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制度的变化 知识点题库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伴随着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分别登记，地方官对所掌户籍和赋税要造册“上记”中央，以查考其政绩，户籍制度逐步发展起来。秦朝时，将户籍制度统一起来。按不同情况区分不同的户籍，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自迁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并把户籍法律制度作为国家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国家成文法典的公开而布之于众。户籍制度至此正式形成。西汉时期，承袭了秦朝的户籍制度。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秦朝的户籍制度采取了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办法，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并且按一家一户的原则来登记和管理户口，开始实行户斌和口赋相结合的算赋和征赋制度。秦汉户籍制度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

——摘编自张琳《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演变及其政治逻辑分析》

材料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止了旧的户籍制度，建立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1951年，公安部颁布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制订的全国城市户口管理法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之安全及居住、迁拔之自由。1955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此时的户籍制度还是以人口统计为主。随着肃反、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颁布了一系列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规章、条例，户籍制度日渐形成城乡有别的二元结构。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这种城乡有别的二元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此带来社会权益和保障的不同，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由此正式确立。2014年6月6日，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改革户籍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2016年9月19日，中国大陆31个省份全部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意见。普遍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部分地区放宽落户条件。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二元户籍制退出历史舞台。

——摘编自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体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科举考试也往往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考生必须要有籍贯，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在唐代初期，士人是由户籍所在地举送。宋朝时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士子只能在本籍应试。此后，科举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渐趋加强，清朝更是按省划分科举名额，并为官籍、商籍等设立科举名额，创立宗室科举制度。为了贯彻分省取士制度，清政府还要求严查考生的户籍。

——摘编自李文芝《明清科举冒籍研究》等

材料二：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的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其将“人籍”（注：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注：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关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解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了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王海光《中国户籍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户籍制度萌芽于商朝，据殷商墟卜辞中记载商朝已经有了征派民力共耕公田的籍田之制。战国时期，商鞅将户籍制度发展为“什伍连坐”法。两汉时期，口赋和算赋（人头税）是国家财政纵的一项主要来源，兵役与徭役则是国家要求每个丁男承担的重负，为此，两汉政权一直实行编户齐民制度。编户齐民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使大量的人丁民户时时处在封建国家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唐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风行，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徭役来源日益枯竭，为了解决危机，唐政府改革征税制度，不以户籍及其登记内容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寡为征税依据。明洪武年间，政府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土地清丈和地籍整理运动，编制鱼鳞图册，地籍与户籍彼此独立。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使身丁税与户籍相分离。从此地籍便成为统治者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而户籍的作用则退居其次了。清政府下令彻底废除人丁编审，户籍管理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节选自《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考》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唐前期，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有田则有租（田租），有家则有调（纳绢布等），有身则有庸（每丁每年服力役二旬，若不服役则纳布帛等代替）”。庸和调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中期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加剧，均田制急剧崩坏，租庸调制难以维持。“有幼未成丁，而承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岂不背谬！”百姓举家逃亡，规避赋税，被称为“客户”。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开支所需为总额，所谓“量出以制入”。所有民户在现居地登记，根据财产情况定户等，按户等高低交纳赋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分夏秋两季征收，“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结果“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每户负担并未增加，但国家财政总收入增加，对户口的掌握也更为准确，“天下便之”。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传统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发展于春秋，定型于秦汉，以后各朝各代历经变化。传统户籍制度是与中国王朝体制相联系的一项基本制度。这种以家庭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体现了维护社会治安、教化乡里、规定身份等级、稳定宗族组织、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等诸项社会整合功能。科举考试也往往与户籍联系在一起，考生必须要有籍贯，这是参加科举考试的首要条件。在唐代初期，士人是由户籍所在地举送。宋朝时期，政府有明确的规定，士子只能在本籍应试。此后，科举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渐趋加强，清朝更是按省划分科举名额，并为官籍、商籍等设立科举名额，创立宗室科举制度。为了贯彻分省取士制度，清政府还要求严查考生的户籍。

——摘编自李文芝《明清科举冒籍研究》等

材料二：进入20世纪以来，户籍制度及其功能发生重大变化。清政府在参考日本和欧美等国户籍法规的基础上，于1911年初制定了第一部现代法律意义的《户籍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户口登记与管理方式来规范的户籍法律，其将“人籍”（记载出生、成婚、死亡等有关人之身份的事项）与“户籍”（记载入籍、除籍等户口变动的事项）分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此条文为民国时期历次宪法所承袭。1915-1927年北洋政府相继颁布了《县治户口编查规则》《警察厅户口调查规则》等户籍管理法规。

清末民初制定的户籍法律，将表现欧美个人主义的个人身份证书和体现中国家族主义的传统户籍相结合，使户籍有了传递人口信息、个人私权保障的功能，不再单纯是国家管制工具；还规定民众对户籍吏处置不当行为有诉讼抗告权利，民众不再只是义务载体。新的户籍法律摆脱了过去的人身束缚，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大批农民来到城市，成为第一批城市化的新市民。

——摘编自王海光《中国户籍制度现代化演进路径的历史考察》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昨）

材料：隋朝统一后，对监察体制进行了重大调整。隋炀帝仿照汉武帝的做法，颁布了新的“大条证书”。汉武帝的“六条”是“专纠郡国二千石”，即郡守国相，隋炀帝所纠则是地方上有品级的所有朝庭命官。汉武帝特别强调对地方上“豪强”监视（一条、六条），隋场帝则强调要“穷逐”部内“盗贼”

    对豪强的纠检由第一条退居第三条。汉武帝“六条诏书”的第四条是指监察纠举郡守选任属佐的不法之举，而隋朝既无地方行政长官自辟（任命）僚属之制，也就没有必要将此专门提出来作为监察事项。此外，隋朝新六条增加了“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而汉代则无此项。隋炀帝的这些改制为唐所沿袭，影响深远。

——摘编自袁刚《隋朝监察制度述论》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隋末唐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高祖武德七年（624），统一全国后，即颁布了均田制和新的赋役制度—租庸调法。这两项措施，与前代相比有显著的不同，均田令取消了奴婢、部曲和耕牛的受田，这反映了当时门阀士族的衰落；禁止地主在狭乡过限占田，农民大多能从政府手中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赋役令中出现“输庸代役”，农民有较多时间进行生产。

唐太宗即位后，君臣以隋亡为殷鉴，继续大力和切实推行均田令，随着疆域扩大，推行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朝。贞观十四年（640），候君集平高昌后，太宗旋即下诏向西域地区推广均田令。赋役上，轻徭薄赋取代隋炀帝时的竭泽而渔。唐太宗还采取了其他若干措施，如增殖人口、设立义仓等等，“其效至于米三钱，外户不闭”。

──摘编自漆侠《中国改革史》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一大转变是改变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这一转变发生在（    ）

780 年，唐朝实行赋税制度改革，收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赋税制度逐渐由“舍地税人”朝“舍人税地”方向发展。这有利于（   ）

唐初赋税制度实行租庸调制，男子不去服徭役可以纳绢或布代替。这一做法（   ）

为解决财政困难，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宰相杨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与这一转变相关的制度是（   ）

白居易曾评价两税法：“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攫取）我以求宠，敛索（征敛勒索）无冬春。”材料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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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明朝初年的赋役制度主要沿袭了前代的赋税制度。在这样的赋役制度下，本应承担较多赋役的地方豪强为了逃避田赋和徭役，便通过勾结地方官员，隐匿人口、伪造文书、修改田则。随着地方贪腐之风日盛，田地被富豪不断兼并，贫苦农民无田却承担重赋，整个国家财政根基受到侵蚀，底层矛盾也不断激化。为应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张居正推行了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第一，“赋税合并”，即将徭役跟税收合二为一。第二，“摊派到家”，赋税或徭役直接面向人民。第三，“白银征收”，所有的赋税或徭役均以白银的形式由国家接收。第四，“直收直运”，一切金银均由国家派专人收取。一条鞭法推动中国古代传统的财政税收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摘编自王人骏、赵海月《税制改革与社会转型》

下图是中国古代某一时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对此相关解读正确的是（    ）

下表是对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若干重大举措的解读，表述正确的是（   ）                   

选项	举措	内容解读
①	租庸调制	庸指的是男子不去服徭役可以纳绢或布代役，以保证农民有较充分的生产时间并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
②	两税法	征税标准由以土地财产为主逐步向以人丁为主转变
③	一条鞭法	赋役合一、一概折银，赋税由实物为主到货币为主转变，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④	摊丁入亩	彻底废除人头税，反映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进一步减弱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秦汉时代的赋役，大致包括田赋、人头税和徭役。唐前期实行“以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只以成年男子作为赋役对象，允许以“庸”代役，即缴纳一定的绢布代替服役；后改行两税法，以国家财政支出确定赋税总额，然后将其分解到各地，按田亩征收地税，按人丁、资产征收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明朝后期，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行赋役合并、一概折银。清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前一年的丁银作为定额，不再增加，称“盛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帝将这笔丁银分摊到田赋中，称“摊丁入亩”。从此，存在了约2000年的人头税彻底废除，国家对百姓的人身控制进一步减弱。

——摘编自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试教）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唐太宗时颁“令有司劝勉民间嫁姿诏”，其中规定“量准户增多，以进考第”，“准户减少，以附殿失”，因此即使实际人口减少，官员也不削减户籍，成为“虚存户口”，照常征税。这反映了当时（   ）

宋代《资治通鉴》的编著之一刘恕说：“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刘恕认为唐朝废除均田制的原因是（   ）

以下是唐朝纳税户数和赋税收入表，对表中材料解读正确、全面的是（    ）

年份	纳税户数	中央赋税收入
大历十四年（779年）	120万户	1200万贯（包括盐利）
建中元年（780年）	310万户	1350万贯（不包括盐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