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的象形文字，有时称为绘画文字，有时又称为文字画，这样含混的名词，对于字与画的关系，很容易引起误会，是应当辨明一下的。
一切文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有文字的作用。但是，绘画与文字仍然是两件东西，它们的外表虽相似，它们的基本性质却完全两样。一幅图画在作者的本意上，决不会变成一篇文字，除非它已失去原来的目标，而仅在说明某种概念。绘画的本来目的是传达印象，而文字的本来目的则是说明概念。要知道二者的区别，最好是看它们每方面所省略的地方。实际上便是最写实的绘画，对于所模拟的实物，也不能无所省略，文字更不用说了。往往为了经济和有效的双重目的起见，绘画所省略处正是文字所要保留的，反之，文字所省略处也正是绘画所要保留的。
就中国的情形论，文字最初虽非十足的绘画，后来的发展却和绘画越走越近。这种发展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和绘画本身的发展过程完全相合。两个阶段（一）是装饰的，（二）是表现的。
离甲骨略后而几乎同时的铜器上的文字，往往比甲骨文字来得繁缛而更富于绘画意味，这些我从前以为在性质上代表着我国文字的较早阶段，现在才知道那意见是错的。镌在铜器上的铭辞和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根本是两种性质上的东西。卜辞的文字是纯乎实用性质的纪录，铭辞的文字则兼有装饰意味的审美功能。装饰自然会趋于繁缛的结构与更浓厚的绘画意味。沿着这个路线发展下来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便是流行于战国时的一种鸟虫书，那几乎完全是图案，而不是文字了。字体由篆隶变到行楷，字体本身的图案意味逐渐减少，可是它在艺术发展方面的途径不但并未断绝，而且和绘画拉拢的更紧，共同走到一个更高超的境界了。
以前在装饰的阶段中，字只算得半装饰的艺术，如今在表现的阶段，它却成为一种纯表现的艺术了。以前作为装饰艺术的字，是以字来模仿画，那时画是字的理想。现在作为表现艺术的字，字却成了画的理想，画反要来模仿字。从艺术方面的发展看，字起初可说是够不上画，结果他却超过了画，而使画够不上它了。
字在艺术方面，究竟是仗了什么，而能有这样一段惊人的发展呢？理由很简单。字自始就不是如同绘画那样一种拘形相的东西，所以能不受拘牵的发展到那种超然的境界。从装饰的立场看，字尽可以不如画，但从表现的立场看，字的地位一上手就比画高，所以字在前半段装饰的竞赛中吃亏的地方，正是它在后半段表现的竞赛中占便宜的地方。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文字的本质与绘画不同，所同的只是表面的形式而已。
评论书画者常说起“书画同源”，实际上二者恐怕是异源同流。字与画只是亲近而已。因为相近，所以两方面都喜欢互相拉拢，起初是字拉拢画，后来是画拉拢字。字拉拢画，使字走上艺术的路，而发展成我们这独特的艺术——书法。画拉拢字，使画脱离了画的常轨，而产生了我们这有独特作风的文人画。
（节选自北京大学出版社美学散步丛书《回望故园》，有删节。）
灶神，也被称为灶君、灶王爷，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专门司管民间饮食的神。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如果赶上灾年，那么饥饿的阴影就会浮在绝大多数靠劳动力生活的平民百姓头上，因此最初人们供奉灶王爷，就是祈求能够获得丰足、可口的食物。由于灶王爷关系的是平民百姓平常生活最需要的，所以也成了最接近百姓的神。
在《庄子》中记载：“灶上有鬓。”“鬓”在古代是女性的代称，由此可以知道最初的人们已经将灶神定性为女性，这也和当时为母系社会有一定关系，钻木取火成灶，是要最强壮的男性钻木，但是掌握火的大多是女性，而灶最离不开火。掌握火，这也看出女性地位更高，“主”字造字之初就是掌火之人的意思。起初灶神没有特定的名字，魏晋以后灶神有了姓名，比如隋朝记载了名为“苏吉利”的女神，清代记载了名曰“张子郭”的男神。
在民间传说中，灶神是厨房之神、饮食之神。由于灶神起源很早，所以早在商朝的时候民间就已经开始供奉灶神了。到了秦汉的时候，灶神更是同门神、厕神、井神并称为家庭的保护神，传说灶神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敬重，不仅是因为它能掌握人们的饮食，为人们带来富足的食物，还要为玉皇大帝考察一个家庭的善恶。在灶神的身边还有两位跟班的小神，各捧着一个罐子，一个称为“善罐”另一个称为“恶罐”。而这一家人，无论是善行还是恶事都会毫无掩饰地保存到这两个罐子里，等到年终的时候灶神就会带着这两个罐子到玉皇大帝那里去汇报，这让人们对灶神又敬又怕。
灶王爷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人们既然惹不起他，又躲不起，只好在上供时想办法，希望灶王爷能够“上天言好事”，所以送灶神的贡品一般都用一些又甜又粘的东西，如糖瓜、汤圆、麦芽糖等。用这些又粘又甜的东西，目的是要塞灶神的嘴巴，让他回到天上时嘴甜而多说些好话，另外黏住灶神的嘴巴，让他难开口说坏话。也有人用酒作为供品为王爷送行，认为这样就可以让灶王爷喝醉，让他头脑不清，少在玉帝面前打小报告。
民间认为农历12月24日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就是灶神离开人间，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一家人这一年来所作所为的日子，所以在这时，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也有的人选择在除夕当天“送灶神”取吉利富贵的意思。祭灶神的时候，要摆齐供品，焚香祭拜，接着饮下第一杯酒，此时要向灶神诚心祷告，完毕后再一饮下第二杯酒，第三杯酒之后，将旧有的灶神像撕下，连同各种祭祀之物一起焚烧，代表送灶王爷上天，同时也就意味着仪式顺利完成……“送走”灶神后，人们还要在正月初四把灶神接回来，称为“接灶”。接灶的仪式很简单，只要在灶台上贴一张新的灶神像即可。
在世界文明对话史上，公元2世纪到7世纪期间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当属佛教的东传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后果，它不仅使佛教融入中华文明，与儒家、道教一起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结构性力量，而且也使得佛教获得持续的发展活力，从一个地方性宗教上升为世界性宗教，直到今天仍然发挥其重要的精神作用。
两汉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发生期。佛教进入中国大地是一个因地域关系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过程，“其教因西域使臣商贾以及热诚传教之人，渐布中夏，流行于民间”。（汤用彤）它不是像后来基督教教团派出大量传教士有组织地传教活动。这一点决定佛教进入中国是和平的、非强制性的。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是与当时道家的黄老之术和方士之术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佛教东传的扎根期，隋唐时期是佛教东传的开花结果期，这两个时期是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最重要时期。唐以后，随着三教合流，随着中国化佛教禅宗的盛行，融入中华文明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已经不是在异族异质文明意义上与中华文明展开对话了。
魏晋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主要体现在佛学与玄学的对话上，两种文明对话呈现出佛学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南北朝时期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皇帝亲自参与对话，如宋文帝曾与僧人论究佛理，宋武帝亲自到寺庙听讲，梁武帝甚至亲制发愿文，皈依佛教，大兴寺庙。
魏晋时期，中外学者合译佛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东晋是佛典合译的高峰期。不仅小乘佛教的基本经典《阿含经》系列被创译，而且大乘佛教的重要经论、密教经典、律典等都被译出。当时在佛经的翻译解释中大量采用“格义”的方法，即用中国原有经典中的精义与典故来比配佛经中的道理，以便中国信徒的理解与接受。显然这是一种聪明的文明对话与融合方式。
佛教文明在中土的生根开花结果，还在于佛教本身具有一种对话精神，佛教内部往往通过对话来加深对佛法佛学的理性认识。中土的高僧大德完全继承了印度佛学的对话精神。慧远曾就大乘要义与罗什通信，往复问答。慧远的弟子慧观，也从罗什请问佛学，研核异同，详辩新旧。受到罗什的高度赞扬，与僧肇一起被称为“第一”。
佛教东传与中华民族文明对话并不纯粹是“西学东渐”的单向对话，同时还有大量中土的高僧大德长途跋涉到天竺等西方取经而形成的逆向对话。中土沙门西行求法从曹魏的朱士行开始可谓代不乏人，其中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是最为突出的两位。当代印度史学家阿里教授在给季羡林先生的信中写道：“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一个深远的历史影响是通过中国，佛教流传远播于四邻诸国。早在隋朝，佛教就通过中国而影响到高丽、百济、新罗及日本。没有在中国的存在与发展，佛教难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就此意义而言，中国佛教具有建构世界宗教文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历史价值。
（选自张三夕《佛教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有删改）
①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②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古代中国，关注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③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④阅读经典可以使人们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既不必因为它承负着传统而视其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它象征着传统而视其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中国是和我们的文化传统紧紧相随的巨大影子，你以为扔开了它，其实在社会风俗、日常行事和口耳相传里面，它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祈“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选自葛兆光《中国经典十种·序言》，有删改）
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发展进程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被历代中国人广泛接受并尊崇。
“君子”一词在西周时早已流行，主要指称贵族和执政者。春秋末期，孔子赋予“君子”概念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冯友兰说，孔子一生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求索的结果，就是做人要做君子。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崇德向善的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高尚又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什么是儒学？有一种观点回答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具体来说，在修己和治人两方面，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枢纽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
这种观点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点，无疑抓住了本质，对于我们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质，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学说，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西方文化热衷于构造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等。中华传统文化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这种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知行合一”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中的这些论述，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辞，重实践、轻思辨的精神，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都不是只把仁、义、忠、孝、廉、悌等当作理论，而是当作值得遵循也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其目的就是在全社会尽可能多地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并以其引导、带动各阶层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
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激活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价值理念，有必要通过挖掘、整理、阐发和弘扬，让君子文化这颗最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气神”的种子在新时代春风吹拂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摘编自钱念孙《君子文化的传统魅力与当代张力》）
①《白鹿原》是一部亦因亦革、继往开来的现实主义巨著。它以多方面的成功，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具有自我更新的活力，而且还拥有无限广阔的前景。
②就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来看，陈忠实像路遥一样，没有被甚嚣尘上的文学“新风潮”迷惑和裹挟，也从来没有丧失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信心。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既需要成熟的文学意识和文学经验，也需要不为时风所移的冷静和清醒。
③陈忠实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转益多师”，虔诚而虚心地学习多种模式和风格的现实主义文学的经验。他始终珍惜并学习柳青的文学经验，先后买过许多本《创业史》，无数次研读这部艺术性很高的杰作。对柳青来讲，观察先于想象，身历目见是小说家必须跨过去的铁门槛；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更注重对生活和人物的深入而细致的观察，而不是关起门来凭着才气任意挥洒，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随意杜撰。观察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来不得半点马马虎虎的偷懒，所以，柳青才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陈忠实像柳青一样，按照最老实的方式来写小说。如果说，路遥从柳青那里学来了抒情化的叙述方式，那么，陈忠实则掌握了柳青细致、准确、传神的描写技巧。像柳青一样，陈忠实笔下的人物，也是使用錾子在生活的石头上一下一下凿出来的，几乎个个都给人一种雕塑般的坚实感。陈忠实还从巴尔扎克和哈代的长篇小说中、从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从《静静的顿河》《愤怒的葡萄》《碧血黄沙》《百年孤独》和《假如明天来临》等多种样态的外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中，理解了人与历史的关系，吸纳了新鲜的叙事技巧，领悟到了解决可读性的方法，从而使《白鹿原》成为一部既传统又现代、既庄严又亲切、既有思想性又有可读性的伟大作品。
④小说是人类生活别样形态的历史。然而，历史感的丧失，却是当代小说叙事的一大危机。一些小说家的叙事是封闭而苍白的，是没有背景的——既没有现实背景，也没有历史背景。他们笔下的人物与故事，皆如飘忽的影子，忽焉而来，忽焉而去，仿佛无本之木，只有枝叶，没有根系，缺乏清晰的来路和内在的深度。
⑤然而，陈忠实认识到了历史与小说的密切关联。没有历史的生活是不完整的，没有历史的人物是不真实的，小说可以被理解为“民族的秘史”。这是更真实的历史，是小说家需要深入理解和叙述的历史。陈忠实通过阅读、调查和思考，深刻地理解了他所叙写的历史生活，理解了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
⑥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不再是僵硬的公式化表述，人也不再是历史干巴巴的填充物，而是有血有肉的复杂生命体。他写出了真实的历史，也塑造出了真实的人物形象。他们有爱恨与情仇，有冲突与和解。《白鹿原》中的历史，就是真正属于人的历史。其中的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冲突，是丰富的人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引发的冲突，而不再是某种观念抽象的冲突。
⑦《白鹿原》在人性的意义上，超越了非人性叙事的狭隘性；在真实性的意义上，克服了教条的历史意识的虚假性。我们从他的叙事中看到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
（选自李建军《<白鹿原>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旨趣》，有删改）
远古之时，先民生存环境恶劣，认知能力低下，需要大自然的恩赐、群体首领与英雄的护佑才能得以生存。于是，先民把日月山川动植物等自然现象与万物和群体首领、英雄进行神化，由此产生了神话。最为人们熟知的中国古代神话，有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俊生日月等创世神话，伏羲画卦、神农尝草、轩辕造物、尧舜禅让、鲧禹治水等始祖神话，共工斗诸神、蚩尤战黄帝、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英雄神话，百物发明、绝地天通、女丑曝曰等文化神话，龙凤牛羊狗枫树等图腾神话，日月山川草木鸟兽等自然神话，以及三身国、无肠国、不死民等域外神话。与系统严密、源流清晰的西方神话不同，中国古代神话朴素、片段地表达了先民征服自然、战胜灾害、护佑人类的主题，引导规范着先民的生产生活，这与早期中国地理位置、大陆文化、农耕文明特征相一致。
由于古代神话世代口口相传的特征，加上民族迁徙、社会变迁、文化发展，中国古代神话也随时代而流变。神话流变是以民族意志和王权政治需要为前提的，如，很多氏族神话上升为民族神话国家神话；很多无关联的神话黏连融合，致使伏羲女娲兄妹成为夫妻、盘古盘瓠混融等；很多大神神性职能由单一到复合，故创世神女娲又为文化神高谋神，始祖神炎帝又为太阳神灶神等；有的大神被逐出神坛，故帝俊被后世遗忘；有的大神被创造出来，故帝喾跻身于五帝之列；有的大神被妖魔化，故共工、蚩尤、刑天成了传统文化中的恶神，等等。
古代神话流变表现出民俗化、仙话化、佛教化、历史化等四大特征。神话民俗化记录并再现了女丑曝日、后稷农耕、刑天断首等神话，以及衍化出的天穿节、接姑姑等习俗。神话仙话化是神话受到神仙方术的浸染表现出了追求长生不老的仙话色彩，或称神话道教化，如不死国、不死药等。神话佛教化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借助神话宣传教义，以灵魂不灭、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为内容的死而复生、鬼魂、地狱神话应运而生。神话历史化是应政治、宗族等的需要对神话进行的修改、分解与加工，它促进了民族的凝聚融合，是神话流变最明显的特征。神话历史化开始于夏朝，活跃于商周，结束于西汉武帝时期。作为中原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夏商周王权，为了王权的统治需要从神话中寻找先祖，于是禹、契、后稷分别成了夏、商、周的始祖。“神祖合一”在与天帝取得联系的同时，也淡化了大神们的神性，使众多的大神变成了人类始祖、人间帝王、文明创造者等，并步入历史文化殿堂。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开篇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历史功绩与血缘承继，使五帝系统被广泛接受认同。五帝系统的定型完成了神话的历史化，构建起以黄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神话的主流框架，形成了民族的血缘之本与共同历史，奠定了华夏民族发展的根基。
（摘编自闫德亮《古代神话定型与华夏民族形成》）
在人类智慧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科学（本文特指自然科学）和艺术之间在内容或者形式方面都有各不相同的联系方式，考察二者在不同阶段相互联系的特征对于理解二者的关系很有意义。古代文明中，艺术与萌芽时期的科学的结合是通过神话传说和宗教来完成的，有关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后来的古希腊的史料几乎都是神话与宗教。据记载，古埃及的医学史涉及一个有关“贺鲁斯之眼”的神话，这个神话使埃及人将“贺鲁斯之眼”崇敬为守护与康复的象征，以至于“R”这个象征着贺鲁斯眼睛的神秘符号便出现在后来医生的处方笺上。金字塔的修建可以看成是神话幻想和科学的完美结合，这些埃及王朝的法老们幻想能够使之再生的陵墓以最简单的几何形状获得最抽象的艺术效果。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也与神话直接相关，很多民族的神话传说里都认为大地是被某种有力的能够负重的动物驮在背上的，并以这些动物因为过于劳累导致腿脚抖动来解释地震的成因。古代科学与艺术神话的这种从内容到形式近乎自然的融合，既与当时的科学发展状态有关，也与神话的性质和形成背景有关。
文艺复兴后，科学与艺术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绘画和文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将绘画艺术和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期人物之一是意大利的达·芬奇。他创作了一系列详细记录人体结构及功能的笔记和素描，具有艺术作品和科学研究的双重价值。近代以来，将艺术与科学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英国优秀的诗人亚历山大·蒲柏的童年时期恰好是牛顿确立经典力学并在数学和天文学、光学等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黄金时代，他在诗中这样赞美牛顿：大自然及其规律，隐匿在黑暗中，神说，“让牛顿去吧”，一切变得光明。不仅是诗人，思想家们还用其他的文学形式来赞美科学，比如托马斯·莫尔以水手对话的形式写成幻想小说《乌托邦》，书中的“乌托邦人”竟然掌握着当时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并广泛地加以运用。空想主义者康帕内拉所著的《太阳城》也描述了公有社会里所拥有的先进科学和技术。
当代艺术与科学的结合呈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从20世纪后期直到今天，现代科学和当代艺术又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古代和近代的结合方式呈现给世界，二者交融的侧重点不仅在于内容或者形式，更在于成果的相互利用，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向社会的广泛渗透。首先，当代艺术的发展需要多种科技手段的参与和支持。各类艺术形式无不充分利用科学，尤其是当代技术的最新成就，艺术家们正是巧妙地利用现代高新技术塑造了众多的利用传统表现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的艺术形象，来满足当今社会不断变换的审美需求。当然，科学和技术不仅是手段，很多科学成果的内容自身就显示出极强的艺术性。比如数学家们用透代方程在复数平面上产生的分形图案奇幻迷离，这种全新的艺术格调带给人们以对称与和谐的美感。其次，科学自身的发展与普及也需要艺术家的帮助，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很多国家的城市里都有艺术家们参与科学普及和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科学与艺术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学问，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成为人类灿烂文化的两翼。当科学与艺术寻找到一个完美的结合点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必将散发出无尽的光彩。
（摘编自《讨论科学与艺术之关系》）
中华文明非常重视以史为鉴及其古为今用之功。诸种正史、大量野史等著作的形成也大都有此动机。所以当君臣就一些事议而不决或难决之时，或帝王的决策不合臣意或不合时务时，饱读经史的大臣往往会想到并引用历史之事、前朝处理同类事务的惯例以作参考或直接仿效。三皇五帝、文王周公、前代明君之事，往往是大臣们提出建议规劝帝王的凭借。在不违律令，不违儒家伦理的前提下，对前朝惯例的借鉴或采用就有着道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朝成功的惯例，尤其是前朝明君的言行方式，对同类问题的处理，具有正面的引导意义。借鉴历史的力量以及前代帝王尤其是有作为的帝王对同类事务的处理办法，来表达观点、制约帝王或影响朝廷决策，有时极为有效。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以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时褚遂良即上书规劝，要太宗“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之举，后“太宗从之”（《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明武宗死后，因其无子，大学士杨廷和以遗诏迎武宗之叔父兴献王的儿子继位为明世宗。随后世宗即面临一个如何尊称孝宗、武宗及生身父母的“大仪”问题。大臣们各引其据，有引“汉哀帝、宋英宗二案为据”、有引“文帝则以弟继，宣帝则以兄孙继”之事以提出建议。明代舒芬曾上疏武宗皇帝，反对“畋游无度”，其立论之一即“自古万乘之重”和“古帝王所以巡狩”应该如何之类。
在许多时候，社会舆论也会对帝王造成一定的压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作为的或有理想的帝王而言，更是如此。当然封建时代的舆论主要还是“路人之议”或“庶人之议”，舆论的形成仍然是以儒家的家国天下、明君廉臣思想为基础而建构的。因为那些具有谣言性质的舆论最终可能会有损帝王的合法性，会被反对者或政敌所利用，所以大臣也会以防不良舆论之由而规劝帝王要避免社会大众的舆论压力，帝王也往往会忌惮于可能的舆论压力，有时也会改变自己决定的事。
当然，也有不在意舆论者。唐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时韩瑗上书，高宗不仅没有采纳此建议，而且更无惧“四海之士”的惕然。韩瑗后为褚遂良辩护，又引“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之事，不仅未果，反而被左迁振州刺史。
虽然儒家反对怪力乱神，但由于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在其政治文化中仍然有着对神灵、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把这种敬畏精神融入政治伦理之中。由于一方面有着“天何言哉”的自然定位，另一方面又认为王道之政都是“以君随天”的道德假设，所以自然界的异象，诸如地震山崩、河水断流、慧星见于东方之类，更容易被大臣、文人、术士等加以伦理的附会，引申出自然对世事的态度，以警示帝王。
(摘编自王建光《儒家伦理对古代帝王的制约》)
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吸收了多种其他艺术门类的优点和手段，融为一体，创造了在世界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以武打为突出特征的武戏，堪称世界剧坛的一朵奇葩，集中而鲜明地体现着戏曲的中华美学特色和独具优势的艺术表现力。
武戏历史久远，文化积淀深厚。京剧形成初期，武戏依然保持着粗犷的古朴之风，注重勇猛、激烈的跌打翻扑，不太讲究造型、做戏。随着剧种的成熟、发展，经过几代艺术家特别是作为“武戏文唱”的引领者杨小楼的执着进取，在继承传统武打技术的基础上，一方面对技巧动作加以美化，增强舞蹈性，另一方面强调基本技术服从剧情和表演的需要，使技巧动作成为一种优美的舞姿和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并与唱、念、做结合运用，让武戏得到整体提升，留下许多具有精美观赏价值的经典之作。
武戏美在哪里？第一层次是“形式感知”。武戏以动作因素为主，演员把握自己的动作，按一定的节奏在时间和空间中延伸，通过强与弱、快与慢、刚与柔、动与静的变化，呈现流动和瞬间的美，加上开打、翻跌、下高、打出手等高难度惊险动作的穿插运用，带来的悬念和惊叹，显然更直观，更富于视觉的冲击力。这也是人们被京剧吸引往往从武戏开始，京剧走出国门必带武戏的重要原因。第二个层次是“共情与共感”。武戏流传至今的优秀剧目，内容大多数弘扬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如保家卫国、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暴安良、打抱不平的侠义精神，塑造了许多忠臣良将和民间英雄人物，传达的是正能量。即使是反面或性格复杂多面的角色，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刻画，脸谱、神态、身段表演等鲜活地揭示其本来面目，于恶中见美，美中见恶，取得观众的审美认同。
美是难以被忘记的。京剧艺术博大精深，绚丽多姿，文戏、武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前些年武戏的势弱，出自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除了大众娱乐日趋多元，流行文化的冲击，还有武戏演出对场地、环境的要求严于文戏，造成展示机会较少，多年来在大型演唱会中只能于开头、结尾烘托气氛，难以尽显完整风貌。内因则表现为传承、创新乏力，随着一代技艺精湛的老艺术家先后离去，舞台水准下滑，难以适应新、老观众的审美需求。
当前，武戏振兴迎来新的良好机遇。以传统为根脉，不仅指具体的戏与技巧，还有前辈艺术家积累的经验和启示。高盛麟先生曾对武戏演员提出“三要”：一要打好基础，意指基本功要规范、扎实、过硬，唱、念、做、打可以有所侧重，但不可偏废，才能真正体现武戏的整体美；二是演好人物，包括准确把握人物的个性，处理好技术与人物的关系，表演要有真实感，脱离生活和人物的技巧堆积再多，也无美可言；三要跟上时代，了解时代和观众的审美取向，对武戏有所创新，有所丰富。尤其是武戏的新剧创作很少，值得分外重视。
武戏之美亦中华文化之美。武戏的“精气神”，将会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摘编自刘连群《弘扬武戏之美》，《人民日报》2019年07月11日）
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吕思勉
①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②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即，从前的人做的事情，成功了，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了，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但世事不会完全相同，用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
③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而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真的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而是历史知识不足。
④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嘛？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
⑤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微信公众号：语文考试助力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的家庭，我的学校，我的朋友，我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而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底，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选自《历史研究法》，见吕思勉《史学与史籍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我的思考：
《古诗十九首》的人生主题
《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于南朝萧统《文选》，被刘勰誉为“五言之冠冕”。学界主流意见认为这是作于东汉后期的文人诗，这一意见证据较为充分，其说可从。关于这组诗歌的主题，古人曾有许多议论，自《文选》以来直至明清士人，论者多将诗歌与政治及士人出处相牵合。比如解“浮云蔽白日”一句，李善就认为这是“以喻邪佞之毁忠良”，后人沿着这个视角继续发挥，认为这是远在的逐臣思念君主之辞。近代以来，朱自清、马茂元等学者对《古诗十九首》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看法，对诗歌的艺术性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
时至今日，就《古诗十九首》的主题来说，学界仍有不同见解。笔者认为，《古诗十九首》作为一组诗歌，文本内部应当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中贯穿的精神主旨可视为主题所在。而贯穿于整组诗歌的就是对人生的感喟与思索，人生乃其根本的关心所在。笔者尝试从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个层面，文士在诗中表达了他们对人生真相的洞察。《古诗十九首》实际上是在谈论人生的痛苦。整组诗的开篇就是“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汉代士人为了追求功名，经常要游学、仕宦，由此导致的与亲人的分别往往达数年甚至更久。因生死而造成的别离非人力所能及，但被迫与相爱的人分离则是人生莫大的无奈。这组诗对别离之情有生动的描绘和展现，充满了浓浓的感伤，感情基调低沉哀婉。其中，我们时常可看到这样哀伤的叹息：“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徙倚怀感伤，垂涕沾双扉”。可以说，这种低沉的情绪笼罩在整组诗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末士人的普遍心态。
《古诗十九首》的低沉哀婉基调实际上缘于汉末士人浓烈的生命意识，他们慨叹时光的仓促与生命的易逝，流露出对人生短暂的悲叹。这一点从很多汉乐府诗歌中也可见到。《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对人生有诸多比喻，如“远行客”“飙尘”“朝露”等，他们还以“涧中石”“金石”来作比，突出人生短暂。在汉末诗人的心目中，死亡是人生的归宿，活着是远行。这种浓郁的悲哀也影响了后世的诗歌。
第二个层面，《古诗十九首》表现了文士认清人生真相后产生的幻灭感。正如诗中所写：“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人生短暂，如白驹过隙，圣贤亦不能例外。洞察了修仙长生为虚妄后，他们愈发想要去把握和享受现实人生。他们要饮酒，于是说“不如饮美酒”；要宴饮高会，于是说“极宴娱心意”；要耳目之娱，于是说“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要鲜衣良马，于是说“被服筑与素”“何不策高足”……总之，就是“为乐当及时”。及时行乐是他们的一致选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望，对享受人生抱有极大热忧。
这种幻灭感促使他们要求突破儒家名教的“清规戒律”。
第三个层面，文士在人生幻灭之后还要追寻朴素的人生。因为意识到了人生的有限和虚无，他们不再执着于遥不可及的不朽，转而去追求现实的人生。现实人生中安宁而平淡的日常，成了他们向往的心灵归宿。他们反复歌咏“愿为双鸿鹊，奋翅起高飞”“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举案齐眉、长相厮守成为了文士最朴素、真挚的愿望。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别离尤为敏感，也对其进行了反复书写：“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独宿累长夜，梦想见容辉”“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离别的相思令人倍感痛苦，甚至催人衰老。从《古诗十九首》开始，中国文学中的离别书写始终充斥着悲伤的情绪，同时，离别也成为古代文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诗词与音乐的关系
中国古代诗歌一开始便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尚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就是说诗是用来表达人们情感意志的，歌则是用来咏唱那些表达思想情感的言辞，五声旋律紧紧依附着歌唱，而律吕则是用来调谐五声的。可见言志之诗和歌唱关系之密切。从原始歌谣，到“诗三百篇”，都是诗乐一体，密不可分的。
到了战国时期，楚地歌辞本来也是合楚地音乐而歌的，如《孺子歌》等，而大诗人屈原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他的《九歌》仍按乐调写新辞，另一方面，他的《离骚》中虽然“乱曰”等极少数地方也许能唱，但全诗373句，2490多个字的主体部分只能诵读而不能歌唱。这就开始将配乐而歌的“诗”，演变成为纯语言艺术的“徒诗”，这种用文字来表达的诉诸视觉的“徒诗”重在抒发个人情怀；而与乐一体的诉诸听觉的“乐歌”，则重在抒写群体心态。屈原开始了个人独立歌唱的新时代，这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代的乐府诗，是配乐歌唱的，在乐工的眼里，当然不把歌辞放在首位，甚至有任意割裂和拼凑歌辞以入乐的现象。但创作诗歌的人们的兴奋点，主要不在诗歌能否入乐演唱上。到了汉末建安时代，“三曹”“七子”等群星将诗坛映照得一片通明！他们中也有一些诗歌是按乐府旧调写成，可以入乐歌唱；但摆脱音乐而写诗，已经逐渐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作诗重在抒发自己的情感，诗的文学生命开始高于诗的音乐生命。再往后，摆脱音乐的诗人们，又转向构成诗歌最基本的要素——语言——去寻求节奏和音律之美，也就是用诗歌内在的语言声韵不同，语调的抑扬变化所产生的音律美，代替从诗的外部配加上去的回旋起伏的音乐美，这就是南朝齐永明年间出现的“永明体”诗，正如有的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脱离音乐之后的纯语言之诗发展到一个日臻完善的阶段。不同种类的艺术越是各自发展，便越是各自臻于成熟，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也有力地促进了各自的成熟和发展。
词是在音乐的土壤萌芽和诞生的，早期的词是受到音乐洗礼的一种音乐文学，是经过无数歌者歌唱的一种新体歌诗。所以唐五代时人们称词为“曲子”或“曲子词”，因为音乐的曲子有长短，旋律有繁简，节拍有急缓等因素，就使得合乐而歌的歌词，句式上有长有短，调子也千变万化。可以说词的基本体制，是被音乐陶铸而成的，所以说词体文学是词与乐的较为完美的一种结合。音乐对词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入骨髓的，即便是到了南宋后，词已经不再完全入乐歌唱，而成为一种新的韵律诗歌后，按词谱所规定的韵律乐调所填的词体文学的肌体中，音乐的烙印依然是不可抹煞的。
（节选自程郁缀《唐诗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每一个“渺小”积成伟大
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主持设计了神舟飞船总体方案等重大项目。在中国航天日即将到来之际，《面对面》栏目记者采访了戚发轫院士。
记者：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你们当时有什么感受?
戚发轫：大家都欢呼跳起来了，太高兴了。我们那一代人完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使命，这件事情确实值得纪念，不能忘记。
记者：1969年，您被推选为业务班组长，负责卫星研发工作，当时也曾犹豫纠结过?
戚发轫：是的，领导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但是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压力太大，我能干成吗?所以犹豫。
记者：是什么让您往前迈了一步，真的接下了这个事?
戚发轫：国家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
记者：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你们的研究面临了哪些挑战?
戚发轫：主要是实验条件不好。我们没有低温试验室，就在海军的冷库里做试验。夏天我们穿着大棉袄、塑料鞋，出来以后塑料鞋都冻裂了。传输东方红乐曲的四根天线分别长三米，发射时天线缩到一米，上天后靠自旋把它甩出来，这可靠吗?当年没有先进的计算机模拟计算就得靠人工试验，天线太重了，很容易伤人。经过大量的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
记者：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立项，领导想请您出任中国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听说您再次陷入犹豫纠结之中?
戚发轫：一是我当时59岁，岁数大了，二是这个任务太重。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美国和苏联都有人因此丧生。但领导觉得姜还是老的辣，最后还是动员我干，我想了很久。
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流行一句话，叫“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就是科研人员收入低的现象。科技人才流失严重，您的科研队伍受到冲击吗?
戚发轫：很多年轻人走了，有错吗?没错，但我心里很痛。当时有一部分人对航天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愿意拿不如卖茶叶蛋的待遇坚守岗位，我很佩服他们。
记者：从1999年开始，中国先后成功发射了神舟一号到四号飞船，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发射载人飞船神舟五号，当时你们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戚发轫：我们与宇航员开会，他们说个人生死不是问题，只是担心，载人航天任务要求宇航员完成的那些动作和试验项目能不能完美无缺地做好，辜负了大家的厚望。
记者：神舟五号载着杨利伟顺利返航，标志着中国成为继前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您获得的最有意义的奖励是什么?
威发轫：这一生受到很多奖励，我认为最高的奖励是杨利伟讲的，“中国飞船真棒”!
记者：您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戚发轫：我已经87岁了，要到前线不现实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身体还好，还能做些事，我要做航天精神的传播者。我国航天人为什么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献出来?是因为热爱它，人生最大的爱是爱国。
记者：你们航天人都有一句话，说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您怎么理解这句话?
戚发轫：星辰大海是无际的，人在里边是很渺小的，但是要靠每一个渺小积成一个伟大的事业。
(摘编自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戚发轫：每一个“渺小”积成伟大》)
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他主张“学无中西”，批评持中学、西学二分的“俗说”，“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认为“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这样一种关于中西学术互助、互动、互促、互鉴的精彩之论，至今仍不失其高远眼光和宏大气度。
另一位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性，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还有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作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
（摘编自朱立元《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若远 在人文理性上有值得称量的人物的话，王充无论如何都可算是一个。鲁迅在为许寿裳儿子许世瑛开的必读书目中，就有这位先贤的《论衡》。内中加注说：“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鲁迅在文章里多次讲到王充这个人，对其看法颇佳。王充的文笔有豪迈之气，言理多奇语。他对儒家学说的抨击，对 的抵制，在东汉可谓是个奇观。他的特点是不迷于虚妄，非耽于幻像。那时候世间迷信盛行，独王充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神灭。”这样的看法，都远离虚妄之见，对后来的文人多有影响。我们看鲁迅对中国民间迷信的抨击，就能够看到王充的影子。
读王充的著作，可以感受到他身边强烈的鬼神气息，那些巫风与神秘主义的遗存包围着他，使其不得不面对它们。与谶纬话语对话，是不得已的选择，那结果是与之彻底决裂，走另一条路。而我们看鲁迅在绍兴的记忆，也是被迷信、鬼魂那些谣俗所困，他直面的，就有那些飘忽不已的神之所，灵魂的有无，思想的明暗。浙东文化几千年有很大变化，但神秘主义的气息不绝，也算一种传统。只是在面对这些传统时，鲁迅没有被同化，而是在对抗里找到了自己的审美方式，我们由他的特点而联想起王充，实在有一种内在的依据。
鲁迅与周作人后来在文章里不断抨击旧说，对民风里残忍的存在进行解析，已非王充式的反诘，而是借用了人类学的眼光，思想自然有别于古人了。可是我们看看东汉以来浙东人在礼俗中挣扎、反抗的例子，也自然会得到一个印象，绍兴出现了周氏兄弟，实在也不是奇怪的吧。
从鲁迅的性格看，他不属于孔子的传统里的人物，与庄子、韩非子的传统倒是略有吻合之处。但庄子、韩非子太学者气，鲁迅不喜欢那样的论道，而是更为散漫而无所用心。倒是六朝人的眼光让人感动，他对阮籍、嵇康的态度，就更为亲切，彼此是有深的关系的。
鲁迅的文字有时候能够看出凌厉之气，走极端的例子很多。比如他说少读和不读中国书，语气很坚决，很让人想起嵇康论辩时的样子。嵇康《难自然好学论》说儒学者迂腐不堪，出语很重。这样对古人不恭，乃古已有之的存在。鲁迅是故意学之还是气质的巧合，都颇值得深思。
王充、嵇康这样的人，对于存在的多样性的感悟，是超出一般儒生的视角的。对于嵇康的世界，鲁迅有自己的理解，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此有深的论述。在国民党“清党”之际，他以嵇康为例，深悟专制文化下文人道路之多歧，真正是读懂历史的人才说的话。嵇康并非如牟宗三所云只是哲人型，其斗士的特点、诗人的气质也是有的。鲁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位先贤的影响，不太好说。不过，王充、嵇康以来的峻急、深邃的思想盘诘的传统，他身上是有的。谈到浙东的文化，这样的古人的血脉，我们怎能忘记呢？
浙东文化的传统里，王充、嵇康的余脉是时隐时现的，并非主流。周作人一直看好王充的价值。把他视为中国文化史的三盏明灯之一，实在很有眼光。这个看法，是否有鲁迅的因素，我们不好妄下结论。但周氏兄弟对哲学的盘问的喜好是一看即知的。鲁迅鲜谈王充，可能是其文献完善的缘故。而对嵇康的持续关注，我猜测是其资料阙如，自己不得不亲自整理。在他看来，嵇康的文献如能流传，中国士大夫的生态，或许还不至于那么单一吧。
这个现象是特别的：那么多故土的先贤，并不都能使其快乐起来。到了晚清，社会结构与民间心态，早就没有多少朗照的儒风了。王充、嵇康式的思想已经隐没到历史的深处，百姓早沦落为奴隶了。每写到故土的存在，鲁迅的笔触总是沉重的。他在乡下世界里得到的多是不幸的记忆。未庄也好，鲁镇也好，都有灰暗的底色，它甚至窒息着人的感觉。绍兴的建筑是黑白两色，这种反差很大的存在，也渗透到他的笔下。可是我疑心在那些黑暗的色泽中，也是染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吧。如果不是域外文学的参照，绍兴文化的发现与否或还真是个疑问。
俄国小说给他最大的冲击，是找到了人的精神的底色，环境与人的关系，习俗和心灵的关系，现世与彼岸的关系，等等，都暗含在结构和情境中。他发现了人在故事背后的 ， 而且不断拷问那精神的可能或意义与否，就把小说的愉悦功能和 连为一体，有了弦外之音。这与其说是故土给鲁迅的启示，不如说现代理性唤起了他的内觉，在精神深处，他与那些宗教感强烈的作家是有共同的心灵感觉的。
因为有域外文学的参照，便把自己故土记忆里朦胧的存在照亮了。这毁誉参半、美丑互照、得之于古风里的神思，又神伤于民风里的灰暗之迹带来的隐痛。一切都十分复杂地呈现在他的文字里。一面是诅咒，一面有敬意，浙东混沌的语意和生命形态，被一种鲁迅式的智慧过滤了。
（节选自孙郁《鲁迅的浙东脾气》）
若说在人文理性上有值得称赞的人物的话，王充无论如何都可算是一个。
他对儒家学说的抨击，对的抵制，在东汉可谓是个奇观。
他发现了人在故事背后的，而且不断拷问那精神的可能或意义与否，就把小说的愉悦功能和连为一体，有了弦外之音。
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祠堂，是古人慎终追远的重要场所，彰显着“敬宗收族、亲亲有爱”的礼之精神。祠堂祭祀以血脉为基，融道德、信仰、礼三者于一体，规范礼制，祭祀先贤，团结族人，表达共同的精神寄托。
古代的“宗族”，是有宗子、行宗法、由同一父系成员聚合而成的“血缘—政治”团体。北宋程颐在士大夫阶层里倡导宗族祭祀，到了南宋，朱熹制作《家礼》，提出“祠堂”这一名词，确定了祠堂祭祀的格局。一个家族祭拜先祖，由宗子主持，叫敬宗；祭祀共同的先祖以聚合族人，即收族。敬宗收族，使宗族不仅成为族人与族人相交流的人伦共同体，而且成为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人神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宋明之后，甚至出现了不设宗子的“族”。这样一个同族同姓的村落，尽管没有“宗”，仍然可以称之为“宗族”。这个时期的宗族，就成了一种“血缘—社会”团体。
祠堂的功能之一就是祭祀宗族祖先或先贤。祠堂祭祀有多种，如季祭、节祭等。不管豪门或是寒族，对祭祀都十分重视，仪式庄严，礼节隆重。祭祀先人是为了教育后人，立约族规是为了惩治违规犯律行为，借祖宗之威，禀祖宗之训。在祭祀中，族长要宣读族规和家训以及族谱，族长在祠堂代祖宗立言，宣讲传统伦理，告诫和惩罚犯错子孙。做了错事的族人须站在特定的位置祭拜，寓意“低人一等”，这是一种惩戒不良行为的方式。祭毕，后辈向前辈行礼，族人之间相互行礼，这样，祠堂祭祀就成了一条精神联系的纽带。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家族成员从儿童期就受到孝悌之礼等的熏陶。祭祀活动对族中成员起到了效法榜样或约束行为的作用，从而巩固了宗族的血缘关系，并强化了家族的向心力。
祠堂的动文化（祭祀）体现着祠堂的功能，祠堂的静文化（建筑装饰）也渗透或暗示着祠堂的功能。装饰文化作为祠堂文化的载体，涵盖了浓厚的道德观念、地域民俗，无论是家居陈设还是建筑中的雕饰彩绘，连同牌楼照壁等建筑本身，都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洛阳新安县吕氏祠堂，照壁上刻画的动植物图案，象征着吕氏族人要勤勤恳恳才能福临；墀头上各式各样的“耕读”字样，引导着后人辛勤耕作以立身立命，刻苦读书以立德立行。
在儒家伦理中，家族观念尤为深刻。祠堂作为整个家族的聚集活动之所，承担的是弘扬祖先美德、传承“孝礼”文化、维系亲情意义等诸多功能。礼仪和道德结合在一起，进而延伸到更大的范围乃至整个社会，以期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祠堂祭礼，不仅是“情感—道德”性的，而且是“伦理—政治”性的。
祠堂作为礼制性建筑，并非是一种文化虚构。相反，在对亲生父母的爱与敬的仪式中，在对祖父、曾祖、太祖甚至整个宗族伦常尊亲的追溯活动里，以及在对天地诸神的祭拜仪式上，祠堂都关系着古人对于人伦关系、社会结构与政治组织的理解。
（摘编自李玲《祠堂之礼：有秩序的爱》）
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五四一代新文学家中，像周氏兄弟那样学养丰厚的，并不少见；问题是，三四十年代以后，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更强调“生活积累”而不是“文化修养”。这里有家庭经济及教育水平的限制，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五四新文化思潮对传统中国的激烈批判，使得以“进步”自居的后生小子，往往低估了祖先的智慧与才华。不能说没读书，也并非真的把线装书统统扔进茅坑，而是以西方文化剪裁中国文化的大思路，使得作家们普遍对传统中国缺乏信心与兴趣。
金庸曾直截了当地称：“也有人问武侠小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看，我觉得大概是武侠小说比较根据中国的传统来着手。”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简洁高雅的文学语言、再加上描写的是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小说中体现的又是国人乐于接受的价值观念，金庸的武侠小说于是流及四方。
具体到对武侠小说的评价，新旧文学家更是如同水火。这里必须将近在眼前的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考虑在内。郑振铎称“‘新人们’，是竭了全力来和这一类谬误的有毒的武侠思想作战的”，原因是义和团的降神仪式及“刀枪不入”记忆犹新，不由人不对其“使强者盲动以自戕，弱者不动以待变”保持高度警惕。同样将关于游侠的想象作为“民族性”来理解，金庸与郑振铎的态度截然相反。金庸称“注重‘人情”和‘义气’是中国传统社会特点，尤其是在民间与下层社会”；“武侠小说中的道德观，通常是反正统，而不是反传统”。大力张扬处于民间的，反正统的游侠精神，在金庸看来，符合现代人对于传统的选择与重构。
游侠作为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不同时代、不同文体、不同作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诠释；但这并不妨碍游侠对于中国文人的巨大感召力，不以武侠小说见长的张恨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段话值得关注：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张氏心目中理想的武侠小说是“不超现实的社会小说”，故将目光锁定在“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上，老劼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大波》等，倒是以四川袍哥为主要描写对象，但其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借鉴，取艳情而非武侠。李君虽则对游侠精神、世俗生活以及民间帮派深有体会，却不曾跨越雅俗之门槛，介入武侠小说的写作。
游侠精神之值得关注，与武侠小说的发展前景，二者并不完全等同。金庸的成功，既是武侠小说的光荣，也给后来者提出巨大的挑战：武侠小说能否再往前走？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位。这自然没错，可还必须添上一句：能否继续发展，取决于文类的潜力及预留空间的大小。从《三侠五义》到《笑傲江湖》，一百多年间，武侠小说迅速走向成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溢恶，而此道又衰落”。金庸等人的崛起，又使得此“宋人话本正脉”再度接续，且大有发展余地。
或许，武侠小说的出路，取决于“新文学家”的介入(取其创作态度的认真与标新立异的主动)，以及对传统游侠诗文境界的吸取（注重精神与气质，而不只是打斗厮杀)。应该说，金庸已经这么做了，但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些。毕竟，对于史家与文人来说，游侠精神，是个极具挑战性且充满诱惑力的“永恒的话题”。
(节选自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有删节)
文学在社会中承担何种职能？它的功能如何？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恰恰意味着文学的功能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不妨将广义的文学缩小到叙事文学的范围内来专门加以观察。
小说在西方18、19世纪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仅仅是个文学史特例，它并非历来如此。事实上，从《荷马史诗》一直到18世纪初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或小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与音乐和绘画一样，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蛰伏于宗教和权贵的巨大阴影之下。
同时，文学的社会性内容也受到一定的压抑，对世俗生活的记录或对个人经验的描述尚未成为文学的重要使命。不论是埃斯库罗斯，还是索福克勒斯，他们作品中个人经验的呈现和表述都是在神话的结构下展开的，同时与集体和社会的经验难以区分。悲剧的发生总是与不可知的命运、必然性以及上帝的存在纠缠在一起。在中世纪，薄伽丘和乔叟的写作表明悲剧中的上帝形象开始向世俗显贵人物转移。按照雷蒙·威廉斯的描述，悲剧的重点已经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与苦难”转向世俗社会的“成功与失败”，而“命运越来越多地指涉世俗的成就”。但从总体上看，对上帝的信仰仍然主宰着悲剧的最终和解。而到了文艺复兴之后，文学对于世俗经验的描述的比重进一步加强，悲剧发生的动力从命运的逻辑和上帝的意志变成了个人选择性的行动。
从文学的功能方面来看，它与宗教一样，都是超越现实的伟大的激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的局限性，使人们在欲望受到挫折时，在遭遇生活中的巨大不幸或失败时，希望能从文学中找到解释和安慰，因此文学中就有了超越现实的创作。只不过，这种超越往往是象征性的，是作为一种代偿的机制而出现的，不可能获得理性的证明。和宗教活动一样，超越的途径是一种想象性的和解与欲望的满足，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在西方悲剧常见的形式中，威胁的解除和欲望的满足都由于最后上帝的出现或暴力政权的更迭而获得解决。
在阿拉伯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代偿性安慰机制的重要性。在假托谢赫拉扎德讲述的故事中，不管主人公的经历和遭遇如何充满凶险，曾经出现过怎样的挫折、失败和幻灭，到最后，绝大部分结尾总是以和解结束。在中国古代的叙事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夸父逐日的结果显然是悲剧性的，但夸父被烧死之前所投出的手杖却变成了一个森林，因此这种失败未尝不可以被描述为一次胜利。
问世于17世纪的《聊斋志异》为我们考察这种超越机制提供了一个范本。为什么《聊斋志异》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非江南，特别是经济发达的江浙一带？陈寅恪的解释是：《聊斋志异》的出现是社会环境压抑的结果，从而假托于狐女灵怪，对自身的经验和欲望进行宣泄、超越。而在晚明时期的江浙地区，由于地方丝织品经济所造成的社会繁荣，特别是当时社会名流生活风习的政治性空间已有了相当自由度，吴越名流已经可以在世俗社会中与那些“狐女”（比如柳如是等人）自由往来，不必像蒲松龄那样假托于梦幻了。
18世纪末，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开始在欧洲诞生，由于宗教的衰弱和资产阶级的日益强大，为了化解日益粗鄙化、程序化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危机，文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其功能被加以强调：作为一种宗教替代品的价值系统，作为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安慰剂和黏合剂。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启蒙运动的深入，文学从一种神秘的经验开始转变为一个“科学化”的、可以被我们充分认知的知识领域。
发轫于18世纪末的欧洲文学变革，与其说是对文学功能的重新发现，还不如说是对文学的强行“征用”。而中国近现代小说革命和文学革命则毫无疑问受到这一变革的影响，尽管两者之间的出发点、具体进程和后果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文学作用的过分强调。小说这样一个形式，从“街谈巷议”的微末小技，一跃而成为关乎民族、国家存亡的关键。
（摘编自格非《记录与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