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正式签署关于废除奴隶制度的法令前，俄国有三个阶级分别提出解决农奴问题的方案。地主贵族的改革草案：主张只给农奴人身自由，不给他们土地所有权，并且提议减少农民的份地，坚决主张农民使用份地必须负担繁重的义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改革草案：主张解放农民并让农民得到他耕种的全部土地，但农民应付给地主赎金，否则就是破坏私有权，因而要求兼顾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实现两个阶级的妥协。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改革草案：主张彻底废除农奴制度，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国。——陶惠芬《俄国近代改革史》
材料 维新派的目标正是我们的目标，他们的计划好倒是好，就是有些不切实际和操之过急。然而，距今大约三十年以前，绝大多数局外人不也是这样评论日本的明治维新，而明治维新不是扫除了日本的旧秩序吗？不打破鸡蛋就不可能做成煎鸡蛋卷。
——《泰晤士报》主编姬乐尔致该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信(1898年11月25日)
材料一 应向西方寻找发展的钥匙。
——穆罕默德·阿里
材料二 真正的独立需要一支能够抵抗西方入侵的现代化军队，而现代化军队需要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以提供必要的军事装备。
——穆罕默德·阿里
材料三 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在取得埃及政权后，他表面上装着向素丹称臣纳贡，内心里却想摆脱素丹的统治。有一次，他接到素丹的一份诏谕，激动地说：“我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冒险家来到埃及，我一步步地向前迈进。如今，我在这里已经站稳脚跟，不错，我已经站稳脚跟。”接着，他狠狠敲打着这份诏谕说：“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主人！”穆罕默德·阿里的最终夙愿是以埃及为中心，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以取代日益衰落的奥斯曼帝国。
——《埃及近代史》
(杨灏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请回答：
材料一：日本蕞尔岛国，矿产有限，库藏空虚，一有战事，则纸币不能流通，商贾为之远引，厘市萧条，盖藏告匮，其困乏可立而等也。
今日之中国已非往日可比，各省设立局厂，岁费巨款制造兵船，日异而月新。枪炮皆系新式，摧坚命中足备御侮之用，正可及锋而试，勋臣宿将身经百战叱咤生风，指挥若定，大可与日本从事于疆场，伸历年之积忿，快薄海之人心，且使战国者知中国大有人在，不敢存轻量之心，挽回大局在此一举。——《申报》1894年7月21日
材料二：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日本一小岛国夷耳……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
我中国衰败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经年，全军几至覆没，丧师赔款，蒙耻启羞，割地求和，损威失体，外洋传播，编成笑谈之资。——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1895年10月
材料三：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和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联手，激愤于甲午战后出现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初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自此开展自上而下地全方位的改革。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各门类兴起，几乎都可以在戊戌变革中找到源头。时人评论这次改革“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举行太大。”“斯时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中华文明史》
材料：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厉行改革，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方面推行了一场称得上是全面、深刻的改革。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布改革的恰恰是不久之前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西太后。她亲手镇压了戊戌变法，接着又亲口宣布实行新政，个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清末新政历时十年，从1901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可分为两个阶段：1901年——1905年为新政时期；1906年——1911年为宪政时期。
第一阶段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官制，1901年7月，清政府应帝国主义要求，撤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1903年设商部（后来与工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练兵部（后来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1905年又增设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学部。在此期间，先后裁撤了河东道总督，云南、湖北、广东三省巡抚及通政司等“冗衙”。
二，改革兵制，筹建武备学堂，建立按西方国家的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的“常备军”。
三，改革学制，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04年重订学堂章程，制定了一套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的学堂行政管理章程，规定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三级。1905年9月，清廷下令从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
四，奖励工商，主要是为工商业的振兴立法和给予兴办实业卓有成效者以奖励。这些“立法”和奖赏在保障工商业者权益和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方面起了一定作用。
五，社会生活方面，清政府发布了禁缠足、禁鸦片、废酷刑以及允许满汉通婚等命令。
第二阶段：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核心是进行政治改革，宣布预备立宪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责任内阁。
——朱英《“他败”抑或“自败——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
材料 庆历七年（1047年），王安石调任明州（今浙江宁波）郡县知县。鄞县本是个、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鱼米之乡，居然“旱辄连年”。其缘故固然在于水利工程年久失修，但王安石进而发现其深层原因则是“吏者因循”，“人力不至”，官吏甚至与豪强勾结，侵占、破坏水利资源。因此，他一方面加强廉政建设，奖惩结合，提拔廉吏；另一方面把抗旱作为第一要务，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民众掀起水利建设热潮。其后鄞县“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的问题大大缓减。鉴于鄞县无官学，王安石在这里创建了鄞县县学，并聘请名师主办。为了改变鄞人“信巫而不信医”的状况，他将朝廷颁布的医书《善救方》“刺石，树之县门外左”。当时两浙转运使司厉行损害百姓利益的禁盐之政，王安石拒不施行，且上书转运使为民请命。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甚至为其立祠，以祭祀之。
——摘编自张邦炜《王安石的鄞县施政与熙宁变法之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