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为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寻找某种原则，对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汉朝皇帝的高招是，延揽始终坚持封建制度的学派来支持中央集权的国家……他们最大成就是，使这个从未亲身经历封建时代的新文人阶层相信，孔子的学说能够应用于新的政治体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理念逐渐与这个文人阶层和儒家信徒紧密结合起来。这个文人阶层原来捍卫的是旧封建制度，但是在此之后，他们一直反对任何分裂活动。
——菲茨杰拉德《中国简明文化史》
材料二：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 ，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
——韩愈《原道》
材料三：然以释氏所见，较之吾儒，彼不可谓无所见，但却只是从外面见得个影子，不曾见得里许真实道理，所以见处则尽高明脱洒，而用处七颠八倒，无有是处。
——朱熹《答陈卫道》
材料一：明清之际，原本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理学趋于衰微，权威发生动摇。宋儒在解经传注时有鄙薄文字音韵的考证、以自己的体会所得为定解的学术倾向。明末清初的学者发现理学家对儒家经典的援引和传注有很多疏漏、谬误之处，这引发了学者们对理学的怀疑。理学将“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强化，并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自觉贯彻，在国家权力和学术权威的双重作用下，理学的道德规范逐渐蜕变为僵化的道德教条，在道德实践中的理性成分逐渐减少。
——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二：李贽大胆提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应“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提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反对“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教。唐甄认为：“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合之者诬，校是非者愚”。儒学与诸子学、释道地位相等，各有其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功能。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一见解非常具有批判性。《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等著作，则直接援引原始儒家经典，或者根据自己对原始儒家经典的诠释，来审视理学弊端，驳斥理学观点。明末清初对理学的批判达到高潮。
——谢放《中外文化发展历程》
材料三：唐甄推崇三代之治“君明臣忠，上下和易”的理想摹本，强调君主应遵守道义原则，应爱民、养民、富民，自身俭朴，任用贤能，礼遇朝臣。他没有从制度上否认君主权力的合法性，而是力图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君主专制模式，最后滑向对圣明君主的期盼。任何先进的思想如果不能引出制度的力量，那它就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
——张磊《试析唐甄的理想国》
请回答：
材料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
材料二：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