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视角
李林荣
①在课堂上常教训学生，立论作文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视角。其实何止纸上谈兵写论文、发议论，需要视角，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一定的出发点和观察位置。别的不说，就以这几年我外出上班从骑车到挤公共汽车的交通形式变化而论，同一个北京城就因此而在我的感觉里有了很多改观。
②住在北四环外龙王堂时，因为多次经受自北太平庄坐公共汽车回家几乎被别人的前胸、后背和膀子、胳膊肘挤成薄片的苦难，所以下定决心骑车出门。到了东三环麦子店安家之后，我的骑车生涯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巅峰状态。最辉煌的一次纪录是在2002年冬的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跑了一大圈，将大半个北京城区尽收眼底。
③直到近一年前突然调到二外，把家搬到远郊通州，在大货柜车和小汽车密集交织的车流和它们吐出的浓烈尾气、卷起的阵阵尘土合力的排斥、包围中，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④于是，我不得不改以坐公共汽车为主要的外出方式。也许正因为换了交通方式，先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那种生活所特有的感触 ， 现在倒越发清晰、明确起来。骑车人的视角，比挤在公共汽车上的人，要开阔得多，也自由得多。跨在小小的自行车上，每一步行程都得自己出力气，这是真实的；每一处眼前的人、物、景观，也都是行迹所至，自然扑近的，这也是真实的；路面上每一个坑坑洼洼的细节，也都是必须看在眼里、放在心上，及时小心予以应对的，这同样是真实的。自行车使我们获得了一种与一个城市近距离接触、甚至水乳相融的真实感和细腻感。
⑤骑在自行车上，大概是一座城市里只比坐着、躺着和随便走着的时候高一点的一种生活姿态。骑在车座上，一个人看不到比自己站着时更远的一片视野。但是感谢会旋转的车蹬和车轮吧，它会把一个人原本很平常、很狭小的这片随意往那儿一站就可以得到的视野无限放大、无限铺展，最终，使一个经常骑自行车的人赢得远胜过一个只满足于步行和原地彷徨的人的丰富见识和宽广心胸。当然，这判断仅限于城市生活，要是有人像徒步探险家那样勇于迈步走出城市，双脚走路也是完全可能走出一片无边的天地的。
⑥这么一想，挤在沙丁鱼罐头甚至压缩饼干桶一样的公共汽车里，就成了一种最没出息、最没诗意的生活状态。靠着这么一种状态，自然也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四处出没、东游西荡，但对于公共汽车上的常客，就算他有永不消退的热衷于挤车的饱满激情，他所得到的，至多是一些困在车窗框里的一掠而过的风景片段，一连串似是而非、指鹿为马、南辕北辙的车站名称和行车线路，还有那种成分极其复杂、味道永远可疑的公共汽车车厢里专有的气息。
⑦而在自行车车座上和公共汽车车厢里，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不知道是入乡随俗呢，还是象由心生呢，反正总是会有迥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情。骑自行车的人，有悠然自得的逍遥派，有越蹬越来劲的自我陶醉派，也有自言自语的思索者，还有横冲直撞外带呼啸的野蛮豪放派。愁眉苦脸面露狰狞的骑车人，大概也是有的，但一般总是难得一见。可在公共汽车上，情形就大为不同。失去了审美必要的距离感，又缺乏流通的空气、敞亮的环境，大家一律油汗涔涔，倦容满面，最低限度也总有一种坐着和站着两种乘客间暗自较劲的心理失衡挂在嘴角眉梢，至于丑恶的抢座和该让座不让座，以及因为挤手踏脚怒颜相向、恶语相加等现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⑧我唯一的奢求是，下一回挤在公共汽车的人缝里，自己的嘴脸能够尽可能地慈祥一点。
①我的亲爱的自行车，实在是有点黔驴技穷，再也无从施展它的身手了。
②更是令车厢生态进一步逼近了畜道而远离了人道。
近年来不少农民工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骑摩托车返乡虽然方便、省钱，但受天气、交通环境等方面影响，骑摩托返乡人员的安全隐患多，回程之路异常艰辛。为确保2013年春运骑摩托返乡的农民工安全，某市公安局提供警车开路疏导、热粥和开水、暖炉取暖、摩托车维修、简便医疗救治等服务；也有不少青年志愿者利用寒假到服务点协助各部门工作。
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遵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观念，“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纪述，务从实录”为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向中国人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中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他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糅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休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已。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评，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珍田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钻”，“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珍田舍己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宪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 “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