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海路的开辟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新兴的太平洋贸易成为新的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 西班牙人开展跨太平洋“大帆船贸易”始于1565年,正值明朝政府开始推行开海贸易政策。西班牙政府每年都派遣满载美洲白银及商品的大帆船,从墨西哥驶往菲律宾马尼拉。这引起把银视为至宝的中国商人的兴趣,努力扩展对菲出口贸易。中国船队所载货物到达马尼拉,即被转装到待航墨西哥的大帆船上。大帆船把盛产白银的美洲和银价昂贵的中国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生产的生丝与丝绸大量运销于需求特别强大的美洲市场,西班牙人获得的贸易利润惊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渐成世界海上霸主,逐渐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自由贸易的世界大潮冲击下,以垄断为特色的“大帆船贸易”的地位急剧下降,绵延250年的太平洋“大帆船贸易”遂告终结。
——摘编自张顺洪等著《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完成下列要求:
①《权利法案》颁布标志责任制内阁形成 ②内阁成员要与首相共进退
③内阁首相掌握国家行政大权 ④内阁对议会负责
时间 | 文件 | 成果 |
1215年 | 《大宪章》 | 规定非经贵族会议的决定,不得征收额外税金;承认教会自由不受侵犯。 |
1628年 | 《权利请愿书》 | 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强行征税和借债。 |
1641年 | 《三年法案》 | 议会三年一届,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强行解散议会或休 |
①克伦威尔 ②华盛顿 ③拿破仑 ④甘地
材料一 国王的部队和克伦威尔指挥下的部队,便显露出很大的区别。国王的军队可以成功地发起进攻并击溃敌手,但无法将他们有秩序地重新集合起来投入战斗,而且也不可能做到在同一天发起第二次攻击……克伦威尔的部队则完全不同,如果他们进攻得手,或遭到进攻,或暂时溃退,他们能重新集合起来,排成整齐的队列,等待新的命令。
——人教版《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二 “光荣革命”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形式(国王易人)所能衡量的……1689年,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案:《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根据前者,国王的特权完全被剥夺,英国结束了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开始了一个民主的议会政治的新时代;这不只是英国政治史的新阶段,同时也是世界史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后者,英国的不从国教分子经过了长期奋斗,终于获得了基本的信仰自由,这实是宗教革命的原则之更进一步的扩张。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英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 法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 )
①英国革命深受宗教因素影响
②英国革命的双方阵营利益一致
③法国革命的阶级对抗很激烈
④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更有意义
材料一:早期英国法治建设,更多的依赖宗教和道德,而宗教教义和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随着近代英国政治制度崩溃、社会体系撕裂,各种政治派别粉墨登场,各类政治主张层出不穷。其中,洛克的自由主义法治思想,将保护个人自由与限制政府专断权力联系在一起,建立了基于公民权利的现代意义法治观,为英国君主立宪制提供了法理依据。在激烈的论辩中,英国的法治思想得以发展。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政治论战中的思想成果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巩固并保存下来,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国家,而且“从中产生出来的是有关法律至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政治权威的民主基础的一系列原则”,这是当时英国各个组织相互间利益妥协的结果,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此基础上近代英国建构了资产阶级主导的现代政治体制。
——摘编自叶海涛、方正《近代英国法治思想的传播与当代启示》
材料二:1922年中国共.产.党拟定的《劳动立法大纲》,这是最早提出关于劳动立法的斗争纲领,此外,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还制定了一系列规约禁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初步构建了苏维埃法律体系,开创了人民司法的先河。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兴起调研之风,参议会在掌握具体实情的基础上,开展一系列立法工作,不仅颁布了与宪法具有同等性质和地位的施政纲领,同时通过了关于各级参议会的选举、地权及土地租赁等各项条例以及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项重要提案。依据施政纲领,边区政府在党的领导下颁布了涉及行政、“三三制”、禁毒、税收、防疫、粮食、土地、社会保障以及劳动、婚姻、诉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构建了符合边区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法律体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性地继承土地革命时期的法律法规,适当借鉴国民党政府法律中的合理内容,使法治体系更为健全。在司法实践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法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摘编自刘晓慧《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法治建设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教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威)、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1649年1月,英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审判即将举行。克伦威尔等下议院议员之所以选择公开审判国王查理一世,不仅仅是为了遵守普通法律传统、防止未来的暴政,更是为了让全世界见证他们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律师约翰·库克在公诉书中开门见山地宣告查理·斯图亚特“受托行使的有限统治权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此外并无其他来源。从他接受托付时起,他就应实践为人民谋利益的誓言、履行维护人民权利和自由的职责”。随后,公诉书列举了国王的暴政,指出被告“是导致这个国家的无数自由人民被杀的罪魁祸首”。在公诉词的最后一段,检察官宣告:“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图亚特的叛国阴谋和其他罪行构成暴君、叛国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敌,并且请求法庭责令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对上述各点一一进行回答。由此所引发的一切程序、检验、审讯、刑罚以及判决都应当是符合正义的。”1月27日,特别法庭做出判决: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
——摘编自【英】杰弗里·罗伯逊《弑君者: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人》
材料一:“光荣革命”确立了议会的主权,……但“光荣革命”并没有解决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问题,威廉三世登位之初,双方的关系极不明确。……此时的国王有独立的行政权,是实实在在的行政首脑,他有权谜选政府大臣,并亲自主掌国务大事。
——摘自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
材料二: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摘自《毛.泽东选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