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也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
这个国家只有少数几种测时的仪器,他们所有的这几种都是用水或火来进行测量的……,但是所有的这些都远不如我们的仪器完美,常常出错,测时不准确。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注:指科举应试,金榜题名),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
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
——摘鳊自利马窦《中国札记》
材料:加尔文是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其思想核心是将“因信称义”发展为“先定论”(或“预定论”)。他认为信仰只是得救的精神条件,是否得救是由上帝先定的,上帝在创世以前,即预先选定一些人得救,和决定一些人沉沦。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事业的成功与否:成功者得救,成为选民;失败者不得救,成为“弃民”。这种预定论是加尔文神学体系的基石。他批驳教会“财富使人陷于罪恶,不能得救”的说教,认为财富是上帝恩赐的,是人获得成功——得救的标志。他为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作辩护,从神学角度论证世俗生活和个人奋斗的必要性、合理性。他在瑞士创立了长老制的教会组织体制——民主教会:首先全体信徒选出教会长老,再由长老选举或聘请牧师,然后长老监督牧师,共同管理教会;从各地区到全国进行分层选举,组成地区教会和国家教会。加尔文的长老制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
材料一:
材料二:1525年马丁·路德的德语版《圣经》出版之后,德文《《圣经》广泛传播于西欧。
1541年瑞典语《圣经》出版,I550年丹麦语《圣经》出版,1584年斯洛文尼亚语《圣经》出版。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等国在16世纪都出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
——摘编自张洁颖《从翻译角度看宗教改革和语言革命》等文章
(宗教改革)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一有些是国家级的,有些是王侯级的,有些是省级的,有些则局限在一个城市。所有这些地方教会的共同点是它们都由世俗统治者控制。不管教会是仍坚持天主教教义,还是拥护新教信仰的一个派别,都是世俗当局控制着神职人员的任命和教会的财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宗教改革代表了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三: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何谓民族意识?有学者解释说:“民族意识,乃人民能巍然雄立于宇宙之要素,亦日民族自觉。简言之,即民族自知其为民族之谓。”五四运动时期是近代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升华时期。
——摘编自史革新《略议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四次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