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洗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 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材料二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从君主到民主”社会转型的成功开始。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只赶走了一个皇帝。剪了一条辫子,革命失败了”。
材料三 从这时候起(注:指1920年前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明显呈现上升趋势, 中国人民民族觉醒和阶级觉醒的步伐明显加快了。在这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加重的趋势,但人民的觉醒,革命力量的奋斗,已经可以扭转“沉沦”,中国社会的积极向上一面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了。
——整理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其“沉沦”与“上升”诸问题》
材料一 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和特权,清初、中期推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清廷注重提高地方督抚中满员的比例,出任总督的旗员比例尤高。以1837年为例,先后任总督者共10人,其中有7位旗人,占70%。同年任巡抚者共20人,其中有8位旗人,占40%。1860年后,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各地的军政大权多落入湘淮系势力手中。据统计,仅湘系集团,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即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又有100多人。而在1864年,在10名总督中,旗员只有3人,占30%,在担任过巡抚的19人中,则是清一色的汉员。其势力从长江中下游各省扩展至华南、西南及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北方省份。自湘军起,兵归国有一变而为兵为将有,同时湘淮军的饷需也由将帅“就地筹划”得来,而非由清廷户部调拨,总督、巡抚就利用手中的兵权,独揽地方上的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
——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清王朝的覆灭,固然因革命的冲击所致,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清王朝何以在武昌起义后迅速土崩瓦解?宣统年间,摄政王栽沣极力集权于皇族亲贵,将中央集权推至极致。然而,清廷的实际主政者摄政王栽沣与隆裕太后都不是强有力的核心人物,通过新政所企求的中央集权,并没有真正地强化中央政权,同时还失去了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在清廷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地方督抚权力相应地大为削弱,实际上是一种“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清廷把各省新军的指挥权、调遣权统归军谘府、陆军部,削去地方督抚的兵权,是最为致命的。地方督抚面对革命,除少数顺应世变潮流以外,多数督抚想效忠清王朝,但大都有心无力而已。当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成一并表落之时,军人势力乘势而起,出现军人干政,袁世凯正是依靠其北洋系军人的支持,而顺利地逼清帝退位,并擭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
——摘编自李细珠《辛亥鼎革之际地方督抚的出处抉择》
年份 | 1845 | 1850 | 1851 | 1853 |
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万英镑) | 239.0 | 140.0 | 216.0 | 100.0 |
材料一:《天朝田亩制度》封面(见下图)
材料二: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林伯渠
材料三: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程氏遗书》
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
——陈独秀《偶像破坏论》
材料四:1941年,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说:“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
——王侩林《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若干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