蜜’的小人之交。她常常给人送东西，有时是有一定同情心的善行。但我们应看到，她的动机是复杂的。首先是求得美名，目的是“邀时誉，笼络人心”。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我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实不足取，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姨妈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