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中体西用②维新变法③救亡图存④民主与科学
材料一假使我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是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做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
材料二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则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以上材料均摘自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材料二 康有为在受光绪皇帝召见时称:“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
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
材料一
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1893年始改用此种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梁启超《官制与官规》(1910年)
材料二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精英开始多元化了。不再往国家流动,而是流落到民间,国家与精英的关系在1905年后出现了疏离。在某种意义上,清政府是毁在废科举上。说得绝对一点,不废科举,何来“辛亥”?没有“(19)05”,何来“(19)11”?科举的废除还造成一个后果,民国找不到使得民族国家一体化的整合方式,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胜利乃是地方士绅的胜利,中央不再能控制全国。此外,科举废除后,这套比较具有公平性的选官制度没有找到替代品,结果吏治大坏,任人唯亲、派系政治等泛滥成灾。所以科举的废除在某种程度上比辛亥革命更重要,它倒是一场真正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2005年许纪霖在“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上海历史的变迁
材料1:图片中的上海历史
材料2:传教士笔下的上海租界
1877年,美国人狄考文在租界的格致书院讲解、演示电的原理,用电引燃爆竹,慕名前往听讲的有五十多人,“观者无不赞美,无不欣悦”。
──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方传播》
1882年,康有为乡试归途经上海,见“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于是大购西书而归,从此大讲西学。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
──熊月之《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问题:
并简要分析上述字母代表的不同时期上海城市建设变迁的原因。
字母 | 原因 |
材料一: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二:西太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命)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是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三:1868年,明治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了《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四,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
请回答:
材料一: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尖锐地指出,“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断定“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流亡日本时期,他曾愤怒地表示“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1903年12月,梁启超由美国返回日本。曾承认自己“向年鼓吹破坏主义,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从1905年开始,清政府宣布要实施立宪,梁启超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望。为出国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直到“皇族内阁”产生,才使梁启超君主立宪的幻想彻底破灭。民国成立后,梁表示接受既成事实,投靠袁世凯。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于1915年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促使了护国运动的爆发。
——摘编自徐斌《论梁启超的善变》
材料二:在清末,不论是暴力的革命运动,还是和平的立宪运动,都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旨在以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取代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的历史运动,从本质上讲,都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的革命性的运动,从梁氏那些鼓吹“立宪”的言论来看,也正是“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再联系他一生思想活动来看,他是把追求宪政与追求富国联系在一起的,“此志终生未变”,因而这也是应当肯定的。
——摘自《梁启超研究的新成果》
材料一:1901年7月,在刘坤一(时任两江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之疏的第一疏“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四条重大举措:一为设文武学堂,二为酌改文科,三为停罢武科,四为奖励游学。……1904年1月,朝廷正式颁布张之洞及管学大臣张百熙、荣庆所厘定之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十年三科内减尽科举名额。
材料二;1904年1月,负责修订新学制的张之洞、学务大臣张百熙及荣庆上折指出:由于科举未停,导致新学堂的设立受到阻碍;而新学堂未能普遍设立,又使得科举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应该确立一个过渡期,使科举和学堂教育归于一途。这个奏折上去后,得到了清廷的认可。由此,科举便开始逐渐减少录取名额而转向学堂选拔人才了。……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等六人一起奏请立停科举,获诏准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摘选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材料一: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建议进行“立宪”。
——选修2《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政府还致力于对社会的整合,试图实现国家与社会领域间的平衡和共赢,从而具有了向现代公民国家发展的导向。为此,清政府制定多项法律(如《集会结社律》、《钦定报律》等)来规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放松了对舆论界和公民集会结社的限制。但是,新闻报刊的创办和新式社团的组建带来的是社会运动的勃兴。对此政府当局缺乏应对的权威、经验和智慧,而社会舆论界同样缺乏理性的自我克制——报刊舆论日渐激进,新式社团则缺乏统一行动并与政府进行协商的能力,这导致政府和社会舆论界从互动走向对抗。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体现了社会舆论界的民主诉求,然而国会请愿运动的日渐激进化以及政府当局的压制举措,使得两者之间的对抗走向难以调和的境地。
——郭绍敏:《重新审视清末宪改:国家建设视野和政治科学范式》
材料三:本明治维新之初,日本天皇即于l868年4月发布《维新政体书》,开宗明义宣布了天皇的五条誓文:第一,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第二,上下一心,盛行经论;第三,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勿使人心倦怠;第四,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第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国之基础,为社会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的最初改革确立了基本原则。这五条誓文是明治政府对封建旧体制进行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纲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以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为基本内容的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日本的改革一开始便把目标定在国家的现代化上。
——贾占军《浅析中日近代宪政之路的异同及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