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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饶宗颐

余秋雨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还断言：只要香港有饶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这位饶公，就是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饶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人称“业精六学，才备九能”。

然而，谁会相信，这位顶着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耶鲁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北京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头衔的大学问家，竟是从广东潮州走出来的一名初中生!

少年早慧的饶宗颐，20岁出头因整理发表了父亲的遗著《潮州艺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为中山大学的研究员。当时，日军已经南侵，中大迁往云南。在赴聘途中，饶宗颐大病一场，滞留在香港。没想到，这场大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香港，他有机会结识了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学者王云五和叶恭绰，从而正式步入国学研究的大门。

而这场大病，是饶公此生唯一害过的一场大病。因此，对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认为，这是一种缘分。

饶宗颐治学，涉猎领域很广。季羡林先生曾将饶氏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后来郑炜明先生更是添加补充，细分为十五类。儒学、道学、佛学，诗、词、文、史，目录、考古、敦煌学，音律、书法、绘画、甲骨文，饶公样样都有研究；时间跨度更是惊人，从上古到明清，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涉猎。哪来的这么广泛的兴趣、这么旺盛的精力?

饶宗颐的回答是：得益于从小文化空气的“熏蒸”，正如林语堂所言，学问是像熏火腿一样“熏”出来的。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把读书当成了玩耍，用的时间比在学校上课的还多。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可以一边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里面逛。

治学的博与专，是一对矛盾，很难兼得，但饶公做到了。在一些领域，他占据了开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震惊了国际学界；他的《梵学集》，也开辟了该领域中国学术研究的新天地。为了达到“专”，饶公不顾一切地“往里钻”。像梵学，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从40多岁开始埋头学习梵文，一学几十年，可以朗朗而读。饶公说，我的梵文是与一位印度学者“换”来的。50年代末，那位在内地留学过的学者提出向我学《说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学学梵文，于是与他讲了条件：用《说文解字》交换梵文。此后几年间，我们互为老师，都学到了想学的东西。

支撑饶宗颐在学术方面锲而不舍深钻的，是一种“求阙’’精神。饶公说，‘‘求阙’’是曾国藩的话。他认为做人、做学问，都要“求阙”。“阙”同现在的“缺”，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实际上，天下万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补齐，可事实上永远也补不齐，这样就会永远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饶公是史学家，他说，最令我兴奋的是今天中国不断地有很多新东西（出土文物）从地下冒出来了。而这些东西又带出了许多新问题，需要解答。比如，遇见冒出来的东西以后，发现有的文字与我们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责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别人有没有兴趣，我不管；别人说·这个毫无用处，没有意思。我不理，我对它有兴趣，我就要研究。价值这个东西很难讲，我看有价值，别人看毫无价值。在学术上，越有争执的东西，越需要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就是要找出这个“道理”来。

了解饶公的人说，别看他是国学大师，但他一点也不迂腐、守旧，开拓精神极强。他周游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国学，不仅从中国古籍中找材料，还密切关注着考古的新发现。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证以往古文献资料的研究结论，并进一步取得新的重要发现。他借鉴西方汉学家研究方法，从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汉学研究的视野。他还利用敦煌写卷的新资料，深入研讨诸多史学之谜；通过“比较古文字学”，探索远古中外文化交流问题。难怪季羡林教授称其在掌握材料、运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无涯的学问，于是饶宗颐做到了既博又专。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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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如灯

铁凝

上世纪70年代初，在我的少年时代，中国的大门还没有向世界打开。当时有一部名叫《看不见的战线》的朝鲜电影，影片中一位化装成教师模样的韩国越境特务手拿一本书，和朝鲜的暗藏特务对接头暗号：

问：你拿的是什么书？

答：歌曲集。

问：什么歌曲？

答：《阿里郎》。

这段对话在中国的中学生中广为流传。上课时常有学生压低嗓音问旁边正在阅读课文的同学：“你拿的是什么书……”

到了21世纪初，有媒体让我举出青少年时期对自己影响最深的两本文学作品，前提是只举两本，一本中国的，一本外国的。这要求有点苛刻，尤其对于写作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怕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的少年时代，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鄙视知识、限制阅读的文化荒凉的时代。又因为出身灰色，内心总有某种紧张和自卑。我自幼喜欢写日记，在那个年代，日记都是成了“忏悔体”了。我每天都在日记里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期盼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人。实在没有错误，还会虚构一点写下来——不知这是否可以算作我最初的“文学训练”。偶尔的快乐也是有的，比如看了朝鲜电影，没完没了地模仿其中特务间的接头暗号：“你拿的是什么书？……”这几句平淡的对白之所以被我长久地记住，是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太过贫乏了吧。但我仍然觉得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这对白里毕竟还有几分属于文学的美感，比如歌曲集和阿里郎。我喜欢阿里郎的发音，就像我喜欢耶路撒冷的发音。类似这样一些词的发音给我的唇舌和声带带来了一种无法言表的愉悦和快感。当然，在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所能看到和听到的文艺作品更多的是愤怒、仇恨以及对个体的不屑。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读到一部被家中大人偷着藏起来的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记得扉页上的题记是这样两句话：“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没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这两句话使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一时间我觉得这么伟大的作家都说连英雄也可以有卑下的情操，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呢。更重要的还有后面一句：“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正是这两句话震撼了我，让我偷着把我自己解放了那么一小点又肯定了那么一小点，并生出一种既鬼祟又昂扬的豪情，一种冲动，想要去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所以我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那个特殊年代，对我的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初次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这魅力照亮了我精神深处的幽暗之地，同时给了我身心的沉稳和力气。另一本中国文学，我觉得是《聊斋志异》。在那个沉默、呆板和压抑的时代读《聊斋》，觉得书中的那些狐狸，她们那么活泼、聪慧、率真、勇敢而又娇憨，那么反常规。作者蒲松龄生活在同样也很压抑的清代，他却有那么神异、飞扬、趣味盎然的想象力，他的那些充满人间情味的狐仙鬼怪实在是比人更像人。《聊斋》里有一篇名叫《婴宁》的小说当时我读过不止一遍。在中国古代小说里，如果哭得最美的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那笑得最美的就是狐仙婴宁。她打破了中国封建时代少女不能笑，不敢笑，甚至不会笑的约束和规矩，她是天生爱笑，笑起来便无法无天，率性自由，哪怕来到人间结婚拜堂时也可以笑得无法行礼……正是这样一些善良的狐狸洒脱而又明亮的性情，她们的悲喜交加的缠绵故事，为我当时狭窄的灰色生活开启了一个秘密而有趣味，但又不可与人言的空间。这就是在我的青春期文学给我的恩泽和“打击”，这“打击”具有一种宝贵和难忘的重量，它沉入我的心底，既甜蜜又酣畅。                            

（本文是作者在韩国首届东亚文学论坛上的讲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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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地一声雷，震动了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狠心的恶霸冯兰池，他要砸掉这古钟了！”

    那时，小虎子才十五岁，听得镇上人们为这座古钟议论纷纷，从家里走出来。宅院后头，不远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堤，是千里堤。堤上有座河神庙，庙台上有两棵古柏树。这座铜钟就在柏树底下，戳在地上有两人高。伸手一敲，嗡嗡地响，伸开臂膀一撞，纹丝不动。

    根据老人们传说，这座钟是一个有名的工匠铸造的。钟上铸满了细致的花纹：有狮子滚绣球，有二龙戏珠，有五凤朝阳，有捐钱人家的姓名住址，还有一幅“大禹治水图”。钟上还刻着些文字：“大明朝嘉靖丙午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铸钟为证……。”乡村里人们喜欢这座古钟，从大堤上走过，总爱站在钟前仔细看看，伸手摸摸。年代远了，摸得多了，常摸的地方，锃明彻亮，如同一面铜镜，照得见人        影。能映出向晚的霞光，早晨的雾露，雨后的霓虹，也能映出滹沱河上的四季景色。不常摸的地方，如同长了一层绿色的釉子，紫黝黝的。

小虎子听得说，要为这座古钟掀起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一片好奇心，走上千里堤，看了一会子古钟；伸出指头蘸上唾沫，描画钟上的花纹。他自小就为生活忙碌，在这钟前走来走去，不知走过了多少趟，也没留心过钟上的花纹。心里想：“怪不得，好大的一座铜钟哩！也闹不清能卖多少钱，也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他看完了钟，一口气跑下大堤，走回家去。一进门，听得父亲响亮的喊声：“土豪霸道们！欺侮了咱们几辈子。你想，堤董他们当着，堤款被他们吞使了。不把堤坝打好，决了口发了大水，淹得人们拿不起田赋银子，又要损坏这座古钟！”

    另一个人，是父亲的朋友老祥大伯的声音，说：“又有什么办法？人家上排户商量定了，要砸钟卖铜顶赋税。也好，几年里连发几场大水，这个年月，一拿起田赋百税，还不是庄园地土乱动？”

    小虎子听得两个人在小屋里唉声叹气，他扒着窗格棂一望，父亲坐在炕沿上，撅起小胡髭，瞪着眼睛生气。老人家听得老祥大伯说，猫着腰虎虎势势地跑前两步，手掌拍得膝盖呱呱地响，说：“我那大哥！这你还不明白？那不是什么砸钟卖铜顶田赋，他是要砸钟灭口，存心霸占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官地！”

    老祥大伯从嘴上拿下旱烟袋，扬起下巴眨巴着眼睛，想了老半天，豁地明白过来，呆了半天才说：“可也就是！自从冯兰池当上堤董，把官地南头栽上柳树，北头栽上芦苇。那林子柳树也多老高了。看起来他是存心不善……”说到这里，就沉下了头去，把下巴拄在胸脯上，反来复去思忖了老半天，又猛地抬起头来说：“可谁又管得了？”

    父亲忽地把脸庞向下一拉，说：“谁又管得了？我朱老巩就要管管！”

    老祥大伯张开两条胳膊，往天上一挥一扬地说：“管什么？说说算了，打官司咱又打不过人家。冯兰池是有了名的刀笔，咱是庄稼脑袋瓜子，能碰过人家！”

    父亲听了直是气呼呼的，血充红了眼睛，跺着脚连声说：

    “咱不跟他打官司，把我这罐子血倒给他！”

    朱老巩是庄稼人出身，跳跶过拳脚，轰过脚车，扛了一辈子长工。这人正在壮年，个子不高，身子骨儿结实，怒恼起来，喊声象打雷。听得说冯兰池要砸钟灭口，霸占官产，牙关打着得得，成日里喊出喊进：“和狗日的们干！和狗日的们干！”不知不觉，传出一个口风：“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四十八村人们的愿望，出头拼命了！”

    那天黄昏时分，朱老巩坐在河神庙台上，对着那座铜钟呆了老半天，心里暗想：“顶公款！就等于独吞，我不能叫冯兰池把四十八村的公产独吞了！”看看日头红了，落在西山上，夜暗象灰色的轻纱，从天上抛下来。他一个人，连饭也没吃，走到小严村，去找严老祥。老祥大娘正点着灯做晚饭，看见朱老巩走进来，低下头坐在台阶上。她说：“老巩！算了吧，忍了这个肚里疼吧！咱小人家小主的，不是咱自格儿的事情，管的那么宽了干吗！”

    朱老巩说：“一听到这件事情，我就心气不平。冯兰池，他霸道惯了！”

    老祥大娘说：“算了吧，兄弟！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还能改变了这个老世界？”

    朱老巩说：“不，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咱就得跟他分说清楚！”说着话，看看天色黑了，严老祥还不回来，他又拿起脚走出来，老祥大娘叫他吃了饭再回去，他也没有听见，一股劲走回锁井镇。    

（节选自梁斌《红旗谱》第一章，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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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的外交活动

作为清朝第一任驻日使参赞，黄遵宪表现出很强的历史责任感，除协助公使处理外交事务外，他“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黄遵宪不愿埋首经籍，主张“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走经世致用之路。为了澄清过去封建士大夫对日本的糊涂观念，“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该书以“史家纪述，务从实录”为指导思想，力求客观地向中国人全面、准确地介绍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显然，黄遵宪想要通过叙述日本明治维新的改革历史，为中国的改革提供借鉴，书中以叙述日本历史为经，以评论古今得失为纬，用“外史氏曰”的形式，阐发他的见解，从而把自己的改革思想糅合进日本史的叙述之中。

1891年11月1日，黄遵宪被任命为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到任后，他详察南洋各岛情形，体察侨民疾苦，并着手改善侨胞待遇。当地英国殖民者设立的华民政务司“名为护卫华人，实则事事与华人为难”，甚至敲诈勒索。黄遵宪一面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斗争，一面将《大清律例》中有关财产各条抄出，并译成英文，要求总督交给华侨聚居地承审官“一体遵办”，以保护华侨的财产。同时，黄遵宪还提倡发展华文教育，改会贤社为图南社。他亲任社长，拟定学规，每月设定课题，鼓励南洋诸生学习中国文化，研究地方礼俗，关心民事民疾，当他卸任归国时，门生潘百禄在《送黄观察公度夫子返国》一诗中，用“遂令蛮貊文明开”、“无异岭表韩公来”表达对老师的赞誉之情。

《马关条约》签订后，准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日双方进行具休交涉时，黄遵宪受委派主持苏、杭两地谈判事宜。他谈判的对手是日本著名外交家珍田舍已。当时，珍田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要求在苏、杭开埠，专界专管，并且蛮横地说：“奉本国政府接收专管租界之命，但求按约指地。”黄遵宪毫不示弱，不为其气势所慑。他援引《马关条约》条文，指出“新约所评，只许通商，遍查中文、日文、英文，并无许以苏州让给一地，听日本政府自行管理之语”，拒绝了珍田的无理要求。他又亲自草拟《商埠议案》，凡是《马关条约》文本语焉不详的地方，只要是有有利于挽回中国自主权利的，“无孔不钻”，“无微不至”，从而有理有利有节地挫败了珍田舍己的嚣张气焰，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情势下为中国争了口气。

黄遵宪在《上某星使论外交家尽职书》中，把他十几年间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总结为“挪展之法” “渐展之法”和“抵制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之法”。因为在他看来，当时清朝处于列强环视之下，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祸害多年，在对外交涉中只图能多挽回些利权，以保国民生计。又因为在弱肉强食的竞争原则下，弱国无外交，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就不能不讲究策略。他阐述说：“于固执己见，则诿以彼国未明我意；于争夺己权，则托于我国愿同协力；于要求己利，则谬谓两国均有利益，不斥彼之说为无理，而指为难行；不以我之说为必行，而请其酌度。”即在谈判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把事情弄僵，贻误全局，一定要掌握好谈判分寸，应想方设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又不至于使对方下不了台，交不了差。黄遵宪继续阐述说：“不以彼不悦不怿而阻而不行。言语有时而互驳，而辞气终不愤激；辞色有时而受拒，而请谒终不惮烦；议论有时而改易，而主意终不游移。将之以诚恳，济之以坚贞，守之以含忍。”黄遵宪认为，凡此种种交涉手段和谈判策略，最终是要达到使“吾民受护商之益”，即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的目的。

(摘编自郑海麟《黄遵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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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烟的父亲

韦　名

　　父亲烟瘾特大。母亲说,嫁给父亲一辈子,就没见父亲睡过一个安稳觉,他一个晚上不起来抽三五支烟保准天不会亮,放在白天,常常是烟一根连一根,父亲管叫节约柴火。母亲去世后,父亲进城里来住,父亲的烟瘾还是很大,常常抽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夏天家里开空调,父亲只好自个儿每隔十几分钟就从舒舒服服的屋子溜出去,到阳台上去过瘾。对着炙人的太阳,叼着烟的父亲那陶醉的样子,真像是拾了金元宝。烟抽多了,痰自然多。父亲咳得相当厉害。可对着光彩照人的抛光砖铺就的地板,父亲不敢像在家里一样随地吐痰,父亲于是老跑卫生间。

因为父亲有这老改不掉的不良习惯,在城里,我一般不敢带父亲出门。父亲来住了三几个月,老嚷这边不舒服那里不痛快。

那天,刚好我有空,我想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身体。医院离家较远,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小时。出门前,我又交代父亲不能在公共汽车上抽烟吐痰。父亲一听一个多小时要忍这么多事,便不想去看医生。

百般哄劝,父亲才同意出门。

上车时,人多。我和父亲都站着。

一路上,我一直担心父亲会随时忍不住抽烟吐痰。

几次,我见父亲清了清喉咙,我便赶紧拉了拉父亲的衣角。

父亲回头望望我,“嘿嘿”笑了一下,极不自然。

终于忍到车站,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便伸进口袋掏烟。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到了脸上。突然,父亲咳了一下,我意识到父亲的一口痰便要迫不及待地飞流直下。对着满街的人群,我窘了,赶紧从口袋里掏纸巾给父亲……

可是,父亲还没从我手中接过纸巾,一口浓痰已经吐出来了……那口浓痰却落进了父亲空了一半的烟盒子里。

我愣了一下,对父亲笑。

父亲望着整洁的街道,也“嘿嘿”地笑,“吐下去可惜了。”

父亲把沾满黄痰的半包烟扔进垃圾箱时,一脸却是讪讪的。

回来时,车站里很多人在挤一辆刚靠站的公共汽车。父亲忽然拉着我朝人堆里挤。

我最讨厌人家不排队没秩序乱哄哄地挤公共汽车,我冲父亲嚷:“挤啥挤!”

“不挤,位子光了。”父亲不满地对我说。

让年过花甲的父亲和我一道站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我突然生出一丝愧疚……

这时,父亲已和蜂拥着的人群一起挤上了公共汽车。上了车,父亲迅速在车厢里抢座位。父亲在一张双人凳子上坐下时,还不忘用右手放在另一个座位上,为我也霸一个座位。可说时迟那时快,父亲的右手还没在座位上放稳,一个小伙子已一屁股坐到父亲的右手上,痛得父亲“哇”的一声叫唤。

车一站站停,人一茬茬上,车厢内人越来越多,我被挤到了车厢尾部。

站在车厢尾部,我担心坐着的父亲“条件”宽松了会做出不合时宜的事来,一直张望着父亲,一颗心也一直悬着。

车摇摇晃晃又到一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艰难地挤进车厢。尽管老妇人友善地朝着她身边坐着的人笑,可就是没人站起来为她让座。

这时,我见父亲倏地站了起来,粗着嗓门用不大标准的普通话喊老妇人:“这便(边)坐!”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父亲。父亲那头几乎和老妇人一样花白的头发在车厢里异常耀眼。

父亲和我站着到了家门口。父亲刚下车站稳,右手又伸进口袋掏烟。一包新买的红双喜在医院已被父亲抽了大半。

烟叼上了,父亲的陶醉又写回脸上。还没听到父亲的咳嗽声,我已把纸巾递到父亲手中……

“爸,你这么大年纪让座,想博人家喝彩”我调侃父亲。

“你没见那老女人站都站不稳。我可比她硬朗多了。”

“那你既然要让座,上车时何苦要抢座位”

“……”父亲沉默了一阵,“嘿嘿”笑,“让别人悠着坐着,还不如自己坐着。这不,我博人喝彩了!”

父亲一脸的得意。

父亲住了不到半年就回乡下了。

父亲走时怕我误会,悄悄说:“都好,就是这憋气。”

父亲指了指口袋里的烟。

我一脸苦笑。

(选自《羊城晚报》,有删节)

“宝玉挨打”之后，同是前来探望宝玉的宝钗和黛玉，言行情态各不相同。请简述。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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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亦有道

刘源

光绪某年，黄河发水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陕西关中东南长丰镇来了几十个衣衫褴褛的灾民。这长丰镇虽然有几个富户，但个个吝啬异常，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大伙儿私下里称长丰镇为“铁公鸡镇”。

灾民们等待施舍，但富户们家家大门紧闭。饥肠辘辘的灾民们正绝望之时，镇北的达好仁家忽然传出消息：达家将开粥棚！消息震惊了长丰镇！要知道，在众多铁公鸡中，达老爷子的吝啬可是鼎鼎有名的。达老爷子今年七十了，家里虽不是长丰镇的首富，但财力着实雄厚，只是达老爷子吝啬持家，达家上下连一个胖子都没有，他自个更是瘦骨嶙峋。前阵子他的小儿子成亲，宴席上的馒头居然是一半白面一半糠麸，莱也是素多荤少，规格比有些穷人家的婚宴还差。

如今他居然肯设粥棚，颇令人大惑不解。可眼瞅着几口大锅支了起来，家丁们劈柴烧火，不像是假的。很快，达家放出话来：“领粥时，必须说‘达老爷真慷慨，达老爷真是大善人’，然后跪下来朝达家大门磕个头……”一碗稀粥居然让人家磕头，太过分了。但饿肚子的滋味真不好受，灾民们只好自觉地排起了长队。水滚开时，围观的百姓们看着达家的伙计朝大锅里下了两瓢米，不由嘀咕道：“这么大的锅，下这么点儿米，这粥可真够稀的！”这时，那伙计又打开另一口袋子，舀出来一瓢东西，大伙儿一看，惊叫道：“米糠？”一锅粥，两瓢米加五瓢糠，粥是稠了，味道可就……没想到老爷子做善事也打折扣，这不明摆着让大家戳脊梁骨吗？家里人很不满，小儿子年轻气盛，跑到堂屋跟老爷子吵了起来。“爹，韩信衣锦还乡本可杀了那个让他钻裤裆的家伙，但他让那人做了官，赢得了好名声。可你呢？做个粥棚，一天花上一袋米，一个月也就三十袋米而已………”“你有本事给我弄三十袋米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辛苦攒下的家业迟早要被你们这些败家子败光！”达老爷子气呼呼地走了。灾民们感谢达家做善事，跪在地上朝坐在太师椅上的达老爷子磕了个头，才换得一碗黄粥，泪眼汪汪地蹲在一边喝。牺牲了尊严才换来的东西，虽能果腹，心里却在滴血……灾民们磕头讨饭，眼泪汪汪地喝粥，这幅凄惨的情景让长丰镇的上空弥漫着悲伤的气氛。

达老爷的慈善活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被人骂得狗血淋头，那些没有施舍的富户们则耻笑达老爷子做了件蠢事。达老爷子似乎也意识到了，便改了规矩，领粥时可以不跪，但必须为达家做一天活。这个规矩倒还不错，但达家哪有那么多活给人干？于是达老爷子将家里的佣工全部遣走，这些人聚拢起来向达老爷子讨说法，达老爷子的回话倒也简单：谁干活只要三餐饭，不要工钱，就可以留下。小儿子担心：“爹，灾民们固然用着便宜，可他们总有走的一天，到时候咱们家再找人可就难了。”达老爷子说他们肯定会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活计。小儿子豁然开朗，这老爷子真算计到家了，够狠！结果长丰镇的小工价格直线下降。

水灾过后，长丰镇又恢复了原样。但是，达爷子的名声迅速在半年里变得臭不可闻，人们提起他，干脆以“老鬼”相称。这一年达老爷子病重，临死前对孩子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颇有微词，但你们不知道，我这么做，既为他们好，也为你们好。我原来也讨过饭，当时和我一起讨饭的好朋友，他一生都在讨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惊奇地听着。“因为他运气好，遇到了一个好人家，大米饭白馒头管够，让他觉得讨饭的日子真不错；而我运气不好，讨饭被狗咬，被人欺，所以我恨透了讨饭。”达老爷子沉痛地说，“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别人不做粥棚，我做，但我不会让灾民们觉得讨来的饭特别香。钱花好了能帮人，花不好就毁人，我落了个坏名声，却总好过给长丰镇增加一批乞丐……”说罢，溘然长逝。达家子孙将丧礼办得非常寒酸，百姓们纷纷议论达家孩子不孝，但达家人不在意。几十年后，达家还在，子孙兴盛，还出了好几个人才，而其他富户没有逃过“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相继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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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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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设一个家

（台湾）吴念真

    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小梁刚开口说“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碎裂在他脚前，一阵恶臭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制片接到电话也一阵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走过山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小梁就找到里长了。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场景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的描述：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主要是想给她一点租金，“这也是功德一件，你说是不是？”

    他说老太太的先生早年是矿工，肺不好，过世时六十岁还不到；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出车祸死了。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人都骂，老太太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几年，老太太辗转各个建筑工地，帮人煮三餐赚钱过生活，几年前身体不好才回来，现在只靠领政府给的津贴过日子。

    有里长陪，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老太太约莫七十岁，苍白、瘦弱，一头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

    不过，看到小梁，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进来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小梁回到制作组，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在发飙：“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给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个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谁都看得出是曾经花钱拉皮过，如今逐渐崩垮而“加速折旧”，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到现场估价时，老太太已被搬到一家民宿暂住。民宿的人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比起前几天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骨都没肉？”然后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吩咐说她屋子里那边有一瓮她做的酱菜，“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只是想到永靖的阿嬷。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后车厢塞满了才罢休，同样也会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小梁突然拉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趁年终大扫除时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什么什么好不好吃，他们竟然还骗她说：好好吃哦！我觉得……我们真的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那个女演员每次化妆都让剧组整个停摆好几个小时，制片最后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让小梁逃过一劫。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二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现场验收时，所有人几乎吓了一大跳：整个场景根本不只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近乎永久性的重建和装潢。漏水的屋顶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种青苔，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镜头根本带不到的厨房、浴厕也都全部翻新，墙上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铁架。

    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问：“这干吗用？”小梁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酱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制片说：“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给我多报一毛钱。”

    小梁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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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外交家  人生好榜样

    2008年4月底，外交学院院长，学校的师生自发送给他一本荣誉证书。上面写的是：魅力外交家，人生好榜样，我们的好院长。

    对于“魅力”一词，吴建民的通俗理解是：老百姓对你有好感。“我搞了一辈子外交，跟很多人打过交道，有的人长相并不怎么样，但讲出的话有意思，有思想，值得你思考，你就会对这样的人有好感。”

    吴建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总要跟人打交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跟人打交道是一门学问。在任外交学院院长期间，他开的一门课就是交流学。于右任说过两句话：“造物所忌者巧，万类相感以诚。”吴建民非常欣赏，并以之为“交流”准则。

    “我们要讲真话，讲假话的人是不会有魅力的啊！”吴建民坐在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对本刊记者说。他不喜欢外交官的“面纱”，他更愿意大家看到“真面目”。早在2003年7月，他在结束中国驻法国大使任职的报告上就提出一条建议：要揭开蒙在中国外交上的神秘面纱。在已经卸任的驻外大使中，很难找出像他这么活跃的人，在许多媒体和公共场合出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吴建民的外交经历让许多有外交官梦想的人羡慕。

    自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毕业后，从1965年到1971年，吴建民给周恩来总理做法语翻译，这给他的外交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总理给我的影响很大。在这段时间，我看到他很多做法，比如大小国一律平等，无论多小的国家，都很尊重，一丝不苟。这种尊重让别人感觉是真心的，不是做出来的。”1970年，周恩来总理会见刚果的外宾，从晚上11点一直谈到早上5点，吴建民连续翻译了6个小时，连厕所都没上。这让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年轻时就给周恩来总理当过翻译的吴建民，深得周总理的言传身教。过去周总理常说“外交无小事”，每每在大节和细节上都尽善尽美，以君子之风、大国之风、政治家之风卓然立世，在国际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声望。吴建民以周总理为楷模，几十年如一日地锻造着自己，如今钢铁早已炼成，他早已跻身中国最优秀的外交家行列。通过儒雅的个人魅力，他在各国政要间交了许多朋友，利用这些优势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他最耀眼的外交经历是9年的驻外大使生涯。他做过中国驻荷兰大使、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法国大使。“9年驻外大使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如何做一个高级外交官。”

    卸任驻法大使之后，他在外交学院做了5年院长。他对学生培养很重视，注重强化外交学院的教学质量，提高国际声誉。在担任院长期间，他亲自参与教学案例、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的制定，培养出了一代中国外交人，许多都已经进入外交部并担任了关键职位。

    吴建民还身兼两个政要级别的职务：连任两届的国际展览局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2003年，刚卸任的国展局前主席诺盖斯说：吴建民是一位“有智慧、有远见、知识渊博的优秀外交官”，他接掌主席职位后，将会给国展事业带来新的推动力。吴建民当选国展局主席，创了国展局的三个第一，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2007年年末，吴建民两届国际展览局主席任期已满，在国展局第148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国展局名誉主席。

    坐在记者面前的他一身运动打扮，比电视上的西装革履更让人觉得有亲和力。事实上，他温润如玉的形象已深入人心。直到68岁的时候，爱好运动的吴建民才停止了每天倒立3分钟的习惯。“年轻时觉得运动就是要打破一种常态，每天倒一倒，蛮有好处的，年龄大了，大夫反对，老婆也反对，只好听从他们的意见。”他笑着说。

    吴建民给人的印象是：脾气好得出奇。他说人是逐渐形成的。几十年过去了，每个时间段中的吴建民是不一样的。因为，“世界变了，中国变了，自己也变了。”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相关链接】外交学院的校训是由周恩来总理向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方针”构成的。很多同学说，看到吴院长就想起了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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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灯

何铜陵

    大爷姓牛，村里人却叫他油灯。油灯现在是个哑巴。

    油灯曾经也有幸福，妻子菜花貌美好花，儿子长生活泼可爱。只可惜菜花是睁眼瞎，扁担大的“一”字都不知道。有年冬天，寒风刺骨，长生高烧不退。菜花心急如焚，错把耗子药当感冒药给长生吃。当天，长生口吐白沫死了，菜花也用床单上吊自杀。油灯号啕大哭三天三夜，哑了。

    油灯爱种油菜，每到春天，金灿灿的，花的海洋。蜜蜂在花间飞舞，油灯站在油菜地边，默默发呆。待收油菜籽后就拿到油坊榨油，大部分卖掉，再留一些油点灯，他以为这样挺好的，既省了电费，还能闻着菜花的香味。

    他经常对着油灯合掌祈愿，嘴唇翕动着……这时他就不由想起邻居家的小百岁……那个娃娃多么乖巧啊，多晚放学回来都要来看望他，一会儿帮他揉揉肩，一会儿念课文给他听，看着那小嘴一张一合的样子，就打心眼里欢喜……然而，小百岁前年却遭不测，上学路上被山里野兽拖走了，找了三天三夜，只发现一双鞋子……倘若村里有座小学校，他就不用每天起早贪黑走十几里山路去镇上上学了……

    打那后，村里人都不敢让娃娃上演了，这下可急坏了油灯，不能让长生的悲剧重演呀！他暗下决心，要攒下足够的钱，好去城里聘请愿意来山村教娃娃的老师。

    傍晚时分，彩霞满天，村长走进油灯家。村长对他比划着说，最近上级有个大领导要来调研“精准脱贫”情况，从明天起你老可不能再点油灯了，否则会影响咱全村的形象。

    知道要来大领导，油灯两眼放光，只见他打开箱子，里面全是钱，大都是毛票硬币，他对村长打着手语，意思是说，这些钱都给你，你要是能请大领导派老师教娃娃们，我从此就不点油灯了。村长满口答应，把钱都拿走了。

    月明星稀，油灯来到村头的坟地，两座坟很安静。油灯忽然觉得，她们母子挺好的，平时有个伴说说话，清明节还有他来清理坟头，摆个油菜花环。

    没多久，大领导来了，为招待工作组，村长就用了油灯的钱应急，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买来了这里见都没见过的海鲜以及名贵烟酒，大吃大喝了三天三夜。．．．

    那天酒宴结束时，乌云密布，山雨欲来。油灯突然出现，拽着胖乎乎的工作组组长，叽噜呱啦说了一通，村长挺尴尬，解释道，他姓牛，是个哑巴，他想让领导派老师来教咱们娃娃学文化……组长醉醺醺地一甩手，打了个长长的酒饱嗝，指着油灯吼道：“我帮你们结了婚（脱贫），还管你生娃娃呀，真他妈牛！”

    牛大爷涨红了脸，突然吼出声来：“浑蛋！臭苍蝇！”然后，轰然倒地。

    噗哧，这座小山村的油灯灭了……

（选自2017年3月10日《曲靖日报》，有大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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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生而为宰相

水鹿

    初唐的天空，星光灿烂。

    在后人看来，这些光芒属于魏征、王珪、尉迟敬德、李世勣……一个个激情张扬的人。他们思考、磋商、争辩，挺直了脊梁建功立业，做人成事。

    然而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问题是：这么多个性鲜明的人，最容易骄傲不服气，碰撞成灾难性的内斗和党争。

    他们太需要一个没有个性、没有激情的人，来做稳压器。

    这个人，就是房玄龄。他总是笑眯眯地洞明世事，又总是不吭声地隐忍委屈。皇亲李神通攻击过他，

    重臣萧瑀攻击过他，“第一宠将”尉迟敬德也攻击过他，眼看都要变成朝里的“出气筒”了，可他还是和没事人一样。他简直天生是给李世民做宰相的。

    有一次房玄龄得了重病，一个口齿轻佻的小官吏开玩笑道：“宰相小病去探访有好处，如果病得快要死了，去探访也就没什么用了。”有人将这话挑唆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对此的反应是——见到那个随众来探访自己的小官吏时，笑着调侃一句：“你都肯来看我，那我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啊……”

    房玄龄还是出名的“怕皇帝”者。急躁任性的李世民，也和大臣们一样，经常拿房玄龄当“出气筒”，越用越顺手。房玄龄照例不争辩、不顶撞，逆来顺受，道歉了事。有人因此讥讽老房“没骨气”，尤其是他身边还有傲骨铮铮的魏征作对比。其实房玄龄心里很明白，李世民是个多么骄傲的人，成天被魏征骂来骂去又不能还嘴，难免心理不平衡。那我老房做做自我牺牲吧，皇帝把气撒在我身上，总比他攒多了委屈以致决策失常要好。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心照不宣的表演：皇帝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雷霆痛骂宰相，剥官落爵叫他回家待罪。房玄龄也就乖乖回家，平静地告诉家人“把房子打扫打扫，待会儿皇帝要过来接我回去”。而李世民果真就来接了，两人携手上车回宫，谁都不多说什么，好像发脾气那一幕从来就没发生过。

    那些君臣的脾气，终于在性情温和、通达睿智的房玄龄手里，揉捏成方向一致、和衷共济的“合力”了。

    但“老好人”房玄龄的本事绝不止于此，他有着令人惊叹的办事效率和实干能力。李世民和魏征等人通过争辩讨论定下了大政方针，房玄龄就和他选拔的一批实用性人才一起埋头苦干，去实现贞观的宏图大卷。

    贞观时代，朝廷全部官员只有643人，房玄龄做了22年的宰相——除了贞观的最后一年他已过世之外——他总是日复一日处理着繁杂的日常行政事务，让一个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发挥出强大的作用，支撑起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以致于李世民有时会抱怨他太过细致，警告说，身为宰相应该只管大事，把那些小事丢给下属就好。可房玄龄还是继续“我行我素”地“琐碎”着。

    当时尚书省下辖的各部里，工作最繁琐、最被士人看不起的，是管理财政预算和账目的“度支司”，一度无人肯任其职。房玄龄竟以宰相之尊自任“度支郎中”，亲自把守着大唐国库。

    这22年的殚精竭虑，比起早年辅佐李世民征战天下、决战玄武门，更值得记录在房玄龄一生功业的榜首。诚如后世史学家所公认的那样：作为宰相，他开国有功，却从不突出自己；王珪、魏征以谏诤闻名，他就竭尽全力给他们提供机会；李靖、李世勣善于带兵，他就在后方做好后勤支持；每一个官员，他都能让他们在贞观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华；他没有一项拿得出手的“政绩工程”，然而天下人都知道，这个国家少不了他。李世民也一样知道。

    人生终是难免一死。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走到古来稀的71岁。在那个时代里，他已经是活得很长的老人了。高龄带来的疾病难以克服，房玄龄的身体越来越差。而此时，比房玄龄年轻许多的皇帝也已重病缠身，那太过绚烂的一生迅速地消耗掉了李世民的寿命。重病中的李世民，让人把房玄龄抬到殿中，在御座之侧放下，君臣对坐流泪，竟是相视无言。回首他们在渭北秋风之中的初遇，时光已经流逝了32年。

    一段浩浩汤汤的贞观时代，回荡着各种各样的旋律。人们立德，立言，立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把自己独一无二的声音，铭刻在这个时代上。“贞观”因此而朝气蓬勃、气象万千。但贞观的第一宰相房玄龄，却在洪亮之声中沉默着，埋头忙于记录、整理、实施——他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贞观”。

（节选自《读者》）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近年来国内外游学线路迅速升温，越来越多的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游学的方式拓宽眼界。公开数据显示，2017年暑假国内游学报名人数增长140%以上，是海外游学增长率的2倍。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参加游学的人数位居前列。

    据携程发布的2017年我国城市家庭亲子游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报名海外游学的人数增长达到70%，人均花费2.5万元。而国内游学的增长是出境的2倍，人均花费在4000元。从售卖城市的分布来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报名参加游学人数最多，一线城市排名靠前。内蒙古、宁夏、贵州、甘肃等城市是国内游学热门目的地，沙漠徒步、草原亲子、文化自然游学等产品最为火热。

    在海外游学市场方面，报告显示，中产家庭是海外游学的主力；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位居十大海外游学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三甲。报告预计，今年全国夏季海外游学市场规模达到80万人次，营收200亿元，国内外游学总体量预计超过300万人次。

材料二：

    不久前，微信朋友圈里很火的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里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妈妈，月薪三万出头。可是，她最近却连新衣服都不敢买了，原因就是孩子一个暑假就花了35000元。20000（美国游学）+5000（阿姨）+2000（钢琴）+2000（游泳）+6000（培优）=35000元。这样养孩子的花费令人咂舌。那么问题来了，在一线城市，例如天津，孩子过暑假要花多少钱呢？就此“津云”——前沿新闻记者在天津的部分网友中做了问卷调查，共收到203份有效问卷，让我们来看看这些问卷反映了什么问题。

    在问卷调查中，对于孩子暑期花费这一项，有70%以上的网友选择了5000元以下，仅有7%的网友愿意为孩子花费上万元。在《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中不难看出，花费的大头是海外游学，这跟近两年中小学生出国游学热不断升温有关。对于调查中，“您自己的孩子或者周围朋友的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吗”一项，选择“周围很多孩子参加过”的网友仅20%，大多数人“周围孩子参加过海外游学”的没几个，或者干脆没有。对于“有机会是否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50%以上的网友认为应该视家庭经济条件而定，而“有机会就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网友不足20%。对于参加海外游学的目的，绝大部分网友选择为了让孩子开阔视野，提高独立性，仅16%的网友认为是“同学都去，不去怕孩子有失落感”。对于目前孩子的教育消费，过半网友认为偏高了，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但认可放养式教育的家长却寥寥无几。对于暑假怎么过才有意义，网友们意见不一，但愿意遵从孩子的意愿者不少。

    从该调查可以看出，家长们还是比较理性的，更认同培养孩子量力而行，对海外游学这样的高端消费盲目跟风者不多。

以下是其中的两个调查数据图：

①有机会您会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吗？

数据图一

②您认为让孩子参加海外游学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数据图二

——《北方网》

材料三：

    何谓“游学”？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古语云：“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之益在于体验，人世间有些知识，有些情感，有些体会，非亲历其境不能得其益。

    游学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感悟人生，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进行整理，编成《论语》，传诵至今。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到处寻访古迹，采集传说，行迹所至，殆遍宇内。壮阔的游历，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开辟的基础，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磨炼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游学逐渐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界中的游学，可以使学生在天地人的交融之中陶冶人格境界，感受天地的大气象。

    游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一种形式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价值依然灿若明星，其精髓贵在知行合一，诚如青年毛.泽东所言：“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光明时评》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灵   芝

杨文丰

    ①很早以前灵芝就被供上了神坛。

    ②灵芝，本来只是真菌类生物，怪胎或肾形模样，菌柄，不像蘑菇那般基本撑在中部，多含角质，质地怪异，异常坚硬，经久不腐，弥漫陈腐气息。成品灵芝更是呈黑赭色，让人想起暮冬缺乏阳光的阴郁之日。

    ③灵芝自然没有蕉叶那般的绿，无婴孩脸蛋或蛋青似的嫩，无你想象的总带紫气、仙雾、祥云及仙乐。灵芝的叶片无法大幅度伸张发展，即便有日光，也不会发生光合作用，因为灵芝不含叶绿素。

    ④然而，如此的灵芝，却被渲染成集千年天地日月精华的“不死仙草”。“山川云雨，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青芝生泰山，赤芝生霍山，黄芝生嵩山，白芝生华山，黑芝生常山” （《神农本草经》）。《淮南子》则说“紫芝生于山，而不能生于盘石之上”。你可能以为灵芝脚下应该是五色土，土色纯净，祥云缭绕，灵光四射。甘泉流在灵芝左右，喜鹊来去灵芝前后……至少是生活在童话里。

    ⑤想一想，在中国，又有哪一种生物能像灵芝这样长期笼罩如此神秘、灵异的光环呢？有哪一种生物会似灵芝一般被视为令人起死回生，乃长生不老的“仙药”呢？有哪一种生物，会被抬至如此之高的地位呢？当然，在古埃及、古希腊，蘑菇是被崇拜成“神物”，而在中国，灵芝却不仅已是“瑞草”，还是吉祥、美好和得道登仙的象征！

    ⑥凡事总是物极必反的吧，只要探究，你就会发现：灵芝，其实早已与疾病、与怪异相连——宿命的连接。

    ⑦我们大抵还记得《白蛇传》里白娘子为救许仙上峨眉盗灵芝。现代医学倒是证明，灵芝确实含多种生理活性物质，能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在整体上能调节人体机能平衡、人体新陈代谢，促使内脏或器官机能正常化，对神经衰弱等，也有协同治疗作用，还可以抗疲劳、美容养颜、延缓衰老、防治艾滋病等——然而，纵然如此，也断然不可能令人长生不老、起死回生！

    ⑧何况自上世纪以来，被人工引种驯化过的灵芝，体内已被嵌入人工污染和环境污染。灵芝之“灵”，与灵魂、与灵柩、与死亡，我以为，早已明里暗里有剥不开的干系。

    ⑨灵芝被奉上神坛，可说与皇权有关。汉武帝居位时，宫廷年久失修，栋梁腐朽，灵芝滋生焉，臣子怕皇上怪罪便诡称是吾皇无量功德感动天地，灵芝降生宫廷，乃国泰民安之瑞兆。从此，乡野朝贡灵芝，便几成“潜规则”。

    ⑩显然，非无风起浪，亦非无中生有，灵芝除了已是神异的心理安慰药，还戴一顶神幻的光环。

    ○11尘世之所以出现“灵芝现象”，在于灵芝得天独厚就关涉了终极问题——人之生死，还在于这人生太需要寄托太需要信仰却又太害怕死亡了，何况，这人的黑眼睛，还并不太难飞入一羽羽黑“寒鸦”。既然如此，又会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被创造出来呢？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季老足迹：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

    12日下午5时半，一场罕见的大雨笼罩整个北京大学，但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前的广场上，仍然聚集着北大的师生，以及很多从校园外特地赶来的人，悼念季羡林老先生，久久不愿离去。

    “我没有亲眼见过季老，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他是北大人永远的精神灯塔。”一位几天前从北大毕业的中文系学子，今天重回校园，在雨中向季羡林老先生鞠躬致敬。

    “深切怀念季羡林老先生”——今天上午10时，季羡林老先生的灵堂尚未敞开大门，不少北大师生就已自发聚集在百周年纪念讲堂黑色的大幅挽联下。

    在悼念人群中，82岁的雷鸣老先生从家中赶来，一直待到下午5时灵堂关闭都迟迟不愿离去。他说：“1992年在‘中国丝绸之路’首届学术大会上，我的一篇论文得到了季老的点拨指正，此后，我多次和季老交流过相关学术问题。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也许是每一个和他交往过的人最深刻的感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把季老先生比作“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张颐武说，这么多年来，他们这批学人从未听到过有关季老的负面传闻，“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

    “季老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在治学精神和态度上。”季羡林老先生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葛维钧回忆，“季老先生写作《糖史》时，已经80多岁了，但仍不顾严寒酷暑每天到图书馆查阅资料。有时，季老发现了新线索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和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

    “先生个性极为鲜明，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在季老先生那里体现得十分醒目。如果来访者不学无术而又滔滔不绝，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如果是清纯学生求访解惑，则他每次必从家中送出来直到大门口默默挥手告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王岳川教授告诉记者，“季老生前说过，他最喜欢的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怀真情，讲真话；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正是夫子自道！”

    “季羡林老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品格。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国际关系学院2005级本科生李玉磊对记者说，季羡林老先生常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人生、对知识、对生命的深刻感悟写在了一本本书中，这些用心写出的文字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很早听闻季老先生的大名，通过阅读，为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广博的知识所深深折服，这成了我报考北京大学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语言文学系2007级本科生李垚说。她还坦言，虽然求学期间，她未在校园里见过季老先生，也未聆听过其谆谆教诲，但是他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早已成为燕园中无形的精神标识，感染着每个身处燕园的北大学子。

    (有删改)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这段文字展现了人物怎样的精神面貌？

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这一段中焦裕禄的回答表现出人物怎样的性格特点？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人生当架几座桥

①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谈起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10岁那年，叔叔送我一本地图。在中国地图一页，我看见台湾地区用墨涂黑了。我问：‘为什么台湾要用墨涂黑呢?’叔叔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为我国和日本打仗打输了，被日本人占了。’我当时很气愤，心想，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被日本人抢占了呢?一定要把台湾夺回来!”从此，茅以升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知识，掌握本领，报效国家。

②茅以升从小天资聪慧，但他更得益于后天的勤奋刻苦。中学时，祖父教他读古文。祖父先将文章抄录一遍，要求他在第二天上课前背熟。没想到，祖父刚抄录完，茅以升已能背诵出来。茅以升锻炼记忆力的故事很多，最著名的是他背诵圆周率的故事。1940年，茅以升任职的唐山工程学院迁到贵州平越县。校庆那天举行游艺会，同学们欢迎茅院长表演个节目。茅以升不会唱歌、跳舞，就说：“我表演背圆周率吧。”他一口气背到小数点后一百位，同学们热烈鼓掌，赞叹不已。

③1933年春天，茅以升受命在钱塘江上建造一座现代化的大桥。当时在杭州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叫作“钱塘江上造桥”，意思是指不可能做成功的事。因为钱塘江的潮水和流沙都是别处罕见的。潮水来时，潮头壁立，毁坏力惊人。流沙是极细极轻的沙粒，一遇水流即被冲刷走。江底流沙覆盖，深达40多米。所以，杭州人说“钱塘江无底”，在钱塘江上造桥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当时，中国所有的现代化大桥都是外国人修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茅以升认为在钱塘江上造桥是可以成功的。

④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工后，遇到的困难一个接一个。外面传着闲言碎语，说什么“这样干下去，哪里会成功?”银行也中断了贷款。茅以升的母亲听到这些事后对他说：“唐僧取经，八十一难;唐臣(茅以升的号)造桥，也有八十一难。只要有孙悟空，有他那如意金箍棒，你也同样能渡过难关。”那时的“孙悟空”就是造桥的全体员工，“如意金箍棒”就是科学里的一条法规：利用自然规律，克服自然界的一切障碍。茅以升充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和建桥工人的智慧，先后攻克了80多个难题，发明了“射水法”“沉箱法”等施工方法，大大提高了工程效率。

⑤钱塘江大桥既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又是我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我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建国后，茅以升又参与修建我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先后担任专家组组长、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总设计师，为武汉长江大桥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⑥建桥讲究处处平衡与和谐。一座瘸腿、不平衡的桥梁，怎能让车辆行人平安到达彼岸?同样，人架设知识的桥梁也是如此。茅以升既通晓工程技术，在文史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学桥、造桥、写桥，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他写的《桥名谈往》《二十四桥》，博古通今，文笔极好。特别是他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桥话》，更是难得的文学佳作。毛.泽东曾对茅以升说：“你的《桥话》我看了，写得很好。你不仅是个科学家，而且也是个文学家哩!”

⑦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茅以升都始终如一地勤奋工作，即便到了晚年仍然壮心不已。他说：“我还有一桩心事，就是台湾问题。1945年，台湾光复后，我曾到台湾去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看到了台湾的迷人景色，还看望了那里的老同学和朋友。1955年，我到日本访问，恰好住在下关(原名马关)的‘春帆楼’。当年，李鸿章签字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就是住在‘春帆楼’。看到李鸿章住过的房子，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架设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大桥。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要完成的一件大事。”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为了规避种子遗传之间的杂交问题，钟扬每走50公里，才能采一个样；一个地方的两棵取样植物，至少相隔20米；一个物种，需要5000个优质的种子。夜以继日，殚精竭虑，一个夏天，他和学生们能采500个样。

如今，这些种子被精心保存在零下20摄氏度、湿度15%的冷库中，仿佛坐上了一艘驶向未来的时空飞船，将在80年到120年后，为那时的人们绽放生机。16年来，钟扬和学生们走过了青藏高原的山山水水，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累计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占西藏植物的1/5。

这些年，除了为国家收集植物种子，钟扬倾注了巨大心血培育最心爱的“种子”——学生。

初始援藏，钟扬想为青藏高原盘点植物“家底”。漫长科考道路上，他慢慢意识到，这片神奇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将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藏族学生心中，也许会对未来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6年艰苦磨砺，钟扬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申请到西藏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位植物学博士，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空白，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成功推向世界。

2017年9月25日凌晨5时许，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在为民族地区干部授课途中，钟扬遭遇车祸，生命定格在了53岁。

钟扬的骨灰被他的学生庄严地撒入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浪花会将他的骨灰送到青藏高原的每个角落，成为祖国山河的一部分，而他，永远也不会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分离。

(有删改)

材料二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通常一天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材料三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一次钟扬提出，现在气温变暖了，也许上海也能种活。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如果有红树，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但钟扬说，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

阅读下面一则人物通讯，完成下面小题。

当代毕昇：记两院院士王选

王光荣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选被人们誉为“当代毕昇”。他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引发了我国印刷业“告别铅与火，迈入光与电”的一场技术革命。他主持开发的华光和方正电子出版系统，占据国内99%的报业市场和90%的书刊（黑白）出版业市场，以及海外80%的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韩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58年，王选教授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并留校在无线电系当了助教。在此后的3年里，王选一直在计算机硬件第一线上跌打滚爬。然而，1961年他却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了重大的调整，以他的话来说，是“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而是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当问及调整研究方向的原因时，王选说：“当时我阅读了国外许多文献，50年代国外有名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使我赞叹不已，同时不断问自己，为什么只能欣赏别人的成果，而不能有自己的创新思想？我试图寻找创造的源泉，即那些创新构思的背景，逐步领悟到程序和应用对硬件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软件，才算真正懂得计算机。后来的实践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是我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选择使我深切地体会到，跨领域研究是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就像控制论发明者维纳说的那样‘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之间的无人空白区上去耕耘，最能取得丰硕成果’。”

1974年8月，我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 工程”）。

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对于这一创造性想法，王选有他自己深刻的思考。经过对国内外状况细致的调查分析，他坚信数字式存储（第四代机）将是代表技术发展的方向。科学研究有时可以采取这种迂回策略，用创新的设计，绕过按常规方式发展会遇到的巨大困难，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往往能够走出一条事半功倍的捷径。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选常说，科学研究本身带来的愉快是最大的报酬，是一种高级享受。几十年来，他淡泊名利，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自己热爱的科学事业。

1975年王选开始研究激光照排时，正病休在家。为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动向，他常拖着病体到中国科技情报所查阅资料。当时条件很艰苦，没有项目经费。王选常常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提前一站下车；为节省复印费，许多资料都是一笔一划手抄下来。而在此后长达18年的科研道路上，王选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

但王选从来没有埋怨过生活，他深知科研的乐趣在哪里。他十分推崇这样一句话：“献身于科学研究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活法，必然会失掉常人所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但也会得到常人享受不到的很多乐趣。”几十年的科研攻关，有三件事让王选教授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这种愉快和享受是难以形容的。二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被广泛采用，这种成就感是金钱所买不来的，是最大的酬报。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之以重任。

3）扶植新秀，甘为人梯

1993年，56岁的王选又一次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退出科研第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他说：“今后看我贡献的大小，主要看培育出多少个年轻人。”有些人开始又不理解了，人家60多岁的老人在一线搞科研的也很多，王选是不是想“见好就收”？但王选心里很清楚，他深刻地意识到并非每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欢迎年长者。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他说自己的两次创造高峰——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分别只有27岁和38岁。

慧眼金睛，识千里良驹。在王选教授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1993年方正研究院任命肖建国(36岁)、阳振坤(28岁)、汤炽(28岁)三位年轻人担任研究室主任。肖建国主持完成了第一个中文彩色报纸编排系统，汤炽提出并主持实现了采用面向对象技术的新一代排版软件；而阳振坤博士也领导完成了由我国独立研制的PostScriptLever2照排系统。王选教授杰出的科技成就和人格魅力，感召了一大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正在为我国的计算机信息处理事业奉献着青春和才智。

(选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