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意 知识点题库

    小船在岸上碰了一下，发出隐约可闻的响声，停住了。父亲走进水里，捏住一只桨架，把船推上去一点，然后把烟蒂扔进水里，把盖尔卡从船头里抱出来，裹在棉背心里，捧在两只手上，沿着木梯级向小木屋走去。

    有时，盖尔卡醒过来含含糊糊地问：

    “我们已经到家了吗？”

    “到了，到了。睡吧，女歌手。”父亲说着把她更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她则把细小而又香甜的暖气呼向他的胸脯，他真想说：“你是我的小心肝，你是我的小宝贝！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呢？……”

    可是他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的，而仅仅停在陡岸上，嘶哑地清了一阵子被甜丝丝的愁绪哽住的喉咙，把女儿紧贴在自己的身上，仿佛害怕单独留在这黑沉沉的夜色当中，留在黑黝黝的河流上空。在这条河上稀稀拉拉地闪现着航标的灯光，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桨叶的击水声和拖轮的排气声。

    “轮船在行驶，”父亲轻轻地说，同时倾听着自己的声音，“女儿，它正在看你点的灯光，所以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

    她就是在那儿——在航标工的小木屋里长大的。她把父亲也葬在那儿，与母亲并排地葬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小山冈上。现在她在一个挺大的机关里工作，坐在一块绘图板的后面。有时候一出神，她就会轻轻地忧伤地唱起歌来：

    心上人啊，你要去哪儿，要去哪儿啊？……

    这时，设计科的同事们就从桌子、描图纸、绘图板上抬起头来，不时地含笑打量着这位白皙的、不知何故总是默默无言和忧郁的姑娘。很少有人了解她从前生活得如何，在哪儿长大的，在想些什么。

    傍晚，她经常走到堤岸上去，把双肘支在栏杆上，望着河流，凝视着那些与铁浮桶连在一起的自动闪光航标，目送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和灯窗通亮的轮船，等待着某种东西。她等待着：有朝一日这些轮船中的一艘会驶到她的跟前来，把她随船载去，把她带到想停靠的那个地方去。也许，在那儿，在黑幕中，闪烁和燃烧着那盏惟一的灯光，它是富有生气的、温暖的，她想念它，想念得如此长久而又有耐心。

材料一：

    人工智能+医疗属于人工智能应用范畴，它对医疗领域的改造是颠覆性的。人工智能通过语音识别和疾病数据分析来诊断疾病，可以更准确、更快捷、更安全地处理病患。人工智能在医学图像的检测效率和精度两个方面，都可以做得比专业医生更快，还可以减少人为操作的误判。人工智能能够将药物筛选的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极大地减少药物开发成本。

（摘编自《2016-2017年度人工智能+医疗市场分析及趋势报告》）

材料二：

    近年来司法系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重复劳动的强度巨大，基层法官过劳死屡见不鲜。重压之下，审案质量也难免受到影响。“人工智能+法律”虽是近几年才有的新鲜事，但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去年6月，全国第一家“智慧法院”实践基地在上海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建设中的智慧法院已遍及全国。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初衷，是替代人的重复劳动，而非人本身，智慧法院也绝非以机器判断替代人类司法。智慧法院的核心是人的智能现代化，而非以人工智能等技术替代人类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提取、文本生成、案卷分析等方面将法务人员从大量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而这一切并没有消灭任何一个法务人员在办案流程中的角色，反而呼唤一批会使用智能工具的从业者和深谙司法流程的开发者。

（《加出来效率，减不掉人性》，《科技日报》2018年1月5日）

材料三：

    人工智能带来的是福祉还是挑战？近年来大众传播对人工智能的过度关注，如炒作人工智能用深度学习能力挑战人类记忆高手，“AlphaGo”击败各国围棋大师攻占人类智力游戏高地等，无形中加重了人们对“人机关系”的焦虑。尤其是一些以“人机对战”为噱头的综艺节目，混淆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为渲染了人机之间紧张的对立气氛，既无必要，也缺乏科学性。

    事实上，现在所有人工智能仍是在测试概念下界定的“智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是从属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观才是人类最终的特点和优势。尽管如此，行将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仍需谨慎界定人机之间的关系格局。未来，应通过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为智能社会划出法律和伦理道德的边界，让人工智能服务人类社会。人们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人类社会的稳定与福祉为前提。

（蔡映洁《人工智能，以法律和伦理为界》）

材料四：

    当下最热门的技术，恐怕非人工智能莫属。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人工智能到底能火多久？有科学家已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在许多随意和缺乏严谨性的交流或展示中被强烈地夸大了，人们低估了相关基础理论和核心关键技术的复杂性和难度，目前需要将双倍的精力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性研究中去。科学家的告诫值得倾听。尽管我国在整合资源、垂直应用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关键技术、领军人才等方面的软肋也是不争的事实。

    展望未来，人工智能确实会产生链式反应，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前景越美好，越需要清醒客观的判断和扎扎实实的努力；如果一拥而上、盲目跟风，恐怕热潮很快就会变成寒潮。

（《若盲目跟风投机热潮恐变成寒潮》，《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1日）

材料一：

（图片来源于2017年11月新华网）

材料二：

    从21日早上起，一篇题为“疫苗之王”的自媒体文章迅速传播，到当日晚间，无数人的朋友圈已经被

    这篇文章刷屏。随着疫苗事件的持续发酵，恐慌、愤怒情绪蔓延，不少山东的家长们炸开了锅，纷纷用刷屏表达着愤怒。

    山东的家长之所以表现得格外恐慌和愤怒，原因在于几天前曝光的2017年11月的一起疫苗违法事件当中，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问题疫苗共计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山东省家长的情绪反弹，有信息来源作为基础。

    而问题疫苗究竟销往哪里，自己的孩于是否注射过问题疫苗，如果注射了又如何补救等，家长们眼前如同一个信息黑洞，难以及时获得足够值得依赖的信息，只能用猜想来增补信息真空，进而加剧了恐慌情绪。

    因此，避免恐慌情绪蔓延的正确方法，不是简单呼吁民众保持足够的理性，而是相关信息必须及时、全面、准确地公开，既要跑在谣言前面，也要跑在猜想前面。

    首先，对于一些模梭两可的网络信息，要有权威部门及时发声。比如，《疫苗之王》所说“问题疫苗打入25万儿童身体”是否属实，就是一个对公众情绪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疑问，对于这类问题，不仅要迅速 释疑，而且要用确保准确的数据来提高说服力。

    其次，后续将如何应对这起事件，要给出一个清晰的处理思路，让民众吃上定心丸。民众的恐慌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值得深入分析，应该将之当成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根据疫苗流通规则，同批次的疫苗销往哪里，大方向是记录在案的。然而，就个人而言，接种的疫苗是否属于问题批次，是否也有详细的记录，已接种问题批次的儿童能不能得到通知并及时复检，以及是否应补种等事宜，都是压在家长心头的疑问，此类疑问不解，恐慌就难以消除。

（摘编自罗志华《“疫苗危机”：别让信息黑洞加剧恐慌》，《新京报》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三：

    这个周末，问题疫苗引发全民焦虑，无数家长连夜翻看孩子的接种记录本，一项项对照是否使用过问题疫苗。疫苗造假，曝光必须无死角，监管切莫轻飘飘。面对问题疫苗，忍耐后的质疑和冷漠，追问后的维权和用脚投票，都值得监管部门认真反思，慎重对待。

    近日，长生生物接连被曝出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百白破疫苗为“劣药”。国家药监局出手后，多家媒体跟进，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对事件的追问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的焦虑不断升级，唯有尽快公开真相，才能回应质疑。

    疫苗乱象，非一日之寒。行业积弊已久，奈何每次处罚都轻飘飘。

    我们看到，某些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恶企，在被查出问题之后，虽也受到一定惩罚，但与获得的孽利相比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让其痛改前非。人命关天的闹剧后，受害者维权无力，企业“自罚三杯”，监管者惯性失语，如此“宽松”也是变相纵容造假、售假的重要原因。

    这背后有个政绩观的问题。如果对这些恶企处罚太重，动辄判处“死刑”，势必影响当地的GDP和税收的数据，因此，处罚多是些“软刀子”。

    药监部门最主要的职责是防患于未然。具体地说，就是要对流向市场的药品负责。对消费者而言，其权益只能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和维护。假疫苗横行，那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就该有人对此负责。如果做不到，设立这个部门干嘛？

    毋庸讳言，食品和药品的监管等，依然是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和不放心的问题之一，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它不仅关系着人民健康，也关系着人心聚散。

（摘编自胡琴《面对疫苗乱象，监管部门应有所作为》，人民网2018年07月22日）

材料一：

    作为第一部国产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从影院之内火爆到影院之外。有人“入戏太深”，跟电影中的科学设定较起真儿，我们不妨找科学家们来科普一番，然后再回味这部电影，定会别有一番意思。

    《流浪地球》中最惊天地泣鬼神的想象是，利用成千上万个行星发动机，帮助地球离开太阳系。这就得说说让地球离开太阳系需要多少能量了。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分析：地球要能够摆脱太阳的引力势能束缚，所需能量可以计算得到，大概是2.65×10³³焦耳。而2017年全球总发电量大概是25571TWh，大约合9.21×10¹³焦耳。也就是说，如果把现阶段全球所有的发电量都用来推动地球离开太阳，需要连续工作2.88×10¹³年，即近29万亿年。

    总之，带着地球去流浪，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如果行星发动机要承担这一任务，那得无比厉害才行。而且行星发动机实现上述任务所运用的重核聚变技术，从现代核物理知识来看目前没理论和实现条件，只能出现在科幻中。

（摘编自《“流浪地球”靠谱吗？》）

材料二：

    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厄休拉·勒奎恩女士曾经说过，未来之所以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不可预知，“什么都可以写，不用害怕发生矛盾”。

    但是许多作家会在写作时精心研究物理或者计算方面的最新发展；有些作家为了配合故事情节，会发明出一些“不可能”的科技产品（例如厄休拉，勒奎恩在1966年发表的小说《劳卡诺思的世界》中首次出现了一种名叫“安塞波”的超光速通讯设备，该设备可让相隔天文距离的人之间进行即时通讯）；还有的作家则像英国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1866—1946）那样，用时间机器将读者带到遥远的未来去见证人类的不幸命运，以便引发社会舆论。

    有时候，一些看似怪异的想法也会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的能力，让那些拥有科技知识的读者能够激发想象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设想。例如法国小说家、科幻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儒勒·凡尔纳（1828—1905）在1865年发表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提出了利用光能推进宇宙飞船的想法。而今天，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正在积极研究用于太空飞行的太阳帆。

（摘编自《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塑造未来？》）

材料三：

    科幻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十分兴盛，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幻相对于科技的超前地位。今天许多科学的新发现，在几十年前的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不少科技的进展，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科幻的启迪、促进。正是科幻领先于科学的这段距离，造就了科幻文学的“惊异感”，构成了这一类型文学的最大魅力。

    但今天，科幻正在，甚至已经被科技赶超。南方科技大学人文中心教授吴岩作出了这样一个判断：“在不久的将来，科幻文学将不复存在。”刘慈欣则认为不要夸大科幻文学的转现作用。科幻作品不可能走在科技前面，因为它们的所有科技元素都来自现实的科技知识。如果说科学探索的是自然规律，那么科幻则注重创造出一种既震撼、又有美学空间的想象力。没有科学的存在，科幻不可能有那么疯狂的想象力，它的想象力还停留在传统的想象力。传统的想象力、神话中的想象力不但在空间、时间、能量级别上，而且在涉及物质的尺度上，比起科学所描述的都差得很远。一个国家科幻文学的水平发展到什么状况，受众多少，取决于受众对科学的了解。因为只有当科学的教育、普及做得越好，大众对科学的认识和理解越深，科幻作品才越有生命力。

    当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而文学观察的对象是人与社会。科幻不仅想象未来技术的发展方向，更关注在技术应用之下，社会将如何演变。在西方，至少一个世纪以来，科幻作家就在遵循这种纲领——反思科学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困感和灾难。

（摘编自《当科技进步超越了想象 科幻文学的价值何在？》）

材料四：

（资料来源于《关于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阅读调查》）

材料一：

    14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布了题为“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44%的卷烟。报告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大幅降低吸烟率，烟草相关疾病在未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据预测，到2030年，因烟草年死亡人数将从目前的每年100万人增至每年200万人。按此趋势，本世纪中国将有2亿多人因烟草死亡。

    针对烟草使用的不利影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或禁烟暂行规定，但效果甚微。有观点认为，控烟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源头治理。但是，让烟草企业、烟草专卖店关门大吉，一来影响财政税收，二来影响一大批人的饭碗。烟草税收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

    许多专家认为，立法是有效控烟的一大手段。胡鞍钢表示，“全面控烟”应是控需求和控供给双管齐下的控烟战略。郝福满建议：“提高烟草税是减少烟草使用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健康和其他基本项目带来大量收入，并最终惠及全人类。”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我国在校初中生吸烟率达6.9%

    （摘编自《中国青少年烟草调查报告》）

材料三：

    浙江杭州的烟民们恐怕都在关注着当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修改。因为它拟删除此前征求意见稿中受到外界褒扬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全面禁烟”措辞，允许室内设置吸烟区。

    结合现实看，杭州的“反向”操作，未必不是当前控烟现状的一个真实注脚。尽管近几年，已有更多的城市出台了相关控烟法规，公共场所禁烟规定的执行也较之过去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当前的控烟形势仍难以取得压倒性胜利，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仍处于僵持阶段。一个标志性表现，便是全国性的公共场所控烟条例，已经修订了3年多，至今仍未出台。这种控烟现状下，一些地方的控烟立场出现“反复”甚至“开倒车”，或许就是大概率了。

    （摘编自《允许时内设吸烟区再证控烟“不进则退”》）

材料四：

    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导致的烟草价格大幅上涨以及各地陆续出台严格的控烟条例，仍无法阻挡我国烟民的增加。除了烟草价格上涨赶不上支付能力上涨，文化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烟草绝不仅仅是一种消费品。从清代鼻烟壶成为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争奇斗胜、炫耀身份的奢侈品，到如今人们仍习惯拿出“中华”招待客人，“烟”跟更多“象征”联系在了一起，融入社会风俗和人情世故，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有时，香烟还成了社交符号和身份标识的载体。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香烟社交”在农村地区影响较大，吸烟者更容易通过香烟来构建香烟社交圈实现其社会阶层的认同。

    （摘编自《吸烟，正成为“穷人”的嗜好》）

材料一：

    在刚过去的2018年12月，许多中国女性的朋友图都被故宫文创推出的六色口红刷了屏。每只口红的外壳上装饰着皇家刺绣、古董家具或仙鹤等图案，其灵感就来自于故宫博物院展出的文物。故宫口红上线仅4天，买家就将10万多只口红抢购一空。这让“故宫”不再仅仅是历史厚重的博物馆，更成为深受青年喜爱的时髦品牌。

    事实上，故宫的文创产品早已不是第一次成为“网红”和“爆款”。自2013年起，故宫文创和故宫淘宝就不断开发各类“爆款”文创产品，如“奉旨旅行”行李牌、“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朝珠式耳机等，一次次地抓住了年轻人追求独特与个性的心理，每每推出的文创产品均大受欢迎。

    2016年5月l1日，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推动了博物馆文创的进一步发展。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符合自己文化调性、具有自身展品特点的文化产品。2018年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上，首都博物馆开发出“文具系列”“家居生活系列”“旅行系列”三个主题的现代衍生品，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这些清宫美物围绕。

此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文创产品也开始登录中国.2018年7月l日，大英博物馆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中国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购买千里之外的博物馆文创产品，这不仅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同时也为国内博物馆做好文创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和学习的思路。

（2019年1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材料二：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创产业简要流程

材料三：

    博物馆自身人才从数量到专业广度通常具有局限性，台北“故宫”的经验显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是高效提升文创产品质量的关键。

    台北“故宫”通过举办各类公共活动，广泛向社会公众征集创意，陆续开发了“翠玉白菜伞”“‘朕知道了’纸胶带”“冰山一角袜”等广为人知的产品。此外，还开展诸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习营”之类的活动，这类活动一方面让社会公众亲近故宫文化，愿意深入了解博物馆，另一方面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参与公共博物馆文化创意的积极性，使文创元素更加多元化。

    值得注意的是，台北“故宫”没有在内部设置部门或保留常设的文创团队，而是外聘设计师团队开展工作。台北“故宫”要求合作团队与其进行时长半年左右的沟通磨合，团队成员共同接受培训，互相交流心得，使外聘设计师提升对院藏文物的认识，特别是对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入了解，确保之后的产品开发得以事半功倍。这一模式的主要优势在于，经由专业设计师与文博专家的知识互补和思维碰撞带来的“1+1>2”合作的效果，容易设计出具有时代冲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文创产品。

    在完成创意设计以及产品生产之后，所有经审核的产品即进入营销环节。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营销在本土主要依靠委托承销渠道，包括员工消费合作社、台湾手工业推广中心、台北“故宫”馆内的专卖店等类型。而通过品牌授权商渠道，台北“故宫”则实现了营销范围的大幅扩张：首先与代理商建立合作与代理关系，再通过代理商的专业营销渠道销售“故宫”文创产品，例如，通过与法蓝瓷公司（Franz)的合作，台北“故宫”的大量文创产品得以在遍布全球的数千家法蓝瓷经营网店中销售。

（吴静《两岸故宫博物院文化创意产业开发模式研究》）

材料一：

    早期的原始瓷主要是用于制作随葬的冥器，但随着烧制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便越来越多地用于生活，并在此以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常器具，上至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其渗透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空间，成为中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如果说以前的瓷器，由于质朴而接近玉的质感，受到文人贵族包括民众的喜爱，到宋代却开始正式成为皇室进行各种祭祀典礼、人生礼仪的祭器与礼器。因此，中国人对于陶瓷器的选择与使用，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其价值选择的，其选择的是“尚质贵诚”，其中包含了瓷器源于泥土，更接近自然的本质的意味。通过对古代陶瓷艺术的研究，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崇尚简朴、崇尚道德、崇尚读书的礼仪之邦。与同时期欧洲的贵族文化相比，这是一个先进得多的文化。

（摘编自李方莉《陶瓷背后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摘编自黎云常《中国陶瓷文化走向世界的思考》）

材料三：

    传统是景德镇的历史辉煌，也是历史留给景德镇的宝贵财富。如何通过传统，又怎么样跳出传统是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一个重大变奏。景德镇陶瓷文化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土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走求变、创新和现代化之路。

    景德镇陶瓷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不是彻底重建一种全新文化，不是完全移植外来文化，它只能是植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传统，并体现现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新的陶瓷文化，是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传统创作文化理念、陶瓷器物中的人文精神、制度文化、独特工艺、民族文化需要好好继承。景德镇陶瓷要走向世界，不仅要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更要在产品设计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将陶瓷产品与景德镇悠久的艺术传承与当代的审美观念结合起来，充分挖掘悠久灿烂的陶瓷文化，大打文化品牌战，扎根民族，博采众长，创造出不仅外观精美而且极具文化内涵的，不仅有自己独特的本色而且结合世界潮流的产品。以审美的意识发掘文化遗产，总结景德镇陶瓷文化中美的规律，找寻陶瓷器物中的灵魂，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摘编自李兴华胡菁惠《景德镇陶瓷文化在传统与现代变奏中选择和重构》）

材料四：

    马鞍岭是藏于景德镇莽莽群山中的普通村落之一。这里自唐末五代就出产优质瓷土，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山水资源，为瓷土生产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外界称之为“瓷之源”。

    从去年开始，当地政府把马鞍岭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示范点，将其打造成一个集陶瓷文化、休闲旅居、创客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并对马鞍岭村的民居、道路、管网、水系等进行改造优化，基础设施有了大幅改观。

    周末和节假日客流如织，游客纷纷来此感受陶瓷文创旅游的浓郁氛围，瓷器和陶瓷文化已成为扶贫新利器。

（摘编自新浪网2018年6月《光器成为扶贫新利器》）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

雷媛

    1962年，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到敦煌，这位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女大学生受到了大震撼。莫高窟太美，壁画雕塑，无不精美，学考古的她深知它的珍贵。

    她与彭金章在毕业分配时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彩塑看个遍，就奔向武汉，两人成家。期限到了，彭金章没见着人影，就赶往敦煌。看到朝思暮想的恋人，彭金章傻眼了：“变土了，哪像在北京读书时候的样子。”他们一起看洞窟，彭金章再次傻眼了：“太震撼了！”但他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自此，两人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直到1986年，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彭金章调到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1年后，他们一家终子在敦煌团聚了。

    1979年，敦煌对外开放。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莫高窟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到了旅游旺季，因游客超载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湿气等对洞窟壁画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樊锦诗的心抽紧了，“真担心有一天从梦里醒来，莫高窟不见了。”

    20世纪80年代，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已经从50年代的看守式保护和抢救式保护阶段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到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时，如何破解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实现敦煌遗产永久保存，成为她日夜思考的问题。

    2003年，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为什么要提？她的回答很明确：“游客越来越多，直觉就是高得不得了。不让看不行，看坏了也不行，当时院里正在搞数字化，这给了我一个启发，能不能让游客在洞外面看？后来明白了，以当时的技术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数字敦煌”的概念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质疑声不绝于耳。“那时候我真的很孤立。”为了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樊锦诗逢人就说“数字敦煌”，一说就是一两个钟头。

    对计算机并不熟悉的樊锦诗，开始着手大量资料的查阅。樊锦诗抓住一切机会向同行请教，哪怕一个数字、一个细节也会刨根问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积累与眼界的开阔，更加坚定了她“让科技引领和支撑莫高窟保护”的理念。

    “数字敦煌”的进度是慢工出细活，一幅壁画要用轨道固定相机拍摄，一面墙可能要几千张照片才能拼起来，一个洞窟要做一份档案，492个洞窟就要做492份档案。事实上每个洞窟的档案照片，最少要保证有窟形、窟顶和四壁各一张，才能算得上一个洞窟最起码的照片全面记录。如此算来，莫高窟最少要有3000张洞窟档案照片。

    在樊锦诗的积极努力和支持下，《濒危珍贵文物信息的计算机存贮与再现系统研究》《曙光天演Power PC工作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多媒体与智能技术集成与艺术复原》等数字化项目相继完成，敦煌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良好的成果。2003年，在她的策划与提议下，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2014年8月1日，敦煌莫高富前的金色建筑像流动的沙丘在大漠戈壁上缓缓隆起——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在同行眼里，樊锦诗还是一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敦煌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樊锦诗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全体科研人员在石窟考古、佛教美术、文献研究等很多领城都取得了新成果，敦煌研完院已经成为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研究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国外”的历史已不复存在。她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完成了敢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揭示了各个时期洞窟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时代特征，先后撰写了《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等论文。这些敦煌石窟分期排年的学术成果，不仅确定了洞窟本身的时代，而且为敦煌石窟的各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主持的《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第一卷的出版，将敦煌石窟考古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著名国学大师、香港大学教授饶宗颐先生称此报告“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

（有删改）

    材料一：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的简称，它的理论速率可以达到每秒10G，特点是低时延高可靠高密度。工信部表示，当前，全球5G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坚持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结合，我国5G产业已确立竞争优势。

    5G标准是全球产业界共同参与制定的统一国际标准，截至5月，在全球20多家企业的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我国企业占比超过30%，位居首位。目前，我国5G试点城市的应用大范围铺开。在上海，截至目前，超过2万个小区开通了以光纤为基础的千兆固定宽带，覆盖用户达上千万。中国电信上海公司5G专项推进办主任刘越峰说：“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对整个上海两万个5G站点的规划，我们计划在2019年能够先期启动3000个站点的建设，到2020年，我们基本上会实现整个上海中心城区和主要城镇的5G覆盖。”

    工信部表示，在5G研究和推进中，我国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在技术试验阶段，诺基亚、爱立信、高通、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业已深度参与，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发放5G商用牌照，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在产业界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目前5G技术和产品日趋成熟系统、芯片、终端等产业链主要环节已基本达到商用水平，具备了商用部署的条件。

    （摘编自2019《新闻和报纸摘要》）

    材料二：

    5月30日，中国电信与上海市政府在沪签署加快5G引领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电信方面向经济观察网确认，根据该协议内容，中国电信今年将在沪建设超过3000个5G基站，到2021年底建设超过1万个5G基站。

    为推进5G成功过渡到正式商用阶段，运营商正在大规模投资5G，包括5G网络的重点区域覆蓋，为整体5G产业链的形成打造基础设施，其中基站也是运营商5G投资的重要部分。集邦拓墣产业研究院资深协理谢雨珊曾对经济观察网分析，与4G相比，5G基站建设成本更高，资本支出要高于4G基站投入的1.2-1.5倍。

    对于该协议，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表示，当前上海正在强化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核心能力，加快推进世界级信息通信枢纽建设。此外，该协议还约定了一系列内容，包括加快推进基于5G的创新和研发平台落户上海，助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加快5G应用落地，助力上海打造全球领先的5G应用创新策源地等。

    （摘编自2019年《经济观察报》）

    材料三：

    网速变快，这应该是所有人对5G特点的最深认识了。到底能有多快?直观一点，你用5G下载一部高清电影，用时不会超过1秒。快是很快，资费方面，曾经有网友调侃：4G时代你一觉醒来可能是房子没了，但是5G时代，你一觉醒来是负债累累。

    对于我们来说，4G可能还是主要解决上网看电影、聊天玩游戏等，但是5G更多是解决数据问题。高速率对于云技术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数据都上传云端，我们的工作、生活和娱乐都交给云。

    物联网和云计算一样，都是速率和容量的大户。5G发展后，物联网终端设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智慧城市、智慧家居、物流等等方面也会更加智能。就比如，我们以后的物流信息，可能就不是单纯到了那个城市那么简单，而是能具体到哪条街道这样详细的信息。

    目前无人驾驶汽车虽然已经上路，但相对来说技术还不是很成熟，跟网络有很大的关系。上面我们也说到了，5G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低延时，这对于自动驾驶来说至关重要。想象一下，一旦前方发生危险，如果网络环境达不到要求，导致系统无法快速响应，车毁人亡的悲剧不可避免。

    5G的频段虽然快，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穿透力不强。电磁波有个特点，频率越高，它的绕射能力就越差，传播过程中的衰减损耗也越大，所以覆盖能力就大大降低。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同样面积的地区，4G只需要1个基站，而5G却需要多个基站，而基站的数量，决定了投入成本。

（摘编自《解读5G：和4G相比有哪些变化?对生活有哪些改变?》

    ①已经是旧历四月中旬了，上午四点过一刻，晓星才从慢慢地推移着的淡云里面消去，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的生物已经在蠕动了。

    ②“拆铺啦！起来！”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像生气似的呼喊，“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③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猪猡”。跟着这种有威势的喊声，在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的空气里面，她们很快地就像被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打呵欠，叹气，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叫喊，在离开别人头部不到一尺的马桶上很响地小便。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在这些被叫做“猪猡”的生物中间，已经很迟钝了。半裸体地起来开门，拎着裤子争夺马桶，将身体稍稍背转一下就会公然地在男人面前换衣服。

    ④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猡”身上踢了几脚，回转身来站在不满二尺阔的楼梯上面，向着楼上的另一群生物呼喊：“揍你的！再不起来？懒虫！等太阳上山吗？”

    ⑤蓬头、赤脚，一边扣着纽扣，几个睡眼惺松的“懒虫”从楼上冲下来了。自来水龙头边挤满了人，用手捧些水来浇在脸上。“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但是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十五六岁，除了老板之外，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姓名。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于是大家就拿“芦柴棒”当做了她的名字。

    ⑥这是杨树浦福临路东洋纱厂的工房。长方形的，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像一条水门汀的弄堂马路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子笼一般地分得均匀，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着三十二三个“懒虫”和“猪猡”，所以，除了“带工”老板、老板娘、他们的家族亲戚和穿拷绸衣服的同一职务的打杂、请愿警……之外，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褴褛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猡”。

    在博物馆暂时不能开门迎接观众的时期，博物馆线上展览和网络直播一时间大热起来。

    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借网络直播由“窄播”到“广播”，多渠道让文物“火”起来，继而“活”起来，是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新趋势。观众到博物馆来的传统参观方式，受到时间、空间等因素的限制，博物馆日观众量毕竟有限，且外地观众的经常性参观也较难实现。而博物馆网络直播观看数量动辄上百万，实现了博物馆文化的广泛传播，相关的文创产品销量也直线上升。

    一场优秀的博物馆直播绝非一日之功。网络直播要懂得运用网络语言，充分考虑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心理需求。西安碑林博物馆“国宝深夜脱口秀”的走红，关键就在于抓住了受众心理，讲观众听得懂、感兴趣的故事。直播本身没有一定模式，没有固定台词，没有彩排，网友的问题五花八门，这对主播的文化积淀及知识积累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专家型主播”往往更受欢迎。另外，吸引眼球的宣传营销也能锦上添花。“三星堆重量级神秘国宝首度亮相”“敦煌壁画临摹现场揭秘”等都在直播开始前吊足了观众胃口。

    近期的博物馆直播效果不错，有效地拉近了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让公众在家就可以领略优秀传统文化。事实上，博物馆直播也并非因疫情影响而临时兴起，而是近些年博物馆信息化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可以预见，随着智慧博物馆的深入建设，VR 5G等新技术的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加入这一模式。

（ 选自黄洋《博物馆直播大热的冷思考》，有删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

“没有调査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在焦裕禄工作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国民法典系统整合新中国70多年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借鉴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丰厚滋养，使民法典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民法典明确立法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典分编中有专门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权益的保护规定，如有关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则要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同样，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这些都体现了仁者爱人、恤老怜幼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民法典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庸》有云：“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礼之用，和为贵。”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中倡导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睦、和谐观念。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三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文化滋养，很多理念已深深融入民法典条文中。

诚信体现社会道德准则，也是民法典的重要原则。《论语》中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诚信不仅是每个人应有的道德修为，也是民事活动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民法典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民法典合同编第五百条规定，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五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这为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道德规范提供了法律支撑。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特点。《逸周书·大聚》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罢，以成鱼鳖之长。”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绿色环保原则在民法典分则中也有充分体现。例如，在物权编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在合同编中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在侵权责任编中，设有专门章节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进行规范。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传承和弘扬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摘编自柴荣《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材料一：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经过8年持续努力，我国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个过程中，中国积累了一系列精准扶贫的经验做法，包括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凸显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脱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经验。

展望未来，中国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的评估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把推进共同富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摘编自《脱贫攻坚中国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达成，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腾讯网2021年2月25日）

材料二：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脱贫攻坚改变了教育，而教育又以在脱贫攻坚之战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改变着奔腾的中国。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有学上”是起点公平。全国义务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60多万人降至682人，20多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是“一人一策”精准关照每一个个体的突出成果。“上好学”指向教育提质。乡村教师“特岗计划”“银龄讲学计划”以及万名教师援藏援疆等一系列好政策，让一批批好校长好老师跨越山海，扎根乡村，倾情教育。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教育在脱贫攻坚路上为贫困群众文化素质、就业能力的提高打下了扎实基础，也为精准扶贫贡献出无穷的教育智慧。“扶贫必扶智”“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扶知、扶智、扶志，教育脱贫攻坚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输血”重要，“造血”更重要，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既要送温暖又要送信心，既要扶教育之贫又要通过教育扶贫。

扶贫不再是简简单单投入资金、改造硬件、升级配套，而是从人开始，在“志”上帮助贫困户转变思想，从内心树立起摆脱贫困的坚定信念；在“智”上帮助人们提高致富能力。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了教育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为今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给予了重要保障。

（摘编自钟曜平《教育脱贫攻坚 筑基伟大复兴》，《中国教育报》2021年2月25日）

材料三：

美国彭博通讯社报道称，过去8年来，中国在扶贫方面投入了近1.6万亿元。在2月21日发布的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中国表示要坚持扶贫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实现与“乡村振兴”政策的有效衔接。

“在过去40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使8亿多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世界银行中国区主管马丁·雷泽对法新社表示。

法新社称，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中国的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66.3％下降到2018年的0.3％。现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完成了义务教育，达到了全球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PTI）报道称，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摘编自《外媒：中国吹响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中国青年报》2021年2月25日）

材料一：

自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破土发掘以来，世人对三星堆文明的各种猜测和解释让人眼花缭乱。人们之所以对三星堆感到神秘，正因为我们过去太习惯于用传统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它，用我们已知的“知识图谱”去对照这个未知的世界。比如说，凡高度发达的文明就应当有文字，殷商有甲骨文、金文这样的文字，三星堆为何没有？如果没有发现文字，那特色鲜明的三星堆文明还属于中华文明体系吗？因此，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已经出土和即将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在当前至关重要。

研究三星堆的古发掘，有三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个重要维度，从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看，三星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从考古发现而论，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长江上中游地区的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当中，都可以找到和三星堆早期文化相似的因素，它们有可能是三星堆文化的源头之一。而在文献典籍当中，同样可以看到两个和三星堆文明关系密切的古代书写系统。一个是中原文化系统，西周时就有“蜀”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西土八国”之中就有蜀人参战。另一个是巴蜀文化系统，《蜀王本纪》记载古蜀时期先后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各世代。蜀各世数王虽然远离中原王朝，但也自成一系，若隐若现地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既非天外来客，也非域外异族。

第二个重要维度，是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殷周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目前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之一。三星堆“祭祀坑”中先后发现的高大的青铜神像，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和头像，黄金制作的金面罩、金杖等器物，让人感到震撼和费解，用人们过去对殷周青铜文化的“常识”无法加以解释。事实上，这正是古蜀人独具匠心的创造。他们基于中华文明的母体，采用浪漫的艺术形式，表达“神人之间”的沟通，为中国青铜时代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三星堆所接受的文化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多的是来自中原地区，有些则可能通过长江中下游地区、川西北地区、云南和两广等地区传入四川盆地。其中三星堆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尤其是龙、虎、鸟、大眼兽面等神秘动物图像，和我国南方青铜器系统（如湖南）也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维度，是世界古代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星堆究竟是不是外来文明？这也是当前最吸引眼球的议题之一。如果把三星堆文明整体性地认定为外来文明的产物，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除了以上已经论述的三星堆与中原殷商文明的密切关系等考古事实之外，还需指出的是，不同文明之间，在大体相同的文化水准、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等条件之下，各自独立地产生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并不足为奇。例如，对神秘的大眼睛、神树、太阳神等的崇拜现象，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都有存在，不能将三星堆出现的这类考古现象都归结于外来文明。

如果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已具备充分条件。汉武帝时派遣张骞“凿空”西域，开拓出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方知其间必有民间的商贸通道可资利用。事实上，早在年代更为久远的史前时代，已有若干物证表明中西文化之间有了不同程度的接触、交流。此次三星堆四号坑灰烬层中采用酶联免疫技术检测出蚕丝蛋白，很可能也是丝绸的残痕。这也证明早在三星堆时代，蜀地已能生产并利用丝绸作为高级贵重物品。秦汉以后，丝绸成为国家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产品，古蜀早在青铜时代便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所以，若说在三星堆文明中包含有某些来自更为遥远的域外文明影响和交流、互动的因素，客观上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霍巍《三星堆神秘面纱的三个观察维度》）

材料二：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实现其肩负重大使命的典型例证。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系列都邑性遗址的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由距今 4000 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 5000 多年，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滋养和学理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摆脱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束缚，以社会严重阶层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列举了辨识的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的建筑、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等。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明“三要素”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出现冶金术。因此，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一些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理论贡献。

（节选自王巍《关于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材料一：

贫困作为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社会相对现代社会来说物质匮乏、生产效率低下，但物质的匮乏造成的贫困现象与贫困文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贫困文化是贫困群体所拥有的一种亚文化，当这种文化沁入到了这个民族成员的血液和灵魂之中，就具有很强的韧性。

当前，中国消除了延续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入了后小康时代。虽说物质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一种嵌入到民族心理中的适应文化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巨大阻力，制约着整个后小康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大了相对贫困治理的难度。

西方传统文化中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主流，基督教将“贫困”作为一种“恶”的文化，希望用“慈善”的方式来消除这种“恶”。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伦理文化，而儒家伦理奉行的是一种“善”文化，并且通过官方正统的教化渠道使“善”文化成为主流。儒家思想家将“贫困”作为一种“善”，主张用“节欲”的方式来对付“贫困”，甚至将“贫穷”作为一种“美德”来进行歌颂。被统治者用来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儒家文化，将“贫穷”作为正统的意识形态，并将其颂扬为一种美好境界。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就浸淫在对贫困的这种认识和熏陶中。“贫困”即“美德”，成为一种精神鸦片，“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液中。

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对待“贫困”的观念上，甚至比儒家的“贫困伦理”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早期道教承袭并且衍化了道家的寡欲观，认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守贫、苦行和守拙。佛教传入中国后，儒道释三者合流，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安贫乐道”的民族心理，“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的负面作用更加凸显，很快得到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认同，其安于贫穷、与世无争的消极心理更加深入人心。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儒道释三家合流后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贫困观念”和“贫困文化”，对于调适中华民族群体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产生了很强的正向激励作用，使人们在面对贫穷落后的逆境和压力时，仍然保持一种坚忍不拔、刻苦耐劳的品性，并能够穷则思变，形成一种有效应对、适应与成长的心理机制。但是，这种“贫困文化”和“贫困观念”仅契合农耕文明，适应生产力水平低下、工具简陋和生产资料有限的时代文化。在这种贫困文化的熏染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与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市场经济时代相抵牾的民族心理。

社会心理学认为，贫困心理基因是有记忆、有遗传的。贫困文化基因中的这种韧性，无疑为消除了绝对贫困的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增加了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本。因此必须未雨绸缪，按照工业革命4.0时代、5G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标准，根据相对贫困的特征，设计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摘编自唐任伍《贫困文化韧性下的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特征及其治理》）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贫困，带领人民从“短缺”迈向“丰裕”、从“贫困”跨入“小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扶贫使命的终结。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扶贫战略即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对贫困转变。

就绝对贫困而言，贫困主要表现为“短缺经济”“物质匮乏”“仅维持生存安全基本需要”“食物消耗货币化”等。身处绝对贫困中的人无暇顾及生存以上的发展性问题，生存问题的迫切性使得贫困的相对属性被短缺经济所遮蔽。

相对贫困则是在一定的对比中显现的。相对贫困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叠加呈现出来的主客观状态，它不仅是满足低起点的基本生存需要，更是社会比较的动态综合性结果。在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下，依赖个人或家庭的现有资源即便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但相对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准或其他群体，仍处于较低水平的生活境况或状态，这就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表现为经济维度（收入与消费）、社会发展维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自然生态维度等多维度的匮乏。虽然平均生活水准是通过特定贫困测量所得，但它仍是动态演变的，会因时空和人的感知差异而不同。因此，相对贫困包括客体评判和主体感受两个层面，前者是社会针对个体所作的客观式评价，后者是贫困主体自身对生活境况的主观式评价。与绝对贫困不同，相对贫困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或阶层间基于主观认定的生存水准差别而形成的贫困。相对贫困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参照系，其地方性和区域性特征突出。

（摘编自王国敏《后小康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特征》）

材料一

“地摊经济”的“三低”特质让它具有一些独特优势：创业门槛低，没有店铺租金的压力，没有太高的学历、技能要求，很多人支个小摊、打开私家车后备厢就能卖货；失败风险低，船小好调头，从业者即便失利也能迅速“满血复活”；商品价格低，能让居民拥有更多选择，享受更多实惠。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城市要有便利的设施、靓丽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黑夜中的光亮。“琴棋书画诗酒花”固然重要，“柴米油盐酱醋茶”才是最基本的民生考量。特别是在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各地都在狠抓“六稳”“六保”落实，更不应让一些管理方面的顾虑拖累“保民生”的步伐。

成都前段时间就因有序放开“地摊经济”收获点赞。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发布新规，允许商户摆地摊、临时占道经营。成都总府路每到晚上10点，各种美食开始“接管”街道，开启“夜宵”模式。饮食男女们一拨接一拨，试图在餐桌上2020年被疫情占据的春天“吃回来”。两个月来，不仅保障了近8万人就业，更让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事实上，国际范儿与烟火气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放眼全球，从泰国清迈的周末集市，到美国百老汇跳蚤市场，再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大巴扎，世界各地都有“地摊经济”。原汁原味的市井生活不仅让本地居民直接受益，也让外地游客流连忘返，有些集市还成了世界著名的打卡“地标”。

当然，放开“地摊经济”不意味着一放了之，城市管理也不可缺位。成都去年就开始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允许占道经营；同时也明确了安全前提，如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不侵害他人利益，做好疫情防控和清洁卫生工作等，并规定了占道时间。这些细化的举措都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让每个人的小期盼与城市的大情怀交融，让微观的民愿汇入宏观的民生，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中体会到更多的归属感，在人间烟火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摘编自《“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活力》)

材料二

地摊经济指通过摆地摊获得生活收入来源的一种经济形势。以前，流动商贩占道经营一直受城市有关行政部门严监管，因其常存在影响城市市容等问题。2020年，为适应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形势，中央文明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

据有关新动态，目前全国各地区针对地摊经济已经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引导与规范。随着地摊经济有序发展，同时零售巨头纷纷加入，共同促进地摊经济的转型升级。电商巨头纷纷加入，先后推出了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6月2日京东发布了“星星之火”地摊经济扶持计划，组织超500亿的货源，并提供数亿元进货补贴。新路通还联合京东数科为每个小店提供最高10万元的无息赊购，预计该计划将服务百万个便利店和百万家地摊。5月26日美团宣布启动“春风行动”百万小店计划，与地方政府联合推出消费券通过引流为小店增收，美团到店综合业务联合本地生活服务商家开展“安心消费月”计划，为复工复产小店提供流量扶持，美团联合金融机构提供了累计209个额度的优惠利率扶持贷款，外卖新开的用户还可获得一个月免息贷款。5月29日，阿里巴巴发地摊经济扶持计划，将在1688网站推出“地摊批发专区”，并提供超过700亿元免息赊购。阿里1688将全部通过工程直供的“新批发”模式触达“摊主”。

（摘编自《京东苏宁美团等企业助力地摊经济扶持计划》）

材料三

当前“地摊经济”在一些地方热闹起来，这固然有其生存发展的价值，但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旦脱离实际，一哄而起、盲目跟风，就会适得其反，“蚕食”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

城市治理也如烹小鲜，必须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特别是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特大型城市而言，精细化管理方是正道。目前，各大一线城市均未盲目跟风，也没有发布所谓“地摊地图”，一些城市更明确对乱摆摊说不。这是清醒的。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无论摆摊设点还是社区环境，都关乎市民生活品质，关乎市民良好体验。无论扰民现象还是交通拥堵……看似不是大事，却都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因此，城市治理须下足绣花针般的功夫。当城市治理像绣花一样精细，让城市的“主动脉”通畅、“毛细血管”发达，各个“器官组织”都能听“脑”指挥，这样的城市显然更宜居，更有舒适度。

“地摊经济”如果一哄而起，各个城市多年积累的精细化管理成效就会功亏一篑。其利弊得失，须细加研判。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如何保民生保就业，最根本的恐怕还是要在推动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等方面加大力度。近日，北京市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消费季”，将一直延续到年底，且每个月都有各类消费节，这是值得各地借鉴的。

梁思成先生说过，城市是一门科学，它像人体一样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对待它，它会生病的。显然，唯有构建科学高效的治理之道，城市才能更健康。简单的一哄而起，必然导致一哄而散，这是需要避免的。

（摘编自《央视热评：“地摊经济”不能哄而起》）

材料一

2021年3月20日，三星堆6号坑出土了炭化的大米种子，证明4500年前的古蜀先民已经种植大米。这一新发现引发了人们对植物考古的关注。

植物考古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发现的与古代人类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植物遗存。植物是有机物质，长期埋藏在土壤中会腐朽消失。能幸存在考古遗址中的植物遗存分为植物大遗存和植物微小遗存。

植物大遗存包括炭化植物遗存，即植物被火灼烧后，原本较易腐烂的有机质转变而成的能够长期保存的炭化物质。此外，有些具备特殊条件的非炭化植物遗骸也可能保存下来，例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地势湿洼，稻谷等有机质遗骸因长期被水浸泡而保存良好。

植物微小遗存包括孢粉、植硅体和淀粉粒。孢粉有一层异常坚硬的外壳，能在土壤中长期保存。植硅体是植物从土壤中吸收的液态硅在植物细胞和组织中形成的固态硅化物，同人类关系最密切的禾本科植物盛产植硅体。淀粉粒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的纯有机物质，不易留存，目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是淀粉粒因封存在古人牙垢中以及石器裂隙深处而得以留存。

研究植物遗存的目的是为了认识和了解这些植物与人的相互关系，从而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解释古代文化的发展与过程。因此，植物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

材料二

植物考古一般会在实施发掘前确定研究目标，并根据遗址的特点和发掘规模设计发掘方案，发掘之后一般可分为田野釆样与实验室研究两个阶段。采样之后，一部分样本需保持其挟裹土壤的原貌，置于密封口袋内，送至实验室用于微小遗存研究。另一部分样本可现场获取植物大遗存，并将这些大遗存带回实验室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古学界曾苦于没有有效的田野方法获取植物遗存，直至1962年美国考古学者斯图尔特·斯特鲁弗采用了水洗遗址堆积土样的方法。这就是被称为“考古发掘技术的一场革命”的浮选法，其原理很简单：炭化植物遗存比水轻，将土壤放入水中，炭化植物遗存就会脱离土壤漂浮到水面。浮选法是目前植物考古田野方法中获取植物遗存最为有效的方法，如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的考古研究，就通过浮选法获取了种类繁多的植物遗存，包括稻谷、栎果、菱角、葫芦籽、柿子核、猕猴桃籽等，这说明田螺山人曾经既从事稻作农业生产，也通过釆集栎果、菱角等野生植物获得食物资源。

在实验室中对植物微小遗存的研究常采用植硅体分析法，先经过风干样品、加碱去除有机质、镉重液浮选等步骤从土壤中提取植硅体，然后再制片、观察、研究。植硅体的形态与植物细胞形状、细胞在植物中的位置、细胞之间的间隙有关，因此可根据植硅体的特征确定其母源植物的种类。此外，植硅体分析法还可以应用于更复杂的考古研究，如安徽巢湖钻探岩心沉积物中就发现了包括水稻扇型、芦苇扇型、木本类和硅藻类在内的近20种植硅体，可以根据这些植硅体的组合特点，研究特定时期巢湖地区气候环境的发展变迁。

（摘编自赵志军《植物考古概述》）

    材料三

在植物考古中，利用炭化物、淀粉粒、植硅体研究出土植物遗存的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但这些方法均有局限。植物大遗存需要经过火烧或特殊的沉积环境才能留存，通过淀粉粒、植硅体鉴定植物遗存的准确性较低，很多植物只能鉴定到属、甚至科一级。因此，要想研究先民利用植物的状况，不能仅依据实验室分析，还应参考文献典籍。

比如，《诗经》的成诗年代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共记载植物130余种。而目前对植物遗存的分析，多以现代的植物利用状况为依据进行推测，不确定的因素多。如果根据《诗经》等文献了解了周代的植物利用状况，再分析出土的植物遗存，则可将研究的基点向前推进二千多年，以此为基础分析史前和夏、商植物遗存，可信度将大大提高。

《诗经》中的记载还可为植物考古研究提供线索、启示。例如，由“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周南·关雎》）可知荇菜是当时日常采集的蔬菜，然而，或因为植物考古研究方法的限制，或因为植物考古学家的忽视，至今尚未从两周遗址中发现荇菜遗存物，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关注。再比如，“楚”（黄荆，见于《周南·汉广》《唐风·绸缪》）、“樗”（臭棒，见于《豳风·七月》）为日常所用的“薪”（即柴薪），这为从两周遗址中浮选所得的≥1mm的炭屑和大块木炭的树种鉴定提供了参考。

当然，文献记载并非完美无瑕，如多处考古遗址的植物遗存表明，草木樨属为商周时期一种常见的植物，可能被用作马的饲料，但不见于《诗经》的记载。虽然实验室的分析手段难免有缺陷，但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实证，如对出土乐器材质的分析说明，《诗经》中关于木质乐器的记载是可靠的。因此，实验室分析和参考文献在植物考古中不可偏废。

（摘编自马永超《两周时期的植物利用——来自<诗经>与植物考古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