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同化为官商模式：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因此，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
——摘编自张锦鹏《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人口的主体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是市民阶级的中坚。封建国家或贵族插手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很少，因为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加剧，西欧工商城市速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市民阶级为了反抗其野蛮统治，排除其经济干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和贝亚恩，商人阶级在某些地方通过选举共和总裁、执政官或主教而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或者以一种咨询资格而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应该说其斗争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
——摘编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一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天主教会是封建主阶级的精神统治工具，它给封建制度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为封建统治辩护；天主教会也是各国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它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1/3；教会还是各国的特权组织，成为西欧国家实现统一的障碍。天主教会的腐败和搜刮，引起各阶级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而教会的欺诈和无耻掠夺，最终落到人民群众身上……他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与日俱增。城市市民也不满天主教会的统治，这不仅是因为教会是封建制度的强大支柱，而且因为天主教会的许多清规戒律对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世俗君主和贵族则垂涎教会的财产，出于个人利益的打算，他们也站到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列中来。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二：在中世纪的西欧，称雄一方的封建领主掌握着城市的司法权和行政权，他们想方设法地加强对城市的榨取和勒索，如莱茵河上领主设置的关卡12世纪为19座，13世纪末增加到35座，15世纪高达60座。西欧城市兴起后，很快便展开了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在英王亨利二世同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英国市民坚定地站在了国王一边。在那些国王无力实现统一的国家里，中世纪城市则采用城市同盟的形式与封建割据抗衡。米兰市民发动了武装起义，将领主米兰大主教及其所属军队逐出了城外，取得了自治地位；热那亚、威尼斯甚至在取得完全自治的基础上成立了城市共和国。尼德兰的圣奥梅尔以每年支付30镑的代价，从领主佛兰德尔伯爵处，为行会成员和市民换取了在两个港口的免税权。
——摘编自王斯德《世界通史》
材料三：法国和英国的君主们所拥有的新力量，多半来源于他们与新兴的商人阶级所结成的非正式联盟。君主保护市民们不受频繁的战争和封建主任意征收的苛捐杂税的侵害，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支援作为报答。随着民族君主的力量日渐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君主在动员人力、物力以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摘编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在奴隶制大农庄的繁荣时期，使用大批奴隶经营的农业曾有较高的商品率，大农庄生产的产品在城市市场上销售，促成了城市的繁荣。3世纪时，由于奴隶劳动缺乏和价格的昂贵，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地产经济走向衰落。大奴隶主开始把农庄分成小块，租给佃农或隶农，农庄主征收实物地租，就地消费，减少了农产品对城市市场的供应。城市中原有的手工业，也因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而衰落下来。罗马帝国崩溃后，代表古典文明的城市普遍衰落，城市大大萎缩，大部分地区变成了牧场或农场，有些城市甚至退化至村庄规模。
——摘编自于贵信《古代罗马史》等
材料二：
公元10世纪左右，中世纪的大垦荒以及轮作制的发展大大提高农业产量，有了更多可供在市场交换的农产品。11世纪西欧人掀起十字军东征运动，打通了与东方和非洲的贸易通道。在12-13世纪，蒙古人建立了一个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帝国，一条连接意大利到中国的贸易通道建立起来了。西欧工商业和城市得到发展，国王、教会、教堂、修道院等也支持兴建了很多城市，他们为居民提供保护，以收取租金和工商业税。到13、14世纪之交时，西欧城镇总数大约达到1万个左右。
——摘编自王挺之《欧洲文艺复兴史：城市与社会生活卷》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西欧城市的衰落和复兴。
材料一：12世纪，西欧具备了自治城市形成的必要条件，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鼓励了人们“一种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来已经不复存在的自信心、权威和作为公民的自幸感”，使城市法得以出现。城市法抛弃了不符合城市生活的封建习惯，重新确立了新的民事财产商业制度。对瓦解封建制度起着积极的催化作用，并为重新建立社会法则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程化美《简述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主要内容》
| 时间 |
全国总人口 |
城市总人口 |
城市人口所占比例 |
| 1520年 |
240万 |
13万 |
5.42% |
| 33.5万 |
411万 |
33.5万(伦敦约占22万) |
8.15%(伦敦约占5.35%) |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城市化（ ）
材料一 西欧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在经济上，城市的经济活动不纳入封建庄园的经济体系，有独立于封建领地之外的财政管理系统；在政治上，城市不隶属于任何封建主，有自己独立的司法权，可推选自己的行政官员；从社会关系来看，任何人一旦成为市民，就脱离了封建关系，成为不受封建关系约束的自由人。
中国的城市一向都是在体制内发展的。商人发了财总要投资土地，因为土地被看成是财产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同时，历代王朝都有强大的官办商工，这几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传统。中国虽也有“商会”“行会”等组织，但“隋唐以来，行会主要是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工具”。
——摘编自钱秉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国家城市中各种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各种新的城市规划理论应运而生。欧文、傅立叶等社会改革者提出了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全新城市规划理论。霍华德主张在进行系统的社会改革的前提下，建立城乡交融、环境优美的分散的城镇群。盖迪斯则把生物学、社会学、教育学和城市规划学融为一体，创造了“城市学”的概念。
——摘编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纲要》
材料一：9世纪封臣效忠的誓词如下：我效忠我的主人，爱其所爱，仇其所仇。主人凡践履契约，因我委身投附而善待于我，赐我以应得，则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必将以他的意志为准则，绝无违背。
——【美】约翰·巴克勒等著，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第一卷
这些贵族所经营的自营地由农奴耕种，收入归领主所有，他们主持的庄园法庭审理庄园内的各种案件，这在西欧是普遍的状况。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下）
材料二：随着西欧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市民阶级为了更好地在城市里进行商业贸易活动，与封建主们谈判争取政治和经济特权，还有很多城市通过金钱赎买或暴动获得城市的自主权。
——摘编自冯正好《中世纪西欧的城市特许状》
材料三：新兴的市民阶级发展经济、关心政治，为日后资产阶级革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城市的文化教育也不再为教士所垄断，大学的兴起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教育“最美好的花朵”。英法等国国王为城市颁发自治特许证书，而市民们则向君主提供财政等支援作为报答。到15世纪，国家机构逐渐完备，出现了民族君主国，初步形成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版图。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等
材料一：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利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 以为固……
——《礼记.礼运篇》
材料二
从 11 世纪开始，英国农业技术持续进步，但耕地数量有限，而人口却持续增长。…… 为了缴纳高昂的税收，大部分的农民开始出售更多的农产品以换得现金。这就打开了农产品 和手工艺品的贸易模式新局面，一些当时视之为奢侈品的货物，如香料、丝绸、水果、皮革 和美酒等，也开始了长途贸易。同时，大量农奴逃往城市。一年零一天，是逃亡农奴进城后 获取人身自由的时间标识，而“自由人”（freeman）则是自治城市早期市民的正式称呼。经济的发展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城市是现代大学教育的发源地。工商业活动也 加深了对世俗生活和今生幸福的理解。
——齐爽《英国城市化发展研究》
材料：以往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中，西欧的城市总是象征着自由和进步，由资产者缔造的城市也被认为是孕育自由的资本主义的母体。但通过对11到13世纪西欧城市的具体考察，可以发现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对于西欧中世纪城市“自由”的说法，需要给予更多的批判和认识。
——朱明《城市的空气不一定自由——重新审视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自由”》
从材料中提取一个或多个信息，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古时期的西欧城市”，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