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唐之于汉,也是一大变动。”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说:“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材料二:英国“光荣革命”(实际是一次政变)大概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一次政治设计。它在一个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国家找到了一个摆脱革命与专制的循环、能有效地控制“控制者”的办法。
——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
材料三: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马尼拉大帆船是太平洋海域早期全球经济的产物。从1565年到1815年的250年中,西班牙大帆船——坚固、快捷、装备精良而且载货量大——定期往返于菲律宾的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之间,从马尼拉满载着亚洲的奢侈品到墨西哥交换白银。大部分的贵金属流入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繁荣,白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一些来自马尼拉的亚洲奢侈品留在了墨西哥,或是被运到秘鲁,供那里的西班牙统治阶层维持奢华生活。但是,绝大部分的奢侈品是从墨西哥通过陆路再经大西洋运到了西班牙和欧洲市场。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希琴﹒斯特里兹著)《简明新全球史》
材料二:明代后期遇到的灭顶之灾,更是由于新大陆产银量的第一次急遽下降直接造成的,是基于世界货币市场动荡所产生的“蝴蝶效应”所造成的放大冲击。这种美洲白银供给的大幅度萎缩扩大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加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边关危机、对外贸易纠纷、农业灾荒以及改革造成的负效应没有得到及时纠正,终酿成了导致明帝国崩溃的经济大危机。
——(韩毓海著)《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来的中国与世界》
法律条文 | 出处 |
“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公婆),奴婢告主”则“勿听而弃告者市” | 汉《仁年律令•告律》 |
告祖父母、父母者,绞 | 《唐律疏议•斗论律》 |
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 | 《大明律》 |
亲属相为容隐 | 《大清律例•刑律•诉讼》 |
材料 举行贵族议事会是北方一些民族的传统议事决策方式,匈奴、蒙古、女真皆有之。1615年,努尔哈赤选出了“正直贤良”的大臣八员,与一些贵族一起,审议本部族内的民事、刑事纠纷。此后逐渐发展,形成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议政王大臣会议处理过清朝的一些重大军政事务,如平定三藩、攻取台湾、反击沙俄等。雍正年间,因用兵西北,设军机处,后为定制,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有名无实。1791年,乾隆皇帝下谕旨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
——摘编自戴逸主编《简明清史》
材料一 20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10余次,总数达到7万多枚。简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甘肃简牍与秦汉时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年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
材料一:中国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中,乡村社会的规范主要靠“礼治”,这种“礼治”在古代道德普遍法律化的情下,具有法律效力。并且,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其解决争端的方式首先要考虑“情”,然后是“礼”,再次是“理”,最后才是“法”,乡村社会“无讼而治”。
——摘编自郁建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
材料二:费孝通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指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摘编自梁治平《从礼教到法治:中国近代的基层治理与民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