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自“文艺复兴运动”起,欧洲开始独步世界文明的前列;“发现新大陆”后,更开始了世界性的扩张,到19世纪后半期,欧洲列强挟工业革命唤起的强大威力,基本上实现了对全球的统治。在那个时代,“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这样一些思想,很合乎欧洲人的胃口。于是,达尔文认为仅适用于生物界的“进化论”,被“误读”为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达尔文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19世纪后期,严复(1854-1921)被派遣到英国留学。从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来到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国度,加上欧洲社会的公共传媒与社会舆论弥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浸染,使严复对欧洲文明的认知和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不能不受影响。他认为:中国应当向欧洲学习的东西,比“坚船利炮”和工业科技以及自然科学更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欧洲的“人文典章”。严复把《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天演论》之后,“进化论”适合于“生物界”的思想与内容被完全略去。这样,“进化论”就成为专门适合于“人类社会”的理论了。
——据纪坡民《“误译”和“误读”,把“伦理学”丢了——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到严复的〈天演论〉》整理
材料二: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天演论》出版后,风靡中国思想界。梁启超因之宣讲进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胡洪梓也因之取“适者生存”之意改名为胡适;五四时期,陈独秀则作了进一步发挥,“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但在看到西方功利文化的恶果后,严复日益认识到中国保持“国种特性”的重要,进而开始从学习西方转而向中国传统文化寻求答案,遗嘱中更是提出:“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扳。”
——摘编自杨长勇《第一轮科技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根据上图,围绕“世界格局变动”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相关史实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