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地方上的行政和司法机关是合一的，对其审判权限的规定并不严格。到唐代，明确规定县只能决断杖以下的刑罚，州只能决断徒以下的刑罚，中央司法部门只能决断流刑以下的刑罚，宰相有决断流刑的权力，但必须复奏。死刑决定权则一律控制在皇帝手中。自宋代起，审和判分离，县和州对重罪犯只有初审权和拟判权，而无判决审定权，终审判决统归中央，经中央批准，州县方能执行判决。
中国封建社会在司法工作上表现为重刑轻民。一般民事纠纷被称为“户婚细事”，往往只由族长和乡、里进行调处解决。但唐代州县的户曹的职任中，便包括有处理民事诉讼的内容，这是将刑事和民事案件分别管辖处理的最初步骤。至南宋时期，对民事案件的审判便单独成为一个体系，即州县负责审判，而最终的裁决权归属于户部，在户部左曹分置三案以分工管理。这种民事案件审判体系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等
材料一：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商君书•画策》
材料二：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悦之，则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为政，则宜立学校之法于天下矣；不知立学校而徒能劳身以待天下之士，则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势亦有所不得也。──王安石《周公》
材料一：彦博曰：“祖宗法制且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宋神宗）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70
材料二：光绪帝请令合并衙门，裁汰冗员，“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办竣”。由于裁撤面较宽，在裁撤中又采取一些强行查封的办法，使一些中下层人士猝然失业，难以度日。又下令裁撤绿营，同时让旗人自谋生计。这些人多达100万，被突然中断生计后没能妥善安置，以致他们怨声载道。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教参
材料三：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共计发布变法语令184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对此，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指出：“他们把足够的东西不顾它的胃量和消化能力，在三个月之内，都填塞给它吃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思想上引发了极大震动，不仅顽固派坚决反对，而且不少维新派人物如唐才常、黄遵宪也难以接受，帝党领袖翁同和也斥之为“说经家一野狐也”。因此，他的著作出版不久，即被光绪皇帝下令毁版。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材料 王安石曾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为急，故臣以理财为方今急务。……又论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要想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去其（指农民）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达到这个目的，王安石变法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要的变革。第一，“抑兼并”，就是限制豪强对农民的兼并，为此，变法派曾设立了青苗、免役等法。王安石特别重视对差役法的变革，认为它是抑制兼并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限制中，政府以年息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去抵制百分之百乃至百分之三百的高利贷。第二，按照每户产业情况，负担国家赋税，这是历代统治者一向标榜的均平赋税。免役法是这类措施中最为突出的一项。方田均税法，不言而喻，也是这类措施当中的重要一项。方田均税法在变法开始时没有推行，后来推行了十几年，仅限于五路（京东、河北、河东、陕西和开封府界）。到元丰八年（1085年）方田均税法被废止之时，共清丈了上述五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九十四顷土地。五路占全国总面积不过百分之二十，而清丈的田亩却占全国税田的百分之五十四。
——摘编自《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之五·宋代经济史》
完成下列要求：
①宋初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负面作用
②“不抑兼并”政策的影响
③民族关系紧张，战争不断，造成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④奸臣当道，皇帝昏庸
材料一：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城，而弱者丧社稷
﹣﹣《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太和）九年，（北魏孝文帝）下诏均给天下民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露田）。诸土广民稀之处，随力所及，官借民种莳，诸地狭之处，乐迁者听逐空荒，不限异州他郡，惟不听避劳就逸。其地足之处，不得无故而移。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代（离职）相付。卖者坐（处罚）如律
﹣﹣《魏书•食货志》
材料三：（宋神宗）与王安石论助役事，安石辩数甚力。上曰：“无轻民事，惟艰。”安石曰：“陛下固知有是说，然又须审民事不可缓。”上曰：“修水土诚不可缓。”安石曰：“去徭役害农，亦民事也。岂特修水土乃为民事？如修水土非陛下能胜异论，则谁肯为陛下尽力？且议助役事已一年，须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州县体问百姓，然后立法，法成又当晓谕百姓，无一人有异论，然后着为令，则其于民事，可谓不轻矣。”
﹣﹣《续资治通鉴长编》
请回答：
材料
“禄胥吏”是“熙宁新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仓法关联配套，在加俸养廉的同时，对贪渎的行为进行打击控制。在神宗朝之前，胥吏中多数毫无俸禄可言。王安石指出，在旧的财政体系中，大量管理成本和注意力被用于“生事以取赂养吏人”，这样不但增加了百姓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产生大量无益全局，却方便胥吏从中牟利的事务，使信息壅蔽、事项丛脞，反而妨碍机务。另一方面，又会出现“近则太洋，远则太略”的弊端，因为远事无利可图，而近事却方便套取贿赂。决定对仓库管理及诸司吏员公人增加薪俸，而约之以严刑峻法：“乞取有少多，致罪当有轻重。今一钱以上，论以一法，恐未善。又增禄不厚，不可责其廉谨，宜岁增至一万八千九百缗。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总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若许赃未受，其取与过致人，各减本罪一等。已上人，仍亦许陈首免罪、给赏。”
——摘编自雷博 俞菁慧《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