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学校教育……教师既行教事，又兼管国家的日常事务，形成了“官师合一”的局面；教学场所同时也是举行祭祀、飨射、治历、望气、布政等日常国事的场所……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逐渐瓦解……对士的需要激增，于是平民中涌现出一批新的士，士也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士阶层的壮大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师资条件……私学是由私人授徒办学的教学组织形式……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的巨变和民间学术文化的发展，又有许多哲人、学者投身于教育行列，专以一家之言立教。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自由讲学，各具特色；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是参议时政的论坛……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西汉初年的景帝时期，出生于今安徽的文翁来成都任蜀郡守，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汉书•循吏传》），遂将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选拔青年人亲自进行教育，并派到长安去学习数年，学成之后用作各级官吏，带动各地的教化……在成都开办学校，校中学子在课堂之外还必须经常到各地有所实践。一段时间之后，效果大显，人才辈出，风气大变。“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汉书•循吏传》）
——摘编自袁庭栋《天府的记忆》
材料：魏文侯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吴起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训练和考核。考核的标准：身穿三层甲，头戴铁盔，腰佩利剑，操十二石的强弩，带箭五十支，肩扛长矛一杆，背三天干粮，半日能行一百里。凡考核及格者，免去一家徭役，并奖给田宅。吴起还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对军队采取新的编制，把身强力壮、善于近战的士兵编在一起；把机智灵活、善于爬坡越沟的士兵编在一起；把能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的士兵编在一起，以便在战争时根据敌军的弱点及地形，交互使用或者相互配合使用这些军队，使每个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套军事制度，后人称为“武卒制”。公元前408年，魏文侯命吴起伐秦。吴起统帅魏军一举攻下秦国洛水以东的五座城池，在那里设立了西河郡。吴起任西河守，使“秦兵不敢东向”。
材料 李悝是战国时期魏国改革家。面对世卿世禄下的慵政局面，魏文侯向他询问治理之道，李悝说：“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农业是当时国家的根本，李悝向文侯建议“尽地力之教”，鼓励农耕，“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国家如何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也是当时比较棘手的问题，“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李悝认为，“善为国者，使民毋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为了国家稳定，建设良好治安秩序，李悝还根据各国法律，撰写了《法经》，他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法经》共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李悝的这些建议，都被魏文侯采纳推行，魏国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组编自《说苑》《汉书》《晋书》等
材料：从20世纪初开始，勾践成为国民党宣传中的常见形象。国民党教育部批准的《市民千字课》一书强调勾践遭受的耻辱以及克己、耐心的性格，两年内该书发行超过三百万册。儿童文学、戏剧剧本、海报标语、商业广告也引介勾践。三十年代后期，多忽视他所受的屈辱，而强调吴越战争和勾践为复国做的努力。1960年代，吴晗等学者通过报纸、杂志宣传“自力更生”的勾践形象。1960—1961年，演出团体纷纷以“卧薪尝胆”为主题进行演出，其中戏剧超过百部。1990年代以来，常将“夫差”作为反面例子警示领导干部，不能忘记人民和国家利益。同时用勾践激励那些境况不佳的企业负责人，不要放弃希望；告诫求职者不要坚持一开始就要得到完美的岗位，鼓励他们挑战艰苦的工作。
——保罗·柯文《勾践故事在20世纪中国：跨文化视角》
材料：管仲相齐，以“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为指导思想进行改革。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子各管五个乡。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摘编自卢泰然《管仲治理齐国的道和术》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
吴起变法的要点，是“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就是要剥夺一些旧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这个措施革除了一些世袭封君的特权，精简了国家机构，增强了军事力量。
吴起“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另一个措施，是把旧贵族迁移到荒凉地区去。他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认为多余的土地，不足的是人民，而过去楚国旧贵族把人民集中到地少人多的地区来，这是“以所不足，益所有余”，应该加以纠正。因而他下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这是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这样就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并有利于开发荒凉地区。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一：魏文侯问李克曰：“为国如何？”对曰：“臣闻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文侯曰：“吾尝罚皆当，而民不与，何也？”对曰：“国其有淫民乎？臣闻之曰：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禄，其子无功而食之，出则乘车马、衣美裘，以为荣华，入则修竽琴钟石之声，而安其子女之乐，以乱乡曲之教，如此者，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此之谓夺淫民也。”
——《说苑·政理》
材料二：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若依此说，则魏之废沟洫，必废阡陌，其事尚早于商鞅矣。
——《汉书·食货志》
材料三：李悝总结了春秋末期以来各诸侯国立法司法的经验，结合魏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的法典——《法经》。《法经》是一部诸法合体而以刑为主的法典。
材料四：魏用李克（当作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
——《史记·平准书》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魏国成为战国时期新兴国家，国土位于中原腹地，东临齐国，西面秦国，南与楚国为邻，北面为赵国，地缘居于劣势。李悝曾任过中山相和上地守，毗邻秦国的西北边境，多次率军与秦交战，经历了数年地方军政磨砺，提出变法的思想，切中魏国时弊，得到魏文侯的赏识，全面推行变法。废除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世袭俸禄，招募贤才，据能力选拔官吏；废除井田制，鼓励垦荒，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实行“尽地利之教”，测评土地，估算产量，制定新的税收政策，提高农民积极性；实行法治，汇集各国刑典，颁行《法经》，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改革军事制度，考核士兵，奖励优秀者，按照不同士兵的特点，进行编排，建立“武卒”制，魏军拥有强大战斗力。李悝变法是战国时期第一次成功的变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当时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商鞅变法、吴起变法，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
材料一：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出谋划策。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或者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战国宰相不是终身任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
——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第一卷
材料二：吴起认为，楚国的“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这些大臣、封君“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削官吏的禄秩，精简“无能”、“无用”的官，裁汰“不急之官”，节省这些开支用来供养“选练之士”。吴起还迫使旧贵族带同所属人员去充实广大的荒凉地区，整顿楚国官场的歪风，禁止私门请托。
——杨宽著《中国断代史系列·战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