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年）

根据材料提炼一个观点，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有关史实加以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 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或代表，远不是什么新鲜意见，问题在于如何解释它。所谓“解释”却包含解释者的历史立场和现实态度在内。在中国近代直到今天，对此就有激烈的分歧和争论。保守派经常以保卫孔孟之道作为维护民族传统的旗帜，来对付实际是抵抗时代的挑战；急进派则以得到孔家店彻底否定儒家来作为振兴民族、改造文化的出发点。但无论是保守派或急进派，都似乎并未对儒家或儒学的根基、内容和形式真正作出多少深刻的研究，并没有客观地分析它的各个主要方面、特征、优缺点及其可能的前途；也就是说，对民族传统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的反思。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史相关史实进行阐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寄陈独秀》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实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值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陈独秀《答胡适之》

﹣﹣摘编自靳希光《“南陈北李”的协作与分野》

材料一  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得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摘自《筹办夷务始末》卷25

材料二  “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强，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

材料三  “要拥护那德先生（即Democracy ），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即 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陈独秀

材料一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如在中国实行“一君之政”，应当按照英国模式。今日之中国，能开金矿，则用金，莫大之利也；能兴工艺，则用银，亦莫大之利也。

——摘编自梁启超《变法通议》

国与教与种将偕亡也，唯变法可以救之!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两千年来之大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因有民而后有君，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奖工艺，惠商贾，速制造，蕃货物，而尤扼重于开矿。

——摘编自谭嗣同《仁学》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代表者们持文化开放的理念。他们提出以西方文化为源“再造中国文明”，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资本主义学说到社会主义学说，都尽力去接受和宣传。他们主张“洋=新”“中=旧”的文化观点。他们撰文历数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希望中国人从此不忘记这弥天的耻辱。他们宣布这场运动的主旨就是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断头流血，绝不推迟”。

——摘编自邓秉元《新文化运动百年祭》

材料一：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

——《孙中山全集》第6卷

材料三：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格义”就是用比较和类比的方法来解释和理解跨文化背景的哲学概念。）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材料四：“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的漫长历程，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他们的探索活动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请回答：

材料：吕思勉（1884—1957）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学贯中西，治史严谨，一生著述宏富，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在中国通史学科建设上的开创性贡献。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采用白话文撰写的方式，叙述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迄1922年的中国历史。1940年，他又出版了《吕著中国通史》，该书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中国文化史，下册按时间顺序叙述中国政治史。该书吸收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典志体的优点并成功糅合于一体，使读者既能对社会文化现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又能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吕思勉在该书的结尾时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没有前途之理?

——摘编自刘永祥《吕思勉与历史编纂的新探索》

材料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海国图志》

材料二：“六经中之尧、舜、禹、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

材料三：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