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对欣赏对象时，我们对于形制的重视还是倾向于大江大河，峻岭崇山，长篇巨制，富丽堂皇。由于形制巨大，决眦而入，砉然映现，使人大为震惊。今日之欣赏语言常有“太震撼了”一词，用来表达内在情感的一时之震动。如果是小形态，小丘小壑，小虫小草，断然不会有如此惊兀。譬如观齐白石笔下小昆虫，那么细微而薄的翅羽，那么细腻的触须，是不会惊呼震撼的，只是暗暗叫绝，对如此笔调细细把玩。
大小只是空间形式，物质形制而已。明人谢榛认为：“大篇约为短章，涵蓄有味；短章化为大篇，敷演露骨。”可见，大未必佳，小未必不佳，不可执著于外在的恢宏与浩大。禅语云“芥子足以纳须弥”，这就是小的魅力。有的书法作品实在很小，这是它的规定性决定的，如一枚木牍书法。一枚信笺纸，就是以如此尺度示人的。一个人在如此小的空间表现，同样是一种精神需求，同样需要技法的力量、审美的力量，能够表现到何等分寸，并不可因为小而轻视。但我们往往会提出小中见大的意见，以为这是小作品的高境界。其实小就是小，未必见大。小而精致、灵动、巧妙，如此持守于小，已经足够。震撼是一种美感，那种扑面而来的气势、力量，使人猝不及防，魂魄失守，惊谔无措，一时身心悚动，难以自持。唐人论书诗中常有这种观赏的效果，书者执笔疾驰，观者激动失色失声，整个场面互动，一时鼎沸。这种美感是明显的，由此更易于表达、渲染，更令人倾倒。这使得表达时落了俗套，所谓“太震撼了”，千人一词，似乎不如此言说不足以表现心灵状态。那么，震撼之后有多少人细细把玩，将其放在平静的心态下呢?所以清人张向陶问得好：“听到宫商谐畅处，此中消息几人知?”
相比之下，更有悠长意味的是那些细流涓滴不绝如缕的幽微之美感，它们不动声色，细细诉说，让人激动不了，无所谓震撼、震惊，似乎寻常之至，甚至还有一些柔软、微小，倘若心情粗糙匆匆而过，还真的把它们忽略了。这一类的小作品，有着江南那般的秀气、秀色，以韵行于婉曲，深婉不迫，不冲动、兀傲，具备平静温和之致。在缓慢的生活节奏时代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细细品咂，没有急匆匆赶路的焦灼，更没有一次性消费的决断。那么，那个时代那些人，就有可能去发现那些婉约、细腻之美。有古典诗词欣赏者提出了欣赏的“弱德之美“，想一想还是很有道理：“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固然有豪迈之美，“大江东去”也有关西大汉手持铜琵琶铁绰板做振聋发聩之声，但是我们去读姜白石的词，那词中经常出现的暗水、坠红、冷香、淡月、寒蛩，笔致清虚，意境空灵，善于以冷色调来处理炽热，使之雅化弥漫。初始时阅读是会脱手放过的，再读时就有了睹水中花影、帘里美人之感，如微风花上过，冷香疏影时隐时现，反而不能释卷了。由于作品不正面地给欣赏者强烈冲击，反而使人生出好奇，经婉曲小径引导，走入幽僻处，注意到了大场面所没有的景致。
宋人包恢说：“隐然潜寓于里，而其表淡然若无外饰者，深也。”
(节选自朱以撒《优婉不迫》，有删减)
和古人寻求永恒与不朽相反，聪慧的现代人寻求相对与新变。世界属于流动，唯“一切皆变”的规律才能永恒。就中国诗歌而论，从《诗经》而《楚辞》，从律绝而曲令，从旧体诗而新诗，留下的正是流动的轨迹。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诗歌总是在对自己时代新的审美精神的最大适应中获得出世权，中国新诗亦如此。
新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诗体大解放”的产物。郭沫若的自由诗宣告了“诗体大解放”的最初胜利。“诗体大解放”的倡导者们虽然激烈地反传统，其实，传统的诗学范畴仍潜在地给他们以影响。胡适就自称《尝试集》的“尝试”二字也是从古诗那里取用的。
传统是具有神圣性、社会性、广泛性、相对稳定性的文化现象。任何民族的诗歌都不可能完全推开传统而另谋生路。推掉几千年的诗歌积蓄去“解放”，只能使新诗成为轻飘、轻薄的无本之木。
诗，总是具有诗之作为诗的共有品格。然而，作为文化现象，不同民族的文化又会造成诗的差异。大而言之，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在天人关系、对人的看法、对自然的看法、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上从来不同。因此，西方诗与东方诗也有很大不同。
把话说得更远一点，西方诗学和东方诗学也有颇大差异，无论是二者的诗学观念、诗学形态，还是二者的发展之路。西方诗学推崇戏剧，东方诗学以抒情诗为本；西方诗学注重分析性、抽象性、系统性，东方诗学注重领悟性、整体性、经验性；西方诗学运用纯概念，东方诗学运用类概念；西方诗学滔滔，东方诗学沉静等等。
中国诗歌有自己的道德审美理想，有自己的审美方式与运思方式，有自己的形式技巧积淀。中国的大诗人必定是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发扬光大者。
自然，中国新诗也处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一个扬弃过程，对传统有继承与发展，也有批判与放弃。只有经受现代化验收、经过现代化处理的传统才可能在新诗中生存、活跃与发展。现代化是一个时间概念。本民族的传统和他民族传统是一个空间概念。不能用空间概念代替时间概念。如果将现代化理解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将是一种滑稽剧。
接通新诗与传统的联系不是倡导传统主义，应当将传统和传统主义分开。对传统作僵滞的、静止的理解，甚至将诗传统窄化为传统诗，因而指责新诗的种种“不是”，呼唤旧体诗的复兴等等，这种传统主义是新诗寻求新变的障碍。
从总趋向看，西方诗存在着摆脱不了传统影响的焦虑，而中国新诗却存在着与传统隔绝的焦虑。和与散文界限太不清相反，新诗与传统界限太清——这个“太清”已经有近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为它的危害性作证。接通传统是诗体解放以后新诗的十分关键的使命。
（节选自吕进《熟读<新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有删改）
自然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处处表现这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故。照相片无往而美。何以故？以其只摄取了自然的表面，而不能表现自然底面的精神故。艺术家的图画、雕刻却又无往而不美，何以故？以其能从艺术家自心的精神，以表现自然的精神，使艺术的创作，如自然的创作故。
“自然”是美的，这是事实。自然的美终不是一切艺术所能完全达到的。你看空中的光、色，那花草的动，云水的波澜，有什么艺术家能够完全表现得出？所以自然始终是一切美的源泉，是一切艺术的范本。艺术最后的目的，不外乎将这种瞬息变化，起灭无常的“自然美的印象”，借着图画、雕刻的作用，扣留下来，使它普遍化、永久化。什么叫做普遍化、永久化？这就是说一幅自然美的好景往往在深山丛林中，不是人人能享受的；并且瞬息变动、起灭无常，不是人时时能享受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艺术的功用就是将他描摹下来，使人人可以普遍地、时时地享受。艺术的目的就在于此，而美的真泉仍在自然。
“自然”本是个大艺术家，艺术也是个“小自然”。艺术创造的过程，是物质的精神化；自然创造的过程，是精神的物质化；首尾不同，而其结局同为一极真、极美、极善的灵魂和肉体的协调，心物一致的艺术品。
罗丹深明此理，他的雕刻是从形象里面发展，表现出精神生命，不讲求外表形式的光滑美满。但他的雕刻中确没有一条曲线、一块平面而不有所表示生意跃动，神致活泼，如同自然之真。罗丹真可谓能使物质而精神化了。
罗丹的雕刻最喜欢表现人类的各种情感动作，因为情感动作是人性最真切的表示。罗丹和古希腊雕刻的区别也就在此。希腊雕刻注重形式的美，讲求表面的美，讲求表面的完满工整，这是理性的表现。罗丹的雕刻注重内容的表示，讲求精神的活泼跃动。所以希腊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几何学”，罗丹的雕刻可称为“自然的心理学”。
自然无往而不美。普通人所谓丑的如老妪病骸，在艺术家眼中无不是美，因为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果然！这种奇丑怪状只要一从艺术家手腕下经过，立刻就变成了极可爱的美术品了。艺术家是无往而非“美”的创造者，只要他能真把自然表现了。
所以罗丹的雕刻无所选择，有奇丑的嫫母，有愁惨的人生，有笑、有哭、有至高纯洁的理想，有人类根性中的兽欲。他眼中所看的无不是美，他雕刻出了，果然是美。
他说：“艺术家只要写出他所看见的就是了，不必多求。”这话含有至理。我们要晓得艺术家眼光中所看见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不同。他的眼光要深刻些，要精密些。他看见的不止是自然人生的表面，乃是自然人生的核心。他感觉自然和人生的现象是含有意义的，是有表示的。你看一个人的面目，他的表示何其多。他表示了年龄、经验、嗜好、品行、性质，以及当时的情感思想。一言蔽之，一个人的面目中，藏蕴着一个人过去的生命史和一个时代文化的潮流。这种人生界和自然界精神方面的表现，非艺术家深刻的眼光，不能看得十分真切。但艺术家不单是能看出人类和动物界处处有精神的表示。他看了一枝花、一块石、一湾泉水，都是在那里表现一段诗魂。能将这种灵肉一致的自然现象和人生现象描写出来，自然是生意跃动，神采奕奕、仿佛如“自然”之真了。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散步》）
中国哲学同外国哲学不同之处极多，其中最主要的差别之一就是，中国哲学喜欢谈论知行问题。我想按照知和行两个范畴，把中国文化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认识、理解、欣赏等等，这属于知的范畴；一部分是纲纪伦常、社会道德等等，这属于行的范畴。这两部分合起来，形成了中国文化。在这两部分的后面存在着一个最为本质、最具有特征的深义的中华文化。
陈寅恪先生论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事实正是这个样子。对中国思想史仔细分析，衡之以我上面所说的中国文化二分说，则不难发现，在行的方面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儒家，而在知的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佛道二家。潜存于这二者背后那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深义文化是三纲六纪等伦理道德方面的东西。
专就佛教而言，它的学说与实践也有知行两个方面。原始佛教最根本的教义，如无常、无我以及十二因缘等等，都属于知的方面。八正道、四圣谛等，则介于知行之间，其中既有知的因素，也有行的成分。与知密切联系的行，比如修行、膜拜，以及涅槃、跳出轮回，则完全没有伦理的色彩。传到中国以后，它那种无父无君的主张，与中国的三纲六纪等等，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在与中国文化的剧烈冲击中，佛教如果不能适应现实情况，必然不能在中国立定脚跟，于是佛教只能做出某一些伪装，以求得生存。早期佛典中有些地方特别强调“孝”字，就是歪曲原文含义以适应中国具有浓厚纲纪色彩文化的要求。由此也可见中国深义文化力量之大、之不可抗御了。
这一点，中国不少学者是感觉到了的。比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人把文化的重点放在人伦关系上，解决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冯友兰先生说，“基督教文化注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中国的文化讲的是‘人学’，注重的是人”。这些意见都是非常正确的。
国外一些眼光敏锐的思想家也早已看到这一点，比如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歌德就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既然同为文化，必然有其共性。我想强调的却是它的特性。中国文化的特性最明显地表现就是它的伦理色彩，它所张扬的三纲六纪，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精神。
（季羡林《中国文化的内涵》）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就是一种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一体，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广泛表现在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之中，鲜明地反映出我国民间广大民众最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的民俗文化之一。因此，它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从艺术的角度看，民间剪纸艺术是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它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模式。民间剪纸的作者们在创造时，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功利，但有生活方面的功利意识潜入在其中。他们在创造时，往往让人(包括创造者自己)从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情趣。这是由于它们适合于人的审美经验的审美心理而形成的美感。所以，自中国民间产生剪纸以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一种象征性装饰物，尽管历代在造型样式和利用形式上不断发生更新和变化，可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造型思维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一直不变地流传至今。因此，可以说民间剪纸是一种大众艺术。
从客观上说，中国民间剪纸是一种物承文化现象。它不仅有它的造型形式的传承，而且还有着它自身深层独有的特定内涵。从中国民间剪纸的纹饰寓意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反映出来的中国民间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的传承，以及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它是我们探寻本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活证。例如“蛙”这一形象在民间剪纸中屡见不鲜，民间常将它视为一种威力的象征，看作是生活中最可靠的保护神，并将“蛙”这一自然中丑陋的动物形态，运用民间美术中的互渗造型手法，将其变为神圣、稚拙、亲切、动人、给人美感的剪纸花样，缝绣在孩童的枕头、围涎、肚兜、香包等衣物上，以希望孩子在“蛙”的保护下，茁壮成长，美满幸福。需要指出的是，“蛙”这一图腾物产生以来，因为囿于民间文化而没有上升到中国的上层文化之中，所以也就得不到龙凤那样由皇权所推崇的中华文化象征的地位。但是，作为一种原始图腾物，“蛙”这一形象虽然在中国上层文化中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却在民俗文化中得以流传，并保持了它的原始崇拜敬仰之地位。就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间艺术一样，都是原始文化的嫡传物。它作为民俗文化中的元素，紧紧地依附于当地的民俗活动之中。在它的意象符号中，不仅赋予了原始艺术符号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和追求美的质朴情感，而且有着强烈的“生命繁荣旺盛”的审美理想。这个审美理想来自民族、人类群体的基本追求，人们歌颂生命，赞美生的欢乐，追求着人生的幸福圆满、健康长寿，祈求家庭和睦多子、丰收安乐。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中国民间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艺术意象符号，如“凤穿牡丹”“莲花多子”“鸳鸯戏荷”“福寿双全”“瓜瓞绵绵”“如意似锦”“葫芦五毒”等等花色纹样的剪纸，并将这些民间剪纸融入到各种民俗事象活动中，来满足广大民众精神心理上的需要，以扶持人类的生存，充实人类的生活。
愚昧的权利
田松
①在科学传播理论中有一个“欠缺模型”，大意是说，公众对某项科学活动不支持是因为公众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一旦公众了解了专业细节，熟悉了这门科学及其技术的运作过程，就会相信专家的判断。这种科普活动叫做“公众理解科学”——其实少了一个“让”字。“挺转”科学家也有这个想法，在他们看来，公众对于转基因的担忧、怀疑、不信任，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非理性的恐慌，那就是愚昧！所以需要由他们来科普，来启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科普活动不是中性的而是有立场的。刘华杰教授最早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公众理解科学”的立场是科学共同体，目标受益者首先是科学共同体，而非公众。
②不过，遗憾的是，“欠缺模型”本身是有欠缺的，科学家让公众理解了科学之后，公众并没有顺应他们的用意。德国科学传播学者汉斯·皮特斯研究公众对相关科学细节的了解程度与支持程度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了某种U型关系——即最强烈支持的与最强烈反对的，都是对科学细节了解最多的。在转基因的论辩中也是这样，“反转”人士并非如“挺转”人士所贬斥的那样都是科盲，其中有些甚至是生物学家。还有些人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并不认为转基因科学有多么难懂，多么了不起，常常在专业细节层面上与“挺转”方辩论。从科学细节的层面上加以反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求每一位“反转”人士都掌握科学细节，一来不可能，二来不必要。在转基因问题上，普通公众不需要了解科学细节，也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转基因。那就是，坚持我们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这个权利与我的性别、信仰、考试成绩，都没有关系。——你要把愚昧的大帽子压给我，那我就戴上！
③科学知识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科学共同体生产出来的。我在《警惕科学家》中论证，科学共同体首先是利益共同体，然后才是知识共同体，从来不是道德共同体。作为利益共同体，科学家倾向于生产对其有利的科学知识，也容易忽略、隐瞒甚至篡改对其不利的知识。由于信息不对等，如果科学家要用他生产的知识来愚弄公众，公众常常是难以分辨，难以反驳的。所以江晓原教授说，争论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完全是“挺转”方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误区。
④愚昧的权利是权利的底线，如果不能坚持愚昧的权利，就会出现一种滑稽而可怕的景象：只有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权利，或者，权利与知识成正比，要拥有权利，就必须学习知识；也要承认，专业人士有最高的权利。如果不敢坚持愚昧的权利，就只能老老实实地学习接受科普，才会有一点权利。事实上，这已经剥夺了部分人的权利。愚昧与文明，是一对意识形态概念。愚昧与否，要看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何种理论去衡量。科学只是我们认知事物的一种方法，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案，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方案。
（选自《读书》2015年第5期，有删改）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诗书礼乐到钟鼎彝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素来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一到谈及传统建筑，多数人不是一脸茫然，便是心怀遗憾。保存下来的古建筑本就不多，往往还被岁月剥去了光彩，有几分“土里土气”，相形之下，欧洲古建筑“遍地开花”，如风光片里古堡的坚固伟岸、教堂的华丽炫酷，让人如何与之一较高下？此言差矣。
以中西古建筑最显著的对比，即材料上的土木和砖石为例。乍看之下，木质建筑简朴，易朽，扁平，似乎很难与巍峨高耸的石头教堂一争高下。有人把这归咎于古人的技术不行，或材料短缺。但事实上，中华大地并不缺石材，古代冶金技术更是世界领先，石料开采加工的器具也更先进。同时，老祖宗们并非完全不用石料修筑，譬如陵墓，在他们看来，才是该用石头堆砌的。而从秦汉陵墓的空间布局、工程结构之精妙来看，早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砖石建筑就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因此，对于砖石建筑，古人“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就像中国传统绘画对散点透视的情有独钟一个样，形式和质料上的偏好，其实是一种文化选择。
追根溯源，审美偏好的出发点，还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相处方式。欧洲建筑多以石砌，呈竖向耸立之势，以求“飞升天国”的不朽。而中国建筑的外部形态，基本是横平舒展，寄寓着华夏先民对土地的依恋。在中国古人心中，石头冰冷坚硬，缺乏生气，太过疏离自然，至于寻常起居，则一定要置身于生生之气的土木之中，以求“天人合一”的居住理想。
中西建筑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在西方，建筑是主要的文化载体，法国作家雨果就曾说过，“建筑是石头的史书”，一切艺术门类都须为建筑服务，绘画之，雕刻之，咏叹之，摹写之，以图将其打造为“高大上”的永恒纪念碑。而古老的东方中国就不这么看了：文字才是千古之承载，不朽之盛事。相比于文字上的“理想主义”，中国人在对待建筑上体现出了充分的实用主义态度。
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曾说过：“君子不器。”重道轻器，由是成为中国人精神上的一抹浓重的底色。在传统文化里，精神远比物质更受尊崇。国人向来不求物质之长存，即便建筑，也和世间万物一样都有新陈代谢、自然生灭。儒家倡导卑宫室，往往把“大兴土木”等同于“劳民伤财”，更抑制了对建筑规模的奢华追求。
纵观世界历史，宗教信仰对于建筑技术的进步、人力物力的投入都至关重要。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的建造往往耗时百年，这样的不计人力物力的投入，只能是为神而非人服务的。中国则不然，“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追求的是现世的幸福，土木之事也以现世为重。连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寺庙布局从以佛塔为中心渐渐演变为以殿堂为重，似乎暗示着人们更倾向于在现实营造佛国净土；中国的重楼式佛塔，在全世界更是独一无二，比之只能仰望敬畏的高塔，逐层登临更显亲近；到后来竟至“此心即佛”，已无需以建筑或其他物质的渲染来吸引信徒了。
由此观之，中国古建筑的貌不惊人其来有自，完全不必妄自菲薄。传统文化真正的精髓，不正在于精神的包容与意境的博大吗？
（节选自周飞亚《建筑的“中国脸”与“中国心”》）
①中国书法是点、线墨迹与白纸之间产生鲜明对比从而表达意象、抒发作者情感的视觉艺术。书法艺术中的点、线墨迹与白纸之间构成了视觉艺术的黑白美，书法家借助这种黑白美来表现蕴藏在内心的精神色彩。
②中国书法最大的特征是以墨为主，墨即玄，古代以玄色为正色。在传统审美中，墨给人的一般印象是高雅深奥、超凡脱俗，墨色光华，其妙无穷。我们在欣赏书法时，目光往往只随着黑色的墨迹运动，在大片纸上，书法作品的条条墨迹永远是知觉的主体。几千年来，书法家们挥毫泼墨，运用黑白分明的单色和独具匠心的笔墨变化，构成一幅幅美妙绝伦的书法艺术精品，各具特色。无论是汉魏“尚象”、晋人“尚韵”，还是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都是对各个时代书法艺术审美风尚的总结。
③中国书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关键在于墨和纸所产生的黑白美。南朝齐著名的书法理论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一幅书法作品，字字各有其位置，墨为字，白也是字，有字之字固然重要，无字之字更为重要。笔画和空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能安排好有笔画的地方，就可控制好没有笔画的空白之处。这样有与无互相衬托，“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显得奇妙无穷。人们在品评书法作品时，一般只重视有笔墨处的笔画，至多是“计白当黑”的二者并重。其实笔墨处仅存迹象，那空白的无笔墨处才是高妙的神韵所在。
④书法家留在纸上的超逸神韵，乃是形成黑白世界的精神意趣的具体体现。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创作出精美作品，唤起人们判断、欣赏的愉悦之感。书法笔墨派生出来的千姿百态，富有节奏韵律的意境，全在于对黑白点、线的处理和表现，失去黑白，这种内涵丰富的空间形式美也就会失去。书法作品中的黑“肆力在实处”，白“索趣乃在虚处”。有与无、实与虚的对比形成的想象空间，在不同的时间和特定环境中，其代表的意义也会有所不同，或云，或雾，或水，气象万千，海阔天空，其具有包罗万象、纵横八极之妙，不着一字尽得天地万物。只有懂得诗的言外意、乐的弦外音，体察到象外之象、味外之味，才能更进一步理解“大象希声、大象无形”的深刻内涵。
⑤古人论书云：“书在有笔墨处，书之妙在无笔墨处，有处仅存迹象，无处乃传神韵。”唐代书法理论家张怀瓘把书法称为“无声之音、无形之相”，这是对书法艺术的高度概括。书法家将自己特有的情怀和意境，寄托于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的黑白色彩，以求得一种具有单纯、完整、简约、精微、博大之美的艺术境界，使书法在人们心中发挥巨大的精神作用。
（摘编自王贺谦《试论书法艺术黑白美》）
羌笛是羌族所造、产于边塞、流传至今的乐器，它以哀怨的笛声引起无数征等的共鸣，历经千年而传唱不衰。因此羌笛经常作为哀怨的意象大量地出现在诗诗中的羌笛亦有其时代特征。
羌笛，最初出现在边塞诗中，用来表达征人思乡的边愁如南北朝时庾信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张正见《陇头水》“陇头人逐貳师。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断肠”“悲”这些早期诗作中的字眼似笛悲凉的基调，而实际上怨悲愁确是诗中羌笛千年未变的主题。用羌笛入诗人中，只有庾信有边地生活的经历，其他文人只是用羌笛的意象来烘托或营造以满足创作边塞诗的艺术需求。
南北朝以后历隋经初唐直至盛唐，羌笛一直是边塞诗中的常客，尤其是在高峰的盛，羌笛更为文人所喜用。文人们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佳句，如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昌龄的“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这是一个崇尚军功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边塞诗不同于南北朝时单纯的文学创作，很多诗人都有出使和戍边的经历，如高适、王昌龄等，这也使他们笔下的羌笛更加可信可亲可感。中唐以羌笛入诗的诗作不多，其中有些已经开始脱离边塞的背景，如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中的“荡桨巴童歌行枝，连樯估客吹羌笛”，鲍溶《暮春戏赠樊宗宪》中的“羌笛胡琴春调长，美人何处乐年芳”。至晚唐仅有贯休的《古塞上》、李成用的《关山月》等少数几首与边塞有关，其他诗作多用羌笛来表达哀怨伤别之情。值得注意的是，徐夤第一次在专咏梅花的七律中用了羌笛，“结实和羹知有日，肯随羌笛落天涯”。之前《梅花落》只是羌笛的一首曲子，诗人并未真正看到落梅，而这首诗中羌笛却成了梅花的附庸，诗人由梅花想到了花落，进而想到了羌笛，此诗首开后世咏梅诗中用羌笛之先河，影响巨大而深远。
宋代诗中的羌笛与边塞渐行渐远，虽有少数几首涉及边塞，但与时代大势相比，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宋诗中的羌笛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只表愁怨之意，如张耒的“不道孤吟不能寐，一声羌笛怨谁舟”；一种是用在咏梅诗中，如梅尧臣的“不道东风远，应悲上苑深。南枝已零落，羌笛寄余音”。咏梅诗是咏物诗之大宗，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以及追求清新雅致的时代风气给咏梅诗的盛行提供了温床，羌笛在咏梅诗中被大量使用，它的使用范围虽已不仅仅局限于咏落梅，如张侃的“不作等闲桃李色，一声羌笛怨惊尘。偶思今岁开花晚，要醉风前烂漫春”，但这毕竟是少数，羌笛与落梅花的由来相系早已注定了它的命运。宋代咏梅词也大量使用羌笛，但词的基调多悲怨愁绝，这不仅源于羌笛哀怨之传统，也与词这种艺术形式有关。
元、明、清三代羌笛又在吟咏边塞的诗中出现。元时宋代羌笛在诗中的两种主要用法仍有延续，而用于边塞诗的羌笛似有复兴之意，如周巽《关山月》。至明代，羌笛用于边塞可以与用于咏梅分庭抗礼了，一些典型的吟咏边塞的题目出现于明清诗歌中，如刘基《关山月》，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严氏之论的影响外，可能应该更多归功于雄踞明代文坛百年之久的前后七子所提出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清代亦有用羌笛入诗者，或与边塞有关，或为送别之作，此不赘述。
（摘编自《文史知识》，有删改）
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推动世界从互联信息时代进入智能信息时代，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颠覆性影响。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将给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强大新动能，实现创新式发展。
从科学层面看，人工智能跨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具有高度交叉性；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包含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知识工程、自然语言处理等多个领域，具有极强专业性：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不断扩大，具有内在融合性；从社会层面看，人工智能给社会治理、隐私保护、伦理道德等带来新的影响，具有全面渗透性。目前，在边界清晰、规则明确、任务规范的特定应用场景下(如下围棋、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设计出的智能体表现出较好的专用智能。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从专用人工智能、人机共存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转变。可以预见，通过科学研究的牵引、应用技术的交叉，人工智能必将推动人类社会实现创新式发展。
人工智能为人类认识世界引入新范式，增强科学发现能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史是相关学科不断交叉融合、遵循不同范式的发展过程。从符号主义、逻辑推理、知识工程到连接主义，从大数据驱动小任务到小数据驱动大任务，从神经形态类脑智能到量子计算智能，人工智能的新范式不断增强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传统的科学研究引入新范式后，研究效能得到了极大提升。
人工智能为人类理解世界创造新工具，扩展外界认知能力。人工智能创造各种技术帮助人类理解复杂的拥有巨量信息的世界。计算机视觉技术利用感知世界的每一个像素，增强人们观察场景的敏锐度。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通过深度语义分析，改善人和机器的交流互动。知识计算引擎与知识服务技术帮助我们搜集获取海量知识，进而挖掘关系，形成新的知识图谱。自主无人系统可以利用其不怕热、不怕冷、不怕压等特性，涉足人类无法到达或难以忍受的极端环境，帮助我们探测未知世界。
人工智能为人类改造世界形成新业态，增强产业发展能力。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能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更可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形成新业态，构成新的创新生态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为人类管理自身构建新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社会规范有序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人工智能嵌入社会治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消除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时预测和感知突发舆情：通过对汇聚到一起的多种传感器感知到的社会公共情况进行连续监测，智能预警各种公共安全事件。需要强调的是，人工智能管理模式在推行过程中，也要解决其和固有社会伦理规范的冲突、数据使用的隐私保护等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为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全世界的人工智能领域参与者应坚持共创、共享、共赢理念，共同创造知识，共同分享技术，在良性竞争中实现共赢。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5日)
以往，我们总是强调地方戏曲的“家乡意识”、“乡土风情”，因而格外重视表面所体现出来的家乡风土、家乡人情、家乡俚俗趣味，以满足对于曾经感知的家乡的记忆和联想。可是如果经历了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以后呢？经历了缺少或完全没有家乡亲身经验的后来的延续者呢？那么有关家乡表面风情的表达，是否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没有了一种心灵与情感的照应？我想这就是“原乡”与“家乡”意识的不同。
“原乡意识”也许并不包含太多的感知和经验，而只是一种籍贯或来源的确定，只是一组被代代告知的有关家乡生活的画面或声音。即使迁徙后又经历了无数代的延传，但仍知道自己的源头在哪里，根在哪里，如知道自己是中原人、山西人、苏北人等等。这时的“家乡”也许就是一个梦境、一种幻想，哪怕是落实在几句方言口语、几幅残缺抽象的图画上，可它照样深入骨髓，照样沉淀在潜意识中，等待着被“一朝唤醒”。比如好几百年前就远徙到北欧的蒙古裔人，他们的后代也许根本没去过老家，对家乡也没有具体的感知，可是他们却有可能知道那里有草原，有马群，有帐篷，还有一种音乐叫“长调”。他们蓦然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幅绘画或照片，冷不丁听见了长调演奏的旋律，就可能有一种惊心动魄、灵魂被牵引的感受。千里万里，百年千年，有一种东西埋藏在基因里，流淌在血液中，生生不息。
曾听过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演讲，她说她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蒙古族人，可是直到长大她并不知道家乡是个什么样，她对这个地方有一种难以名状却又难以排遣的情感上、文化上、精神上的深度认同，她说那就是她的“原乡情结”。席慕容不是生长在这里，可是她知道这里是她的“原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不能摆脱她生命的“根”。终于，席慕容在她盛年时回到了内蒙古，她一脚踩到草原上就本能地跪了下去，亲吻着祖先的土地，泪流满面。这时，席慕容气质里的“原乡情结”和对家乡认知的文化碎片，就蓦然间与实在的家乡会合了。
于是我们知道，在人的意识里有一种比“家乡情感”更为深刻的“原乡情结”。它也许不如“家乡”的记忆具体，但是它比具体的记忆更开阔、更深远、更具有悲剧意味的美。“原乡”的情结甚至是超越一般疆界的，它甚至是人类对于自身血缘、族群和文明来路的普遍关怀。尤其是现代人，越是伴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越是会关注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什么地方深埋着自己的“根”。
为什么移民到上海的苏北人在经历了几代人以后，还要去剧场倾听淮剧？为什么一出好的地方戏曲能够超越地域限制，照样感动和感染方言区域以外的人群？为什么何训田和朱哲琴的《阿姐鼓》能够感动全中国，感染全世界？被感动且感染心灵的人并不一定到过西藏，甚至作曲和演唱者也不是西藏人，可是大家都在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家乡”会合了，共同感受着那一处“家乡”的同时，也回到了各自的“家乡”。这就是人类的“原乡情结”或“原乡情感”自己的原乡，他者的原乡，共同的原乡。
假如，更多的地方剧种和剧团都能够持久地追求一种超越一般“家乡情感”升华为“原乡意识”的创作境界，那么就有可能在超越自身生存局限的同时，超越了地方戏曲乃至戏曲文化存在的局限。如此，中国传统戏曲包括地方戏曲的时代再兴，绝非是不可期的。
(摘编自《解放日报》刊文《地方戏曲的“原乡意识”该醒了》，作者罗怀臻)
现代诗派
翟长兴
现代诗派，是对三十年代到抗战前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轻的都市诗人的统称。现代诗派因《现代》杂志而得名，其兴起的标志，即是1932年在上海创刊的由施蛰存、杜衡主编的《现代》杂志。
《现代》杂志成了三十年代现代派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汇聚了沪、京、津等许多大城市的诗人，也集中刊发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作。戴望舒是现代派诗歌领袖，1932年诗坛刮起“戴望舒旋风”，其诗论被现代诗派奉为金科玉律。重要的诗人还有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施蛰存、金克木、废名等等，他们都以各自意象新颖、想象独特的诗作，推进现代派诗歌的发展。现代派诗歌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晶，它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
在上世纪30年代阶级对垒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代派诗人们大多是游离于政党与政治派别之外的边缘人；同时，许多人来自乡土，在都市中感受着传统与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又成为乡土和都市夹缝中的边缘人。现代派诗人是都市的漂泊者，又是一代寻梦者。他们深受法国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濡染了波德莱尔式的对现代都市的疏离感和陌生感及魏尔伦式的世纪末颓废情绪。而五四运动的退潮和大革命的失败，更摧毁了年青诗人的纯真信念，辽远的国土由此成为一代诗人的精神寄托。
戴望舒的《雨巷》典型地表达了一代青年普遍的理想幻灭的忧郁情绪。作为理想象征的“丁香一样的姑娘”，象梦飘过一样，在面前一闪，转瞬即逝了。就这样用暗示象征的手法，表达了追求美好理想而不得的那种孤苦心情。这点深受法国象征诗人魏尔伦的影响，魏尔伦的《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与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
在诗艺上，现代派诗人注重暗示的技巧，很少直接呈示主观感受，采用意象隐喻、通感、象征来间接传达情调和意绪，这使得现代派诗歌大多含蓄、朦胧，既避免了狂叫、直说，又纠正了初期象征派晦涩难懂的弊病，创造性地转化了波德莱尔、魏尔伦的象征主义诗艺，很好地实践着戴望舒所主张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现代派诗人重视向内在的心灵世界和平凡的日常生活开掘诗的题材，运用象征的意象与曲折隐藏的方法，表达其忧伤之思情，追求“象征派的形式、古典派的内容”的统一。现代派诗歌的现代诗形体体现在表层形式上，它有以象征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意象派的艺术特点；而在审美趣味和文化心理取向上则显示出鲜明的古典主义特征，呈现出朦胧而又明朗、单纯而又丰富的东方民族审美特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正是现代派诗人们这样孜孜不倦，兼收并蓄，不断地进行着“化古化欧的创造性的转化工作”，使中国新诗既民族化又现代化，从而构建起真正的东方民族现代诗。
现代派诗歌的发展演变都是历史的必然。它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标志着中国新诗的成熟，是东方民族现代诗构建发展的开始。其所追求的开掘内心和传达朦胧的美学原则，对于新诗艺术表现的含蓄与丰富，对诗的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探索，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与独特的贡献。
（选自《理论观察》，有改动）
近代中国从天圆地方“天下”进入地球“天下”以来，传入了西方“人性恶”的人类哲学思想，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遏制“性恶”的国家行政观念：因为人性本源是恶的，因此必须配之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制度。
这种关于“人性恶”的人类哲学观点，中国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早已有之，代表人物便是诸子百家之一的荀子。荀子持“人性恶”观点，而同时代的孟子则持“人性善”的观点。
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
仔细想来，把不同哲学流派的学者们归于“一家”的文化现象，也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情理之中。中国数千年实行的是皇权行政一统论，而与行政一统论相匹配的学术一元论，也就不得不把为华夏人类思想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各流派人物都归入相同的彀中。在归入“一家”之后，再予以分门别类，作内部清算，谓之“一家”之内的不同“路线斗争”，再或逐“师门”，斥之学术叛徙、学术内奸。那个时代的这种学术的历史发展逻辑，同样与封建社会一统皇权独裁之下的“羁縻”臣僚、清算各派臣僚的行政制度，完全匹配。但显然，两者本来就不在一个学术流派中，而这正是符合近代以来人们认同的人类历史“学术多元论”观点的。历史地看，皇朝社会恶劣的一元论阻碍了古代中国社会分科学说的产生，从而使古旧读书做官的儒学成为通向文化一元论的单行线和独木桥，但人类思想（包括经济形态）本质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的“多元”，何必纳入一家？它实质是泯灭了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哲学思想的丰富多彩性。
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
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
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选自《关于人性的善与恶》，有删改）
材料一：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中国文字起源甚早，就书法看，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关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当然。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摘编自张志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史》
材料二：中国书法作为象形文字的艺术表现，看似孤立于世界文字之林，其实在很多方面有着与世界文化接轨的基础。
第一，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孤独性，反激出它交流世界、融入世界的内在要求。
方块字是一种倾向于视觉艺术的直接符号，它以直观视像为基础，将表形、表音、表意三者融为一体。中国人习惯在书写中思考，书写就是思考。中国书法艺术更是将文字的书写由符号表达提升为艺术创作，在文辞美的基础上，追求结构、线条、水墨等造型美，双向同步地在文辞美、造型美中倾诉书者的内心世界。这种表意文字导致中国人形象、悟象、灵象思维的异常发达，并构成了整个思维的东方色彩。
拼音文字则更倾向于听觉，这使西方社会更看重听觉艺术，如音乐。文字和口语的同音，使两者难以分离，难以像我们那样产生与生活口语相分离的、只用于书写的书面语言或文言文。由于它不表形只表音，由表音到表意便需要经过翻译、分析，是一种间接的转译符号，这使得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分析的、逻辑的、实证的思维更为发达。
今天，世界文化已经进入当代的综合发展阶段。世界和中国，都有强烈的双向交流需求，都希望在交流中互适互惠。这种愿望，不止表现在世界市场和社会一体化进程所激发的人才、知识、经济和资本的交流共进，更表现在文化和思维对交流共进的迫切渴望。随着世界正在出现的学习中文和中国书法初热期的持续，中国文字思维将会怎样地营养和影响人类，完全可以预期。也许这才是“孔子学院”最深刻的意义。
第二，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的变异性，在世界华语地区和一些周边国家扩散出两个泛汉语、泛汉文、泛书法圈，为中国文字和书法走向世界架了桥，提供了经验。
由上亿人构成的世界华人和华裔的汉语社区，是中国文字和书法向世界播扬的桥头堡，早就存在了几百年。华人华裔圈的汉语、汉文和汉字书法，为了适应各自的文化环境，都程度不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了的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形成中国文字和书法体系走向世界的第一个泛汉语、泛书法圈。
另外，在长达千年的历史时期内，汉字及其书写曾经是东亚地区的国际通用文字。在东亚汉文化圈内，汉字和记录日本语、朝鲜语等的准汉字和非汉字，以及契丹文、方块苗字、日本假名等20多个借源汉字创造出来的多民族文字，形成了“一文多语”“一母多文”的文字传播圈。在这个传播圈内，中国书法艺术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变异形态存在着、发展着。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保存得较好，中国书法在那里至今仍极有活力。这种以汉语、汉文为基础、为核心的“一文多语”文化圈，是汉文、汉语和汉字书法走向世界的第二个泛汉语、泛书法圈。
（摘编自肖云儒《中国书法的文化意义》）
材料三：近代以降，特别是进入当下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中国书法受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知识大爆炸、风尚大迁移的深刻影响，发展业绩显着，但发展瓶颈也明显，挑战与机遇同在。西学的进入，书写工具的变化，一度文化无用论特别是国学无用论、传统文化无用论及浮华、浮躁肤浅学风、书风的盛行，商品化和市场机制的风行，加之对中国书法中以文人书法为主体的文化书法这一主线疏于研究认知缺失：所有这些，都在影响和冲击着当代和当下书法发展。而后者格外突出，因而也格外重要。其重要性在于，中国书法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独特的、优秀的符号，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发展和提升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和内容。因此，文化书法的复兴，就成为书法界、文化界不得不直面的时代课题。
（摘编自孙月沐《中国文化书法的复兴之价值意义》）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中国古代诗歌有悠久的历史，有丰富的诗学形态，有光耀古今的诗歌大师，有令人百读不厌的名篇。这既是新诗写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构成创新与突破的沉重压力。面对中国古典诗歌悠久的传统，中国现代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
“五四”时代的新诗缔造者们，以一种不容置辩的态度揭竿而起，为了冲破中国传统诗学的沉重压力，他们选择的是面向外国寻找助力，从异城文学中借来火种，以点燃自己的诗学革命之火。但与此同时，不时流露出的则是由他们骨子里的民族文化的基因所决定的对古代诗歌意境与表情方式的欣赏，对博大精深的古代诗歌美学的眷恋，正是对待传统的复杂心态，使他们无法摆脱焦虑。“五四”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新诗的缔造者们对旧诗的传统发起的抨击，有一些明显是情结化的，是过火的。胡适在《谈新诗》中写。“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像这样不加区分地把近体诗的形式一概打倒，无疑是简单化的。取消了诗歌写作的技艺与难度，诗歌就很容易滑向浅白的言情与对生活现象的实录。
新诗与传统的审美习惯的冲撞，还鲜明表现在新诗人与持有目的诗学观念的读者身上。新诗一出现就面临着强大的反对声浪；而且九十年来，质疑与责难的声音始终伴随着新诗的成长，不绝于耳。这是因为新诗违背了传统的审关习惯，因而引起了某些读者的反感。诗歌鉴赏，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信息的交流活动。由诗作发出的信息，只有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相适应，才能被接收，被加工。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形成，从宏观来考察，是人类世世代代审美经验的积淀；从微观来考察，则是个人有生以来的审美经验的总和。以我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观念来说，它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古典诗歌开始出现的时候。先秦时代形成的“风、雅、颂、赋、比、兴”即所谓诗之“六”，其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我国古典诗歌到唐代进入鼎盛时代，各种诗体备具，形成了完整的格局，自此以后，古典诗歌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新诗诞生多年以后，旧体诗还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以及教量可观的作者。
新诗的艺术上的创新与完美国然有待时日，读者的诗歌审美心理结构的改变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为弥合新诗尤其是自由诗与传统的审美方式距离过远的不是，新诗人也做了不少工作，诸如何其芳、林庚等为构建与古典诗歌格律有所衔接的新体格律诗的努力，尽管收效不大。但这种尝试精神却是可贵的。从新诗发展的历程来看，新诗的草创阶段，那些拓荒者们首先着着眼的是西方诗歌资源的引进，但是当新诗的阵地已巩固，他们便更多地回过头来考虑中国现代诗学与古代诗学的街接了。
(节选自吴思敬《自由的精灵与沉重的翅膀》，有删改)
材料一：
江南的文化版图如何界定？实际上，文化的存在必须依托特定时代与环境。因此，研究文化要有时空坐标，否则难以道说、难触实质。
从地理概念的角度来看，江南区域时大时小，小到环太湖流域，即“苏锡常”和“杭嘉湖”，大到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即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广大长江中下游以南区域。关于这个大区域概念，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有过记载。
江南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比较稳定，没有大起大落，这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江南地区地形地貌特征为丘陵、平原，地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因此气候湿润、万物滋润，人也和润。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江南人民大体得以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久而久之形成了文明祥和的区域文化。
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5000多年前，江南地区就已有较高的文明程度。商末周初，吴和越这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苏浙地区逐渐形成。自那时起，吴越文化便成为江南文化的重要本土根脉。
正式把江南作为行政区域名称始于唐代。贞观元年，唐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其中有就江南道。这个江南道区域甚广，包含几乎今天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而后江南道所辖区域和名称不断演变，到了清代，先后有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和江南省。
（摘编自廖大伟、李想《江南文化何时形成独特区域风格》）
材料二：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但在儒家文化主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摘编自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材料三：
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极其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蓄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
江南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变化转型，在不断的整合与重构中形成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体系，到隋唐之际其主要内涵已经比较稳定。江南山川秀美，气候温暖，水域众多，人性普遍较灵秀颖慧，利于艺术。这种特征在远古时期即已开始展现，随着历史的推移，江南经济文化地位不断上升，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人们普遍认为这与江南的水性特征相关，水性在中国传统思维中是与“柔”“灵动”联系在一起的。生活于江南清丽自然环境中的人性情多柔和，情感细腻而思维活跃。青山秀水，茂林修竹，不仅使人们热爱自然，也使人们感觉敏锐，不仅启迪遐思，更可以滋润灵性。故而江南在经济发展以后，文学艺术快速发展。魏晋以后，江南诗人、书法家、画家的大量涌现充分说明这一事实。江南玉文化发达，玉温润、柔和、纤巧，吴越先民好玉的审美追求，很能反映他们的品性。这种审美追求应该是形成江南文化特质的一个基本因子，吴越语言的温柔细腻，吴声歌曲的清新婉丽，也与此特性有关。江南士人性情多清俊秀逸，与山东士人的儒雅、敦厚，关陇、燕赵士人的刚直、豪爽构成鲜明的对比。江南文学作品也相应崇尚清秀俊逸与自然婉丽的风格。这些都反映了江南文化的柔性特点。
（摘编自陈云燕《浅论中国江南文化》）
“君子不器”，孔子认为君子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不能仅满足于掌握某种技能来实现个人物质追求，还要能够胸怀天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此教育之重，首要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首先要塑造人格，做一个“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一个人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完善人格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要重于技能的培养。因此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成人”“成德”上，并始终贯穿这一目标。
孔子认为，技能培养必须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即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却仅仅用来为自己谋事、谋食的话，也未必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若缺乏完善的人格，一个人掌握的技能愈高，就愈有力量危害人群。这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出。比如他认为以“言语”著称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对同样以“言语”著称的宰我，孔子更是因其不行三年之丧而斥之“不仁”。冉有精于“政事”，但他帮助季氏搜括钱财，孔子号召弟子群起而攻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夏以“文学”著称，孔子告诫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说明孔子评价弟子的首要标准是人格而非技能，绝不会因为其某方面的技能而对人格缺陷姑息迁就。孔子把培养学生人格作为教育首要目标，强调以完善人格为目标，重视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而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孔子不仅把人格教育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提出了完整的人格体系理论。“圣人”是孔子的人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但圣人的境界即便尧舜也做不到，遑论普通人。但孔子依然提出圣人的目标，意在使人始终具有提升的目标。但这种几乎达不到的要求可能会使人产生畏难心理，从而放弃提升努力，甚至连较低的人格层次也达不到。因此孔子提出了比较现实的人格层次——君子——作为现实的目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君子是相对比较现实的理想人格，是实践礼乐文明和体现仁义价值的精英。具体来讲，“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是具有通过修身努力培养仁、智、勇品格的人。君子还有四道，有九思，君子还须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概言之，君子的品格可分为两方面：不仅要对己能“修己”，还要对人能“安人”。作为普通民众的先进分子甚至领袖，君子应担当领导人们实现“仁”的责任。所以孔子努力培养学生树立君子风范来引导社会形成良好风气，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在做人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在个人胸襟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是政治文化的承传者，在社会上起到榜样的作用，对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摘编自杜以向、王雪梅《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
材料一：
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一个乡下人看戏，看见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从道德的观点评艺术的人们都有些类似这位杀曹操的乡下佬，义气虽然是义气，无奈是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地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作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文姬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艺术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中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这是就客观方面言。若就主观方面———艺术家的方面———说，艺术就是艺术家的理想情感的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己表现。所以艺术的目的并不是在实用，乃是在纯洁的精神的快乐，艺术的起源并不是理性知识的构造，乃是一个民族精神或一个天才的自然冲动的创作。它处处表现民族性或个性。艺术创造的能力乃是根于天成，虽能受理性学识的指导与扩充，但不是专由学术所能造成或完满的。艺术的源泉是一种极强烈深浓的，不可遏止的情绪，挟着超越寻常的想象能力。这种由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刺激着那想象能力到不可思议的强度，引导着他直觉到普通理性所不能概括的境界，在这一刹那顷间产生的许多复杂的感想情绪的联络组织，便成了一个艺术创作的基础。
艺术的性质，古来说者不一，亚里士多德“艺术是模仿自然”，这话现在已不能完全成立。因艺术虽是需用自然的材料，借以表现，或且取自然的现象做象征，取自然的形体做描写的对象，但它决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它自体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它从那艺术家的理想情感里发展进化到一个完满的艺术品，也就同一个生物细胞发展进化到一个完全的生物一样。所以我后来的观察，以为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因它自己就是一段自然的实现。艺术家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就是一段自然创造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完满的自然创造的过程。因为艺术是选择自然间最适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使它成了人类最高精神的自然的表现。其实各种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也很不同。譬如建筑艺术在建作方面就纯粹不是取象于自然，乃是随顺着几何学比例的法则；音乐也不是取象于自然；抒情诗更不是模仿自然，它纯粹是抒写主观的情绪。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
材料三：
艺术家中的古典派，理论家中的理想派，都信奉理想的自然主义。他们承认自然之中有美也有丑。两只燕子，飞得最快而姿态最轻盈的一只是美的；许多耕牛中，最强壮耐劳的是美的；一个少女和一个老妇，前者是美的；两个青年，一个气色红润，一个贫血早衰，壮健的是美的。总之，在生物中间，正常的和典型的为美，完满表现种族特征的为美，发展和谐健全的为美，机能旺盛、精神饱满的为美。在无生物或自然景色中间，予人以伟大、强烈、繁荣之感的为美。反之，自然的丑是，不合于种族特征的，非典型的，畸形的，早衰的，病弱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反乎一切正常性格的是丑的，例如卑鄙、懦怯、强暴、欺诈、淫乱。艺术既是自然的再现，凡是自然的美丑，当然就是艺术的美丑了。
（摘编自傅雷《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材料一
当前信息的困境由过去的匮乏转化为过剩。一方面，海量信息以其无序性挑战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无效信息、虚假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眼球；另一方面，人们应用媒体的能力和时间有限，如何快速高效获取所需信息成为迫切需求。诸如“今日头条”等资讯类App，借助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技术，根据用户的数据自动过滤掉部分信息，在短时间内呈现给用户更多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信息获取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用户信息过剩的困境。
信息化社会的加速发展激化了现代人追求个性化的心理需求。市场需求决定着供给，用户对于个性化信息的需求，刺激了个性化信息服务的产生。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技术，通过信息呈现方式的不同实现有效的个性化服务。这种基于算法的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较之传统的人工信息在内容的把关上更为精准，给用户带来直接的“私人定制”感，真正实现了用户对于信息的“选择性接触”，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
（摘编自齐沛尧《浅析基于算法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
材料二
算法主导的信息分配机制，高效地打造了一个“私人定制”的时代。然而换个角度看，技术、算法与其说是引领者，不如说是迎合者；与其说是提供思考的导师，不如说是强化偏见的囚徒。技术为用户量身打造信息，开启了符合读者口味的一扇窗，却关上了多元化的一道门。我们或可名之为“孤岛效应”——在自我重复、自我肯定、自我强化中，公众的知识、思想逐渐固化，成为海面上的一座座孤岛。只看自己喜欢的、只读自己认同的，难免会带来固执己见、固步自封的危险。
（摘编自《算法时代，人民日报透过舆情看大势》）
材料三
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更多关注，催生了“流量焦虑”；而智能推荐改变原有分发模式，又带来了“算法焦虑”。流量焦虑之下，各种“哭晕体”“震惊体”频现，偏激观点、浮夸文风令人不适；算法焦虑背后，则是所谓的“推荐阅读”助长了虚假信息、低俗内容的传播。现实中，一些互联网信息平台确实在内容审核上下了大力气。某信息聚合类APP的员工中，内容审核团队几乎占去了一半。但“偏轨”问题一再发生，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内容的生产靠“众包（一种新闻生产模式，新闻机构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用户为新闻报道贡献内容，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性，承担包括消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内容的分发靠算法，这些具有媒体属性的平台，既缺少“总编辑”，也缺少“把关人”，技术取代内容成了主角。生产和分发一旦“去编辑化”，审核团队人再多，也无法应付海量内容。而如果媒体平台变成了纯粹的流量平台，既难言质量，也难保导向。
技术承载着价值，决定了它可以也应该成为主流价值的载体。比如，在决定给用户推送哪些内容时，不但要考虑用户的个人兴趣和习惯，帮助他们“各取所需”；更需要对内容产品的质量做出全面评价，善于辨别真伪、敢于判断对错。技术不是号称中立、逃避责任的借口，而应该成为启发思考、启迪智慧、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流量入口。
重视技术带来的问题，并不是要拒绝技术，而是更需要保持技术敏感，学会“驯服”算法、驾驭技术。算法的优势在于充分了解读者、不断回应诉求。这也启示主流媒体，不能再“埋着头”创作、“仰着头”传播，而必须发挥技术的“赋能”作用，让主流价值搭上新技术的快车。
（摘编自《用主流价值纾解算法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