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忽而看见他眼圈微红了，但立即知道是有了酒意。他总不很吃菜，单是把酒不停的喝，早喝了一斤多，神情和举动都活泼起来，渐近于先前所见的吕纬甫了。我叫堂倌再添二斤酒，然后回转身也拿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但只要价钱极便宜，原铺子就许要，至少总可以捞回几文酒钱来。但我不这样，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墩，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他又掏出一支烟卷来，衔在嘴里，点了火。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老朋友。……”他忽而停住了，吸几口烟，才又慢慢的说，正在今天，刚在我到这一石居来之前，也就做了一件无聊事，然而是我自己愿意做的。我先前的东边的邻居叫长富，是一个船户。他有一个女儿叫阿顺，你那时到我家里来，也许见过的，但你一定没有留心，因为那时她还小。后来她也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黄脸皮；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她很能干，十多岁没了母亲，招呼两个小弟妹都靠她；又得服侍父亲，事事都周到；也经济，家计倒渐渐的稳当起来了。邻居几乎没有一个不夸奖她，连长富也时常说些感激的话。这一次我动身回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又记得她了，老年人记性真长久。她说她曾经知道顺姑因为看见谁的头上戴着红的剪绒花，自己也想有一朵，弄不到，哭了，哭了小半夜，就挨了他父亲的一顿打，后来眼眶还红肿了两三天。这种剪绒花是外省的东西，S城里尚且买不出，她那里想得到手呢？趁我这一次回南的便，便叫我买两朵去送她。
刘姥姥只听见咯当咯当的响声，大有似乎打箩柜筛面的一般，不免东瞧西望的。忽见堂屋中柱子上挂着一个匣子，底下又坠着一个秤砣般一物，却不住的乱幌。刘姥姥心中想着：“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甚用呢？”正呆时，只听得当的一声，又若金钟铜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又是一连八九下。方欲问时，只见小丫头子们齐乱跑，说：“奶奶下来了。”周瑞家的与平儿忙起身，命刘姥姥“只管等着，是时候我们来请你”。说着，都迎出去了。刘姥姥屏声侧耳默候。忽见周瑞家的笑嘻嘻走过来，招手儿叫他。
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着周瑞家的怎么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起来，别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
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刚问些闲话时，周瑞家的向凤姐回话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一面说，一面递眼色与刘姥姥。刘姥姥会意，未语先飞红脸，欲待不说，今日又所为何来？只得忍耻说道：“论理今儿初次见姑奶奶，却不该说，只是大远的奔了你老这里来，也少不的说了……今日我带了你侄儿来，也不为别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没个派头儿，只得带了你侄儿奔了你老来。”说着又推板儿道：“你那爹在家怎么教你来？打发咱们作煞事来？只顾吃果子咧。” 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因问周瑞家的：“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听说，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摆在东边屋内，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
刘姥姥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舔舌咂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周瑞家的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这钱雇车坐罢。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方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儿罢。”一面说，一面就站了起来。刘姥姥只管千恩万谢的，拿了银子钱，随了周瑞家的来至外面，仍从后门去了。 （选自《红楼梦》第六回 有删节）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何兆武
①“五四”运动时，傅斯年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名字。
②“五四”以后，傅斯年先生去德国留学，受到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以史料翔实、考订精赅为其特色。回国后，傅斯年先生在北大任教，提出了历史学即史料学的口号，这条路线曾受到不少人的非难。不过，傅先生的本意似乎并非就是历史学止步于史料，而是主张历史学应该由史料出发，也就是说，没有材料就谈不到历史研究。这和他的老师和终生挚友胡适先生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一脉相通的。他一系列的主要名文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等，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声誉和地位。中央研究院成立后，即由傅先生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以见傅先生学术路线与德国学派的渊源。
③傅先生是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到史学研究的人。历史归根结底乃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的这一环节。一般的历史学家们看问题往往只停留在社会分析的层次上，而绝少论及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心灵深处，所以往往是未达一间而功亏一篑。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写到反叛的时候，往往会提到反叛者最后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是有野心的一面，但也有其内心受迫而扭曲的一面。这就更深一层地触及到了当事者的内心或灵魂深处，而比单纯地论述背景与客观形势要更深一步。
④抗日战争后期，国内矛盾已日益突出，国民参政会遂组织了一个延安访问团，团员似是六位参政员，有傅斯年和黄炎培在内。在延安，毛.泽东与访问团成员逐一谈过话，他与傅先生在“五四”时期当属旧识，大概也称道了傅先生在“五四”时期的功绩，所以傅先生就自称：“我们当日不过是陈胜、吴广而已。”
⑤抗日战争结束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去重庆做官，校长由胡适继任。因胡适当时在美国，未能速返，在胡适回国以前，校长由傅先生代理。是年十二月一日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对内战举行集会，遭到国民党当局镇压，打死四人，造成惨案，由此爆发了“一二一”运动。傅先生遂由重庆来昆明处理学潮。他慰问学生，见到了学生代表时说，你们就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子女我不能答应。一时曾博得不少同学们的认同。但是傅先生当时的基本立足点却是无法认同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所以，不久他也和其他几位老师一样和大多数同学的主流拉开了距离。
⑥抗战期间政府迁到重庆后，傅先生以参政员的身份曾在会上猛烈地抨击孔、宋豪门，博得了“大炮”的声誉，为一时物望所归。胡适回国任校长后，傅先生回南京史语所，当时战局动荡、经济崩溃，傅斯年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中尖锐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他（宋子文）的作风是极其蛮横，把天下人分为二类，非奴才即敌人”。在如此猛烈的大炮轰鸣声中，蒋介石立又一次请傅先生吃饭，傅斯年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说：“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接着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立即纷纷转载，轰动全国。在列举宋子文的各种胡作非为后，他说：“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乘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只好黯然下台！
⑦解放前夕，傅先生在台湾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主要的班底仍是北大老人，如毛子水、姚从吾、刘崇、钱思亮各位先生，台大若干年来蔚为台湾的北大。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享年54岁。
（节选自《社会科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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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让傅斯年先生做国府委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蒋介石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②傅斯年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民党政府下令实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愤慨地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反动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小城三月
萧红
我有一个姨，她是我的继母的继母的女儿。我这个外祖母已经做了寡妇之后才来到外祖父家，翠姨就是这个外祖母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儿。
翠姨对我哥哥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哥哥对翠姨就像对我们，也是完全的一样。不过哥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我们留心些。哥哥对翠姨比对我们稍稍客气一点，这显然因为翠姨是客人的关系，而且在名分上比他大。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她的母亲来接她回去整理嫁妆。
翠姨一听就得病了。但没几天，她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采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哥哥给介绍来的他的同学。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又加上已经学了俄国人的规矩，处处尊重女子，所以翠姨当然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总算她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回来时，母亲又接她来到我们家。后来，她的母亲发现她对出嫁太不热心，该剪裁的衣裘，她不去剪裁。做母亲的总是常常要加以督促，后来就要接她回去，接到她身边，好随时提醒。她的母亲以为年轻的人必定要随时提醒，不然总是贪玩。而况出嫁的日子又不远了，或者就是二三月。
想不到外祖母来接她的时候，她竟很勇敢的提出读书的要求。她说她要念书，她想不到出嫁。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外祖母没有办法，依了她。给她在家里请了一位老先生，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子里摆上了书桌，还有几个邻居家的姑娘，一齐念书。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闷闷不乐。她的母亲问她，有什么不如意?
陪嫁的东西买得不顺心吗?或者是想到我们家去玩吗?什么事都问到了。
翠姨摇着头不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的母亲去看翠姨，带着我的哥哥。他们一看见她，第一个印象，就觉得她苍白了不少。而且母亲断言，她活不久了。大家都说是念书累的，外祖母也说是念书累的，没什么要紧的，要出嫁的女儿们，总是先前瘦，嫁过去就要胖了。
翠姨自己则点点头，笑笑，不承认，也不加以否认。还是念书，也不到我们家来了。
翠姨越来越瘦了，哥哥去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哥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的忧郁，还是一样和大家打牌下棋。
翠姨后来支持不了，躺下了。她的婆婆听说她病，就要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这种消息，翠姨听了病就更加严重。
母亲叫哥哥去看翠姨。母亲晓得他们年轻人是很构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们好久未能看见了。同时翠姨不愿出嫁，母亲很久就在心里边猜疑着他们了。男子是不好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母亲给了哥哥一件礼物，哥哥就可去了。
哥哥去的那天，她家里正没有人。
翠姨大概听出什么人来了，就在里边说：“请进来。”
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手，翠姨就突然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哭起来，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
哥哥没有准备，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同时听得见外边已经有人来了，就要开门进来了。
翠姨平静的向他笑着，说：
“你来得很好，一定是姐姐告诉你来的，她爱我一场，可惜我不能报答她了……我现在只想死得快一点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余的……人家也许以为我是任性……其实是不对的，那家对我也很好，要是过去，他们对我也会是很好的，但是我不愿意。我小时候，就不好，我的脾气总是，不从心的事，我不愿意……可是我怎能从心呢……真是笑话……谢谢姐姐她还惦着我……请你告诉她，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苦呢，我也很快乐……”翠姨苦笑了一笑，“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哥哥茫然的不知道说什么，这时祖父进来了。看了翠姨的热度，又感谢了我的母亲，片我哥哥的降临，感到荣幸。他说放心吧，翠姨的病马上就会好的，好了就嫁过去。哥哥看了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哥哥后来提起翠姨常常落泪。他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等我春假回来，母亲还当我说：“要是翠姨一定不愿出嫁，那也可以，假如他们当我说。”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这时城里的街巷，又装满了春天。暖和的太阳，又转回来了。
街上有提着筐子卖蒲公英的了，也有卖小根蒜的了。更有些孩子们按着时节去折了那刚发芽的柳条，拧成哨子，就含在嘴里满街的吹。
大街小巷，到处的鸣呜呜，呜呜鸣。好像春天是从他们的手里招回来似的。
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
年轻的姑娘们，她们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
她们热心的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的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节选自萧红《小城三月》，有删改）
不平凡的求学生涯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清华当年招生的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钱伟长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只能给了满分。历史考题更奇怪，要求写出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望“题”兴叹，而钱伟长却答得分毫不差。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十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可是，19岁的钱伟长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
但正是这样一个在文史上极具天赋、数理上极度“瘸腿”的学生，却在一夜之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弃文从理。这个决定缘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钱伟长拍案而起，他说：我不读历史系了，我要学造飞机大炮。他决定转学物理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于是钱伟长几次跑去找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吴先生被这位青年的爱国热情打动了，答应他试读一年。为了能尽早赶上课程，钱伟长来往于宿舍、教室和图书馆之间，早起晚归，极度用功。他克服了用英语听课和阅读的困难，一年后数理课程超过了70分，四年后，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优秀生。正如他后来常说的：“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天才’，而只是相信人的才能是用艰苦的劳动培植出来的。奋发才有为，勤学才有识。”
1940年1月钱伟长考取中英庚款会的公费留学生，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钱伟长与自己的导师辛吉教授第一次面谈时，发现两人都在研究板壳理论，于是师生俩开始共同啃这块硬骨头。的确，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空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到平板和壳体。多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板壳，各学派学者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钱伟长认为它们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有必要加以统一。于是他开始废寝忘食地寻求这种联系。经过半年多努力，用掉了几尺厚的草稿纸，他终于以严谨简约的张量分析为基本工具，建立了板壳的基本理论，对原有的各种论述进行分类，提炼出本质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一组统一的方程式。
与此同时，辛吉教授通过另一途径得到了类似的结果。1941年，他们合写成了一再为人们称道、引用的著名论文《弹性板壳的内禀理论》。这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的60岁祝寿文集。该文集的作者多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28岁的钱伟长，是文集作者中最年轻的学者、唯一的中国人。爱因斯坦看后也由衷感叹，这位中国青年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问题。此文奠定了钱伟长在美国科学界的地位。
1942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经过辛吉教授特地推荐，钱伟长到了冯·卡门所在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美国当时正在加紧研究火箭、导弹，精确地计算火箭导弹的弹道成了当务之急。钱伟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经常到喷气推进研究所所在地墨西哥州的白沙基地参加火箭试验，对各种型号的导弹的弹道及空气动力学性能进行了细致地分析，写出了许多保密的内部报告，并提出了有关火箭、导弹落点的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伦敦遭到德国导弹的袭击，英国首相邱吉尔很着急，向美国求援，问题转达到冯·卡门那里，钱伟长提出了一个对运行的导弹加以干扰迫使其射程减小的方案，立即得到采纳。因此战争中尽管伦敦东码头区遭到德国导弹破坏，市中心却安然无恙。邱吉尔在回忆录中提起此事，说美国青年人很厉害，但实际上应该说：中国青年人很厉害！
（摘编自戴世强《钱伟长小传》）
①“锡山矿务局”那几个字在他心里狠狠地戳了一下。
②卫广路把烟头掐了，狠狠用脚踩着，边碾脚边说：“我把娃娃交给我妹妹了，这儿不可能找到工作，我必须出去打工。”
洗澡
王安忆
行李房前的马路上没有一棵树，太阳就这样直晒下来。他已经将八大包书捆上了自行车，自行车再也动不了了。那小伙子早已注意他了，很有信心地骑在他的黄鱼车上，他徒劳地推了推车，车却要倒，扶也扶不住。小伙子朝前骑了半步，又朝后退了半步，然后说：“师傅要去哪里？”他看了那人一眼停了一下，才说：“静安寺。”小伙子就说：“十五块钱。”他说：“十块钱。”小伙子又说：“十二块钱。”他要再争，这时候，知了忽然鸣了起来，马路对面原来有一株树，树影团团的。他泄了气似地，浑身没劲。小伙子跃下黄鱼车，三五下解开了绳子，将书两包两包地搬上了黄鱼车。然后，他们就上路了。
路上，小伙子问他：“你家住在静安寺？”他说：“是。”小伙子又问：“你家有浴缸吗？”他警觉起来，心想这人是不是要在他家洗澡？便含含糊糊地说：“恩。”小伙子接着问：“你是在哪里上班？”“机关”。“那你们单位里有浴缸吗？”小伙子再问，他说：“有是有，不过……”他也想含糊过去，可是小伙子看着他，等待下文，他只得说下去：“不过，那浴缸基本没人洗，太大了，需要很多热水。”
路两边的树很稀疏，太阳烤着他俩的背，他俩的汗衫都湿了，从货站到静安寺，几乎斜穿了整个上海。他很渴，可是心想：如果要喝汽水，要不要给他买呢？想到这里，就打消了念头。
小伙子又问道：“你每天在家还是在单位洗澡呢？”他先说“在家”，可一想这人也许是想在他家洗澡，就改口说“单位”，这时又想起自己刚说过单位浴缸没人用，就又补了句：“看情况而定。”那人接着问：“你家的浴缸是大还是小？”他不得已的说：“很小。”“怎样小？”“像我这样的人坐在里面要蜷着腿。”“那你就要把水放满，泡在里面；或者就站在里面，用脸盆盛水往身上泼，反倒比较省水。”“是的。”他答应道，心里却动了一下，望了一眼那人汗淋淋的身子，想：其实让他洗个澡也没什么。可是想到女人说过“厨房可以合用，洗澡间却不能合用”的一些道理，就再没想下去。这时已到了市区，两边的梧桐树高大而茂密，知了懒洋洋地叫着。风吹在热汗淋淋的身上，很凉爽。他渴的非常厉害，他已经决定去买两瓶汽水，他一瓶，那人一瓶。可是路边却没有冷饮店。
“我兄弟厂里，天天有洗澡。”小伙子告诉他。他想问问小伙子有没有工作，有的话是在哪里。可他懒得说话，正午的太阳将他烤干了。望了望眼前明晃晃的一条马路，他不知到了哪里。他想，买两瓶汽水是刻不容缓了。那人也想是渴了，不再多话，只是埋头蹬车，车链条吱吱的响，他们默默骑了一段。他终于看见了一家冷饮店，冰箱轰隆隆的开着。他看到冷饮店，便认出了路，知道不远了，就想：忍一忍吧，很快到家了。为了鼓舞那人，他说：“快到了，再过一条马路，就有条弄堂，穿过去就是。”小伙子振作了一下，然后说：“这样的天气，你一般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他支支吾吾的，小伙子又说：“冷水澡洗的时候舒服，热水澡洗过以后舒服。不过，我一般洗冷水澡就行了。”他心里一跳，心想这人真要在他家洗澡了，洗就洗吧，然而女人关于浴缸文明的教导又响起在耳边，就没搭话。
到家了，小伙子帮他把书搬上二楼。他付了钱，又从冰箱里倒了自制的橘子水给小伙子喝。小伙子很好奇的打量他的房间，这是两间一套的新公房，然后说：“你洗澡好了，我喝了汽水就走。”这一会，他差一点要说“你洗个澡吧”，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那人坐了一会，喝完了橘子水，又问了些关于他家和单位的问题，就起身告辞了，出门后说：“你可以洗澡了。”
（有删改）
八点档
吴念真（台湾）
直到他医学院毕业、当完兵，然后进入著名的教学医院当第一年住院医师，并且把第一个月薪水拿给她之前，他从没看过母亲的笑容。
他记得那天母亲很认真地看着薪水袋，好久好久之后才自言自语地说：“人家说我这么拖磨，总有一日会出头天……，他们都不知道，最悲哀的是你，我是在等你出头天。”
他没父亲，没兄弟姊妹，跟妈妈同姓，身分证父亲那一栏之前始终写着“不详”，后来才改成空白。从小到大他从不曾像电影或电视里演的那样，在某个年纪时会问母亲：“我为什么没爸爸？”
他说不懂事的时候不知道要问，到懂事的时候则根本不敢问。
小学的时候，母亲每天得帮三户人家洗衣兼打扫，至于下午的时间，他记得母亲曾经卖过臭豆腐、炸粿、蚵仔面线等，而且放学时刻就会把摊子推到学校附近来卖给学生，所以一下课他就必须赶过去帮忙，生意高峰过后他就在摊子旁边写功课，直到卖完为止，没卖完的母子俩当晚餐自己吃。
每当几个特定的孩子走过摊子前面，母亲总会小声问他：“你考试有没有赢他？”无论他的答案是有或没有，母亲接下来的话永远是：“人家的爸爸不是有钱就是在做官，你爸爸是死在路边被狗拖，如果你连读书都赢不了人，那你以后就准备去帮他们做奴才倒尿桶！”
后来洗衣机方便了，摆摊子也常被警察抓，母亲只好转业，去一家当时开始流行的地下酒家当内侍，那时候他已经念高中。
他的便当和晚餐换成母亲从酒家带回来的剩菜，比起小学时代不仅花样多，而且豪华又丰盛，蹄筋、龙虾、鲍鱼、鱼翅不稀奇，他说：“甚至还经常吃到里头附送的牙签、酒瓶盖和烟头。”
考上第一志愿医科的那一年春节，母亲终于带他回中部的老家“返外家”，听到母亲以那种故作卑微的语气，跟几个脸上没什么表情的阿姨和低头抽闷烟的舅舅们说：“没想到这个从小被我用馊水养大的孩子也会考到医生！”
回来的火车上，他终于鼓起勇气问母亲：“你少年的故事到底是怎样？”
没想到母亲闭着眼睛装睡，很久很久之后才说：“免问啦，看电视就知道啦，我的故事……连续剧常常在扮。”
几年后他的小阿姨心脏开刀，成了他的病人，查房的时候偷偷问她母亲的遭遇，没想到阿姨也同样说：“现在想想……，很像八点档的连续剧。”
他说自己想像过无数次，原本以为会曲折离奇、悲情万分的故事，经阿姨一讲果然老套又无趣：母亲小学毕业后先在家乡的裁缝店当学徒，之后也没跟家里讲，自己偷跑到台北，介绍所帮她找到一个带小孩的工作，谁知道没多久却被这家人的大儿子侮辱了，人家是当官的人，给钱了事可以谈，其他打死不认帐，外公和舅舅们无力对外，只会骂母亲贱，母亲从此一去不回，带着小孩自力更生。
就这样。
“不过，结局还不错。”他说。
两三年前一个夜晚，他被紧急叫进开刀房，救回一个知名官员的命，忙了一整夜，第二天他还主持记者会，跟媒体讲病况。
当他累歪歪地回到家，听见母亲在房里叫他。他走过去，却发现门锁着，他敲敲门，隔了好久之后，他才听见母亲说：“我没事，免烦恼……我是说……我前辈子一定欠那个xxx非常多……让他侮辱没关系，还要这么辛苦替他养儿子，来……来……救他那条狗命！”
做人当如邵逸夫
他曾拍摄过一千多部经典电影，打造了一个无法重现的电影王国神话，造就了一大批大明星、大导演和名编剧，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诸多“第一”和“之最”。他在英国、美国、新加坡及香港、内地等地都有巨额捐赠，合计金额已超过三十亿元。在古今中外捐资助学史上，他当之无愧可称为第一人。1990年，为表彰他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以其名字为一颗新发现的行星命名。这颗行星的名字叫“邵逸夫星”。
邵逸夫的成功在于他的时时克已和博大的胸怀。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除了有善于经商的精明头脑外，克勤、克俭的人格魅力更是赢得大家爱戴的关键所在。尽管他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但他干一样、专一样，从不懈怠。他从最卑微的职位做起，一步步奋斗，最终成为电影公司的大老板。他熟悉电影制作几乎每个环节的工作。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在行，而在影片推广、发行、剧院管理方面更是行家里手。邵逸夫工作非常勤勉，精力过人。他看电影之多，也堪称一最。中国的外国的，文的武的，好的差的，他逢片必看。他借此了解电影动态，以确定题材，制定拍摄计划。年轻时曾有一天看9部片子、一年看700部片子的纪录。邵逸夫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这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为了树立邵氏影业的良好形象，他对影片的质量严格把关。出现劣片，往往亲手烧掉，毫不手软。他说：“在早期，我整日烧片，没有好的戏，我宁愿烧。邵氏出品，必属佳片。”邵逸夫自己制片相当严谨，绝不拍劣片。据称，邵氏在37年间，烧掉的影片以十部计。
邵逸夫的容人之量更是员工最佩服的地方。他大胆起用仅30岁的李翰祥，拍摄了卖座率极高的影片《貂蝉》。该影片囊括了第五届亚洲电影节五项大奖。1963年在事业高峰期的李翰祥离开邵氏到台湾另谋发展，并带走大批技工好手，几乎动摇了邵氏根基，但邵逸夫爱才如命，70年代允诺他重返邵氏，这或许只有邵逸夫能够做到。
多年来，邵逸夫一直稳居香港超级富豪排行榜上，他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港岛屈指可数的大慈善家。“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该用回到民众。”这位以“大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的影视巨子，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2002年，邵逸夫捐资创立的“邵逸夫奖”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用以表彰全球造福人类的杰出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布一次，奖金100万美元，颁奖始于2004年。由于其设奖宗旨和巨额奖金足以媲美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因而一设立就被称为“东方诺贝尔奖”。杨振宁说：“‘邵逸夫奖’的设立，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
早在1973年他就设立邵氏基金会，致力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为此他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从1985年起，邵逸夫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祖国内地。平均每年拿出1亿多元用于支持内地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对于中国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正如他所说：“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养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教育为立国之本，邵选夫为此多年来尽心尽责，不遗余力。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邵逸夫捐助内地科教文卫事业的资金达25亿元，捐助项目超过3000个，其中80％以上为教育项目。如今以“逸夫”两字命名的教学楼、图书馆、科技馆及其他文化艺术、医疗设施遍布全国各地。几年来邵逸夫还不顾耄耋之年，多次亲临大江南北视察捐赠项目。根在宁波的邵逸夫对故乡也倾注了很大的爱心。1987年后，他不仅多次回乡探亲访问，还先后捐资4000多万元帮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这些项目包括位于宁波大学西区的邵逸夫图书馆、逸夫教学楼、逸夫剧院以及其祖居地康乐园等。
（选自周晓玲《做人当如百岁老人邵逸夫》，有删改）
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他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提醒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医者朱军
1984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在事业上不满足的朱军开始寻思：再往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卑。他就读的以色列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比，我们的医疗科技水平差距太大了。他下决心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室。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炼。”
三年的留学生活，让朱军开了眼界。他掌握了一些知识后，自信心也增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转业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拓展新的事业。在这里，朱军带领的北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跃居国家领先地位。
美国诗人惠特曼曾说：“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见的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也就成了他的一部分。”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是什么呢？
1979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不断地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动选择学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医生的后代不学医”的现象。对此，朱军持乐观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品，医生这种职业应该处于受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便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来接班，把医学的精华传承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挑战。现在有的医生天天抱怨患者“怎么不喜欢我们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不以为然，他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自身还有问题，需要自我调整，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在为病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差大夫，但是目前的社会氛围，可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毛病。”他认为，现代医学教育，首先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课。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病的产生，都不是受哪一个单独因素影响的。“现代社会压力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心胸和情怀。”
在同事眼中，朱军最让人感动的是他有慈悲之心。他曾说，慈悲心是与医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东西。他很细心，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患者，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受，并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去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和痛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务。”朱军也希望科里的医生都能够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给每一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希望。
(摘编自杨桂青《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
蔡澜：名流才子的“什锦”人生
1941年，南洋新加坡邵氏“大华戏院”的戏楼上，一个可爱的婴儿呱呱坠地，父亲给其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蔡澜”，听起来像“菜篮”。戏楼、买菜的篮子，冥冥之中注定了蔡澜一生和电影与美食密不可分。
儿时，蔡澜的家住在戏院楼上，父亲蔡文玄是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电影伴随着蔡澜整个的成长过程。当时新加坡分华校和英校，各不交对方语言。为求听得懂电影对白，蔡澜上午念中文，下午读英文。
父亲蔡文玄还是位诗人，很喜欢文学。经常买一大堆书回来给儿女们放在地上，随儿女们挑选。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的，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而蔡澜则偏爱看希腊神话、《天方夜谭》这些古古怪怪的书。
电影和书都看的多了，与众不同的感触也越来越多。年仅14岁的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南洋商报》，没想到报纸竟然刊发了，蔡澜很兴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被聘请为报纸电影版副刊编辑。蔡澜活得很潇洒，一拿到稿费，他就带着一帮同学去吃喝玩乐，夜夜笙歌。
慢慢长大，蔡澜决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离开狮城，游历他国。因为爱好电影，而当时日本的电影很发达，他最终选择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的时候，看着他长大的邵逸夫先生对他寄予厚望：“那边刚好有一个经理要退休了，你正好可以接任。”于是，他担任了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购买日本片到香港放映，又以影评家的身份，成为多届亚洲影展的评审员。当年邵氏电影愈拍愈多，蔡澜也经常游走于韩国、台湾地区，背包旅行。
1963年，邹文怀先生自组嘉禾影业公司后，蔡澜被掉返香港，担任制片经理一职，参与多部电影的制作。因为太喜欢电影，蔡澜宁可不做导演，选择制片。他认为制片就是“校长兼敲钟”：制片要构思故事，请编剧写成剧本，同时，又要接洽适合此戏的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计算出详细的预算，还有配音、拷贝、做海报，也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一直到安排发行，卖版权，片子在戏院上映，无一不亲力亲为。有时，蔡澜可以同时拍五六部戏，但他乐此不疲，在《城市猎人》《烈火青春》等20世纪90年代风靡亚洲的商业电影中，“监制：蔡澜”的标记十分常见。
虽然从小看电影，大学念电影专业，第一份工作也和电影相关，还曾坦言自己最爱的是电影，但是蔡澜并不想把电影当做“终身工作”。1998年，老搭档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再加上盗版猖獗、市场疲软，整个电影业，一年只有一两部电影卖座，其他都亏得一塌糊涂。蔡澜心灰意冷，忽然意识到电影再好，也是别人的事情，而他竟然为别人的事忙碌了40年！
蔡澜放弃电影，重拾纸笔。《东方日报》的“龙门阵”、《明报》副刊、《壹周刊》上，皆有蔡澜的专栏。
有关生活的吃住用行，蔡澜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文章，谈吃、谈喝、谈旅游，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但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关于美食的撰文。他将自己的好吃秉性，归结于父亲起名的“不慎”，大哥蔡丹，侄子蔡晔，“于是一家人正好拿着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叶（蔡晔）”，不爱吃，可能吗？因为“好吃”，蔡澜吃出了学问，吃成了与金庸、倪匡、黄沾齐名的香港四大才子。蔡澜一天的美食路线图是这样的：早晨喜欢吃面食，中午在外面吃不同的馆子。吃五六家才会诞生一篇美食文章，且从不白吃白喝，也不只褒不贬，坏的就说坏，反而让读者喜欢。
尽管一路“吃吃喝喝”，他理想的人生境界却是如丰子恺、弘一法师。他说：“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吃吃喝喝，以兴趣为工作的生活，是我一生的追求。”不是不是披星戴月地“讨”生活，不是百无聊赖地“熬”生活，以“享受人生”为正业的蔡澜对生活的态度是“玩”，在股掌之间玩出出神入化的境界。
很多人都问过蔡澜：“电影人、美食家、商人，你究竟是做什么的？”蔡澜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并不容易。做人就是努力别看他人脸色，做人也不必要给别人脸色看……人与人之间要有一份互相的尊敬。所以，我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业，是老是少，我都尊重。”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郭文卿
刘灿章的书画，爽朗大气，厚重却不失灵动，技法娴熟，笔墨功夫深，以书写意，以画抒情，入古而出古，笔墨线条间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隐约有种穿越时空的力量，让人深感安时处顺的悠然自在。
书画同源，先生书画相得益彰。书法千锤百炼的线条艺术、枯湿浓淡娴熟的用墨技巧，为绘画提供坚实的笔下基础及鲜活之气。书法亦融合绘画中的自然精神，显得灵动。先生书法兼具各体，尤以草书为盛。主要师法王献之、王铎、怀素、黄庭坚。草法烂熟于心，下笔如飞，自成一体，跌宕绵延，纵意肆流，一气数字，结成大势，颇具神韵。所用线条素简，随意流出，疏朗活泛，毫无拖沓之感，极具节奏；遵章法而不囿，自然流露的率真、质朴气质，耐人寻味。
先生所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山水气势恢宏、苍茫浩渺，笔墨洗练，线条遒劲，布局有方，格调高雅，墨色变幻，让人感觉或空灵奇妙或浓重繁茂或温润亲和，有文人画求诗意的气质，却也有独特的笔墨语言。
先生的作品气质万千，恐怕与他对艺术的态度不无联系。除却天分与勤奋的因素，更多的是他对艺术的真诚、赤诚之心。他自幼喜爱书画，正是这种对艺术天然的热爱，促使年幼的他在墨与写字的笔结成冰碴儿的冬天，也不放下手中的笔。他绕村子跑几圈取暖只为写字，而那时的纸也只能是四处苦寻来的报纸或厕所粗手纸。
在生命最青涩的年纪，这样的冬天一直陪伴着他，更别说春暖花开的季节了。18岁他参军入伍，他所到的部队恰恰是相对闭塞的一支。因其能书会画，获得了放电影的差事。彼时，放电影不仅要画海报、放幻灯片，还要背着沉重的机器四处跑，先生强健的体魄与那时的四处奔波锻炼有着莫大的联系。他心系读书，写字，画画。下连队放电影间隙，深入巴山秀水，深山老林，眼前景色成为他最好的素描素材。放映任务结束，他的时间都被这些美事填满。对那些从城里来的字帖与画册，他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爱恋，反复临摹，不知疲倦，这样的痴迷，深深潜藏在满是军规的军营里，竟然长达十几年。
自助者，天助之，先生后来遇见了书法名家孙竹篱。孙先生博古通今，乃一代书画大家。先生受其艺术精神感染，从业余的苦磨苦练中走了出来，看到了悟性与勤奋拥有同样的闪光点，深化了其对艺术的认知。后来又遇到陆俨少、沈鹏两位影响深远的师长，他一直谨记他们给予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几十年未曾荒废文学、哲学积淀的原因，他们一致认定艺术始终是要有深厚的根基支撑，才能永葆生命力。
他几十年如一日，闻鸡起舞，与书画虔心作伴，一直走在探寻的路上。若非对艺术的赤诚，何以走到今天？
他的人生亦如他人，并非坦途。他总是默默接受，把一切幻化，融进他的艺术生命中，他作品里透出的厚重也许在诉说着什么……
“把一切想明白了，就可以坦然面对自己了”，他说得不疾不徐，轻言却饱含力量。他的人和作品一样，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让人感觉到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大情怀。
不论是书还是画，先生已然有较明显的个人面目，但他对自己的期许也许更多。多次听他讲要用接下来的几年，潜心深入传统、经典，梳理调整创作，精进草书、隶书和山水，力求自我进一步跨越。
（选自《名人传记·财富人物》，有删改）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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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
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
钱谷融①
我经常深切怀念着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他是我一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伍先生是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的北大学生，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时。1938年我考入了当时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新成立的师范学院国文系。一年级时不但没有本系的教师，连系主任都没有，只能与文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合在一起听课。到二年级时，当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才请了伍先生来担任我们的系主任。伍先生很开明，颇能继承蔡元培先生兼收并蓄的精神。他自己是爱好汉魏六朝文学的，戏说他治的是“衰”文（苏东坡曾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其善写五古。可他请教员，却能尽量罗致各方面的人才。先后在我系任教的有罗根泽、孙世扬、顾颉刚、乔大壮、朱东润等人。更其难得的是，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可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我还在校的时候，他就请了曹禺等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我离校以后，他又请了杨晦、吴组缃、吴世昌等人来任教。伍先生曾在中山大学与鲁迅同过事，一向很敬佩鲁迅先生。听说他离开大陆后，一度曾去日本教书，教的课程中就有鲁迅。他懂英文，有时去他房间，看到他手里拿着正在读的往往是英文小说。还知道他常通过日本的丸善书店从国外购买书籍。他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平日跟我们闲谈，也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中文系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
他那时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十分简陋的教员宿舍里。他不愿吃包饭，一日三餐，都是在馆子里吃的。好在那时教授的工资高，他又除了有时候要寄些钱给外地的两个孩子以外，没有什么别的负担。有时他上馆子吃饭的时候，也常拉我陪他一起吃，而且常常一同喝些酒。他喝酒不多，主要是为了助兴开胃。吃饭时，当然也是无所不谈，但他都只是即兴式的，随随便便地想到哪里就谈到哪里，从来没有预先存心要对我进行什么教育，更绝不摆老师的架子；甚至他连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这样的观念也十分淡薄。他真率、自然，一切都是任情适性而行。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有时讥评起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一些喜欢装腔作势、沽名钓誉的学者教授来，真是妙语如珠，穷形尽相，入木三分。师范学院国文系有一门必修课叫语文教学法，也许是因为一时请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也许是在他的心底里根本瞧不起教学法之类的课程，他就自己来开这门课。他在这门课上讲什么呢？讲《文心雕龙》，正正经经地讲《文心雕龙》。决不因为这门课程的名称是语文教学法，就生拉硬扯地在每堂课的开头或结束的时候搭上一点有关教学法的话头或事例，去装门面骗人，应付学校。他仰慕魏晋风度，却从不把魏晋风度挂在嘴上，可平日举止，确乎能比较地脱落形骸、适性而行。尽管所谓魏晋风度，即便是当年的竹林名士以及稍后的清谈胜流，在显幽烛隐的“科学的”解剖刀下，也难免会露出些不堪入目的本相来。伍先生自然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胸无纤尘。但在那举世滔滔、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确有一些读书人能够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这不也是大可令人欣慰的事吗？伍先生就是这些读书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
我作为伍叔傥先生的弟子，由于年龄差距太大，我当时在各方面都太幼稚，无论对于他的学问，对于他的精神境界，都有些莫测高深，不能了解其万一。不过他潇洒的风度，豁达的襟怀，淡于名利、不屑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却使我无限心醉。我别的没有学到，独独对他的懒散，对于他的随随便便、不以世务经心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却深印脑海，刻骨铭心，终于成了我根深蒂固的难以破除的积习，成了我不可改变的性格的一部分了！
（注）①钱谷融（1919—2017），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长期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一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了120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儿战斗啊！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的这段话刻画了焦裕禄怎样的人物形象。
种花留与后来人
—记陈寅恪先生
王永兴
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陈寅恪先生备课讲课时，我始终在他身边，为他读《通鉴》和多种史籍，检视史料，他口授我抄写讲课纲要，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史料，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做之事，他认为是平常事。全中国有几位教师能像先生这样教学、培养青年？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写的题为《北大学院已已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的后四句云：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为人”之典出于《荀子·劝学篇》，荀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人”，即读书为了给别人看，得到吹捧，自吹自捧，得名得利，得到各式各样的官，头戴各式各样的高帽子。所谓“为己”，即“读书不肯为人忙”。先生有正确的解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等多种史籍文献。先生特别重视《通鉴》，备课前他首先要听我诵读。我一字一句地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通鉴》听读完毕，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通鉴》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便仔细一字一句慢读，果然发现，我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通读完毕，同样听读《通典》等，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纲要也类似一篇文章提要的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先生对工作时间要求很严格，每天早八点开始，十点，休息二十分钟，我陪侍先生在窗前的阳台上散步。阳台的东头是一丛月季，西头是一丛丁香，东西来回走着，有时先生问我院中花草树木的情况，他心情很愉快。
有几次朋友来访，我侍坐先生之侧，恭听谈论，来访者提出有关梵文、藏文以及佛典诸问题向先生请教，先生总是说，他已将梵文等放下多年，不敢再谈论这方面的问题了。先生通晓梵文、希腊文等二十余种文字，但我侍读先生之侧这三年以及我从先生受业多年之中，从未听先生自己说过他通晓多种文字。我体会，对他来说，通晓多种文字是一件平常事，是应有之事，不需要也不应该特意去说。先生的身教使我懂得一个读书治学的人应该具有谦谦君子的精神。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自东北南下的解放军攻占昌平，国民党败兵有些逃到清河，离清华园不远，清华校内人心惶惶。先生师母都已年老，又都体弱多病。在战火临近之际，只能回避南去。北平城内的胡适先生打来电话说：“一二日内有飞机飞南京，可能是从北平南去最末一班飞机，可以给寅恪先生一家保留座位，要求寅恪先生一家立即进城等待。明日早晨派汽车来接。”事情这样紧急，晚饭后我立即来先生家。在书房里，先生、师母和我商量明晨进城的准备。时间很短，先生吩咐我协助师母挑出先生要带走的书籍稿件，装满一皮箱。夜深，师母回卧室。我侍在先生身旁，心中感到凄苦，先生南去，不知何时再回清华，不知何时再为先生读《通典》，再为先生写黑板，再陪侍先生散步。先生很平静，问我今后有何打算，如何安排。师母本已嘱咐我不要问先生南去后的计划，免得先生不愉快。我忘记了她的嘱咐，突然问先生，到南京后如何安排？先生看出我心情不平静，不仅未生气，反而平静而慈祥地说：“岭南大学的陈序经校长、王力先生邀我去岭南大学，在南京小住几天，就去广州。广州的天气好，岭南大学的自然环境好，可以久居，不再去别处了。”这是我和先生的最后谈话，但万万想不到，此后就再也见不到先生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先生和师母在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有诗云：当归默默向谁陈，一角园林独怆神。寻梦难忘前度事，种花留与后来人。江城地瘴怜孤艳，海国妆新效浅颦。剩取题诗记今日，繁枝虽好近残春。
这首诗很好地记述了陈寅恪先生当时在清华的生活和心情，“种花留与后来人”更有深意，故取为本文标题。
（有删改）
马灯里的将军
王宗仁
①我要说的是一盏马灯，今天的人们大概只有走进博物馆才能看到它了。马灯：主体结构为铁质，圆形的底座，玻璃做的灯罩，用铁丝横竖固定着。底座上有可拧开的盖子，好灌煤油、汽油，还有可以调大调小以及闭合的开关。这只是马灯中的一种，形形色色的马灯到底有多少种类，恐怕谁也难以理出个眉目。我说的只是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馆看到的一种马灯，也就是60年前慕生忠将军挂在昆仑桥头的那盏马灯。
②慕生忠将军被后人称为“青藏公路之父”。1954年之夏，他主动请缨，率领一支队伍苦战7个月零7天，在世界屋脊上修筑起了2000公里青藏公路。那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只有10个工兵的工程连，加上临时征来的2000个民工，1200把铁锹，1200把洋镐，300公斤炸药，10辆大卡车。这就是将军的队伍和全部家当。如果把他修筑青藏公路比作一本书，那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盏马灯，充其量只是这部书里的一个标点符号。2009年7月，我在昆仑山下某部队的军史展览室里看到这盏马灯时，它浑身锈迹斑斑，底座也有几处凹陷。但是我仍然确信，一旦点燃灯捻，它还会光芒四射，犹如翅膀变换着各种光波的姿势，照亮在当年的筑路工地上……
③将军踏上修路征程前，特意到西宁东大街一个回民小店买了这盏旧式马灯。那个年代，不要说电灯，手里攥个手电筒也是奢侈品。将军说这盏马灯就像他的第3只眼睛，夜里看得见大家干活，干活的人也能看见他。领导和群众不分离，才能互相吸取温暖的力量。深夜将军休息了，马灯就挂在他的帐篷外面，灿灿的光亮像青藏高原上一颗不眠的星星。
④新筑成的公路在亘古荒原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向拉萨延展。修路进入昆仑山不久，一道无法通过的断崖挡住了筑路队伍前行的脚步。此处是达布增河和舒果勒河汇流后的出口，公路必经的地方。只见汹涌澎湃的激流，顺着山势直泻而下，蹦蹿出数尺高的排空巨浪，在两道石崖中间削出一条深不可测、面宽约10米的石谷，谷底的水声发出撕人心肺的吼声。架桥，必须在石谷上架一座桥，公路才可以跨过这道险崖!
⑤作难的是，没有架桥的木料（那个年代使用水泥对于他们太困难了）和设备。工具倒好说，铁锹、十字镐和炸药，虽然简陋，总能作为。最要命的是用什么架桥？筑路队从兰州带来的一些红松木和杂木最长的只有9米，而石岸的宽度也是9米，木料根本搭不到对岸。将军下了死命令：石岸哪怕是一座碉堡，我们也必须在3天内拿下它!
⑥那一夜，星月全无，昆仑山的夜色很黑，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黑。雪上加霜的是天还变了脸，不紧不慢的雪花在风里不安分地旋飞着，天地间一片混沌。没有电，挂在临时军用帐篷里的那盏马灯，已经添过3次油了，将军主持召开的“神仙会”还在热热火火地进行着。战士、民工、技术员……你献计，他送策，一个又一个闪亮着普通人智慧的架桥方案，早就超过了马灯光焰的亮度。“神仙会”还迟迟没有结束。将军说：“我们要拿出最省钱最能解我们燃眉之急的架桥方案，献给为难我们的昆仑山神……”
⑦第3天，这样一架桥就稳稳妥妥地飞跨在天涯岸上：在两岸斜坡的石壁上，各凿出一块与桥面同样宽的平台，再给每个平台上凿出5个石窝，栽起5根木桩做顶柱。这样，顶柱上端就离开岸边1.5米左右，两边相加3米，原先9米宽的沟岸经过这一番炮制就缩短了3米，变成6米。然后，在立柱与岸壁之间的夹角里填满石头。9米长的松木就宽宽绰绰地搭在上面了。
⑧这座桥诞生于1954年7月的一个黎明，慕生忠将军兴奋之极等不到天亮，他就举着马灯指挥一辆大卡车稳稳当当地过了桥。随后，他将马灯挂在桥头，用随身带的钢笔在一页硬纸壳上写下3个字：天涯桥。那张硬纸壳在桥头贴了好些日子，白天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夜里将军让人把马灯挂在那里照亮3个字。他在昭示什么还是在炫耀什么？没有人去问他，他也不说。
⑨两年后，陈毅元帅率领中央慰问团进藏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路过天涯桥。他听了慕生忠修桥的事情后，连说“神”!最后他给这座桥改了名字：“天之涯、海之角的形势已经成为过去，我看就叫‘昆仑桥’吧!”
⑩“昆仑桥”这3个字至今还刻在这座桥的桥头。据说，这3个字亦出自慕生忠将军之手。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