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李自成，原名鸿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参加农民起义以来，李自成在各地流动作战，并无固定的据点和严密的组织，也没有提出过明确的战斗目标。他在河南聚众获胜后，军中文士牛金星与李岩向李自成献策，提出均田免粮的战斗口号。均田免粮这一朴素的口号，恰好反映了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极大地便利了农民军的发展。李自成还提出农民军平买平卖的口号。1644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攻占北京，取代明朝而处于四面受敌的被动地位。特别是北面的清国和江南的明室残余，构成了夹击大顺的严重形势。北京城内的大顺政权正忙于筹备李自成做皇帝的登基大典，军士们则竞相追赃积财，准备还乡。大顺强敌压境，而军心涣散，失败不可免了。
——整理自《中国通史》等
材料：金熙宗在位期间（1135~1150）对女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废除“勃极烈制”。改用汉官三省六部制。这妥善解决了女真宗室大贵族与汉官制的矛盾。在地方官制改革方面，划全国为十九路，路下设府、州、县三级。天眷元年以京师号为上京，曰会宁府，改旧上京为北京，城分南、北，使皇帝、贵族、平民三者分地而居。天眷二年三月，命百官详定仪制，以后百官朝参，用汉式朝服。皇统五年（1145），又颁行《皇统新律》，“大抵皆依仿大宋，其间亦有创立者”，这是金代的第一部成文法典。为提高女真民族文化水平，金熙宗改进女真字，造女真小字”，笔面较为简省。天眷元年正月，正式颁行。此外，金熙宗对各族文化兼容并蓄，尤其重视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这使金朝加速向封建化政权发展。
——摘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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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清军入关前，满族最重要的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就是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清代一种特殊的兵农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的政治特性是领主分封制，但与西周分封制不同的是“封而不建”。八旗制度体系下，八旗人丁主要从事军事行为，八旗满族是个整体的军事贵族阶层，其成员都是享受特殊权益的人群。八旗人众别立户籍，不隶州县，不入民籍，“旗民分治”。八旗制度包含的基本精神如民族区隔、贵贱分等、军事化等多种成分。这种体制随着清军入关而覆盖到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上，造成了社会结构空前复杂化和社会分层的深化。
——摘编白赵轶峰《八旗、保甲与清前期社会结构》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庙，除了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 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
材料二：甲午战后，华夏中心主义衰落。维新派号召保国、保种、保教，主张“满汉平等”，“合举国之民心”；立宪派主张“合族救国”。1902 年，梁启超首次引入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现代观念，指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民国成立后， 孙中山将“驱除鞑虏”转变为“民族平等，五族共和”，希望“仿效美利坚民族的规模，把汉、满、蒙、藏、回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的国家”“使世界强国不敢轻视中国”。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指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940 年，毛.泽东提出“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间的平等”。
材料三：1956 年—1966 年，涌现出无数先进典型和英雄模范人物。1960 年，石油工人王进喜参加大庆石油大会战，发出“宁肯少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誓言，吃大苦，耐大劳，铸就了铁人精神。解放军好战士雷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甘当螺丝钉”，勇于奉献，乐于助人，1963 年 3 月 5 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题词，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这一时期还涌现出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科学家，成为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材料：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赫赫战功。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后来，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宁远大战大败努尔哈赤，锦州之战大败皇太极。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园中平地山岗和湖边树阴遮覆，像天生处处亭楼，珍宝堆聚，巧修成座座宫殿，神力人工在这里比美竞秀”——这首赞美清漪园景色的诗，听起来十分特别，原来这是一首译成汉语的藏文诗，它的作者是乾隆皇帝的御前常侍禅师来自青海的土观活佛。乾隆时期，清政府已经实现了对蒙藏地区的完备管理，不少蒙藏的高僧学者在朝为官，……清漪园的宗教建筑之多，在皇家园林中数一数二。万寿山后山的这片藏传佛教建筑群叫……成为国家强盛、疆域稳定、民族团结的象征。
——央视纪录片《颐和园(第二集)·昆明有乾坤》解说词
材料二：中国不应当分裂而当统一，是孙中山先生一贯的思想。他认为：“中国统一，断不能指望外国列强，相反，中国内乱、分裂，莫不与列强有关。因为凡为军阀者，莫不与列强之帝国主义发生关系；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大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撮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
——摘自金怡顺《孙中山的国家统一观》
①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鼠疫，使雅典政治转向
②亚历山大染疫病而亡，其帝国随之土崩瓦解
③14世纪欧洲鼠疫流行，基督教权威更加巩固
④明朝末年鼠疫横行，客观加速明清政权更替
材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左右。至西汉末年增加到6000万，三国鼎立形成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此后南北分裂，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至安史之乱前夕，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
——据葛剑雄《从中国历史各朝代的人口数量变化看5000年中华民族历史沧桑》整理
材料一 后人在讲到明末清初改朝换代的这段历史时，往往都注重讲政治大势，军事攻防，历史学家们很少有人关注到这场发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惨烈大疫。明末大鼠疫开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地点是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鼠疫传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明末大鼠疫流行与当时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紧密相连。明朝末期是气象学上所谓的“小冰河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遭到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史载，万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发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祯十四年之后，是连续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续到明朝的灭亡之后。旱灾发生后，灾民们会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随之四处扩散，而像北京这样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会随着它向外辐射的条条官道，把病菌传到帝国的四面八方。这还是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一旦旱灾、瘟疫和战争同时出现的时候——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这个社会就开始崩溃了。
——摘编自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
材料二 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没有接触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
——贾雷德·戴蒙德(美)《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的命运》
材料三 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北方哈尔滨建立起庞大的细菌武器研制基地，由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在平房“死亡工厂”使用大量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等做极期残酷的人体试验，研制出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赤痢等多种细菌武器……据统计，中国南方浙江、江西、湖南、云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因日军细菌战攻击而死亡的人口约30万。若这“30万人”的死亡数字获国内外学界公认，那便又是一个“南京大屠杀”。
——陈致远《侵华日军在中同南方实施的细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