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隋王朝在结束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以后，为巩固统一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文帝即位当天立即宣布恢复汉魏旧制，设置三师、三公、五省等中央机构。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三公“参议国之大事……无其人则阙”，实则只是给予大臣以荣誉的虚职。五省即尚书、内史、门下、秘书、内侍。秘书掌国家图书典籍，位高职闲；内侍管理宫廷内部事务，全是宦官；真正负责国家政务的是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五省之外，设御史台掌监察；都水台掌水利。隋炀帝大业三年，又新置谒者台和司隶台，掌巡察内外百官和军民活动，与御史台合称三台，以加强对内外官员的控制和纠察。……隋炀帝时，把三师、特进官，以及上柱国以下十一等勋官等勋爵虚职进行废除。

开皇三年，文帝正式下令停止州郡中正官品评人物之权，同时罢去郡一级，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员，后隋炀帝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虽然仍是二级制，但魏晋以来州比郡高，以州改郡，相应也就降低了地方官的品级。同时还并省诸郡。官吏任用方面，隋更确立制度，地方大小之官，悉由吏部任命。地方官每年年终到中央“上考课”（汇报工作）。隋炀帝“始建进士科”，进士、秀才等科，有的虽是沿袭前代故事发展而来，但至此已发生质变。

——摘编自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由秦汉的郡县两级制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州郡随意增设，地方官僚队伍膨胀，为了解决这一弊端，隋文帝加大了对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设计了以整顿地方为核心，以治吏安民为主旨的整体改革方案，并很快付诸实践。

隋文帝改州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又裁并一些州县，取消了地方官署选用属吏的权力，缩减行政支出，隋文帝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完全由中央任命，州县长官不得自行选用属吏，县位也不得用本地人，避免其凭籍权势横行地方，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约束与考核，要求他们每年年终到中央政府汇报工作，隋文帝曾派出巡视使者，一次罢免贪官污吏200多人；隋文帝注意对地方官吏的教育和引导，提倡节俭政治。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古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依靠社会自身力量，形成了蕴含自治元素的乡里制度。其中，萌生于商周、定型于春秋战国、确立于秦汉时期的非行政机构乡里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汉代的三老制，三老均是道德的楷模，位尊权重声隆。此后各朝各代，无论其组织结构如何变化，政府对其控制或强或弱，组织祭祀、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维护治安、调解纷争以及道德教化等，始终是乡里组织的基本职能。在以相近地域和血缘结合起来的古代乡村，宗族组织及宗族制度占有显著地位，它交织缠绕、影响以至操纵着乡里组织。乡约则是出现于宋代的民间士绅自发性的伦理型文化组织，创立的初衷在于利民、惠民，使乡里形成互助、互敬、互守的社会秩序，凡具科举功名者，居士绅之列，因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对知识文化的握有，而成为地方权威，既是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和传播者，也是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和领导者。

——摘编自薛冰、岳成浩《古代中国基层自治实践对现代公共管理的意义》

材料二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一批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不断倡导和推行地方自治。1908年起，清政府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等，其中规定：议员由选民自由选举，议决问题取决于多数；会议非有议员半数以上到会，不得议决；设立议事会与董事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不识文字者”不得为选民；居民内除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经议事会特别议决可为选民外，必须年纳正税或公益捐二元以上才可充当选民；女子“若有纳正税或公益捐较本地选民内纳捐最多之人所纳尤多者”也可为选民；地方官有申请督抚解散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及撤销自治职员之权等。但清政府的地方自治改革随其灭亡而终归失败。

——摘编自高旺《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造就》

材料二    唐朝三省六部制示意图

材料：

第一  目标

（壹）研求中国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列强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光大之精神。

（贰）叙述中国文化演进之概况；特别说明其对于世界文化之贡献，使学生明了吾先民伟大之事迹，以养成其高尚之志趣，与自强不息之精神。

（叁）叙述各国历史之概况，说明其文化之特点，以培养学生世界的常识，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唤醒学生在本国民族运动上责任的自觉。

（肆）叙述中外各时代文化之变迁；应特别说明现代政治制度，及经济状况之由来，以确立学生对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信念。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1932年颁行）

评析上述材料所示历史课程的目标。（说明：运用具体史实，对材料所示历史课程目标的一点或整体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不能重复材料）

材料“大索貌阅”是隋朝整顿户籍、检括逃避赋役户口的重要措施。南北朝时，全国隐漏户口，投靠豪室，以及妄称老、小以免赋役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严查户口，隋文帝先在全国建立严密的保、闾（里）、族（党）等基层组织，继而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全国州、县“大索貌 阅”，即按照户籍上登记的年龄，逐一与本人的体貌核对，检查是否虚报年龄，诈老诈小。一旦 发现不实，里正、党长等乡官皆配流远方。同时还规定堂兄弟以下一律析籍分居，各为户头。又 悬赏令互相到告。通过检括，共括出壮丁四十四万余，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余。“大索貌阅”的结 果，使政府直接控制的丁 口数大为增加，从而扩大了国家税源。

—摘编袁刚《户籍的性质、历史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表1

材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左右。至西汉末年增加到6000万，三国鼎立形成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此后南北分裂，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

——据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各朝代的人口数量变化看5000年中华民族历史沧桑》整理

材料一：公元七世纪之初，中国长期的分裂局面被隋文帝结束。他开通了从长安到潼关的广通渠，并对古邗沟进行修浚，大大便利了关中地区的漕运和交通。隋炀帝即位后，迁都洛阳，于公元605-610年，费时六年，征用五百余万民工，先后开凿并疏通了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至此，以洛阳为中心，北到涿郡（今北京），南到余杭（今杭州），全长两千八百多公里的大运河全线贯通，巩固了隋朝对北方的政治统治，也使富庶的江南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东都洛阳。

——摘编自张鑫《中国大运河的发展变迁》

材料二：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英轮陆续进入中国内河航运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修筑的唐胥铁路。此后，随着开埠通商逐渐扩大与外贸需求、行政控制、国防与垦边的需要，也由于俄、日、英、德对在华利益的争夺与瓜分，缺少水运条件和拥有政治中心的华北、东北地区率先在建筑港口的同时修筑了京汉、津浦、胶济、北宁、陇海、南满、中东等诸条铁路。这些铁路线路不仅与港口连通，形成原料、农产品出口与工业品进口的重要通道和经济腹地，强化了区域间的经贸往来，也成为清末民初中国行政管理的重要通道和国防运输线，构成了今天中国铁路网络的基本格局。以铁路、港口为骨干，公路、水路、驿运互为关联而形成的这一现代交通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从自然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区域城市成长、工矿化生产与相关产业生长、农业产业化种植等，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推动作用。

——摘编自江沛《关于开展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