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深受儒家大同思想的影响 ②注重培养国民的民主共和意识 ③主张效仿西方改善民生 ④提倡学习西方职业教育
材料一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梁启超年谱长编》
材料二 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梁启超《爱国论》
材料三 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自时务学堂、南学会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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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
材料二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
——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材料三 “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孙中山《黄花岗烈士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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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则徐 ② 洋务派 ③ 顽固派 ④ 维新派
材料一 奕称:“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术如此,其余也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因此中国人学习西学并非“舍中法而从西人”。
——《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
材料二 严复指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技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论世变之亟》
材料
甲午战前,中国出现一股“君民共主”的政治思潮。郑观应认为,君民共主之国“育才于书院,论证与书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陈炽指出,君民共主之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主张君民共主的思想家们都将设议院作为基本条件,尽管如何“防效外洋设议院有不同方案,但多强调在君主之下设立。议员由选举产生,主要职能是议事和“通上下之情,凡国家大政方针,由议员根据民意议论利害得失,再上呈君主定夺。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欧洲工业革命之前有思想革命。文艺复兴与启蒙,都走在宪政和民主运动的前头。近代中国的启蒙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发生在清末宪政与辛亥革命之后。欧洲的民主进程,先提出个人解放、自由平等与人的价值,然后提出开设议院的主张。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过程则是一开始就从政治制度着手,先提出立宪议会主张,然后鼓吹自由平等与个人解放。因此,近代中国民主运动没有带来欧式的自由平等与个人解放。
民族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提倡的也非个人的自由平等。三民主义里面只有民权主义,没有民主主义。这个不是语意学上的问题。尽管孙中山说民权是基于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可是他提倡的是国家自由,反对个人自由,因为,他认为中国人已经太自由了,变成了一盘散沙。他主张国家平等,可是他不相信人类有平等,因为自然界就是没有平等的……孙中山给人民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四个基本政治权,可是人民的主权是由国家行使的。
——摘自冯兆基《民国时期中国民主的构想》
材料“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国外,醉心于西方的科学与政理,极力主张“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标为民族竞争公理,鼓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甚至对社会主义也有空泛的赞美;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更多地持批评态度。但是一战粉碎了西方科技、物质文明的光环,欧洲列强彼此相残的现实,摧毁了国人心中西方现代化强国楷模印象。梁启超直言“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由此对民族文化的信心提高了,着力探讨人类精神与道德改造问题,更以儒家传统为观照鼓吹互助互爱和世界主义,调和东西文化,并预言在未来世界秩序重建中,中华民族必将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预言社会革命是“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不过他认为“农民最富于保守性,欲倚之为改造社会之先驱,殆不可能。”
——摘编自董增刚《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的思想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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