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正义者同盟 ②共产主义者同盟 ③国际工人协会 ④第二国际
每逢一个新的思潮的抬头,必先与旧的思想相冲突,形成各种学术上的论战。……
文体的论战,是“新青年”派和林琴南,章士钊之流的辩驳,其主要的争论是语体和文言……
人生观的论战,对垒者是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其主要的争论是科学能否解决人生的问题……
文化问题的讨论,是胡适和其他西方文化论者与梁漱溟等的论辩,其主要的争点是中国究竟应否抛开了自己根本的精神而迷信西洋文化的“德”,“赛”两先生……
政治问题的讨论,是正在争论着的笔战。今日中国应走那一条路以自救?甚么是中国的出路?……胡适等西洋文化论者提出个人本位的民主政治,以为这是中国问题的解答。而梁漱溟等则认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径在本着我们东方文化的优点,以改造我们的文化。
社会史的论战是唯物辩证论者的论战,它的争点是今日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它代表了主张国民革命者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笔战。
……
把这十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蜕变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大阶段:(一)直觉主义的阶段,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是张君劢等;(二)实验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胡适等;(三)唯物的辨证论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郭沫若等;(四)东方文化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等。
------《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伍启元1934年
问题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下列为中国近代以来留学路线示图:
詹天佑(1861年—1919年),清政府出于“振兴计划”的需要,使欧美的长技为我所有,在1872年从上海出赴美留美。詹天佑作为其中之一,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修铁路工程。回国后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之称。
黄兴(1874年—1916年),在20世纪初期中国教育发生根本变革的大潮中,留学生无疑是一群“弄潮儿”。1902年,黄兴赴日本留学,到日本后,他与杨笃生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主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革命历史,宣传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
刘少奇(1898年—1969年)1921年夏,他赴俄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确能救中国”。同年冬天,他由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留学生沟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据陈学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等
解读材料,提炼出一个观点,并结合中国近代史的其他相关史实,加以论述。(要求:写出观点,观点合理、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儒学)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以及虽然于变革动荡的形势下显得迂阔难行,而到新社会秩序巩固后又被捧上独尊地位的原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批判,使传统儒学得以发展。他们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关注国计民生,致力于变革社会,并身体力行。
——《中国文化史》
材料三 陈独秀说:“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李大钊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吴虞在《说孝》一文中,揭示“孝”的真谛,是“不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制造顺民的大工厂。”鲁迅对封建礼教的攻击最为猛烈。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
——《新文化运动史料集》
材料一:1896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生物不断在“变”、不断在进化,这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社会也是如此。既然人力可“与天争胜”而终“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变法图强,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不坠,此所谓“存亡生死,其权仍操之我手”!因此,中国变法救亡不仅合理、可能,而且刻不容缓!
——改编自严复的维新思想
材料二:我们如果还要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个半死的文化。
——胡适《介绍我的思想》
时期 | 阶段 | 思想理路 | 思想内容 |
清末民初 | 萌芽 | 屈辱中觉醒 | ①在屈辱中寻求民族自信:“师夷”、“仿行”、“爱国”,“中华民族”观念正在形成之中 |
抗战时期 | 成长 | 救亡中勃发 | ②“民族复兴”意识勃发,中共提出“民族复兴”的终极指向和道路选择 |
新中国时期 | 升华 | 奋进中超越 | ③民族独立,社会变革,解放思想,中国特色,科学发展,全面小康,“民族复兴”空前自信 |
随着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儒家法律文化的价值体系已经崩塌,接受西方法制便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近百年的“法律西化”过程中,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无疑存在过多的矫枉过正的现象,然而对本民族文化的抛弃,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相应的辉煌,相反却是法律与文化的脱节,给国人带来巨大精神苦闷和导致信仰的虚无。随着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的法律建设也将走向现代化,在这巨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如何看待儒家法律文化,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课题。在中国多元法律文化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法律的现代化,不能无视本土的儒家法律文化,无视它在民众心理间强大的存在,否则就可能会产生“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碍。
——摘编自张天舒《儒家法律价值观及其文化背景分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的历史演变进行解读。
材料一:宋代,理学家们通过对所控制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科举考试的内容逐漸收缩到儒家学说的核心上来。与之相配合,注重蒙学教育的教材和读物的编写,通过儿童时期特有的认知特点,将儒家价值观念传播提前至儿童时期。更难得的是,宋代注重族规家训的编纂,士大夫为了使家庭、家族得到长久地延续,运用儒家三纲五常规范族人、家人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习慣,将儒学的原则和制度渗透到民众的生活中,促进了儒学的世俗化和社会化。
——摘编自《浅析宋代儒学社会化的新途径》
材料二:陈独秀指出:“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所由起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等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就是说,“三纲”乃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必然产物,它所维护的自然是封建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因此,“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乃是它的根本精神与宗旨。……他的结论是,要摆脱压制,实现平等,维护独立自主的人格,建立“推己及人的主人道德”,就必须推翻“三纲”,批判旧礼教。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实现自由、平等,乃是中国近代的时代要求、历史任务。
——摘编自张锡勤《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礼教的历史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