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其人
李华龙
在“桐城派”后期作家中，有一个不懂外文但会翻译的奇才，他一生先后翻译各国小说171种，计270册，被称之为“今世小说界泰斗”“我国翻译界先驱”，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小说翻译家林纾。
林纾自己不懂外文，但他古文造诣很深，才思敏捷，记忆力特别好，有过目不忘、耳闻能记本领的奇才，先后与人合作，用古文翻译外国古典名著，是位不懂外语的著名翻译家。他所翻译的作品几乎全是凭懂外语的人的口述，他能下笔如流水，准确地将其翻译成中文，而且雅驯遒劲，深得人们的青睐。他翻译的处女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曾轰动京城一时，风行全国，被称之为“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从此他一书成名，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当时翻译外国小说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家。胡适还盛赞林纾所译的《茶花女》，认为《茶花女》的成绩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比严复所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林纾不懂外文，口译者译错的他自然不知，所以他翻译的作品也难免有疏漏之处，删节、错译、漏译的也时有出现，意译部分过多，似有翻译与创作并用，给人以半译半写之感，这是他译著的不足之处。可贵的是，他自己做事自己承担，不推卸责任，他曾说过：“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口述而译，在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咸纾粗心浮意，信笔行之，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
林纾是一位正直的有民族精神的知识分子，他爱祖国，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同情“戊戌变法”。面对当时外国的入侵，他痛心疾首，同仇敌忾。然而遗憾的是他从小受其父母“畏天循命”的封建观念影响，思想守旧，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将兴起的时候，他又反对新文化运动，后被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排挤出北京大学。为此，他愤愤不平，相继作《妖梦》《荆生》等文章讽刺胡适等人，对抗新文化运动。
林纾不仅是作家、翻译家兼善，而且书法绘画俱工。他摒弃一切，肆力画山水，潜心钻研书画。其中《江南雨上图》采用元代画家高克恭的画法，以横点画山，突出江南雨色的迷离。那乌云密布、雷声滚滚、山头昏昏、林木蒙蒙的暴风雨来临之际的山区雨景在他的笔下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在此图中似乎在表现一种矛盾的情感。这种矛盾的一方面是他对狂风暴雨来临前那种变化莫测的大自然恶劣环境的一种恐怖和压抑感；另一方面“天变不足畏”，既然暴风雨来了，让我们从容面对吧！你看画中小路和水面一片白色，临水小屋中有人却安详自在，静坐观雨，似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无畏精神，充分表现出作者以画言志的真情实感。
林纾的另一幅《雪景山水图》用墨极为成功，浓、淡、干、潮浑然一体，形成层次丰富的色阶。全画不画一人，但从山脚老树的仰视，以及山谷依山而列的茅屋，使人感觉不到境界荒寒的同时，却把隆冬季节，夜雪初霁，清晨时分，群山银装素裹，朔风劲吹，冰天雪地清冷静谧的景色跃然纸上，而且描绘得十分感人，这恐怕也是作者在追求的那种纯洁高雅吧。全幅作品布局紧凑饱满，笔墨苍润纯熟，画上峰峦环绕，山脉映带连绵，山峰笔墨简洁，长皴淡染，山石脉络向背分明。天空使用淡笔渲染，烘托山峰冒雪出云之势，加之满山瑞雪，银装素裹，寒林孤秀，物态严凝，俨然寒冬在目。远山万木压着积雪，在灰暗天空衬映下更显雪色明亮光洁。山谷几间茅屋依山而列，屋顶压着积雪。蜿蜒曲折的山路和溪上小桥皆被大雪所蔽。山脚下，似乎在流动着溪水，溪两岸零散的傲雪老树残叶未尽，似乎在告诉人们，这是初冬的大雪，更严寒的天气还在后面呢。
林纾不仅是著名作家兼翻译家，而且还是一名很有品位的书画家，尽管后人很少提到他的书画成就，也许是因为其画之名为其文之名所掩的缘故吧。
(摘编自《中国文物报》)
吃西瓜 冷清秋
不了，真不了。打个嗝，全是西瓜味。
你不好意思说你撑得弯不下腰， 够不着地上的工具。这怎么说得出口。
可怎么能怪自己嘛。大热天，恰又口渴。也不是没吃过，没今儿这般敞怀罢了。最主要还是心里舒畅。做这行，形形色色啥人没见过，可这么热情善良，见面就递着西瓜和笑脸还是头一遭。
原本是拒绝的。组里也规定维修人员到客户家不许吃东西，可眼瞅着那堆积的笑意从皱纹里一圈圈漾出来，托西瓜的手不停颤抖，总觉得不接过来吃掉，就对不住人家。好在吃进肚子里，组长看不见，他也不能扒开嘴检查不是。违规就违规吧。
当然是喜欢的。能不喜欢嘛？那么甜，那么爽口。但天地良心，大口解决的原因绝不是贪图好吃。是想快点结束好干活。组长给制定计分制。上门维修一户一张积分卡，月底按劳付酬。这耽搁下去的可都是自己的钱。三两口吃完，你抹下嘴去找工具。
可对方显然误解了你的意思，又一块递了过来。你说不吃，伸出的手一挡，西瓜跌在地板上。正尴尬，对方却拾了起来，掌心蹭蹭再次递给你。盯着地板上的印迹，你的心里直犯嘀咕，接与不接都不是。得亏斜过来的那只手夺了去放在一边。
“噗嗤”一声儿你忍不住笑了，想起乡下的娘。娘就这样。小时候你吃饺子掉地上，娘叨叨着捡起来围裙上蹭蹭继续朝你嘴里塞。小么，也不知嫌弃，仍大口大口嚼地得劲儿。
又想起昨天那户。当时就要脱鞋进门来着，怕弄脏了地板，但是人家皱眉掩鼻连连摆手，并递过来塑料袋，示意你套脚上。你想说经常洗呢不臭。
可终究没说，说那干啥，没意思。
都吃啊。你憋半天说出来的却绕了道。你总是不会拒绝。
你吃，你吃。年纪大了吃不得这些呢。眯着眼，蜷在那儿的他温情地望，让你想起幼时经常放牧的那只老绵羊。
递过来的瓜瓤都触到了鼻子尖。你寻思，放回去谁还会吃啊。就这样“为难”着自己一块接一块。
眼瞅着就快完了，她居然一弯腰从桌下又抱一个来“咔嚓”成了两半。
脑子里“嗡”一声，腿就软了。搁谁抗得住啊？自进门嘴就没让闲。就是再盛情难却，可毕竟肚子的需求有限啊，它已经在向你告饶了。难不成还要继续“为难”不成。
不了，真不了，你摆着手。头发花白的她还不及你的肩膀高，正孩子般扁着嘴，盈着泪，和你对视。
你不自在。求救似地扭头望向屋里的另一个主人——那只老绵羊。他正卖力地摆弄着那风扇，颠过来倒过去地研究。你觉得好笑，说实在的若不是怕擅自脱岗会被投诉，你一刻都不想再呆下去了。
你踢踢脚下的工具箱。“咔咔”两声，老绵羊惊醒般站起来。你个蠢婆娘，老让人家吃什么西瓜啊，去，去端碗绿豆汁。老太婆哦哦地应答着去了厨房，你吐了口气。
要抓紧时间了，不然这么久还没回去，被组长扣分可就糟了。
然而， 你却发现其实已经不需你动手维修了——那风扇分明已经转了起来。可不是么，这呼呼飘来的风。你骤然想起刚才一直默不作声摆弄的他。真是笑话，来就吃西瓜，啥也没干，被人家抢了“生意”了。
这是个阴谋！不然干嘛一直拖延时间骗人吃西瓜。
啊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吗？跳着脚涨红着脸的你无限惶恐。你不知道为什么惶恐，似乎是为了积分卡又似乎又不是。但可以明确，你愤怒了，发火了。
汗津津的钞票就是在这时递来的。
被烫了似的你一下子跳开，嚷嚷着问做什么？做什么？这算什么？什么毛病啊……
哦哦，脑子上的啊，每年都买西瓜啊……儿子像你这般大，会修电扇，都是那地震……他语无伦次地说着，去掰她拽着你衣襟的手。
她却不管不顾地念叨着伸出一只手来抚你的脸。指尖碰触那刻，整个世界都静止了。 风，柔柔的，手糙糙的。徐徐拂来，整个心尖都颤巍巍地疼。
又仿佛回到幼时，躺在田野里，蓝天下。酸酸涩涩的物质涌出来之前，你抓起了工具箱。
不就吃西瓜么，明天我再来。
见宝玉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不觉眼圈微红，双腮带赤，低头不语了。
选段中探望宝玉的人是谁？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此人心里的何种矛盾？
青衣花旦
海飞
村主任在县剧团找到青衣和花旦的时候是下午，她们正在练功房里练功。她们看到斜阳把村主任的脸劈成了半明半暗的两半。村主任很年轻，但是穿得很土。村主任说我是球山村的村主任。她们就问球山村在哪儿？村主任说球山村在很高的山上。她们这才看到年轻的村主任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黄泥。村主任看到了她们的目光，就很局促地移了移自己的脚步。村主任又说想请青衣和花旦去村里唱一场戏，清唱就行了。青衣和花旦相互看了看，她们不愿意去，她们就说我们要收钱的。村主任说收就收吧。她们说很贵的，村主任问多少？她们就说了多少。
沉吟了许久，村主任说，贵就贵吧。她们说，我们怎么去，得坐车吧，还有山路怎么吃得消走？村主任说，我们早就有人等在山脚了，我们准备了轿子。如果你们不去，那么我也不回去了，请不到你们村里人不准我再回去。青衣和花旦对视了一眼，只好点点头。
于是她们就去球山村。跟着村主任乘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一座山脚时，看到了两乘简陋的轿子，她们就上了轿。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终于到了那个叫球山村的地方。许多村民围过来看，他们的表情很蒺然，他们没有看过穿得这么光鲜又长得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青衣和花旦往山脚下一看，怎么也没见底，云雾一片。青衣和花旦就面面相觑，吐了吐舌头。
村主任指挥着大家干这干那，村主任说去把大爷、大婶接来，那两乘小轿就又开始工作了。 简易的戏台已经搭了起来，村主任在家里招待青衣花旦吃过晚饭后，就陪着她们去了晒场戏台上点起了松明灯，台下也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火把，全村人都赶来了。青衣花旦就上台，她们是收钱的，而且也不便宜，所以她们唱得很认真很卖力。
她们唱了很多折子戏，从《楼台会》到《送凤冠》，又从《宝玉哭灵》到《黛玉葬花》。她们看到台下第一排坐着一对老夫妇，四周站满了人。演出快结束的时候，村主任站到了台上，松明灯噼噼啪啪的响声中，村主任中气很足地说：乡亲们，从今后，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球山村人的爹妈!台下一片寂静，一会儿，呼声如潮：桂子的爹妈就是我们的爹妈!青衣和花旦被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她们看到坐头排的老夫妇的眼里泪光一闪一闪。
然后她们接着唱，唱到月上中天，就结束了。村里人渐渐散去。村主任安排青衣和花旦住他对象家。村主任的对象长得很俊，一双大眼睛，两根大辫子。在对象家门口，村主任对她们说，你们先住下，明天一早我和你们结了账，然后派轿子送你们下山。青衣和花旦就说，好的。
青衣和花旦与村主任的对象很聊得来，对象送给她们自己剪的剪纸，说可以贴窗花。青衣和花旦家里的铝合金窗不需要贴窗花，但是她们还是收下了。
第二天早上村主任来对象家送青衣和花旦下山，却四处没找到人。村主任的对象也急了，说，怎么会找不到?村主任说，你们昨天什么时候睡的?对象说不知道反正睡得很迟。村主任说你们说什么了吧。对象说她们问我桂子是谁，我就说桂子是我们村的小伙子，去外面当了兵，在洪水里救一个女人时被淹死了。骨灰送回来，明天就要下葬。桂子爹妈爱看戏，我们全村人凑钱请了你们来唱戏，算是代桂子孝敬他们二老的。村主任说，她们两个嫩女娃子，这么高的山，她们能走到哪儿去?
后来村主任的对象在八仙桌上看到了一小沓钱，旁边还留了字：桂子和我们一样，也是20岁。桂子爹妈也是我们的爹妈。演出的钱我们不能收，这点钱就算是桂子孝敬爹妈的。不用再找我们了，我们自己能下山。落款是：青衣花旦。
村主任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蹿了出去。不一会儿，两乘小轿出现在弯弯的山道上，快得像风一样。
（选自（（中国小小说300篇》）
抗战将领刘放吾
刘放吾，湖南贵阳人，生于1898年4月17日。刘家祖祖辈辈靠耕读勤俭持家，家境殷实。刘放吾的父亲喜欢读书，经常以《朱子家训》及“曾文正治家之道”训导他们。青少年时期的读书、务农和传统的家教，让沉默寡言的刘放吾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生活作风和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黄埔军校去”成为当时年轻人最时尚的口号。1926年6月，刘放吾从湖南省桂阳蓝嘉联合中学毕业后，深受湘军领袖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辗转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学习军事。三年后，刘放吾毕业，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校教导队当了学生队排长。在这里，士兵们操练时用的都是最新的装备，训练的也是新装备体制下的新战术。但是，不像在战场上那样，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只能认认真真地通过训练磨练意志。刘放吾在这样的环境中，默默地、踏踏实实地干了很多年。后来，蒋介石为了补充国民党军的抗战力量，组建新三十八师，孙立人任师长，刘放吾离开了教导队，任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团长。
1942年2月，为了协助驻缅英军抗击日寇对缅甸的进犯，保卫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组建中国远征军。刘放吾率领的一一三团随三十八师于4月抵达缅甸，参加曼德勒会战。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以后，驻缅英军孤傲自大，日军三十三师团轻易地就将英军第一师全部和第七旅一部包围于宾河南岸的仁安羌东北地区。英军反复突围，均无功而返。在这紧急关头，驻缅英军司令向中国远征军发出驰援请求，师长孙立人立即要求刘放吾迅速驰援解围。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刘放吾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要求全团上下即刻熟悉地形，尽快做好战前的充分准备。在一一三团的攻击下，日军苦撑了三天，就仓皇溃退了。事实上，刘放吾当时带去的官兵只有八百多人！就是这八百多中国勇士，在刘放吾的指挥下，不仅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寇两个精锐联队一万余人，而且成功救出了被围的已经绝望的七千名英军。此举令那些骄傲的盟军都不得不对中国远征军另眼相看，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抗日将士的军心。“仁安羌大捷”后，刘放吾率领一一三团奉令掩护英军及杜聿明部队撤退，转战卡萨。任务完成后，转进野人山原始森林，经历了一个月千辛万苦地翻山越岭，终于在5月30日，在南先庆趁着黑夜，在敌人炮艇的巡逻下，泅水横渡大江，进入印度，归还建制。在渡江前，刘放吾发出两通电报：一通发到军令部给何应钦，一通发到师部给孙立人。电报里只有两句话：“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就成仁。”渡江之后，无线电浸水，无法和外界联系，谣传刘团全军覆没，那时刘放吾的妻子正在贵州都匀，闻讯后当场昏厥。
“仁安羌大捷”是近代以来中国军人在境外第一次打败日寇的战役。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民党军的历史记载中，甚少提及第一一三团的战功，更少谈及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第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一切功劳都归到了孙立人及三十八师的名下。性情敦厚、淡泊名利的刘放吾，从此选择了沉默寡言，不在任何人面前谈起自己的“当年勇”。在派系严重的国民党军中，刘放吾虽然在1946年被委任为少将高参，但这是一个只能得到一些微薄薪水的闲职，刘放吾的事迹从此被人们逐渐淡忘。
1994年，这位极具人格魅力的抗战名将在美国洛杉矾逝世，享年九十五岁。他的次子刘伟民在整理刘放吾的日记时，看到父亲在记述仁安羌大捷时引用的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刘放吾戎马一生，热血忠诚，这句诗是他一生的写照，却也透露出他对战争残酷的无奈。
（《刘放吾：蒙尘半个多世纪的抗战将领》，文章有删改）
【相关链接】刘伟民再三追问，父亲才说了一些与“仁安羌战役”有关的细节：“新三十八师多为湘兵。当时我们练兵采取曾国藩治湘军方式，官兵必背《曾胡治兵语录》，因此秉承了湘军的忠义勇精神，作战勇敢。另外就是对士兵的严格训练。我按照《陆军步兵操典》规定，每人每天跑五千公尺；射击时，不瞄准不准发，每发必中，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官兵的命中率都在七成以上。练兵千日，用兵一时，仁安羌战果源自平日训练。”（《我的团长刘放吾》）
多余一句话！
那天我坐公交车去找朋友，车上人不多，但也没有空位子，有几个人还站着吊在拉手上晃来晃去。
一个年轻人，干干瘦瘦的，戴个眼镜，身旁有几个大包，一看就是刚从外地来的。他靠在售票员旁边，手拿着一个地图在认真研究着，眼不时露出茫然的神情，估计是有点儿迷路了。他犹豫了半天，很不好意思地问售票员：“去颐和园应该在哪儿下车啊？”
售票员是个短头发的小姑娘，正剔着指甲缝呢。她抬头看了一眼外地小伙子说：“你坐错方向了，应该到对面往回坐。”要说这些话也没什么错了，大不了小伙子下一站下车到马路对面坐回去吧。但是售票员可没说完，她说了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拿着地图都看不明白，还看个什么劲儿啊！”售票员姑娘眼皮都不抬。
外地小伙儿可是个有涵养的人，他嘿嘿笑了一笑，把地图收起来，准备下一站下车换车去。
旁边有个大爷可听不下去了，他对外地小伙子说：“你不用往回坐，再往前坐四站换904也能到。”要是他说到这儿也就完了，那还真不错，既帮助了别人，也挽回北京人的形象。可大爷哪儿能就这么打住呢，他一定要把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说完：“现在的年轻人哪，没一个有教养的！”
我心想，大爷这话真是多余，车上年轻人好多呢，打击面太大了吧。可不，站在大爷旁边的一位小姐就忍不住了。“大爷，不能说年轻人都没教养吧，没教养的毕竟是少数嘛，您这么一说我们都成什么了！”这位小姐穿得挺时髦，两细带子吊个小背心，脸上化着鲜艳的浓妆，头发染成火红色。可您瞧人这话，不像没教养的人吧，跟大爷还“您”啊“您”的。谁叫她也忍不住非要说那多余的最后一句话呢！“就像您这样上了年纪看着挺慈祥的，一肚子坏水儿的可多了呢！”
没有人出来批评一下时髦的小姐是不正常的。可不，一个中年的大姐说了：“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能这么跟老人讲话呢！要有点儿礼貌嘛，你对你父母也这么说吗？”
您瞧大姐批评得多好！把女孩子爹妈一抬出来，女孩子立刻就不吭气了。要说这会儿就这么结了也就算了，大家说到这儿也就完了，大家该干嘛干嘛去。可不要忘了，大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呢。“瞧你那样，估计你父母也管不了你。打扮得跟鸡似的！”
后面的事大家就可想而知了，简单地说，出人命的可能都有。
这么吵着闹着，车可就到站了。
车门一开，售票员小姑娘说：“都别吵了，该下的赶快下车吧，别把自己正事儿给耽误了。”当然，她没忘了把最后一句多余的话给说出来：“要吵统统都给我下车吵去，不下去我车可不走了啊！烦不烦啊！”
烦不烦？烦！不仅她烦，所有乘客都烦了！整个车厢这可叫炸了窝了，骂售票员的，骂外地小伙子的，骂时髦小姐的，骂中年大姐的，骂天气的，骂自个儿孩子的，真是人声鼎沸，甭提多热闹了！
那个外地小伙子一直没有说话，估计他受不了了，他大叫一声：“大家都别吵了！都是我的错，我自个儿没看好地图，让大家跟着都生一肚子气！大家就算给我面子，都别吵了行吗？”
听到他这么说，当然车上的人都不好意思再吵，声音很快平息下来，少数人轻声嘀咕了两句也就不说话了。但你们不要忘了，外地小伙子的“多余的最后一句”还没说呢。“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
我那天的事情没有办成，大伙儿先被带到公安局录了口供，然后到医院外科把头上的伤给处理了一下，我头上的伤是在混战中被售票员小姑娘用票匣子给砸的。
你们可别认为我参与了他们打架，我是去劝架来着。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没什么大事儿，没什么必要非打个头破血流。
我多余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就是售票员说话不得体吗？你们就当她是个傻瓜，和她计较什么呢？！
A．小说以“我”的所见所闻作为线索，以外地年轻小伙子的问话为开端，以售票员、大爷、时髦小姐、中年大姐的对话为情节的高潮。
B．“早知道北京人都是这么一群不讲理的王八蛋，我还不如不来呢！”这一句语言描写意在表现外地小伙儿是个有地域歧视的没有涵养的人。
C．我呼吁他们“都冷静一点儿，有话好好说”，可是我自己也说出了不冷静不得体的最后一句话，并因此受了伤，说明公共文明很重要，不好的语言和习惯会互相影响，破坏和谐环境。
D．小说以沉重的语调展开叙述，文字间饱含着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担忧，使读者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不自觉地思考原因和反思自我。
E．综合全文来看，段落短小是本文一大特色，这种写法不仅可使叙事节奏加快，而且有利于人物刻画上的灵活切换，适应不同人物的描写需要。
任继愈：大师小事
对于把学术视为毕生追求的学者而言，著书立说乃安身立命之本。但任继愈晚年却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古籍整理中去，而放弃了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他主持编订了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编纂了总计近8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主持了国图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影印出版，参与了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的修订工作等。他皓首穷经，甘为幕后英雄。
其实，在繁重的古籍整理工作之余，任继愈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他的家中，至今仍保存着大量零零碎碎写有心得体会和读书摘抄的纸片。“本来他是想把这些资料积累起来，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还想写一部有关教育的书，结果2009年就过世了。”
因为有行政职务，任继愈拒绝参与自己主编的这些著作的评奖。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办公室，他自己掏钱，每月400元租房子给编辑部用。他对中华古籍那是真爱，感情深极了。
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任继愈在馆内巡视，突然发现老朋友季羡林坐在古籍善本阅览室里，也没在看书，就在那儿坐着。任继愈很奇怪，就上前问为什么。季羡林说，你们国家图书馆不是有规定吗，看古籍善本达不到一定级别就没资格看，我学生需要看但没资格，我有资格。我替他借，他看，我坐着。任继愈太怒：“这些不合理的规矩必须改!”此后，古籍善本的借阅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
但是，任继愈也清醒地看到，古籍善本既有文献价值，也有文物价值。古籍善本是不可能像普通图书一样任人使用的。为解决使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他提出大力开展古籍影印出版的主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是承担了这项重任。时任国图出版社社长的郭又陵说：“我还记得当时任老对我说，不能什么书赚钱就出什么书，出版事业不能一切向钱看。古籍影印成本高、印数少、利润薄，但只要对读者有益，我们就要做下去。”出版社在影印《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时遇到了资金困难，是任继愈亲自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写信要来了资金，使深藏于书库的古籍善本特别是重要而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嘉惠学林。
1987年，国家图书馆一期工程竣工后，国图门前的那条中关村南大街也开始改造，但完工后的道路在国图这一段既没有过街天桥，也没有地下通道，甚至连个斑马线都没画。读者从路东到路西的国图正门需要绕很大一个弯。任继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国图和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协商一年多还是毫无进展。最后是任继愈亲自去找市长，才总算在门口给国图留了一条斑马线。
1988年，国家图书馆准备出访日本国会图书馆。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黄润华按惯例给任继愈送去500元置装费。当时出国不像现在，大家工资也低，都没啥像样的衣服，所以出国都给发置装费，买身西装，但给任先生送去时，他坚决拒收。
在同事们印象里，任继愈和任何人说话都是商量的口吻，绝没有以上压下那种命令式的话。但有一次，任继愈把郭又陵叫到家里，说：“这本书你帮我出了。”口气很严肃，也很坚决。看着一脸疑惑的郭又陵，任继愈解释说，这部书是他的一个老学生写的。这位学生是60年代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本打算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但当时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学生在征求任继愈的意见时，任继愈鼓励他去边疆工作。结果去到边疆之后运动不断，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直到80年代回到北京才恢复，成果就是这本薄薄的书稿。也不让你们亏本出书，这位学生拿了1.5万元，用做出书费。后来书出版了，郭又陵听说，这笔钱是任先生自己掏的。
任继愈不但是著名学者，也是享誉全国的书法大家，来求墨宝的人络绎不绝。但只要对方是学校、研究机构、博物馆等，他分文不取；如果对方是商业机构，对不起，不写。有一次，一所新成立的学校请任继愈题写校名，他在了解了学校的教学宗旨后欣然提笔。不久秘书科就收到该校送来的一笔现金，行政处长知道任先生会拒收，到他家里扔下钱就跑。没几天，这所学校的校长收到了“母亲水窖”的捐献证书。
任先生家里没什么东西，有的只是书，但这批书最后也都捐给了他老家的图书馆。
(摘编自《人民日报》，作者张贺，有改动)
我们历来被告知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与作家的个人苦难直接相关。也许歌德是个例外，歌德在美丽的小城魏玛一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由这个例外又想起中国盛唐时期的大批好命诗人，以及托尔斯泰、雨果、海明威等很多生活优裕的外国作家，似乎也在例外之列。如果一个文学规律能把这么多第一流的大师排除在外，那还叫什么规律呢？
今天到了魏玛才明白，歌德在这儿的住宅，比人们想象的还要豪华。
整个街角一长溜黄色的楼房．在闹市区占地之宽让人误以为是一个重要国家机关或一所贵族学校，其实只是他个人的家。进门一看里边还有一栋．与前面一栋有几条甬道相连，中间隔了一个长天井似的石地空廊，其实是门内马车遭，车库里的马车一切如旧，只是马不在了。
车库设在内楼的底层，楼上便是歌德的生活区，卧室比较朴素，书库里的书据说完全按他生前的模样摆放，一本未动。至于前楼，则是一个宫殿式的交际场所，名画名雕，岁陈有序，重门叠户，装潢考究，好像走进了一个博物馆。
脚下吱吱作响的，是他踩踏了整整五十年的楼板，那声音，是《浮士德》一句句诞生的最早节拍。
我一间间看得很细很慢，在歌德家里一遍遍转。直转到每级楼梯都踏遍，每个角落都拐到，每个柜子都看熟，才不慌不忙地出来，慢慢向歌德档案馆走去。
档案馆是一个斜坡深处的坚固老楼。在二楼上，我看到了他们的笔迹。
歌德的字斜得厉害，但整齐潇洒，像一片被大风吹伏了的柳枝。席勒的字正常而略显自由，我想应该是多数西方有才华作家的习惯写法。最怪异的莫过于尼采，那么狂放不羁的思想，手稿却板正、拘谨，像是一个木讷的抄写者的笔触。
歌德到魏玛来是受到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
德国在统一之前，分为很多小邦国，最多时达到二三百个。这种状态非常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风气的开化，但对文化却未必是祸害。有些邦国的君主好大喜功，又有一定的文化鉴赏能力，就有可能做一些招纳贤达、树碑立传的好事，很多文化精英也因此而获得一个安适的创作环境，留下佳绩。德国在统一之前涌现的惊人文化成果，有很大一部分就与此有关。
歌德在魏玛创造的文化业绩，远远超过魏玛公爵的预想，尤其是他与席勒相遇之后。
歌德和席勒在相遇之前，都是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主将，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席勒以《强盗》，还有他们的其他作品，对封建意识形态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扫荡气势。他们的精神前辈，应该是那位现实身份低微而历史地位崇高的莱辛。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特意让主人公自杀前还在读莱辛的作品。
歌德和席勒在魏玛相遇之时，“狂飙突进运动”的锋头已经过去，而他们已在开创一个古典主义时代。历史将承认，德国古典主义的全盛时代，以他们的友谊为主要标志。
这三个人，构成了我们对德国文学起点性的印象。他们几乎都是哲学家，不仅深思，而且宏观，有极高的学术素养。这使他们的作品有一种罕见的终极沉思的品格。这种品格有两个走向，既有可能走向概念嶙岣的学者化方向，又有可能走向吞吐万汇的巨人化方向。相比之下，歌德是全然走向了后一个方向，莱辛、席勒两者兼融，在后一个方向上却没有歌德那样圆满。当然，这与歌德的优裕和高寿有关。
无论如何，德国文学以后浓郁的哲理素质，就这么定下了。
荣格说，每一个德国人灵魂深处都有浮士德的影子。因此，当歌德他们定下了德国文学的素质，同时也定下了德国人的素质。
也许反过来，他们的素质原本就是德国人本体素质的产物，他们只是经过天才的吐纳，把它凝固住了。
那么还是荣格说得对：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其实，此间是一种宏伟的互创关系。魏玛是重要的互创现场。
（节选自余秋雨《谁能辨认》）
艾青评传（节选）
杨匡汉
年过古稀的艾青，在回顾自己五十年的创作生涯时，常常不无感慨地对人说：“想想我这一辈子，也只是写了几首人们还记得的诗。人民是最公平的。一个人写了点东西，人民总会记得他的。我也是想也不敢想到有今天……”
是的，人民会记得艾青的贡献，承认艾青的成就。他是我国新诗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具有独特风格的现实主义大诗人之一。
艾青的诗，较多地将个人的悲欢融入时代的悲欢里，反映着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苦难与命运，反映着现实的生活和斗争，并由此传达出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心声。在早年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诗人以真挚虔诚的赤子之心，赞美养育了自己的保姆，为她受尽黑暗年代人世间凌辱的凄苦命运抒发着悲愤、哀恸与不平；它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中国广大农民的遭际的同情与关切。诗人在另一首名篇《我爱这土地》中发出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倾诉，更是把个人的情感、命运都赋予时代、人民、祖国和土地的明证。
在中国广大读者心目中，艾青诗作中的深沉感情，突出表现为对光明的热烈向往、追求和讴歌。太阳、火把、春天、黎明、生命、火焰，不但出现于他许多作品中，更是他不少篇章集中讴歌的主题，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新意竞放异彩。在《太阳》《春》《黎明》《煤的对话》等早期作品中，诗人“在东方深黑的夜里”，朦胧又强烈地发出了对光明、对春天、对火焰的热切呼唤。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后，诗人从浴血奋战的人民中找到光明之所在，创作了充满热情、乐观和希望的长诗《太阳》及其姊妹篇《火把》。这两首喷射着激情火花和理想光芒的名篇曾鼓舞过不少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艾青曾写道：“一首诗的胜利，不仅是那诗所表现的思想的胜利，同时也是那诗的美学的胜利。而后者，竟常被理论家们所忽略。”在他的诗歌中，尽管不乏某些或过于切近时事或过于凌虚的篇什，但作为代表他主要成就的诗篇，往往不拘泥于直接地如实地反映生活；那种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总是伴着新奇的联想、想象、意象、象征而来，造成鲜明的形象并给读者一定的暗示与启迪。他在抗战前夜作的《太阳》一诗中写道：“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这融进了诗人深刻感受的想象和意象，使形象充满血肉，更深刻地显示着光明来自黑暗，需通过流血死亡的代价去换取的生活真谛。……此外，艾青还善于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样式以及中外诸多艺术流派中汲取有益的养料，转化为自己诗篇中的艺术细胞。
艾青的诗歌，艾青的名字，在中国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扎了根，也在全世界赢得了声誉。美国的学者把艾青和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
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艾青是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之后推动一代诗风的重要诗人。他对中国新诗艺术的贡献在于：以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注，加强了新诗的时代感和现实性；以来自生活又经提炼而成的丰富、变化、新鲜的语言，增强了新诗的表现力；以在一定规律里奔放的、具有“散文美”的内在韵律的自由诗形式的创造，和众多的新诗人一起，巩固了自由诗在我国现代诗歌中的地位。艾青还是在艺术上沟通中外诗歌的桥梁之一，他的诗能面对世界发言，被一些外国学者认为在诗歌难于翻译的情况下最易译介的中国现代诗人。
艾青说：“我的一生都在探索。”在漫长的道路上坚持探索、吹号行进的诗人与作品，尽管常常会几经斫丧，但终将显示其旺盛的活力——因为对于艾青来说，太阳、火把、诗和他同在！
1986年2月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
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
对于中国留学第一人容闳来说，当年他选择留学的胆量，丝毫也不下于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个年代留洋充满风险。中国与欧美等国家隔着太平洋、大西洋，坐上船从启程到抵达，途中经过无边无际的海域，需要大半年时间。更何况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完全陌生的西洋国家，然后忍受遥遥无期的隔洋相望、鱼雁传书，这对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传统中国父母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容闳出身于穷苦人家，十三岁时，家居澳门。当时，澳门是来粤贸易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华洋杂居。在澳门，他在马利逊学校读书，受教于美国传教士布朗。当时他们班上只有6个学生。后来由于家人和自己健康的考虑要提前回美国，布朗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带几个跟他学习多年的学生回国，继续完成学业。布朗说完，要求愿意跟他去美国的孩子站起来。当时班上只有3个学生站起来，而容闳是其中的第一人。容闳的母亲起初并不同意，经过容闳的劝说才勉强答应。布朗为此特地为准备随他去美国的学生找了资助人，这些资助人不仅负担学生留洋的全部费用，还承担了他们留洋期间学生家庭两年的生活费用。因此，容闳获得了赴美学习的机会。
容闳初到美国，进了马萨诸塞州孟松城的孟松学校。“那时美国的生活、膳宿都非常便宜。贫困的学生都有很好的机会找点工作做，以解决学费问题。我记得当时的食宿费，包括燃料、灯和洗涤在内，每人每星期仅1元2角5分美金。”
容闳从孟松学校完成学业后，获得的资助就此结束。他放弃了去苏格兰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同时又可以继续获得资助的机会，坚执地要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有教授建议他申请一份贫困生救助金，但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做传教士。容闳不愿意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去做传教士，并以此换取获得救助金的机会。为此，他的大学生活很艰苦，最后是通过当地妇女协会的帮助，才获得了生活的救助。
容闳在耶鲁学习，由于入学前准备并不充分，尽管他学习很努力，但是在总体成绩上并没有取得高名次。他在写作和抽象论方面却是出类拔萃的，因多次夺得英语作文奖而名扬校园内外。就读期间，因为贫穷，容闳很少参加校园内外的社交活动，所以也没有至交，显得孤独。可是他严于律己、刻苦学习的品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结束之前，我已把自己将要付诸行动的事在心中规划出一幅蓝图。我决心要做的事就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这样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文明富强的国家。我的志向就是去实现这一目标，竭尽我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朝着这一目标奋斗着。”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毕生的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
耶鲁大学毕业后，容闳决然离开美国回到中国。那个年代回中国的路程何其遥远，航程那么漫长，回程的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154天，况且又不是舒适的客船，那次航程被容闳描述为“令人厌倦的、最难以忍受的、漫长的”航行。况且他在美国呆了几年，中文水平已经退步到不能流利表达的地步，在船上与中国领航员甚至无法沟通，领航员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很难明白领航员说的是什么。
回到祖国后，他更换了无数的工作，每一项工作都是那么短暂。从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发展成为留学事业的开拓者，容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坎坷的路。
（摘自香港《大公报》，有改动）
【注】容闳（1828年11月17日～1912年4月21日），字达萌，号纯甫，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中国近代早期改良主义者，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周勋初先生的魏晋风度
学术界的朋友都知道，周先生治学范围广阔，涉及先秦诸子、楚辞、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近现代学术史等，涉及辞书编纂和古籍整理，涉及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和古代诗歌史以及笔记小说史，在《韩非子》、《文选》学、《文心雕龙》学、唐诗学及文献学等领域，都卓然成家。实在要概括，也许用“传统文史之学”来指称周先生的治学范围比较合适一些。所谓“传统文史之学”，按周先生的理解，并不专指文学和历史两门学科，而是包括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如哲学、宗教、思想等等，内容广泛，而且彼此不可分割。周先生倡导在文献学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实际上是对“文史不分”的中国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的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很多时候，我甚至不假思索地将周先生与魏晋风度联系起来。他在这一研究领域建树甚多，在他较早的那本论文集《文史探微》中，就有好几篇论文堪称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经典名篇，比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梁代文论三派述要》、《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等，皆独辟蹊径，思新论闳，启示学界良多。细思起来，这都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周先生身姿玉树临风，为人洒脱自然，文章简洁明快，清峻通脱，处处透着魏晋风度。
1950年，周先生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在他早年所接触的老辈学者中，还颇有一些存魏晋风度之流风馀韵者，周先生深受濡染。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政治出身不好的他始终面临着危险，处境与魏晋文士颇为相似。与此同时，由于学有专长，做事认真负责，他又常作为使用对象，被分配承担重要的具体任务。他总是随遇而安，干一行爱一行，抓住一切机会读书写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和《高适年谱》等书，都是在完全看不到出版前景的日子里撰写的。新时期以后，学术环境大有改善，周先生焕发精神，开始快乐地工作着。学术任务和社会活动与日俱增，但周先生毫无怨言，而是随顺世缘，广有撰作，直到耄耋之年，犹然笔耕不辍。
“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无不为”，是周先生爱说的两句话。记得1980年代中期，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席卷中国大地，也冲击着本该宁静的大学校园，“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句俗语便是对当时脑体收入严重倒挂的社会现象的生动描述。刚开始读博士的我，心里也不免有烦躁。有一天，在南园橱窗里，见到研究生院正在展出“名家寄语”，有周先生题写的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当下真如醍醐灌顶，感觉周身顿时清凉了起来。后来，我又在另一篇文章中，看到周先生对这句话的详细解释，更加深了理解：“如果你热爱专业，深信自己在这领域中可以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就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精神，应该抓住目前的青春时期，努力攀登，而不要左顾右盼。”如今，时过境迁，学界的浮躁早已花样翻新，但对天下有志向学的年青人来说，周先生的这句寄语仍是针对性很强的智慧箴言。
2000年9月，《周勋初文集》七卷本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周先生将第七卷题为《无为集》，亦有深意存焉。“无为”二字，可以用他另一句话来解释：“顺其自然地登攀”，“若用传统文化中的哲理来说，这或许也可以说是道家的处世态度和儒家的进取精神相结合吧。”在我看来，“以不变应万变”和“无为而无不为”，两句正好可以凑成一对，互文见义，阐释了周先生魏晋风度的具体内涵。
平日侍坐，听周先生闲谈学林掌故，娓娓道来，是一大乐事。众所周知，陈寅恪和陈垣是近代史学两大家，成就巨大，而学术风格各不相同，周先生曾把二陈分别比作汉代将军李广和程不识，简短妙喻，意味玄远，大似魏晋人之清言。
有一次周先生在外地出差，出租车司机见老先生银发纹丝不乱，身躯伟岸，腰板挺直，猜想他是一位将军。周先生笑笑，不置可否。我想，如果把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比作攻坚战，那么，称周先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他是当之无愧的。今天，这位已经82岁的白发将军依然活跃在战场上，精神矍铄，像一棵挺拔的不老松。
相关链接：①周勋初的学术研究涵盖诸多领域，研究时限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体现了文史结合、博通与专精结合、宏大与细致结合的治学特点。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勋初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的新注的任务，他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趁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的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写出了《韩非子札记》一书。
“当代李清照”一一沈祖棻
一提到沈祖棻（fēn），人们都不约而同地要在她的名字前冠以“当代李清照”的称号。吴宓曾盛赞沈祖棻：“棻词殊佳，宓所识女中第一。”
沈祖棻1909年生于苏州一个保留着浓厚的文化传统但已衰落的地主家庭。家庭的文化熏陶使她自幼就对文学显露出强烈的爱好和天赋。1932年，这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愤然执笔，以一阕《浣溪沙》，将“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山河破碎的忧患，传递得浓密婉转，令中央大学文学院长汪东拍案叫绝，更令祖棻由此赢得“沈斜阳”别号——芳草年年记胜游，江山依旧豁吟眸。鼓鼙声里思悠悠。三月莺花谁作赋？一天风絮独登楼。有斜阳处有春愁。
1934年，沈祖棻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1937年与小她四岁的金陵大学同学程千帆在安徽屯溪结婚，那是南京被日机疯狂轰炸后他们的匆忙避难之地。抗战期间，他俩辗转在成都、乐山等地的几所大学任教。1942年，沈祖棻在金陵大学授课时，物色了一些有造诣的学生成立正声诗词社，她还将四位学生的诗词结集成《风雨同声集》出版。正是“月里山河连夜缺”的动荡岁月，这群师生用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挚爱，坚守了对中华文化的深情。
沈祖棻是著名词人和评论家，然而，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她的一生都备受干扰：年轻时便遭逢战乱，飘摇动荡的岁月里，读书人的三尺书桌岂能安宁？ 38岁时剖腹产女，庸医将一块手术巾遗留在她腹内，此后几年备受折磨；她与程千帆夫妻情深，却聚少离多。1956年，沈祖棻从南京来到武汉，与任中文系主任的丈夫共同执教于武汉大学，孰料时隔不久，程千帆就被打成右派，在他蒙冤和被遣送乡下劳动的近20年中，一家三代的生活多靠沈祖棻操持、负担。除了“八口曾为巧妇炊”的繁琐艰难，作为“右派家属”，更要吞咽无尽的冷眼、歧视；夫妻俩城乡两隔，惟有书信往还，她那首读来辛酸的七律，题为《千帆沙洋来书，有四十年文章知己患难夫妻，未能共度晚年之叹，感赋》。
好容易盼得到“文革”结束，沈祖棻却于1977年不幸死于车祸。那个悲伤欲绝的苦夏，程千帆挥泪、挥汗整理亡妻遗稿。这是一对患难夫妻与文字知音最后的对话，也是他对沈祖棻最体贴、周全的纪念吧，词在而人亡，让她的作品存世并传扬，成为程千帆最大的心愿。他整理、出版了她的大量遗作，包括她最负盛名、滋养了无数读者的古诗词鉴赏文字《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
沈祖菜填词的方向不是吟风弄月或仅诉一己悲欢，而是侧重于寄托国家兴亡之感，所谓“乱世死生何足道，汉家兴废总难忘”。如果说，李清照早年还有众多词作，记录了优裕日子里的闲情雅趣，沈祖棻则是从年轻起就不得不直面悲惨了：日寇肆虐，苍生蒙难，将士喋血……那些人间愁苦或壮怀激烈，不能不涌入她的笔端。从1932年到1949年，她填词500多首，其中400多首创作于抗战时，好些词让人读来愁入肝肠或热泪盈眶。1944年8月的衡阳之战，守城战士喊着“来生见”的豪言，与日寇殊死拼搏。沈祖棻闻讯，写下悲歌慷慨的《一萼红》，被词坛称为“千古一叹”。
抗战结束后的时局凋敝，民生多艰，沈祖棻在词里也多有反映并痛加针砭。最为难得的是，无论写乱世儿女的流亡之痛，相思之苦，还是伤心“无限斜阳，有限江山”，她都绝无标语口号式的直露浅白，或辞胜于情的矫揉造作。那些急管繁弦，被调度得细密婉丽，既情动于衷，又有深湛的学养支撑，发声吐字遂珠圆玉润、余韵悠长。
沈祖棻1976年6月的日记写道：“与早早（外孙女）折夹竹桃二小枝，野花草三茎，松枝二小枝，插瓶，灯光下美好有致。”不要忘了，那正是“文革”末期，大地还笼罩着瘴气，她也行至晚年，又饱经摧折，而情致依然细腻婉约．读来不由得心生感叹：虽然沈祖棻绝无寻常闺阁诗人的小女儿口吻，但那几茎野草、闲花、树枝多么能透露信息，对女诗人来说，最理想、最相宜的场景，真应该是携一卷诗书，寻芳归来，再从容把玩案上清供。
人人都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这言之凿凿的公理，不知是由多少代诗人的悲剧性人生堆砌和淬炼而成，假如李清照、沈祖棻们有幸一直安享太平安闲岁月，比如，早上慵懒醒来，闲看帘外绿肥红瘦；或行舟至藕花深处，惊起一滩鸥鹭……那么，诗词写得清浅、纤柔些又何妨呢？所谓的诗家之幸，不要也罢。
相关链接：①沈祖棻，字子苾，笔名绛燕、苏珂。我国现当代最优秀的词人、诗人、文学家，文论家，著名教授，曾任教于华南多所高等学府中文系。有“当代李清照”美誉，与丈夫——著名文学教授程千帆合称“程沈”，曾被师友赞为“昔时赵李今程沈”。②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出嫁后与夫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整理，金兵入据中原时，流寓南方，境遇孤苦。
日规
汪曾祺
①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②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③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④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⑤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⑥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⑦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⑧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⑨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⑩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⑪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⑫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⑬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
下面这段文字，塑造了焦裕禄什么样的形象？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估计的更快一些。
今夕对比提觉悟
张秉贵有气往肚里咽，有泪朝心里流，挨了打，还要装出一副笑脸赔不是。
（《心有一团火，温暖众人心》）
高原上的“雪莲花”
三年坚守，她用知识和爱心耕耘着 70多名孩子的未来。
高原之巅，她用热情和青春守护着“高原花朵”的成长。
在海拔 1800多米的湖北恩施鹤峰县中营乡，有所高原小学。三年前，大学毕业不久的邓丽来到这里。犹如一朵雪莲花，她为孩子们带来了知识和快乐，为落后的高原小学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一个人改变一所学校2009年8月的一天，鹤峰县已经很冷了，邓丽穿过蜿蜒的山路，来到小学报到。
“哇，是个女老师，好漂亮啊！”孩子们挤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探着头，用惊奇和欣喜的眼神望着这位新来的老师。
邓丽告诉记者，在她来之前，学校只有 7名男老师，平均年龄54岁。
除了是高原小学的第一位女教师之外，邓丽还为学校带来了其他“第一”：孩子们第一次开口说普通话，第一次上了英语课，第一次站上了舞台，第一次吃上了免费午餐，学校举办了第一个“六一联欢会”……邓丽的到来，给高原小学带来了新气象。
在学校，邓丽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带一个年级的语文、四个年级的英语和全校的音乐课，还兼任少先队辅导员和女生寝室管理员。
“邓老师上的课我们都很喜欢！”孩子们争着告诉记者。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课上，邓丽组织演讲比赛，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课下，她教孩子们唱歌、跳舞，和孩子们一起游戏。
昔日性格孤僻的山里娃，如今可以在陌生人面前大方地表演。乡亲们说，是邓老师把爱和快乐的种子种在了娃儿们的心里，改变了孩子们的性格和未来。
只想做一名“纯粹”的老师邓丽的到来，为寂寞的鹤峰高原带来了活力。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来到高原小学之前，邓丽在武汉有一份月收入 4000元左右的工作，令不少人艳羡不已。然而，一心想做一名“纯粹”老师的邓丽，毅然决然辞掉工作回乡支教，并且主动申请来到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中营乡高原小学。
“我也动摇过。”邓丽坦承，初到时，面对艰苦的环境和难熬的孤独，她有过后悔。然而，看到孩子们淳朴的笑脸，渴望的眼睛，邓丽最终坚定地留了下来，并用更多的爱温暖着孩子们。
在邓丽的学生中，有一对聋哑兄弟，父母在外打工，孩子从小被寄放在学校。没有学过特殊教育的邓丽，让兄弟俩捏住她的嗓子感受震动，用夸张的口型、自创的手语，纸条跟他们交流。在她的悉心培养下，聋哑兄弟的成绩从 20多分提高到70多分、80多分。邓丽还特别设计了“我和你们在一起”的手语。当聋哑兄弟哭着想妈妈的时候，当他们孤立无助的时候，当他们缺乏信心的时候，邓丽都伸出双手告诉他们：“我和你们在一起！”
在严寒的冬天，邓丽第一个起床，到教室生火炉，挨个叫孩子们起床。她亲自给学生洗澡，“希望把她们洗得水灵灵的”。在邓丽眼中，每一个孩子都是高原上的花朵，只要用心呵护，他们就能绽放出生命的娇艳。
“放心，老师不会走”
2011年5月，邓丽考入正式教师编制，可以提前结束支教，分配到中心学校。但孩子们的眼泪和被需要的幸福感，让邓丽又回到了高原小学。
“你们放心学习，老师不会走。”邓丽对每个孩子都这样说。今年30岁的邓丽还没有男朋友。追她的人不在少数，但都被她拒绝了。邓丽说，首先要支持她的工作，否则不予考虑。“也有人说支持我，但能一辈子吗？”邓丽没有信心。谈到支教期满后的去留问题，邓丽很坚定：“上面派人下来接班，我才会走；如果没人来，我就不会走。”
邓丽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伟大。她说，她只是想找份有幸福感的工作，山里孩子需要她，被需要就是一种幸福。
当她生病躺在宿舍时，聋哑兄弟向她做出“我们和你在一起”的手势时，邓丽是幸福的；当曾经自闭的两个女孩儿为她自编、自唱、自跳《邓老师活泼之歌》，作为献给她的生日礼物时，邓丽是幸福的。
（选自《光明日报》2012年9月9日，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