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幸福
〔俄罗斯〕列伊拉·米勒佐耶娃
车驶上大路的时候，穆拉德想趁绿灯亮着的时候，把车开过去，所以就朝着信号灯猛地向前冲了过去。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就谁也不知道了。卡米拉只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重重地砸了一下，她听到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然后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也不知道汽车是掉到排水沟里翻了。
接下来是医院、来来往往的医生和亲人们的哭叫声。还算万幸，一切都过去了。她睁开双眼时，穆拉德就在身边，拉着她的手，朝她温柔地微笑着。
卡米拉出院后，双方亲友立刻为他们准备婚礼。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非常理想。期待已久的大喜日子终于到了，他们从举行婚礼的豪华饭店回到自己的房子里，这是穆拉德父亲送给新婚夫妇的礼物。卡米拉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
卡米拉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了，她有了三个健康可爱的孩子。
卡米拉的日子过得非常幸福，她所有的梦想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现实。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有自己的工作，而且她工作的地方正是她一直梦想的地方。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感谢命运对她的厚爱！
生活真是太美妙了！卡米拉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和快乐。穆拉德是个既懂得爱又感情专一的好丈夫，也是一个称职的好父亲。一切都像卡米拉希望的那样。
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有时候也有一些小问题 ， 有时候问题还很大。但这才是生活，才是真正的、有意义的、健全的生活。卡米拉也明白，在别人眼里，她所谓的这种幸福对一个女人来说可能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她认为自己的幸福一点都不平凡，充满了神奇，难遇难求，那是上天对她的偏爱。
卡米拉有很多美好动人的经历。丈夫还像从前一样浪漫，他们全家一起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他们哪儿都去过，什么都看过！
幸福的日子在温馨的家庭生活中和与一大群朋友的亲密交往中飞过。朋友们的聚会、孩子们的调皮为生活增添了无限色彩。
他们先嫁了女儿，然后两个儿子也结了婚。小儿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卡米拉又该照看孙子了。命运真是特别眷顾卡米拉，送给她一大群孙子。卡米拉一次又一次地感谢上帝对她的恩赐。
明亮的灯光，浓浓的艾蒿的芳香……透过一层薄雾她看见一扇打开的窗户和悬在她身体上方的一盏明亮的灯，还有一张张正俯在她身上的脸。
“她醒过来了。真是奇迹！”一个陌生的声音说。
几天后，卡米拉已经能自己从床上坐起来了。这个地方很陌生，周围的人也都不认识。
“穆拉德在哪儿？”她问，可她的声音她自己都听不出来了，“我的孩子们在哪儿？我的孙子们呢？我这是在哪儿？你们是谁？”
终于，来了一个女人，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我的亲人们都哪儿去了？” 卡米拉央求着问。
“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您，”这个女人痛苦地说。“但您一定要坚强……您昏迷了四十年了。”
“什么？”
“您睡了四十年了……”
卡米拉沉默了好一会，她觉得即使想再问点什么，她的舌头也不听使唤了。终于，她还是说出来了：“我丈夫呢？”
那个女人沉思了一会后，声音低低地说：“出车祸时，您还没结婚呢。”
卡米拉像傻了似的，目光落在床头柜的照片上，就是奥利娅在那次聚会上拍的。照片上是一张张神采奕奕的脸庞。卡米拉的目光注视着正在幸福地微笑的穆拉德，注视着自己，注视着已经永远消失了的朋友们。
卡米拉后来打听到，车祸中穆拉德只是受了点轻伤，他等不及卡米拉醒来就和别人结了婚，搬走了。 他现在是否健在，不得而知；但他的家人现在还住在西方的某个国家。
卡米拉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这一生，最后她终于明白了：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当她艰难地把身子挪 到镜子前的时候，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布满了深深浅浅的皱纹的脸。她凝视着自己的眼睛，企图弄明白上天 给予她的这份神奇的、难得的恩赐的意义……命运真是对她不薄，让她做了一辈子梦。
圣坛上的鲁迅
洪 烛
1936年，一面以“民族魂”命名的旗帜覆盖着鲁迅的遗体。在剩下的大半个世纪里，他并没有死去，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以影子的形式继续存活，以至人们忘却他的真身。一个完美的鲁迅，如同一尊不会生病的神。
这完全可以理解。危急关头的中国，总是需要旗帜、需要偶像的。“时势造英雄”，用在鲁迅身上颇为合适，他成了首屈一指的文化英雄。
说鲁迅是英雄，似乎一点不为过。他本人是想做战士的，眉宇之间也弥漫着硝烟的气息。而且形容鲁迅的文风，大家也习惯了以投枪、匕首之类比喻。出于时代的需要，他本身也成了一件带有仪仗性质的兵器，用来在思想领域披荆斩棘或镇妖捉鬼。
鲁迅仿佛有两个。一个是作为文学符号的，一个是作为政治符号的。他的政治色彩经常压倒他的文学色彩。然而更多的人误解了他。
作为诗人、小说家的鲁迅，恐怕不愿意自己被误解、被误读；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鲁迅，恐怕也不愿意自己被美化、被神化。可惜，鲁迅还是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神话。
其实鲁迅也是有缺点的。如果我们死劲掩盖或回避他的缺点，反而会模糊了他的真实性以及可信度。
鲁迅这个人，在任何时代，都不愿意坐在主席台上，更不能接受别人向他进贡或烧香。鲁迅很平凡，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半途而废的医生、一个爱国者、一个思想者。朴素的鲁迅，其实比那些强加于他的华丽的外衣更有魅力。本色的鲁迅，有什么不好的呢?干吗非要镀金呢?
在我读书的那个时代，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收鲁迅的文章是最多的。他的人被偶像化了，几乎成了文化的“高大全”。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尤其是毛主席说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就给众生以“铁人”的印象。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还有个易受伤的脚踵呢，而鲁迅连脚踵都是铁打的，一点破绽都没有。鲁迅啊，一个时代的变形金刚，在烈火中永生，在花丛中永生。
鲁迅生前一直呼吁并追求人的平等，死后却被赋予了特权。只是这种特权绝不是他自己所需要的。一个影子的特权，滋养了诸多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们把鲁迅当成公开化的遗产，当成一日三餐的饭碗，当成做生意抑或政治赌博的本钱……鲁迅被改造得刀枪不入，鲁迅又被解构得体无完肤。鲁迅的只言片语，被他们搜寻来作为舍利子，作为镇塔之宝。于是，鲁迅成了先知、导师、民族的佛陀。
这不是鲁迅的错，是时代的错。
我的大爷爷
莫言
我大爷爷是八路军的医生。他先是学中医的，参军后，跟着诺尔曼·白求恩，学会了西医。白求恩牺牲后，大爷爷心中难过，生了一场大病，眼见着不行了，说想家想娘了。组织上批准他回家养病。姑姑说大爷爷一进家门就坐在门槛上；脸色蜡黄，头发长长，虱子在脖子上爬。穿着一件破棉袄，棉絮都露了出来。姑姑说大爷爷双手哆嗦，急不可耐地喝了绿豆汤，又添了一碗。喝完第二碗后他就不哆嗦了。汗水沿着他的鬓角流下来，眼珠渐渐地活泛了，脸上有了血色。姑姑她听到大爷爷肚子里呼噜呼噜响，好像推磨一样。一个时辰后，姑姑说大爷爷到厕所里去，拉了个稀里哗啦，似乎连肠子都拉了出来。然后就慢慢地好起来，两个月后就精神健旺生龙活虎了。
我说《儒林外史》上有类似的故事。姑姑问我“儒林外史”是什么？我说是古典文学名著。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著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大爷爷病愈之后，就要回太行山找部队。这时，八路军胶东军区的人找上门来，动员大爷爷加入。大爷爷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人。胶东军区的人说，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们这里正缺您这样的人，老万，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您留下。许司令说了，用八人大轿抬不来，就用绳子给老子捆来，先兵后礼，摆大宴请他！就这样，大爷爷留在了胶东，成了八路军西海地下医院的创始人。
大爷爷的高超医术很快在胶东传开。许司令肩胛缝里那块弹片就是他取出来的，黎政委爱人难产，也是大爷爷手术。连平度城里的日军司令杉谷也知道大爷爷的大名，他率兵下来扫荡，坐骑大洋马被地雷炸翻。他弃马逃走。大爷爷为这匹马动了手术，治愈后，成了夏团长的坐骑。后来此马恋旧，咬断缰绳逃回平度城。杉谷见宝马复归，惊喜万分，让汉奸秘密探访，得知八路军在他眼皮底下建了一座医院，医院院长就是把死马医活的神医万六府。杉谷司令是学医出身，惺惺相惜，总想把大爷爷招降过去。为此杉谷从《三国演义》里学了诡计，派人秘密潜入吾乡，把我老奶奶、我大奶奶、我姑姑绑架到平度城中，扣作人质，然后派人送信给我大爷爷。
我大爷爷是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看完杉谷的信，揉巴揉巴就扔了。医院门政委将这信捡起来送到军区。许司令和黎政委联名写信给杉谷，怒斥他是个小人。信中说如果他敢伤万六府三位亲人一根毫毛，胶东军区将集合全部兵力攻打平度城。
姑姑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在平度城里住了三个月，有吃有喝，没受罪。姑姑说那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留着小八字胡，文质彬彬，讲一口流利中文。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她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当然这是姑姑私下对我们自家人说的，对外她不这样说。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老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
我大爷爷的故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但大爷爷牺牲的事必须说说。姑姑说大爷爷是在地道里为伤员做手术时，被敌人的毒瓦斯熏死的。县政协编的文史资料上也是这样说的。但也有人私下里说大爷爷腰里缠着八颗手榴弹、骑着骡子，独闯平度城，想以孤胆英雄的方式去营救家人，但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传播这消息的人姓肖名上唇，曾在西海医院当过担架员。此人阴阳怪气，解放后曾因发明了一种特效灭鼠药而名噪一时。后来被揭露，他的特效鼠药主要成分是国家已经严禁使用的剧毒农药。此人与姑姑有仇，因此他的话不可信。他对我说，你大爷爷不听组织命令，撇下医院的伤病员，耍个人英雄主义，行前为了壮胆，喝了两斤地瓜烧酒，喝得醉三麻四，结果糊里糊涂踩了自己人的地雷。肖上唇龇着焦黄的大牙，简直是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大爷爷和那匹骡子都被炸碎了，是用两只筐子抬回来的。筐子里有人胳膊，也有骡蹄子，后来就那么烂七八糟地倒进了一个棺材。我把他的话向姑姑转述后，姑姑杏眼圆睁，银牙顿挫地说：总有一天，我要亲手劁了这个杂种！
姑姑坚定地对我说：孩子，你什么都可以不相信，但一定要相信，你大爷爷是抗日英雄、革命烈士！英灵山上，有他的陵墓；烈士纪念馆里，展览着他用过的手术刀和他穿过的皮鞋。那是双英国皮鞋，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临死前赠送给他的。
（节选自《蛙》，有删减）
周汝昌：65载红楼情
京 梅
1918年，周汝昌降生。先生自幼聪慧，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真正使他步上“研红”之路的，是著名学者胡适先生。
1947年，一次偶然的机遇，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曹雪芹好友敦敏的诗集，并根据其中六首吟咏曹雪芹的诗，写下了第一篇红学文章，发表在当年的《民国日报》上。已是名家的胡适见到后，主动给他写了一封信。从此，两人有了交往。1948年，周汝昌向胡适借阅他收藏的极为珍贵的“甲戌本”( 《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胡先生慨然允诺。当年暑假，周汝昌将这部书带回老家，花费两月时光，用墨笔和朱笔工楷把书抄录一遍，并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以及有正书局的《戚序本》，整理核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版本，不要再宣扬、散布那种被伪续者大肆删改的《程乙本》了。见到周汝昌的信，胡先生当即回复说：“这是笨重的工作，故二十多年来无人敢做。你若肯做此事，我可以给你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
正是从那一天起，周汝昌开始了他长达60多年的“红楼”之旅，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历经种种曲折，直到2004年5月1日，一部10卷本的《石头记会真》(对 11种《红楼梦》古抄本的汇校勘本，堪称当今红学版本研究之最)才正式出版。一愿已酬，然此时距他当初慷慨激昂向胡先生提出建议已历56年矣！周汝昌百感交集赋诗道：“五十六年一愿偿，为芹辛苦亦荣光。”
周汝昌出版的第一部红学专著，是40万字的《红楼梦新证》，其时(1953年)他正在四川大学任教，后来听说此书在当时的北京文代会上差不多人手一册。《红楼梦新证》后来也成为毛.泽东的枕边书。毛在他自己的文章《评读五部经典小说》中，有两处提及该书。
周汝昌是一位博学、勤奋的真学者，其治学初以语言、诗词理论、笺注、赏析和中外文翻译为主，国学基础博厚，一生著作可谓等身，自1959年出版《范成大诗选》后 ,又连续出版《白居易诗选》《杨万里选集》《诗词赏会》《岁华晴影》等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研究专著数种，而他自己也极善诗词，所作诗词曾得到著名学者钱钟书的赞叹。此外，周汝昌的书法也极有造诣，自谦“不是书法家”的他，自幼研习欧楷笔法，20岁后深研“兰亭”，所写瘦金体，刚风俊骨，墨采焕然。只是受视力所限，70岁后便极少动墨，这也是周汝昌书法作品存世稀少的原因。周先生还擅长京剧，据说当年燕大舞台上，“周氏小生”曾经倾倒过无数“粉丝”。
有人说，曹雪芹痴，写《红楼梦》用了10年；周汝昌更痴，研究《红楼梦》用了65年！从青年时起，周汝昌双耳便逐渐失聪，戴助听器还得别人在他耳边高喊。 1975年他的左眼又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右眼则需将两个高倍放大镜叠在一起才勉强可以看书写字。此后的岁月，他几乎每天就是趴在一张简易的旧折叠桌上，凭着仅存的一丝视力，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小纸片上，由他女儿将它们誊写在稿纸上、敲击到电脑中。近年，他的双目已完全失明，仅剩余些许听力，写作也只好改成了口述的方式……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老人才思泉涌，后又出版了《谁知脂砚是湘云》《红楼真本》等数部专著。
《红楼梦》对广大读者有着巨大的魅力。时至今日，这魅力之后则是无数巨大的商机。近年来，围绕《红楼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商业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据估算，一本《红楼梦》产值已达数十亿！《红楼梦》正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金楼梦”。而被公认为中国红学三泰斗(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一的周先生，却一直蛰居在一幢小楼内，过着在常人看起来俭朴至极的晚年生活。周先生只是很快乐地沉浸在他的研究中。他说：“我心中常有几段妙曲，几幅佳画，几声入耳之言，几处动人之色，又何须外求乎？”
“百读红楼百动心，哪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悟，重向高山愧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微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这便是这位泰斗级学者——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写照。
一生傲然苦不谐
在红学的道路上，沿着学术与大众接受、趣味阅读的交叉重合地带，他走出了一条奇异的人生之路，终成一代红学大家。这，有时看上去几乎是神话，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1947年，这是他在红学上扬帆起航的年代，他作为燕京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得到了大名鼎鼎的胡适的赏识和垂顾，他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充实了大家对曹雪芹的认识，使考证派获得文献上的新支持，得以昂然前行，因此受到胡适的推崇。再比如，2005年已是年近八十八岁的他，一年中有八部著作出版，在耳聋目盲的情境下奋笔快写，超出了常人所能理解的程度，被称为是罕见的学术“大跃进”。他，便是周汝昌。
红学之路，是风雨路，也是显学之路，二者，周汝昌先生可谓兼得。他因研究《红楼梦》而处于聚讼纷纭、是非争议的中心，也因红学而成为少见的学术畅销书作家。从1953年他的《红楼梦新证》开始，他就处于红学的论争中心。他的文献资料总被引述，但他的观点也总是飞矢追逐的靶子。周汝昌先生曾不无自嘲地说，我的衣服已经被撕得褴褛不堪，但他们却是使用我提供的材料编制了自己的盛装。
周汝昌先生认为，他在为人之怪（乖僻）上，与曹雪芹相似，都是不同俗流，也不愿意从善如流，他们都是有满腔积愤难以自诉，需要发愤著书以自遣。这种自比，使他钻入曹雪芹的心灵深处，与曹雪芹展开了他人难以企及的对话，创作了无以收束的雄文。其实，我们不妨把周汝昌先生所有的红学著作都看作是与曹雪芹的心灵秘语，这里充满了对话的私语性。他自负与曹雪芹心灵相通，与曹雪芹所赞颂的人物一样，都是正邪两赋之人，出离于俗界凡间，一方面万人嘲谤，一方面又超于万万人之上。他曾在《红楼无限情——周汝昌自传》中如此描绘曹雪芹，“倘若细究起来，雪芹是大智慧者，他那话（“愧则有余，悔则无益”）含蓄的内情恐怕还深还厚得多。那‘无益’，也许并不是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死不回头；而是这种悔者，本来丝毫没做什么错事，倒是做极高尚极善美的事——可结果呢？做错事坏事的万人都功成名就，位高禄厚，洋洋乎自得，而这个做好事的曹雪芹，却落得‘万目睚眦，众口嘲谤’，一生忍辱负垢，受尽了欺侮贬抑、诬陷伤害。”“狂于阮步兵”的曹雪芹，孤怀难鸣，周汝昌自信是他的旷世知音。
正是他感觉到“世人待他太浅薄、太恶毒”，所以“要为雪芹鸣冤”，因此，“我不幸之至——当上了‘红学家’。”周汝昌在媒体界已经成为红学泰斗，而他则说红学正是他不幸的选择。为什么不幸？“受了那些魍魉蛇蝎的那么多的明枪暗钺，可谓遍体鳞伤，若不当红学家，何至于此？”
可是他又不后悔，并且“永远不悔”！正像在大多数场合他语气坚定、铿锵有力一样，个性倔强的他向来是一副坚毅面孔，傲然不群。他认定，因为不但是“悔则无益”，而是“为了给雪芹、脂砚洗雪奇冤，受了这等人的欺侮伤害又算得什么？”
周汝昌不愿意人们称他为红学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观念超出了《红楼梦》小说的范围，“以红解红”不是他的路数。周汝昌“研红”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诗性浪漫，这里抒情大于说理，心灵对话超越了形式逻辑，散论并不来自严格的层层推理。对于《红楼梦》的博闻强识，对于《红楼梦》相关文献的精研细读，使他能天马行空、左右逢源，余裕自如，触境生春！他以《红楼梦》为依托，追求的是崇情文化，一种新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诗性创造中的文化。他在中华大文化的背景下，将一部小说和民族的历史、人生的价值、美好的信念等结合在了一起。他一直说，还有一个“真”的《红楼梦》，这个“真”的《红楼梦》存在在他的感悟里。
所以，与其称周是一位红学家，不如称他是一位诗人。其实，他更偏爱后一个名字！
诗人是个大艺术家，也时常有点儿“怪”，与世俗人不甚谐调。他总有被人误会和嘲谤的遭遇。
（摘编自韦科《一生傲然苦不谐——纪念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
河之女
铁凝
我是来这里寻找山桃花的。二十年前一位老乡就告诉过我：“看山桃开花，那得等清明。”于是我记住了清明，脑子里常浮现着一个山桃的世界。那是一山的火吧，一山的粉红吧?
我决定不再耽误第二十个清明。于是，我踏着今年的节令来到这里，却没有看见山桃开花。我坚信自己总能看见山桃花。
每天当晨光洒遍这山和谷时，我便沿一条绕山的河走起来，这河便是绕山而行的拒马河。这河不知到底绕过了多少山的阻拦，谢绝了多少山的挽留，只在一路欢唱向前。它唱得欢乐而坚韧，不达目的决不回头。
一条散漫的河，一条多弯的河。每过一个弯，你眼前都是一个新奇的世界。那是浩瀚的鹅卵石滩，拳头大的鸡蛋大的鹅卵石，从地铺上了天，河水在这里变作无数条涓涓细流漫石而过；那是白沙的岸，有白沙作衬，本来明澄的河水忽而变得艳蓝，宛若一河颜色正在书写这沙滩；那是草和蒿的原，草和蒿以这水滋养着自己，难怪它们茂密得使你不见地面，是绿的毡吧，是绿的毡吧。总有你再也绕不过去的时候，那是山的峡谷。峡谷把水兜起来，水才变得深不可测。然而河的歌喑哑了，河实在受不住这山的大包大揽。河与石壁冲撞着，石壁上翻卷起浪花。那是河的哭嚎吧，那是河的呐喊吧。只有这时你才不得不另辟蹊径。或是翻过一条本来无路的山，或是走出十里八里的迂回路，重新去寻找河的踪迹。你终于找到了，你面前终于又是一个新的天地。
这当是一个全新的天地。它不似滩，不似岸，不似原，是一河的女人，千姿百态，裸着自己，有的将脚和头潜入沙中，露出沙面的仅是一个臀；有的反剪双手将自己倒弓着身子埋进沙里，露着的是小腹。侧着的肩，侧着的髋，朝天的脸。……你不能不为眼前这风景所惊呆，呆立半天你才会明白，这原本是一河石头，哪有什么女人。那突起的俱是石：白的石，黄的石，粉的石。那凹陷的俱是沙：成窝儿的沙，流成皱褶的沙，平缓的沙。然而这实在又是人，是一河的女人，不然惊呆你的为什么是一河柔韧?
是这一河石头一河女人，使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这一句话。我怀着强烈的欲望，想去证实一下我的记忆。于是在河的高处，大山的皱褶里，我来到一个先前曾经住过的村子。一位熟悉的大嫂把我引进她的家中，我记起了那时她分明还有一位婆婆。一个家里只有这两个女人，现在媳妇脸上也爬满了皱褶，婆婆的脸简直变成了一张皱纹捏成的脸。她不能再盘腿了，鞧在被窝里，露着青黄的肩胛骨。我对婆婆说话差不多是凑近她的耳朵喊：“您是说过河里没规矩这句话吧?”
婆婆一下就听懂了，用被头把裸着的肩胛骨盖盖，把脸转向我说：“那是我们年幼那工夫。”
“您也下过河?”我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没有?”她说：“看见那个匣子了吗?”
婆婆的头在枕头上活动了一下，示意我去注意一只摆在迎门桌上的梳妆匣子。我知道这是婆婆出嫁时的嫁妆，我把这匣子抱到婆婆眼前，说：“上次我来，就见过它。”
婆婆说：“那时候我十六。是我爹从龙门集上挑的，龙门逢五排十大集。”
“您是说十六岁过的门?”我问。
“可不，过门后就和姐妹下河。我娘家在山那边……没河。那阵子……谁没打年幼时过过?打，闹，疯着哪!”
婆婆闭起双眼不再和我说话，我只和媳妇作了告别。临出门，我没忘记把婆婆的梳妆匣放回原处，并告诉媳妇只要我进山，一定来看她们。
走出她们的家，我深作着自己的呼吸：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非要肃然起敬不可；为什么面对一河石头，人会感到自己的龌龊。因为那里留住的是女人的青春，是女人那“疯”。有了这河里的自己，她们就不再惧怕暮年这个蜷曲着的自己，裸露着肩胛骨的自己。因为她们在河里“疯”过也值了。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知道这里正盛传着一个新名词：旅游。城市的女人和男人都为着旅游而来到这里。他们打着太阳伞，穿着“耐克”，面对这无尽的山，多弯的河，唱着“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也有发现这一河石头的，有时你站在山之巅遥望这河，石头上尽是红的衣、绿的伞。也有女人在河里“疯”，但那是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人实在无法面对这五颜六色的斑斑点点肃然起敬。有人喝完可乐，把易拉罐狠命向远处投，石头上泛着尖厉的回响。
（节选自《铁凝散文精品赏析》）
一代通儒顾炎武
顾炎武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后，便一改旧习，自警“能人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为了一抒山河壮怀、广交天下贤哲，也为了摆脱纠缠。躲避豪绅叶方恒的陷害，他以游为隐，将家事稍作安排，便只身出游。最初往来于山东、北京、江苏、浙江之间，自康熙元年起，其游踪扩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载书自随，南北往返，风尘仆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著述事业。顾炎武每到一处，必考察当地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如与平日所闻不符，便打开书卷验证。旅途中则在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就翻书温习。据他在《书（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回忆，自己曾临泰山，谒十三陵，登恒山，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他把所搜集到的地理文献资料一分为二，将有关水利、贡赋、经济、军事部分，编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有关地理沿革、建制、山川、名胜部分，则编为《肇城志》。
顾炎武把《论语》中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和处世之道，虚怀若谷，严于律己，注重友情。在他看来，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难成。交友是益学进道的重要途径，古人学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所以，寻友交友构成他为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学交友过程中，他始终推友之长，虚心己待人，以友为师，其高尚品格足为后世楷模。他晚年所撰《广师》，从学术视野、学术贡献、博闻强记、文风雅正、治学态度等方面，对同时代的十位“同学之士”加以称许。其弟子潘未在《日知录》序中，盛赞其师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天下贤豪长者。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
顾炎武一生，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早年奔走国事，中年谋求匡复，即使暮年独居北方，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病魔缠身，他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正是自己的责任。顾炎武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有其特定的原因，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对于一个旧时代的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却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交替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摘编自陈祖武《顾炎武评传》
相关链接
①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初名绛，字宁人，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遍游华北，所至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学问广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顾亭林诗文集》等。（摘自《辞海》第六版）
②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一代名士张伯驹
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堪称中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张伯驹7岁时被过继给其伯父长芦盐运使张镇芳。当时科举刚刚废除，新式学堂方兴未艾，但张镇芳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启蒙。他从《三字经》《千家文》等学起，自幼便展现出非凡的记忆力和领悟力：9岁时，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20多岁时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
良好的家世和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使这位翩翩公子能够悠然自得的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摒弃世俗，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填词作诗，写字作画，学唱京剧，凡是喜爱的事情，他都一心钻研，并且做到极致。
张伯驹天资超逸，利用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洪宪纪事诗注》《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张伯驹在京剧艺术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他自幼喜爱京剧，后跟李佩卿学戏，从钱包森、王福山习武工。学习期间，他严守传统，苦下功夫，吊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只一年就能登台演出，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等组织了“国剧会社”。
张伯驹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由于他对世俗生活相当淡薄，在他人眼里，张伯驹的言谈举动便十分“怪异”，不循成规。高朋满座之时，众人谈笑风生，他若觉得话不投机，就坐在一边摸下巴颏儿，一根一根的拔胡子。他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始终与各派政治势力保持一段距离。身为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老板，他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轮子而且能转就行了。因为这些，朋友给他起了外号叫“张大怪”，张伯驹每有呼必欣然应允。
也许，正是这份狷狂和洒脱，促使他后来用尽毕生精力，散尽毕生财力来收藏古字画，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海外。张伯驹对此甚为痛惜，所以为了收藏古字画一掷千金，哪怕变卖家产或借贷也在所不惜。他曾花4万大洋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变卖了自己最喜爱的宅院甚至妻子潘素的首饰，用110两黄金收藏范仲淹的《道服赞》；以240两黄金保住了中国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尽管此后他债台高筑，但是直至后来，即使他被绑匪绑架，生命堪虞时，犹称“宁死魔窟，绝不许变卖家藏”。经他收藏的书画字迹有118件之多，建国后，这些名贵的收藏大都被他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和吉林博物馆，为此，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专门为其夫妇颁发了褒奖令，这纸褒奖令被他悬挂在家中屋顶靠近房梁的地方。
文革期间，张伯驹被诬陷，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一度失去了北京户口，也失去了工作，只能靠变卖家中残存家当度日；但张伯驹照样上香山，爬鬼见愁，游西安访古人遗迹，吟诗填词，不改其乐。著名画家黄永玉为此称赞他：“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张伯驹博雅通脱、坦荡超逸的一生，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也书写了一代名士的大德懿行。“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摘编自任凤霞《一代名师张伯驹》）
战争
【美】迈尔尼
1941年9月，我在伦敦被炸伤，住进了医院，我的军旅生涯就此黯然结束。我对自己很失望，对这场战争也很失望。
一天深夜，我想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接线生把我的电话接到了一位妇女的电话线上，她当时也正准备跟别人通话。
“我是格罗斯文诺8829，”我听见她对接线生说，“我要的是汉姆普斯特的号码，你接错了，那个倒霉蛋并不想跟我通话。”
“哦，我想是。”我忙插嘴。
她的声音柔和，也很清晰，我立刻喜欢上了它。我们相互致歉后，挂上了话筒。可是两分钟后，我又拨通了她的号码，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们要通话，我们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你干吗三更半夜找人说话呢？”她问。
我跟她说了原因，然后反问：“那么你呢？”
她说她老母亲睡不好觉，她常常深夜打电话与她聊聊天，之后我们又谈了谈彼此正在读的几本书，还有这场战争。
最后我说：“我有好多年没这样畅快地跟人说话了。”
“是吗？好了，就到这里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她说。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老在想昨晚的对话情形，想她的机智、大方、热情和幽默感。当然还有那悦耳的口音，那么富有魅力，像乐曲一样老在我的脑海里回旋。到了晚上，我简直什么也看不进。午夜时，格罗斯文诺8829老在我脑海里闪现。我实在难以忍受，颤抖着拨了那个号码。电话线彼端的声刚响，就马上被人接起来。
“哈罗？”
“是我，”我说，“真对不起，打忧你了，我们继续镇昨晚的话题，行吗？”
没说行还是不行，她立即谈起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不到两分钟，我们就相互开起玩笑，好像是多年的至交。这次我们谈了45分钟。午夜时光和相互的不认识，打破了两人初交时的拘谨。我提议彼此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这会把事情全弄糟，不过她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一再许诺为地保留，直到战争结束。于是她说了一些她的情况，17岁时她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以后一直分居。她今年36岁，唯一的儿子在前不久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了，年仅18岁。他是她的一切。她常常跟他说话，好像他还活着。她形容他像朝霞一样美，就跟她自己一样，于是她给我留下了一幅美丽的肖像，我说她一定很美，她笑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越来越相互依赖，什么都谈。我们在大部分话题上看法相似，包括对战争的看法，我们开始读同样的书，以增加谈话的情趣。每天夜晚，不管多晚，我们都要通一次话。如果哪天我因事出城，没能通话，她就会埋怨说她那天晚上寂寞得辗转难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渴望见到她。我有时吓唬她说我要找辆出租车立刻奔到她跟前。可是她不允许，她说如果我们相见后发现此并不相爱，她会死掉的。整整12个月，我是在期待中度过的，我们的爱情虽然近在咫尺，却绕过了狂暴的感情波澜，正平稳地驶向永恒的彼岸。通话的魅力胜过了秋波和拥抱。
一天晚上，我刚从乡间赶回伦敦，就连忙拿起话茼拔她的号码。一阵嘶哑的尖叫声代替了往日那清脆悦耳的银铃声，我顿时感到一阵晕眩。这意味着那条电话线出了故障或者被拆除了，第二天仍旧是嘶哑的尖叫。我找到接线生，请求他们帮我查查格罗斯文诺8829的地址，起先他们不理睬我，因为我说不出她的名字。后来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接线小姐答应帮我查查。
“然可以，”她说，“你好像很焦急。是吗？嗯，这个号码所属的那片区域前天夜里挨了炸弹，号码主人叫……”
“谢谢，”我说，“别说了，请你别说了。”
我放下了话筒。
（沈东子译，有删改）
赵元任：“言有易，言无难”
苏金智
赵元任是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积极的提倡者与实残者。他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又喜欢做科学实验，经常观察天象，青年时代留学海外，与同时代的伙伴们一起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勤奋学习料学知识。大学时代学了数学和物理，研究生阶段学了大量的科学史．在大学和研究生学习阶段，他参与了“中国科学社”的创建，成为《科学》杂志的撰稿人并长期参与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胜利后，赵元任与血气方刚的同伴们提倡文学革命，认为只有规范祖国的语言，克服方言造成的语言障碍，书写口语中鲜活的白话，才能真正唤起民众，达到实现政治民主的目的。
赵元任一辈子写文章都是写大白话，创作的诗歌也大都是白话诗。他与五四时代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先行者们一道，共同开辟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新时代。他的音乐作品，饱含着对中华民族和广大民众深情的爱，充满着对反动统治者和日本侵略者刻骨的恨。
赵元任把学术研究转向语言学后，对语言文字进行了全面科学的研究，使之在我国成为一门现代科学。他发挥自己的特长，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分析语言结构成分，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方法。
赵元任用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解释语言现象，主要表现在语音学的研究上，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他还用化学的一些概念如“化合”“聚合”“离子化”“同位素”等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现象。
20世纪30年代初，赵元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建了语音实验室。语音实验室办公室共有四大间，在当时东南亚一带属于第一流。语音实验室的建造，从设计到绘制蓝图、购买仪器和各种设备，都由赵元任亲自策划。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赵元任还亲自监督，一边监工，一边做方言调查的准备工作。
赵元任在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的研究，同样表现出严谨的科学精神。他在美国学习期间，认真学习了和声、对位和作曲等课程，在其后音乐创作实践中严格遵循音乐创作的规律。
赵元任的音乐创作成就，被台湾音乐学家刘塞云誉为“五个第一人”：我国第一位能成熟运用西方和声和转调技巧的作曲家；第一位赋予钢琴伴奏特殊表现功能的作曲家；第一位特别重视声韵、词曲密切配合的作曲家；第一位用新诗来谱曲的人；第一位实际深入民间采风，运用民间素材进行歌曲创作的人。
赵元任在语言与音乐关系方面的研究，尤其在语言的声音高低与音乐的关系，词与曲的配合，歌词的读音等三方面都有精辟科学的论述。
赵元任具有完美的高尚人格，他那幽默诙谐的性格常给人们带来微笑与快乐。他经常把工作和游戏联系在一起，在工作中尽情享受人生的乐趣。他在语言研究中写下了多则著名的语言游戏诗，其中《施氏食狮史》至今还为人们所熟知。
赵元任从文字改革领域切入，把自己的终身事业定位在语言学。国语罗马字，是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该方案主要由赵元任设计，语言学专家团队讨论修订。虽然，国语罗马字最终没有成为新文字，但是它对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与应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对中华民族共同语的国内外传播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为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天的贡献。（有刪改）
汤一介，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汤一介于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
汤一介爱书，有一些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运的影响。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49年前，汤一介学习哲学，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岁时汤一介曾经写出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显露了作为哲学家的才华。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为北大哲学系资深教授。
汤一介的学生、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博1985年上了汤先生第一堂课，汤先生给他讲授魏晋玄学，讲课给王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博也成为众多弟子中陪伴汤先生走完最后一段路程的学生。
“先生刚毅木讷，温而厉。”因工作原因，王博与汤一介多有接触，在王博眼中，汤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用“严厉”来形容，一丝不苟，十分严谨，表达学术观点非常直白，待人接物非常温和，不管谁有需求，汤先生总是尽力满足。
2012年汤一介获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将他描述为：“汤一介先生力主思想对话，引领风气之先，传承中国学脉，执掌《儒藏》编修。他所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重启了传统文化热潮；他所主张的普遍和谐、中国解释学和新轴心时代，激活了融通中西的世界之中国；他所撰述的《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儒学史》，弥伦群言而精研一理，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
汤一介曾获得很多美誉，哲学巨匠、儒学泰斗、国学大师等等。对此，他同已故学者季羡林一样，坚辞拒绝。在汤先生看来，不仅他不是大师，这个时代也没有大师。他在《汤一介传》中说得很清楚：“我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有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的学术氛围不够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边是不能产生划时代的著作的。
汤先生在病中仍不忘文化复兴。今年6月19日，抱病在身的汤一介还出席了十卷本的《汤一介集》发布会，“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选自“人民网”）
【相关链接】①“汤一介为人谦逊，对人随和。他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宽厚诚信，不怕艰苦。生命中经历的那些坎坷挫折自不待言，但他始终以宽容心对待所有的人和事，始终认真扎实地治学。而在学术上，他高屋建瓴。此前我国只有道藏、释藏，并无儒藏。而汤先生意识到这一点，便组织编纂，耗费毕生精力。身体力行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了解中国文化。”（北大教授彭燕韩）
②“汤先生不喜欢让人称他为大师，我们叫他大先生，是因为他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他引领我们‘回家’。”（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
陈翰伯：文化的先行者
中国出版界有一位重要人物值得记忆。他重要的标志，不但在后30年，也在前30年；不但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他不但是一位政治的执行者，也是一位文化的先行者。他，就是陈翰伯。
20世纪30年代，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他曾与姚依林、黄华、黄敬等人一起，参与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他们经常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客厅中聚会，讨论时势与未来，陈翰伯也因此与斯诺结下友谊。他曾经陪同斯诺夫人尼姆·威尔斯到延安，拜见毛.泽东、朱德，为他们当翻译。1936年7月，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十余年间，陈翰伯作为一位“潜伏”的红色报人，用笔名王孝风、梅碧华等，写了许多好文章。他的公开身份是记者、编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需要做的是尽最大可能在报纸上登载国民党政府不愿意登载的消息，撰写社论、时评，婉转地策略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他不可能不暴露左派的面目，因而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1958年8月，陈翰伯奉命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十分注重文化传承的力量。他上任后首先跑到上海，找寻老商务留下的资料，恢复商务印书馆种种出版建制，延续“百年商务”文化香火。有趣的是，陈翰伯的这一份苦心，竟然在他文革时期写的一份检讨书中，清晰地表达出来。“我是复活旧商务的罪人，……我一九五九年在上海办事处查了很多材料，这些材料以后都运到北京，我请胡愈之等人做了馆史的报告，后来就设立了馆史研究室，举办展览会和六十五周年的纪念。与此同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多消息，到一九六二年，在我的招魂纸下，旧商务这具僵尸，已经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散发臭气，毒害人性。”这样的文字，读来让人心酸。
接手商务印书馆后，陈翰伯总是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们该奉献什么，我们能奉献什么。此后8年，可谓功勋卓著。汪家熔曾详细罗列出那个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重点图书项目：社会科学经典395种；经济学著作115种；政治学著作，不算大量提供给中央理论小组的，有93种；历史和历史学66种；工具书，包括修订《辞源》，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和《俄汉大辞典》等；此外，还有英、法、德、日、西、阿拉伯、越南、印尼等外语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和其他读物。正是这些图书的出版，托起了陈翰伯作为出版家的历史地位。
说到先行者，是说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是一个时代的启蒙者与引路人。略举两例：
其一，为国家开列辞书建设的书单。1972年，遭受迫害的陈翰伯从干校调回北京。1975年，着手制订周恩来总理在病榻上批准的“中外文辞书出版十年编辑规划”。那时，很少人相信这个规划能够实现；但是翰伯却固执地认为它可以实现，因为有人民。陈原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1975年，翰伯抓住这个机会，要进行一项规模宏大的基础工程。……13年的实践，证明这项基础工程对于国家现代化有多么巨大的意义；13年的事实，也证明翰伯的信心来自人民，是现实的。”
其二，创办《读书》杂志。《读书》创刊号发表了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在叫好声中，也引起了数不清的质疑。1981年4月，陈翰伯在亲自撰写的社论《两周年告读者》中，对这篇文章给予很大支持。文中写道：“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四人帮’垮台后，风沙虽然已过，不敢重开书禁的还大有人在。当时我们针砭时弊，喊出‘读书无禁区’，深受读者欢迎，我们非常感激。”《读书》就是这样，触摸时代最尖锐的问题，在社会大势中保持了自己的领先地位，成为一面旗帜。
(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陈翰伯(1914-1988)，中共党员，新闻家、编辑出版家、国际问题评论家。解放后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人民出版社领导小组组长、文化部出版局局长、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务。(摘自“百度百科”)
②在政治运动中，一批学者和翻译家被划为“右派”，丧失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权利。陈翰伯曾冒着很大的风险，卷着铺盖到北大“蹲点”，按照拟定的学者名录一个个寻访。众多“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得以出山，担当古典名著的翻译工作。这段经历当时虽未给陈翰伯带来大的影响，但在“文革”中，陈翰伯没能躲过打击，被批判为“招降纳叛”。(摘自吉祥《陈翰伯是谁？》)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美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摘编自韩石山《揭秘徐志摩的另一面》、孙晓娅《读懂徐志摩》等，有改动)
相关链接
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
(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
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
(谢冕《云游》)
老宅（节选）
王安忆
①一九四四年秋末，陈书玉历尽周折，回到南市的老宅。这一路，足有二月之久。自重庆启程，转道贵阳，抵柳州，搭一架军用机越湘江，乘船漂流而下，弯入浙赣地方，换无数货客便车，最后落脚松江，口袋里一个子不剩，只得步行，鞋底都要磨穿。但看见路面盘桓电车轨道，力气就又上来。抬头望，分明是上海的天空，鳞次栉比的天际线，一层层围拢。暮色里，路灯竟然亮起来，一盏，两盏，三盏……依然是夜的眼，他就要垂泪了。
②废墟上亮起一星点火，洇染开一圈，火上的瓦罐突突地小沸，有食物的香甜弥漫在空气里，他吸吸鼻子，辨出南瓜的气味。映着幽微的光，面前呈现一片白，这一片白仿佛无限地扩大和升高，仰极颈项，方够着顶上一线夜天，恍然悟到，原来是宅院的一壁防火墙，竟然还在-—从前并不曾留意，此时看见，忽发觉它的肃穆的静美。他不过走开二年半，却像有一劫之长远，万事万物都在转移变化，偏偏它不移不变。
③从防火墙下走，顺时针方向到西门，抬手一推，推不动。门上挂了锁，托在掌上，沉重得很，是原先的旧锁，又是一个竟然，竟然完好如故。停一停，退后两步，张开双臂，一臂扶墙，一臂扶墙边柳树，再原地一跃，两脚就分别撑在墙面与树干，离地三尺，噌噌数步，又上去三尺，就到地方了。一番摸索，脊背就迸出热汗，脑穴处则通电般一凉，摸到什么？钥匙！鸟雀都换了族类，可钥匙原封不动。举起手，握紧了，腿脚却软下来，溜到地上，站不起身，就抱膝坐着。这把钥匙是叔伯兄弟几个为各自晚归设的约定。家中规矩，晚十点即闭户，关前后门，此西门平素不进出，常年挂一把铸铁大锁，于是，偷出铁锁钥匙，私配一件，藏在树洞内。
④推进门，抬头望一眼，只见防火墙剪开夜幕，将天空分成梯形两半，一黑一白，月亮悬挂在最高的梯阶上，像一盏灯。门里面，月光好像一池清水，石板缝里的杂草几乎埋了地坪，过厅两侧的太师椅间隔着几案，案上的瓶插枯瘦成金属丝一般，脚底的青砖格外干净。他看见自己的影，横斜上去，缀着落叶，很像镂花的图画。走上回廊，美人靠的阑干间隔里伸出杂草，还有一株小树，风吹来还是鸟衔来的种子，落地生根。回廊仿宫制的歇山顶，三角形板壁上的红绿粉彩隐约浮动。跨进月洞门，沿墙的花木倒伏了，却有一村芭蕉火红火红地开花，映着一片白——防火墙的内壁。天井的地砖，覆了青苔，厚而且匀起着茸头，亮晶晶的。两口大缸被浮萍封面，面上又盖了落叶，青黄错杂，倒像织锦。
⑤他立在天井中央，看自己的影。这宅子走空有多时了，有在他之前走的，又有在他之后；有往南，有往西，还有往东——两年中，他收到过父亲一封信，途中不计经历多少时间，多少不知名的地点，信中所写都是迟到的消息。现在，一宅子的人都走净了，留下无限的空廓。昆虫啁啾，树叶扑簌簌划拉，窗扉和门轴时而支扭，野猫倏地跃下，脚爪柔软着地，还有一种崩裂的锐叫，来自木头的缩胀，由气候的干湿度引起……这是静夜的声音，老房子的低语。这幢木结构的宅院，追究起来，哪里是个源头！榫头和榫眼，梁和椽，斗和拱，板壁和板壁，缝对缝，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小孩子的梦魇里，就像一具庞太的活物。诸暨籍的奶娘拍哄夜哭郞：再哭，山魈来吃你！奶娘夜黑说，早起忘，没有人去向她询问。天光大亮，院子里四处起烟，各房的老妈子争洗脸水；小孩子抢夺淘箩里的粢饭团，咬着上学堂；车夫敲着门，先是夫人应，然后一窝蜂上，都说自己要的洋行上班的车；自来水开足了，哗哗淌；好天气，都要晒被褥棉花胎，女人们的战争就开始了。也不知道怎么一来，戛然间，尘埃落定。
⑥老宅也算得上一处记录，无奈砖石土木的构造也并不比纸坚固多少。木的迸裂，从记忆的隧道清脆传出来，既是熟悉，又陌生。他回家了，却仿佛回到另一个家。挪步上台阶，推门，门不动，晓得是从里面插上。透过门窗雕饰的镂空望进去，依然旧摆设。堂案上列了祖宗牌位，两尊青花瓷瓶，案两翼的太师椅，一对之间隔一具茶几。镂刻的门窗投在石台阶，花影幢幢。花影里移过去，移过去，忽然不见了，原来进去夹墙里。央墙底处，一扇窄门，推开来，一团漆黑扑面。他到了楼上阳台，沿阳台走一圈。楼上的房间全下了百叶窗，依次推过去，有一扇活动，下力摇几摇，插销脱落下来。慢慢打开，手撑住窗台，一条腿先上去，另一条再上去，进去了。是祖父的屋子，一个统间，前面卧房，后面书房。他不记得什么时候曾经来过，其实，连祖父的面容都是模糊的。时代将人世划分成两边，这边是过去那边是现在，陈书玉逐渐意识到，界限是难以逾越的，那边的生活新鲜活跃，生机勃勃，他也想介入呢，事实上，过不过得去不由自己说了算。
⑦拉开百叶窗，透进光，已是中天的月亮，将窗棂照得通明。撩起夏布蚊帐，坐进去，摸出口袋里半张面饼，干咽着。蚊帐里有一股艾草的气味，居然渗漏过战时的岁月，存留下来。吃完饼，褪去胶鞋，和衣躺下。绿豆壳的枕头芯子，沙啦啦地轻响。翻身侧睡，手在枕后头摸到一柄折扇，展开，看不清字迹，但有墨的余香，不由想，祖父在什么地方，还有父亲母亲，又在哪里?曾以为，是那宅子，和宅子里的人拖累他，但好友的遭际却让他怀疑起来，分明感觉有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暗中起着作用，就像水底深处的潜流，这股力量的名字叫“宿命”。思绪变得轻而且薄，升上去，飘浮在帐顶底下，罩着他。更声敲响，不知梦里还是醒里，过去还是将来，他乡还是故乡，再有，那打更的人，是原先的一个，或者另一个?
（节选自王安忆《考工记》第一部分）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中国核潜艇之父：用算盘拨出091潜艇水滴外形
“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在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现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简短的话语字字铿锵。
从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30年隐姓埋名，黄旭华终于实现了儿时造船强国的梦想。
“拿着算盘算数据，上艇设备必过秤”
1958年，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为攻克难关，黄旭华和同事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向前。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拥有最完美的流线，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年美国为实现水滴型构造，谨慎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置装在常规线性潜艇上，同时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在两者都成功的基础上，最后结合成核动力水滴线型试验艇。
中国该怎么办？是一步到位，还是也要“三步走”？黄旭华大胆提出，“必须三步并作一步走”。既然国外已成功地将水滴型艇和核动力结合，就说明这条路切实可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只能少走弯路……”
纸上得来终觉浅。要使想法变成现实，除了大胆，还要苦干。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黄旭华带领同事仅用3个月就提出5个弹道导弹核潜艇艇型方案。方案一出，黄旭华又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试验室。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除此之外，黄旭华还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技术问题。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知道艇体和设备的精确重量、确保重心稳定？黄旭华要求，所有设备都要过秤。在之后数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斤厅计较”使得排水量达4000多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完全吻合。
为了中国的核潜艇，新婚不久，黄旭华告别妻子只身来到风暴经常光顾的试验基地。后来他干脆把家也搬到了荒凉的小岛。他说荒岛上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平时，他没时间回家，大地震也顾不上回家。女儿说他是“到家里出差来啦”，妻子说他是“客家人”。是的，为了艇上千万台（件）设备，上百千米长的电缆、管道，他要“网络”全国24个省市的2000多家科研单位，工程复杂，牵涉面广，难度可想而知。那时没有计算机，他和同事们用算盘和计算尺演算出成千上万个数据，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终于，中国的核潜艇搞出来了。
1970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出水面时，黄旭华难掩欣喜和激动，一任幸福泪水长流……毕竟是他和同事们，呕心沥血书写了共和国核潜艇从无到有的历史！
“骑驴找马做研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从荒岛上起步。一首打油诗这样描述该岛：风沙大，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黄旭华带领同事当“挑夫”。他利用出差机会，从外地带肉、油、米等食品返岛。最厉害的“挑夫”曾经一个人带回重达150斤的包裹。黃旭华自豪地说：“大家以苦为乐，互相关心，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科研手段和科学设施也是一片空白。一代艇上马时，我国的科研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并不足以支撑核潜艇研制。但研制工作“三项原则”明确指示：要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要求与现实形成了尖锐对立，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干还是“人定胜天”地蛮干下去？黄旭华提出“骑驴找马”策略：即便驴都没有，也要两条腿先走起来。
为确定水滴型潜艇水下的机动性和稳定性，黄旭华在试验室一待就是小半年。但那个水池不到百米长，有些试验根本无法完成。黄旭华就提出，利用人工增加截流的方法加大阻力系数。在这个水池旁，黄旭华反复进行了各种艏端线型和艉端线型模型试验。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做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所有参试人员明白，中国只有常规潜艇下潜经验，而核潜艇要复杂得多危险得多。20 世纪60年代，美国的“长尾鲨号”就是在深潜试验时，下去后再没有上来，艇上120多人全部葬身海底。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眼……”深潜日期越来越近时，参试艇队里有人唱起了当时的流行歌曲《血染的风采》，队伍中弥漫着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氛。黄旭华心想，极限深潜试验本身确实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如果战士们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去执行任务，就更加危险。
“这首歌很好听，我也喜欢唱。但是这次我们要唱‘雄赳赳，气昂昂，开过鸭绿江’，去把实验数据成功拿回来。”黄旭华亲自去和战士们座谈，缓解紧张情绪。接着，他语气坚定地说，“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这句话立即威震全场，让悲壮气氛一扫而光。
终于，试验成功了！黄旭华，这位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春节不回家团圆，忙得连娘也不看望”
如今，黄旭华的大女儿也退休了。但每天清晨，88岁高龄的黄旭华都要去上班。“现在不行了，看书要老花镜和放大镜叠在一起才行。”右耳丧失听力，但他依然坚持上班，且常常最后一个下班。“我现在只能上半天班，只做‘场外指导’，让年轻人放胆去干。”
被抽调参加核潜艇制造工作之初，需要高度保密，黄旭华逐渐减少了和家人朋友的联系，整整30年没有回过广东老家。为数不多的家信中也只能告诉父母自己在北京工作，但单位、地址和具体内容一个字不能透露。
20世纪70年代，黄旭华的父亲去世。当时，他忙于工作，无法回去奔丧。每年过春节，家里的人聚在一起，只有他这个“三哥”永远缺席，大家都会对他有所埋怨：“不知道在做什么，忙得连娘老子都不看了！"1988年，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回到广东老家，母亲已93岁。
“我们家这位先生，我只记得他买过一次菜。”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说，婚后不久，黄旭华就离开了家，直到6年后才聚到一起。“他在家的时间很少，就算在家也什么都不管，是个甩手掌柜。”“他这辈子，连双袜子都没自己买过，全忙在工作上了。”李世英说，黄旭华生活简单随意，从不计较。“就说理发吧，他嫌排队浪费时间，即使头发很长了也不去理。我就买了剃头刀，给他理发好几十年了。”
“我很感谢她，这么多年能理解我、支持我，还甘愿挑起生活重担。”黄旭华由衷地说，“这辈子没有虚度，一生都属于核潜艇、属于祖国，我无怨无悔！”
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
陈芳 董瑞丰 刘宏宇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为崇山峻岭间的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调试期的“天眼”已经一口气发现多颗脉冲星，成为国际瞩目的宇宙观测“利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
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看似一口“大锅”，“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它有着超高的灵敏度和巡天速度。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5倍。随着“天眼”落成，中国射电天文学“黄金期”正在开启，越来越多国际天文学专家加入中国主导的科研项目。
20多年前，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1993年的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此召开。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
“天眼”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在“天眼”馈源支撑系统高级工程师杨清阁的印象里，这个工程大到“漫山遍野”。这又是一个多细的工程？“600 多米尺度的结构，馈源接收机在天空中跟踪反射面焦点的位置度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杨清阁说，“南老师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用漫山遍野的设备和零件建起这口精密的‘大锅’。”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做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扛起这个责任。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也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72岁的“天眼”工程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砂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大窝凼。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发文章和研发科学重器比较，哪个对科技的实质进步更重要，我选择后者。”南仁东总是这样说。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是选择‘天眼’还是多活10年，他还是会选择‘天眼’。”
他一心想让“天眼”尽快建成启用。“天眼”的英文名字FAST，正是“快”的意思。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如果将地球生命4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广袤无垠的太空。”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桃花源里的陶渊明
路过
陶渊明，东晋大司马陶侃重孙，其父为安城太守陶逸，在这样一个世家里，先祖的丰功伟绩激励着陶渊明，他后来曾写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良好的家教熏陶下，陶渊明学习很努力。八岁的时候，陶渊明的父亲死了，只好与母妹三人一起，投靠外祖父孟嘉。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据说是“好酣酒，至于忘怀得意，旁若无人”的，颇有魏晋名士风范，而这位野逸散仙般的老先生也成为陶渊明学习的榜样，在归隐后的陶渊明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孟嘉的影子。
陶渊明长大了，就搬出外祖父家单过，在陶家园盖了几间房子和老母同住。这期间，主要是在家读书和出外游学。祖上留下来的一些积蓄逐渐耗尽，亲友接济也逐渐不支，生活每况愈下。而且家里也已经没米下锅，学而优当仕，陶渊明决定外出做官。这个时候正是东晋末年，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陶渊明的仕途生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公元393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王凝之（王羲之的儿子）手下谋了一个祭酒的差事。可惜好景不长。王凝之这人脾气不好，喜欢用鼻孔看人，可陶渊明官职虽小，也是有傲骨的，四个鼻孔相对，两个人隔阂日深。陶渊明心灰意冷，不久就“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了，第一次仕途结束。
公元400年，陶渊明三十五岁，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来到荆州，投靠到荆江二州刺使桓玄门下做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有个要命的想法——做皇帝。陶渊明毕竟是正统文人，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当然不想趟这造反的浑水，恰恰这年冬天，陶渊明母亲去世，于是以母丧辞官，第二次仕途结束。
公元402年，桓玄举兵攻入东晋首都建康，改国为楚。公元405年，刘裕在家乡京口起兵攻击桓玄，陶渊明很高兴，马上去投奔刘裕，并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这一年，刘裕击败桓玄，扶保司马德宗登基，紧接着司马德宗将皇位禅让给刘裕，刘宋王朝诞生，南北朝开始。论功行赏，刘裕却仅仅封陶渊明做了一个无职无权的镇军参军。
陶渊明对刘裕是颇有几分崇拜的，但骨子里的正统思想却使得他对刘裕的“谋朝篡位”颇有不满，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作用下，眼里的刘裕就有了许多异样的味道，刘裕对陶渊明这样的心态自然也是洞若观火，所以当然也不会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中写道：“日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三月，上表辞官，马上被批准。再回家种地。
还是公元405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
这次到任应差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计，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连酒都好久喝不上了……”
但干到第八十一天，浔阳督邮要来视察，手下说：“您得穿戴整齐了，去跪迎上差。”这时候，陶渊明心中多年的郁结和文人傲骨终于爆发：“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是陶渊明第四次辞官，也是最后一次，十三年的仕宦生涯结束了。
幸甚啊，幸甚！归去来！
魏晋文人洒脱飘逸的风骨对他影响颇大，陶渊明这年为自己更名为“潜”，并开始与佛道隐士来往，思索感悟，在自然天地中体会自然化生，天人合一的快乐。终于得出结论，要“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了，这时候的陶渊明终于不再是一个半吊子政客，半吊子侠客，而成长为我们心目中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了。以此为节点，把陶渊明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段。
陶渊明归隐之后，过着“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生活，每天就是流连山水田园、饮酒、吟诗。与当年龌龊官场一比，真有重生之叹，这时候的陶渊明知道，这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生活。
他以诗明志：“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就是说过去错了，对仕途彻底绝望了。陶渊明归隐后有自得与快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同时也有抑郁：“……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丰收的年头，陶渊明家会酿几大缸米酒，朋友来了，则必饮，一般总是老陶先醉，醉前会说：“我要醉了，不送你了啊，自己走好。”真是可爱极了。歉收的年头，老婆孩子都一脸菜色，酒就没了。这时候也有朋友送他些钱米，也有的就请他过去，说是谈谈诗什么的，实际上就是想让陶渊明一醉。陶渊明曾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感叹：“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生活的确时有艰难，但归隐后的陶渊明，在大自然的山山水水里，最终得到了畅快淋漓的自由，他的诗章也在这个时期达到了最高境界，我们记住并且欣赏的也正是归隐后的田园诗家陶渊明：
《归园田居》里，他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五柳先生传》里“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已。”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
桃花源是一个抛却利禄功名后才能进去的一个弥漫花香的所在，桃花源是个大美的所在，在陶渊明描写的世外桃源里，人们自由和平，天性真纯。成为历代中国文人心灵的寄所，成为一个代表“田园隐逸”的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