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是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时期，立国之初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趋势。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封建剥削方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的雇值制度。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宋代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至于有人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
——梁泉《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材料二
明清时期，士人从商是很普遍的现象。清代李象琨《棣怀堂随笔》中说：“昊郡之士半商人”。明代士商还在总结行商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一系列对于经商有实用价值的书籍，其中就有专为士商编写并以“士商”一词命名的，如澹漪子编的《士商要览》和程春宇缡的《士商类要》等。嘉道时期，士商相混的趋势愈演愈甚。商人们把培养后代入仕作为从商的最终目的，捐输买官成为他们跻身于士群体的主要途径。这类“绅商”群体，逐渐取代传统的绅士阶层，成为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在晚清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终导致了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
——摘编自傅志明《儒商的内涵与外延辨析》
材料三
嘉、道时期，理学出现了斯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理学营垒中出现了一个较有生气的湖湘经世派别，它强调理学的经世功用。如贺长龄等敏锐地感觉到理学在实务方面的严重不足，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要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学术界影响非常巨大。他委托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集清代中期经世实学之大成。稍后的曾国藩，更以清醒的政治眼光洞察到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需要经世实学的扶持，成为嘉、道时期湖湘经世派的代表人物。
——摘编自郑大华、刘平《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
材料：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消灭个人意志的权力）和主观运动（个人意志的自由）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客观性和主观自由的那种统一已经全然消弭了两者间的对峙，因此，物质便无从取得自己反省，无从取得主观性。
——黑格尔《历史哲学》（1822 年）
评析上述材料中黑格尔关于中国的观点。（说明：运用具体史实，用批判的眼光对材料中黑格尔关于中国的某一观点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灾疫频发，据统计时期具有灾疫664次，就这一地区空间分布而言，平丘地区比山岳地区频繁，其集中于旱灾、水灾、蝗灾等不同灾锅。 南手由于两湖地区地形上四周高、中间低，地貌复杂。可以立体接近疫病发生的环境因素，而在在明清时期，有“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产粮区，“江西填湖广” 和“湖广填四川”破坏了生态环境，另加上元末明初战乱和社会动荡，两湖地区很多地方遭到破坏。面对灾疫情况，统治者常会下诏自责，借此得到神灵怜悯，同时也会设立医局、赈济突民。地方官府也会施药、赈谷和捐棺，同时地方力量与民众会采取措施应对灾祸。
——摘编自《明清两湖疫灾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及社会应对》
材料二
在1840-1937年约100年间，两湖地区发生的较大灾疫有61次，这一时期我国处于寒冷起时段，以及在19世纪60-70年代是汉口等沿江城市对外通商开放的时期，而且愈往民国时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加大了疫灾发作的频度。 清末时期，政府遇到大的疫灾时，更多的是依靠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进行救助。到了民国时期，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被提上了日程。就两湖地区而言，政府制定多项防疫措施，建立卫生警士制度。在疫情发生生之后，社会的中坚力量士绅在时疫的救治活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这种施治并不能总能发挥很好的作用。
——摘编自张云《1840- 1937年间两湖地区瘟疫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