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思想家 | 主张 |
孟子 |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
董仲舒 |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
顾炎武 |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放弃不用）矣 |
材料二：上（太宗）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
——《资治通鉴》
宋朝设官之制……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皇宫），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天下财赋、内廷诸中外管库，悉隶三司。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7
宋初，中枢权力机构在事权上不相上下、互相钳制。
——选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权力制约机制研究》
材料一：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一旦这项社会公约被违反，每一个人便又回到立约前的权利状态，恢复了生来就有的，但为了社会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天然自由。……人因社会契约而失去的，是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一切对其有诱惑力和其所期待的事物的无尽权利。人因社会契约所得到的，是公民自由，以及对其所占有的一切的所有权。
——《社会契约论》
材料一：“君主天命说”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明确地被提出来，一般认为是在般周之交，这些思想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渊源。孟子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提出“王朝革命”思想。《孟子•梁惠王下》中孟子言道：“喊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裁君也。”
﹣﹣摘编自林坤《在理解思想的延续中培养历史解释素养》
材料二：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材料三：从来天生民而立之君长，所以为民役者也，君一人不能独治万几，于是建设臣工以分治之，凡佐君为民役者也。
﹣﹣孙中山《原君•元臣序》
①韩愈 ②康德 ③李翱 ④苏格拉底
材料 陈献章（1428年～1500年）世称“白沙先生”，由于科举屡次落第，毅然放弃科举，潜心于学问，他是明代学术思想转向的关键人物。陈献章是明初程朱理学代表人物吴与弼的学生。在刻苦奋力注重践履方面，他受到吴与弼的很大影响。但是，他与谨守程朱理学传统的明初学者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注重独立思考。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这种精神在万马齐喑的思想界无疑是一声惊雷，他的思想成为明代思想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极力倡导“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后继者王守仁高举陈献章的大旗，把他的心学发展到极致。万历年间，朝廷批准他从祀孔庙。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一：董仲舒对策贤良，请表章（彰）六经，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自兹以往，儒学之尊，迪绝百流，遂乃兴学校，置博士。……二千年来国教之局，乃始定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材料二：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顾炎武在《辛林文集》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战！”
材料三：自汉以来，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架构，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取得的科技文艺成就也充实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词汇和功能，构成了光耀千秋、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陶冶了勇敢智慧的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自立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根。
——摘編（编）自王志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中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材料一：明清之际，中国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于是，明朝中后期，在复兴古学（经学）的潜流中，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了一股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潮……从而开启了明清之际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序幕，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杰《明清之际：思想的冲突、批判与创新》
材料二：中国的启蒙运动则是在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下展开的。当时所有中国知识精英几乎有一个共识：“救亡的唯一途径就是启蒙”，而这个启蒙又是（西方）外来的，不是源自本身，这就导致了没有任何实现可能的极端偏执的“西化论”。……把矛头指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也正因为如此，类似于“孝道”“礼教”“男权”“纲常”“名教”等儒家所崇尚的核心价值，就成为五四时启蒙思想家们激烈批判的主要目标。
——李宁宁《启蒙语境中儒学的命运与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