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形成于秦汉,至隋唐而稳固,宋元明清日臻完备。秦朝即设立听命于皇帝的御史大夫作为纠察百官的最高监察官员。……唐代监察制度更为完备,中央监察机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御史台系统,负责监察百官之违法与失职行为;另一部分是言谏系统,负责直接告发官员的违法、失职或者腐败行为。……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中央监察机构与地方监察机构的统一。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时期,由于国家幅员辽阔,在专制权力下,各级官吏滥用权力、贪污腐化的空间较大。为了维护皇权,历朝君主都非常重视专门监察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试图通过监察官员的纠察和弹劾,防止并打击官吏的贪腐和不法行为。
——摘编自朱福惠《国家监察体制之宪法史观察》
材料二:按照分权制衡理论,美国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制约的主要方面是议会与司法机关的监督。但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的发展,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的主要方面正逐步演进为民众的民主监督,即借助互联网和报纸、电视等传媒,用社会舆论对行政机关形成压力。……此外,近些年来,美国行政机关还逐步加强了自身的内部监督制约,如建立行政决策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政府情报信息披露制度等。1978年,还根据《政府道德法》设立了政府道德署,直接向总统和国会负责,地位独立,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规范;审核和批准各行政部门制定的道德行为附则;监督行政部门官员公开和秘密的财产申报的执行情况;审核总统政治任命是否有经济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些都对行政权起着重要的监督作用。
——摘编自宋欢欢《美国监督机制浅析》
西汉初年 | 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耳、燕王藏茶、长沙王吴芮 |
刘邦晚年 | 齐王刘肥、淮南王刘长、燕王刘建、赵王刘如意、梁王刘恢、代王刘恒、淮阳王刘友、楚王刘交、吴王刘澎、长沙王吴芮 |
材料一:东汉末年,强宗大族遍布各地。随着宗族势力的强大,他们逐渐控制了东汉政府选官任官制度,形成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局面,如汝南袁氏一族累世公卿,外戚窦氏更是公侯满门。强宗大族深刻地影响着基层治理。很多地方的郡县掾吏和乡官里胥就是由当地强宗大族把持。他们既要维护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又要解决民间纠纷,甚至于担任乡里职务,处理乡里事务。
——摘编自李小红《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演变与创新》
材料二:隋创进士科之后,“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益均”。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但若没有科举制的配套,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史书记载,“(元)仁宗皇帝居潜,深厌吏弊作,其即位乃出独断,设进士科以取士。”美国学者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材料一:两汉之际、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以及此后割据的战争造成3000多万人口损失;隋末农民战争后,人口由5000万下降到1500万,明末战乱造成4000万人口损失;新政权确立和逐渐巩固后,人口又出现回升和发展。据西汉元始二年数据显示,北方人口在中国占比可能超过71%,唐宋之际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12世纪初,南方人口占比已达到63%。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在资本积累和技术革新上,人民政府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是人均意义上的变化远不如总量成绩那样糧眼。从1954年到1978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8倍,但是人均可分配到的粮食基本上维持在1954年的水平上。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豆建春《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就业人口数量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就业人口数量提高1%可以使得经济增长水平提高约1.49个百分点;失去孩子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如界有两个孩子,当疾病或意外事故夺走了儿女的生命的时候,其产生的后果要比独生子女家庭小。
——根据王会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行性的实证分析》等文章整理
材料一: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材料二:面临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严复有鉴别有选择地译述孟德斯鸠的《法意》等经典著作。严复认为,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人民生活的安定幸福,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法治的力量。严复主张依法治国,法律应当维护国民的自由权利,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机构,以期伸张正义,维护公理。
——林平汉《严复对中国近代法制思想的贡献》
材料三: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毛.泽东确定“五四宪法”的重要使命。宪法对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步骤都做了规定。宪法在制定的时候就被确定为过渡性宪法,被作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手段。它成为中国宪法史上不可逾越的界碑,成为现行宪法的母本。
——据蔡定剑主编《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
材料一 西汉的晁错说:(农民)“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尝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孙中山指出:“中国的人口,农民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但是他们由很辛苦勤劳的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取大半,自己得到手的几乎不能够自养,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一再强调:“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我们应该马上用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民生问题便无从解决”
--金德群《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研究》
材料一:一直处于“无为”状态下的大汉王朝,到了武帝时变得“大有所为”。武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有一系列开创之举,特别是在经济上的举措,无疑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定下了主基调,他将重农抑商政策确定为基本的不可动摇的传统经济政策。汉武帝将社会经济更加有力地掌控在政府手中,盐、铁、铸钱官营,实行坚决的政府专卖政策,加强市场管理,对工商业者收重税,这些措施充实了国家力量,打击了商贩。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
材料二: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绝望,而扭转时局的是美国罗斯福新政。罗斯福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力挽狂澜,稳健而富有建设地、有序而又紧锣密鼓地頒布一项又一项法令,将脱轨的社会经济强行拉入国家可操控的正常轨道中运行,银行业、工业、农业、社会救济等各项工作分轻重迟缓一一涉及。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是全面而又有效的,但更是有节制的。
——摘编自谭崇台《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
材料一 孟子对于农商一列平视,从无重农抑商之主张。孟子以前之政治家,大多亦无重农抑商之主张。有此主张并实行此政策者,始自商鞅。自此视农为“本富”,商为“末富”,所谓“崇本抑末”之思想,渐成为中国流行的经济思想。
——摘编自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一天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材料三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
——吕思勉《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