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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当今的艺术仿佛在兴致勃勃地享受一场技术的盛宴。戏曲舞台上眼花缭乱的灯光照射，3D电影院里上下左右晃动的座椅，魔术师利用各种光学仪器制造观众的视觉误差，摄影师借助计算机将一张平庸的面容修饰得貌若天仙……总之，从声光电的全面介入到各种闻所未闻的机械设备，技术的发展速度令人吃惊。然而，有多少人思考过这个问题：技术到底赋予了艺术什么?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神秘莫测的人心——技术增添了哪些发现?在许多贪大求奢的文化工程、文艺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技术崇拜正在形成。

    ②技术是艺术生产的组成部分，艺术的创作与传播从来没有离开技术的支持。但即便如此，技术也从未扮演过艺术的主人。《史记》、《窦娥冤》、《红楼梦》……这些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的思想光芒与艺术魅力，而不是因为书写于竹简，上演于舞台，或者印刷在书本里。然而，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日新月异造就了人们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察觉艺术生产正在出现一个颠倒：许多时候，技术植入艺术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工业社会的技术消费，而不是艺术演变的内在冲动。换言之，这时的技术无形中晋升为领跑者，艺术更像是技术发明力图开拓的市场。

    ③中国艺术的“简约”传统隐含了对于“炫技”的不屑。古代思想家认为，繁杂的技术具有炫目的迷惑性，目迷五色可能干扰人们对于“道”的持续注视。他们众口一词地告诫“文胜质”可能导致的危险，这是古代思想家的人文情怀。当然，这并非号召艺术拒绝技术，而是敦促文化生产审慎地考虑技术的意义：如果不存在震撼人心的主题，繁杂的技术只能沦为虚有其表的形式。

    ④这种虚有其表的形式在当下并不少见，光怪陆离的外观往往掩盖了内容的苍白。譬如众多文艺晚会和其他娱乐节目。大额资金慷慨赞助，大牌演员频频现身，大众传媒提供各种空间……形形色色的文艺晚会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个社会真的需要那么多奢华呈现吗?除了晚会还是晚会，如此贫乏的文化想象通常预示了主题的贫乏——这种贫乏多半与技术制造的华丽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技术业已游离了艺术的初衷，众多的娱乐节目——而不是艺术——充当了技术的受惠者。

    ⑤技术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一种工具，关键在于怎么使用。对于技术的盲目崇拜无异于对于工具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的实质，是重技而轻道，重物而轻人。如果任由其泛滥，容易遮蔽掉技术背后真正关键的东西——使用技术的人的作用与良知。前一段诸多社会事件引起舆论大哗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将这些社会事件与技术联系起来。从瘦肉精饲料、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的制作到利用电话、互联网精心设计的钱财欺诈，舆论同声谴责的是无良企业、利欲熏心的商家、心狠手辣的骗子以及失职的监管机构，而技术研发者的责任似乎被轻轻放过，人们没有看到参与这些社会事件的技术人员出面道歉，这个环节成为盲点因而遭到遗忘——文化领域的事情也似乎常常如此。社会的进步、文化的繁荣，需要让技术与道德的关系重回人们的视野之中，如此我们方可避免陷入技术盲目崇拜的陷阱与误区。

（选自《新华文摘》2013年第23期，有删改）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足以使人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集结的。杨玄感叛乱，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

    李唐建国后，邮驿制度在隋朝基础上更加完善。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唐六典》载，六部中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

    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情况。为保证邮驿正常运行，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正常开支  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中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裁，唐朝上等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有些驿站还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唐政府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生活。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代赵嘏《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李商隐也有诗日：“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繁忙的，就像柳宗元《馆驿使壁记》所说：“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乐府诗在入唐以前已存在两个传统，一是上承“诗教”风刺一面的汉魏传统，二是以艳歌艳词为主的六朝传统。初唐乐府沿袭齐梁绮靡的路子，内容不出白氏所批评的“赞君美”或“悦君意”。“初唐四杰”的乐府虽体现闻一多先生所谓“由宫廷走到市井”“由台阁移到江山和塞漠”的倾向，但现实的针对性不强。盛唐以边塞为题材的乐府诗，更多地歌颂盛唐的武功气象。中唐以后，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和刘禹锡集中创作乐府，试图在理念的层次上直接继承《诗经》的“风刺”传统，甚至否定汉乐府的价值，但选择以“乐府”而非其他诗体干预政治，还是反映出他们对于汉乐府观风知俗观念的继承。不仅如此，中唐乐府诗人吸收了六朝的部分传统，展现出对于地方风土风俗的书写兴趣。

    中唐大量出现表现地方风土或风俗的乐府，与中唐观风观念的转变关系密切。初唐、盛唐之观风俗以政治治理为中心；另一方面，更是要通过礼乐教化来“移风易俗”。但安史之乱后，中唐人不再视地方风俗为负面的无条件改造对象。高郢《礼部试策五道》指出“然为政之道，当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欧阳詹《鲁山令李胄三月三日宴僚吏序》说得更加清楚：“一方不同教化，恐他邑之欢乐此辰，不得似公之邑也。”

    同时，“采风”或“采诗”的理想被中唐诗人不断提出。但其“采诗”与汉人有异，所采并不是真正来自民间，而是从士大夫的创作中收集而得，与其说是“采诗”，不如说是“献诗”。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乐府大家，白氏真正主张的是“采诗以补察时政”，新乐府如《上阳白发人》《卖炭翁》《道州民》都已涉及唐世风俗的叙写。刘禹锡《淮阴行》“以裨乐府”其实就是一种采诗的思硌，他在《采菱行》《插田歌》中明确表示要赋之“以俟采诗者”。这就进一步把与六朝乐府有亲缘关系的中唐乐府赋予汉乐府的政治意义，并在题材上进行了扩充。

    这种“采诗”的思路为中唐文人所共有：随着中唐文人纷纷到地方就职，送行者常期待被送者因为在地方施政得当而能让当地民众作歌谣以颂之，这预设的正是“采诗”的可能。此外，有些作品本身就是在表达某州县长官的“政教得失”，背后还是体现“采诗”的观念。这一类型的创作未见于初、盛唐，却为中唐文人所发掘，这都说明汉代“观风”或“采风”的传统在中唐复兴。

    各类文体中，乐府的起源本与“采诗”或“采风”的理想直接相关，当采风的传统被再次强调，“观风俗得失”不再依附于“察吏人善恶”或王朝礼乐的落实，而是更直接地与百姓生活的具体情况相关，这就让与“观风俗”最直接相关的乐府产生创作上的转变。中唐之所以出现大批书写风俗的乐府，背后正涉及唐人在观念上的转变。

（摘编自吕家慧《论中唐乐府中风俗题材的兴起》）

    ①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交往方式的重大变革对“立德树人”所立之“德”产生了深刻的冲击与影响。海量信息的自由开放和“零门槛”，可能引发社会成员价值取向和判断的混乱，并使整个社会价值体系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趋势中，“德”的主导性也随之被消解，这种消解在自媒体时代产生的“圈子文化”中有较多的体现。

    ②自媒体时代完成了以传播方式为中心的一系列变革，使人的思维方式与交往方式活跃起来，社会成员开始以自我为中心建立各种“小圈子”“大圈子”。“圈子”的扩大催生了“圈子文件”，社会舆论则在不同“圈子”的信息交互和影响中产生，随着“圈子”量的增加与影响域的扩散而扩大。由于监管审查机制尚不完善，主体权力容易得到极致发挥，社会舆论易通过非理性方式表达。一些视觉冲击力强、视角标新立异的内容往往会对“圈子”内成员甚至其他“圈子”产生影响，进而疏导舆论的走向，甚至衍生出舆论危机。而舆论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借由自媒体广阔的话语平台与话语媒介，形成一股影响极大的“舆论波”，从而削弱“德”的主导地位。

    ③若想恢复“德”的主导性，就要建构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新模式。

    ④首先，创建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联动产品”。“联动产品”是指创建一些区别于其他教育活动与文化产品的彰显“立德树人”根本属性的自媒体产品。这些产品既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又能充分发挥联动性作用。这既包括微博“大V”、公众号等意见领袖，也包括网易公开课等能够发挥协同传播效用的教育平台，还包括“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等兼具观赏性、教育性的文化产品。

    ⑤其次，营造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舆论场”。我们要在舆论爆发前建立舆情预警系统；在舆论爆发初期积极设置议题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朝向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在舆论发展中期，做好信息公开，依托国家数字化教育资源中心等平台实现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在舆论发展中后期，启动舆情监督系统，设置“把关人”。此外，要对各类社会事件或现象的舆论影响力进行科学预判和把握，以便采取相应行动。

    ⑥最后，要拓宽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个体“能力域”。培养社会成员在自媒体时代中的辨别能力，既要对多元文化进行辨析，揭露不良文化的虚假性与片面性，也要通过社会事件与现象，宣扬与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同时，要培养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这既要求我们在教育活动中设置专门的媒介素养课程，也要求我们加强媒介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以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形成适应自媒体时代发展的媒介素养。

（摘编自柏路《自媒体时代“立德树人”的困境与超越》）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伪命题

    随着市场化、信息化在世界范围持续发展，跨时空的全球性交流互动不断由经济、科技领域走向政治、文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文化一体化、世界文化趋同化、全球文化同质化等论调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决定政治、文化全球化，世界市场使得消费主义走向全球各个角落，而通信、交通和网络的超地域性加速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融合，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最终走向趋同。事实上，文化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其发展离不开自身所处时代和固有文化传统，所谓“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伪命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同民族和国家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尽相同，因而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为维护自身利益，不同民族和国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决策，并相应实行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在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基于维护与发展自身利益而形成的世界格局中，连经济都很难趋同，就更谈不上所谓的文化趋同了。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文化是长期发展和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由于人口种族、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方式等存在差异，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风俗习惯，造就了多元文化，而且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无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承认文化差异、实现文化共存，是各个民族和国家实现生存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的基础。否认这种差异，盲目推动趋同，不但会导致人们自我身份认同的弱化甚至消失，而且将导致民族文化衰落和国家衰亡。

    西方人鼓吹“文化全球化”，实质是向全世界兜售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一个人如果认同西方文化，就会更加乐于消费其商品、接受其制度规则。这有利于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才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广自己的文化，企图让所谓的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消融在单一西方文化中，实现西方文化全球化。

    所谓“文化全球化”极具欺骗性，危害甚大。借助国际经济、科技、教育、影视、传媒、艺术等交流互动，西方国家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倾销物质商品，而且强力输出新闻报道、影视作品和图书读物等文化产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文化，甚至把西方文化奉为更先进、更高级的文化样式，竭力学习模仿以求趋同，最终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方国家鼓吹“文化全球化”，目的是要加速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渗透，以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当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走上发展快车道，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不同区域逐渐形成，经济全球化发展呈现新态势。进入新时代，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廓清“文化全球化”的迷雾，在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同时，积极同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对话，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中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有效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扩张，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人民日报》2018年03月14日07版，作者刘焕明，有删改）

    在古典美学中，雅俗与“文野”分别组合，成为两组相对的范畴，即文雅和野俗。二者是对立的两极，相反而又相成。

    从人类文明脱离动物本性起步之际，雅与俗的分野就产生了。人类文明进步愈大，文化层次愈高，知识修养积累得愈丰厚，雅俗的差异就愈显著。上古时期，典型的雅俗差异表现在《诗经》之中。《诗经》的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采，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采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文质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雅适合的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口味，反映的是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习惯。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在语言中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古代的批评家认为，知识、学问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雅俗的重要标准。清人毛奇龄说：“天下惟雅须学，而俗不必学；惟典则须学，而鄙与熟则不必学。”读书是求雅去俗的最好途径。

    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上，雅俗的表现是复杂的、多样的。雅俗的差异在于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于文化积累的多少。然而这种高低和多少却又是相对的，是在比较中呈现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

    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以俗为雅”这个中国美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影响的理念即是典型的例证。文雅本指文采华语言修辞工致，是艺术修养高的标志，但如果一味追求文采华丽、语言精致，则又会成为千口一腔的陈辞滥调，又成了凡俗、陈俗的东西而令人生厌。这时如果别出心裁，有意从以前已遭摒弃的民间语言中汲取材料，用入作品中，则会产生清新出奇的效果，这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以俗为雅”的作品，其外在的形式特征是“俗”，而其体现出来的品格、趣味却是“雅”。这里“俗”和“雅”是相互协调、相反相成、浑融一体的。

    “以俗为雅”的理念还可以运用到文学创作的体裁、题材、意境等领域。如表现在体裁方面，古代文学家、批评家通常推崇雅体，贬斥俗体，如民间歌谣就被视为俗体而受到贬斥。但也有一些作家看到了这种体裁所蕴涵的艺术价值，如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文雅和通俗。梁启超的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他将诗分为“文人诗”和“民间歌谣”两类，并指出：“简单说，好歌谣纯属自然美，好诗便要加上人工的美。”“对于自然美加上些人工，又是别一种风味的美，譬如美的璞玉，经琢磨雕饰而更美；美的花卉，经栽植布置而更美。”

 (选自《论文雅》有删改)

以仪式守护节日文化

车淑娅

    说起端午节，人们首先会想到吃粽子，一些地方能看到热闹的赛龙舟，此外还有佩香囊、系彩绳、插艾叶、挂葛蒲、饮雄黄酒等习俗。这些习俗、仪式是我们解读、认识传统文化的编码系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从孔子“不学礼，无以立”，至清初思想家颜元“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中国自古以来高度重视仪式的教化作用，讲求通过仪礼建构社会秩序，在仪礼中传承中华文化。中华传统节日仪式是中华仪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既包括生活化的节日仪式，也包括正规的节日庆典礼仪。通过举行节日仪式，可教化人文，规范道德，促进社会秩序和谐友善。如今，伴随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传统节日重要性已有社会共识。如何让这些传统节日不仅仅是“大长假”“小长假”，而是紧紧围绕节日文化展开？加强节日仪式可作为探索方向之一：有了具体的节日仪式，节日内涵才有所依附，才能逐渐加强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认知和认同。

    如何强化节日仪式？一方面，我们可以结合当代生活特点，对传统仪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传统以当代气息。在传统节日中，有许多仪式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端午节的包粽子、赛龙舟等就富有生活趣味，能够调动民众的参与兴趣。我们可以深入发现和挖掘生活化节日仪式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保留传统仪式，丰富节日民俗活动，逐渐实现“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化传承理念。另一方面，或可发展当代节日仪式，使节日文化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新的国家节日仪式正在形成和完善。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每连元旦发表新年贺词，举办建党、建国、建军等重大纪念日纪念活动或阅兵仪式等。这些重大节日纪念仪式充分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应继续发扬。2018年元旦，三军仪仗队和军乐团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任务，增加了礼号手天安门城楼演奏、礼兵金水桥南侧迎国旗等新内容，使升国旗这一仪式受为庄重威武，让人记忆犹新。我们还可借助现代媒介手段为增强节日仪式助威。持续多年的春节晚会、元宵晚会、中秋晚会等电视晚会已成为传统节日新仪式，其中年三十晚上看春晚更是已成为“年俗”的一部分。在新媒体环境下，以更符合今天年轻人心理特点的方式创建有价值内函、有可操作性、易于传播、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节日仪式，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是其重要内容。我们当以生动多样的节日仪式连接古今，丰富传统节目的文化实践，守护传统节目的价值意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新都道。

（选自2018年6月15日《人民日报》）

    图书是一种特殊商品，多数出版社一直重视“塑造品牌”，进行“品牌化经营”。业界流行“睹书思社”的说法，美国著名出版家史密斯·贝利说：“出版社并不因它经营管理的才能出名，而是因它所出版的书出名。”可见，那些能让出版社出名，进而引发读者“睹书思社”的书，就是那些能够体现出版社品位的特色品牌书。品牌图书可谓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强社之本、优社之本。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品牌产品，早晚会被市场淘汰。

    事实上，品牌图书不是专家们投票评出来的，更不是出版社刻意贴标签自封的，而是在图书市场中形成的，是通过时间隧道过滤、积淀的结果，是读者心中的口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但凡称得上是强社和名社的，都有品牌图书作支撑、作招牌、作标志。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工具书和学术名著在国内出版界独占鳌头，赢得“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美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就受到全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这两本品牌工具书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早年推出的“万有文库”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品牌图书。这些承载大国深厚文化和世界进步思想的招牌书、品牌书铸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荣光。

    三联书店与哈佛燕京学社共同策划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明确定位于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原创性著作。追求的境界是只求有利于学术，不求闻达于世间。他们以推动学术进步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

    “书比人长寿。”这是出版界的一句箴言。当代编辑理应有这种追求。但令人担忧的是，现在大量的平庸之作充斥市场，有的甚至是垃圾书。何以出现这种让人汗颜、担忧的局面?原因虽多，但编校人员缺乏工匠精神是一个重要因素。

    何为工匠精神?就是止于至善、精益求精、执着专一，着力追求完美与极致的精神。将这种精神融于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就是要对文字抱有敬畏之心，如履薄冰，始终坚守文化的价值，树立文化自觉的意识；在把握文化品质、思想内涵、学术价值、语句规范、知识准确等方面，力求做到字斟句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复推敲，精准定位。

    古往今来，我们的先哲执着专一地践行工匠精神的事例不胜枚举。战国末年，吕不韦主持编撰《吕氏春秋》，为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让人把全书誊抄一遍，悬挂于咸阳城门，“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就是“一字千金”典故的来历。这个经典故事，就是对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化精品的最好诠释。

    实践证明，精品力作都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而成的，品牌图书的打磨更是如此。当今，在出版这个行业里，有一些不显山、不露水、不张扬，甘愿“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堪称践行工匠精神的楷模，值得敬仰和效仿。如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邓蜀生，为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黄绍湘《美国简明史》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那份手写的总计78页的审读意见中，邓老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认真的态度令人叹服，作为学者型编辑的典范，值得我们每一位编辑学习。

（摘编自乔还田《品牌图书是强社之本》）

    生态美最根本的性质是它的生命性。生命是美的重要性质，美只能是对生命的肯定形态，从这个意义讲，美在生命。这里有个问题提出来了，这里的生命是指什么的生命？美学中所讲的生命，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生命只能是人的生命，自然本无所谓美，自然美是人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移给自然物所致，欣赏自然美本质上是欣赏人自己的美；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生命不只是指人的生命，也指自然界的生命，整个自然界都是充满生命的，因此整个自然界是充满美的。这种观点属于泛生命论，它将生机、生命意味也看作生命，无机界虽无生命，但可以有生机、生命的意味，这种生机、生命意味也可以是美的。

    生态美学看生命，与前两种有些不同，它不从个体或物种的存在方式来看待生命，而从生命的普遍联系来看待生命。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与生命、有机物与无机物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的诞生与消亡，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别的生命，任何无机界的变化都影响着有机界的生命。无机界本身虽不具有生命，但它是有机生命之源。生命的基本元素碳、氩、氧、氮，都属于无机物。因此，生态美学讲的生命重在生命的联系。从宏观上来看生命的联系，生命与生命之间、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的协调平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的存在是这种协调平衡的结果。一旦人为地破坏了这个协调平衡，就可能带来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据说，19世纪中叶，有一位好事者从英国带了24只家兔放入澳洲一动物园，动物园失火，数只家兔窜入荒野。因无天敌，逃入草原的家兔得以大量繁殖，后竟多达40亿只，与绵羊争食，原有的澳洲草原的生态平衡打破了，草原遭致破坏。从美学上讲，平衡是种和谐，是种秩序，打破了这和谐、这秩序，生命受到影响，生态美也不存在了。

    生态的平衡性涉及到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的系统性使得这个地球上的一切都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任一事物其活动都不是随机的，随机只是现象，其背后有必然。自然生态自身的平衡功能使得生命有生有灭，生生不息。应该说，合乎自然生态要求的死亡是正常的，合理的，因为，它的死亡意味着必然有新的生命来代替它。《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重要的不是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命的更新。

    “生”是动态的过程，是螺旋式的发展、上升。生态美很大程度上就美在生命的更新、发展上。

    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尽管我们一再说生态美所说的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自然的生命，但我们所持的立场只能是人类的，我们无法摆脱也不需摆脱人类本位的立场。不管生态对自然本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从人本位来看，生态美必然地具有宜人性。生态有宜人的，也有不宜人的，因为生态并非为人而存在。生态的宜人，也还有种种区别，有重在功利的宜人，也有重在非功利的宜人，功利又分物质功利和精神功利。就对人的作用来说，有重在理性的宜人，也有重在感性的宜人。这就见出美与善的不同，美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不一定是美的。因为善的宜人不全合于美的宜人。比之善的宜人，美的宜人更具综合性，更重精神性的一面，感性的一面，超功利的一面。

    审美个体性是审美的重要特点。不过，人毕竟是生活在群体中的，因而审美又有群体性。群体的人是有其共同性的。各种不同的美，其群体性的强弱是不同的，情况很复杂。就生态美来说，它是群体性最强的美，这是因为，生态性最具群体性，而且具最大的群体性一全人类性。谁都知道，生态关系的绝不只是某部分人的生存，而是全人类的生存。

(摘编自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

    文学作品给读者的印象，若以客观与主观为两极，理念与情感为对立，则没有知性与感性之分。所谓知性，应该包括知识与见解。知识是静态的，被动的，见解却高一层。见解动于内，是思考，形于外，是议论。议论要有层次，有波澜，有文采，才能纵横生风。不过散文的知性仍然不同于论文的知性，毕竟不宜长篇大论，尤其是刻板而露骨的推理。散文的知性该是智慧的自然洋溢，而非博学的刻意炫夸。说也奇怪，知性在散文里往往要跟感性交融，才能称为“理趣”。

    至于感性，则是指作品中处理的感官经验，如果在写景、叙事上能够把握感官经验而令读者如临其境，如历其事，这作品就称得上“感性十足”，也就是富于“临场感”。一位作家若写景出色，叙事生动，则抒情之功已经半在其中，只要再因景生情，随事起感，抒情便能奏功。不过这件事并非所有的散文家都做得到，因为写景若要出色，得有点诗人的本领；叙事若要生动，得有点小说家的才能；而若要进一步抒情，则更须诗人之笔。生活中的感性要变成笔端的感性，还得善于捕捉意象，安排声调。

    另一方面，知性的散文，不论是议论文或杂文，只要能做到声调铿锵，形象生动，加上文字整洁，条理分明，尽管所言无关柔情美景或是慷慨悲歌，仍然有其感性，能够感人，甚至成为美文。且以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为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短短九十个字，回旋的空间虽然有限，却一波三折，层层推进，气势流畅，议论纵横，更善用五个“士”和三个“鸡鸣狗盗”形成对照，再以鸡犬之弱反比虎豹之强，所以虽然是知性的史论，却富于动人的感性。在美感的满足上，这篇知性的随笔竟然不亚于杜牧或王安石自己咏史的翻案诗篇，足见一篇文章，只要逻辑的张力饱满，再佐以恰到好处的声调和比喻，仍然可以成为散文极品，不让美文的名作“专美”。

    因此“感性”一词应有两种解释。狭义的感性当指感官经验之具体表现，广义的感性可指一篇知性文章因结构、声调、意象等等的美妙安排而产生的魅力。也就是说，感性之美不一定限于写景、叙事、抒情的散文，也可以得之于议论文的字里行间。

（摘编自余光中《散文的知性与感性》

把“奶糖的香”涂在手上，将“故宫的美”抹在脸上，让“报纸的墨”秀在身上，使“花露水的味”掺进酒里……

这股跨界融合的消费新潮流，不仅让传统文化和潮流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还在消费领域掀起了一场关于经典和流行的“头脑风暴”。这股消费新潮流，既满足了时尚追求，又凸显了文化内涵，和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偏好不谋而合。有态度又实用，有情怀又独特，有质感又新潮，附着在潮流中的情感诉求、价值归属和群体认同，让这些充满创意的商品与品牌收获了庞大的新生代消费群体，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成功走出一条转型升级之路。从美食饮品到服装美妆，从电影电视到文创周边，消费新潮流里总能发现老字号的新面孔。如今，中国品牌的消费人群在不断增加，走出国门、扬帆出海的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多，背后依靠的正是良好的口碑、稳定的质量和创新的态度。告别“土味”“过时”的标签，一件件情怀与时尚跨界融合的国产商品，一个个跟跑、并跑乃至弯道超车的中国品牌应运而生，自然令消费者感到惊喜。

纵观今天的消费潮流，不同的流行趋势折射出中国市场海纳百川的开放心态，反映着人们不断升级的消费层次。中国品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同台竞技，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货比三家”，收获最佳的性价比。对于消费者来说，无论是对中国品牌的消费喜好，还是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选择，他们都是开放的中国市场的受益者。某种程度上，消费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消费潮流是世界经济文化交流互通的结果；另一方面，新的消费潮流的兴起也让更多新生代消费者相信，增强文化自信、保持文化自觉、涵养文化内涵、挖掘文化价值，潮流可以土生土长，时尚也能风起本土。

让消费新潮流成为推动中国品牌升级的契机，需要进一步培育和规范市场、用好文化资源。需要看到，消费新潮流中的个别品牌与世界一流品牌还存在不小差距。比如，一些现象级潮牌做工粗糙，制作简陋，只是在包装上做一些表面功夫；有的爆款产品山寨抄袭，过度营销，缺乏真正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味道。这些现象的存在，影响了人们的观感。无论对消费者还是生产者来说，消费潮流能否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能否良性发展。消费潮流既要立足本土，也要接轨世界。就此而言，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必不可少，行之有效的行业规范也不可或缺，这些理应成为推动中国品牌健康成长的基础性要素。

今天，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但还有相当一部分都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中国品牌，在今天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以此为契机，增强文化自信，加强品牌建设，发掘市场潜力，消费者就能拥有更多选择，中国品牌定能绽放更多光彩。

（摘编自盛玉雷《消费新潮流，发展新机遇》）

历史上潮到1200多年前，中国唐朝诗人杜甫的一首很著名的诗句“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刻反映了中国人的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的防御思想正是这种战略文化的具体表现。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战略文化呢?

首先，源于中国农耕民族强烈的中土意识。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文化天然具有“保守性”。眷恋故土、安土重迁成为古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此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在物质生活上无须外求。这些反映在军事上就形成了固土自守，以德怀远的战略防御思想，对外侵略战争在古代中国不具备其原始驱动力。矗立千年、横亘于中国北疆的万里长城，既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屏障，也是中国传统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与此相对，游牧民族和海洋民族以放牧和贸易为生，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成为其生存所必需的主要方式，战争成为其获取生活必需品和争夺海上贸易份额的主要手段，侵略和征服在其文化传承中被视为荣耀之举。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战略文化。概括来说，中国的军事理论是内向型、防御性的。更注重军事谋略的运用:从战略层面上讲，谋略主要是强调防患于未然，避难于无形。西方的军事理论是外向型进攻性的，更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

其次，缘于中国历史文化特有的“和合”思想。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没有侵略性，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强调“和为贵”。中国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提出“不敢为天下先”即后发制人的防御思想。“百世兵家之祖”孙子告诫明君良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慍而致战”，“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他将“不战而屈人之兵”置于战略理论金字塔的最顶端。可以说，中国自古提倡“慎战”思想，一以贯之的防御性国防政策发端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基因，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时至今日，已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关系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第三，缘于对其他大国称霸必衰历史教训的借鉴。纵观世界古代史，一个文明的毁灭往往源于兵连祸结、外战频繁。历史上，许多大国在崛起时期，都曾试围通过对外战争来改变原有格局，建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的国际秩序。历史表明，“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超越力量的扩张会造成国家的衰落。坚持侵略扩张型国防政策的国家，不但没有实现和延续其霸主地位，反而会无气大伤，遭受严重控败。正是应了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那句名言:“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失败的关键，在于它们只求一味扩张，不知战略守成，中国绝不会重蹈覆槭。

正是基于这些历史教训，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多次保家卫国、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都曾凭借战场优势深人对方腹地，但战争结束时，我们都主动回撒到中国境内或边境控制线以内。中国从未打算通过战争解决与他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没有侵略他国的意围，中国绝不会走所谓“国强必霸”之路。

(摘编自《新华文摘》2018年第10期王卫星《中国为何采取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删改)

建设时代所需的文科

近来，围绕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关于建设我国高等教育“新工科”的讨论持续升温。应当看到，我国高等教育要培养时代所需的创新人才、高素质人才，不仅需要建设“新工科”，也需要建设“新文科”，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研创新。概言之，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也要主动回应技术创新和社会变革，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方法，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提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支撑。

如今，我国正在实施网络强国建设、科技强国建设等重大战略。这些国家战略作为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大批新型工程科技人才，也需要大批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例如，无人驾驶技术已经成为汽车工业发展的前沿方向。然而，目前无人驾驶技术推广落地的一大障碍是与无人驾驶配套的相关法律、公共政策等尚不健全，如何调整无人驾驶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还缺乏相关规则。这也说明，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科学技术支撑，也需要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支撑，需要培养一批了解新科技发展并能积极作出回应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潮中出现了大量新兴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虚拟技术等，其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与合理运用等问题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创新突破口。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面前，哲学社会科学应主动与理学、工学研究相结合，为经济和科技发展提供有用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撑。

从规模上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已经处于世界前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质量上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说依然大而不强。比如，高校中一些哲学社会科学教科书中还有不少与实践脱节的学术话语。这就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理论化和精细化，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新技术影响下，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面临着挑战。以前由于数据采集成本高，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主要基于抽样、个体访谈等“小数据”方法。现在，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学会对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这是运用传统研究方法无法做到的。因此，将来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同样需要学习掌握编程、大数据采集和处理等技术，运用机器学习或知识图谱等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问题展开分析研究，成长为能够对未来技术创新和社会变迁作出积极回应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推进新时代文科建设，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凝聚起高校和社会新文科建设的共识。可以在综合性大学、综合性文科大学以及单科优势大学中选取一些牵头单位，也可以按照不同学科门类展开探索，寻找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增长点和突破点。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发展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相关的新兴文科专业。也可以尝试先行推动智能法学、智能政治学、智能社会学、智能伦理学、智能新闻学、智能教育学等智能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并将社会和技术的最新发展、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最新要求引入教学过程。根据各高校的办学定位和优势特色，大胆改革、先行先试，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文科大学、一批社会急需的新兴文科专业和一批体现社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培养一批适应新文科发展要求的高水平大学教师，建设一系列跨学科技术及商业应用研发平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走出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研究的新路。

《人民日报 》2018年10月08日第16版

材料一：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就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中医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天人合一作为理论基础，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疾病及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再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平衡而康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健康。健康和长寿的需要，也已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新时代人类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关注生命、重视生命、研究生命，寻找生命的密码，把握生命的规律，延长寿命的长度，提高生命的质量。

博大精深的中医，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行医之道和养生之道，比如“养心莫善于寡欲”、“善服药不如善保养”、“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不在日出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等，都值得我们铭记和研究。

（摘编自汪金友《给中医更大的用武之地》）

材料二：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这是习.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关系到中医药的前途和命运。

传承是为了保根，没有传承就不能正本清源；创新是为了提升，没有创新就不能与时俱进。惟有秉持“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原则，才能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传承精华，就是要让中医药发扬光大。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中医药的精华，沉淀在汗牛充栋的中医古籍中，流传在历代中医大家的临床实践中，散落在疗效显著的民间奇方中，这是中医药学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命脉。传承不足，让多种中医技艺面临失传，让中医医道艰难延续。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必须培养大批中医“专才”，这样才能使“国宝”代代相传。中医临床功夫、中药炮制工艺，主要靠师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师承教育能为“草根”中医打开一扇门，让岐黄之术薪火相传。我们应将以“个性化”为特征的师承教育与以“标准化”为特征的院校教育相结合，将传统教育的精粹融入现代教育体系之中，构建适应新时代的中医教育体系，为中医药发展打下最坚实的人才之基。

守正创新，就是要让中医药发展清流激荡。中医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从《黄帝内经》奠定中医理论体系，到明清时期瘟病学的产生，再到当代青蒿素的诞生……创新，始终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中医药需要源源不断地注入创新的“源头活水”，在更多领域取得新突破。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合作为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未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必将让中医药获得无限生机，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新动力！

（摘编自白剑峰《守正创新，为中医药注入源头活水》）

材料三：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5000多年文明的结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要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打造20个左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20个左右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20个左右中医疫病防治基地，100个左右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形成一批中医优势专科。在国家的引领和大力支持下，中医药大发展正逢其时。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各国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严峻挑战，在全世界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药让患者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有效救治，在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中医药作为一大亮点备受世界瞩目。

要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就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立足根基、挖掘精华，建立符合其特点的服务和管理模式。同时，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摸索中医药防病、治病的作用机理，切实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让中医药文化在中华大地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摘编自侠克《中医药大发展正逢其时》）

近日，各地涌现出一批“网红”县长，他们在各类新媒体平台直播售卖本地土特产，帮助农户和企业解决销售难题，受到众多网民好评。当前，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重塑，深刻地改变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

受疫情影响， 目前一些地区农产品供应相对充足，但消费持续低迷，供需不平衡现象突出。由于生产销售衔接链条不畅，农副产品普遍面临滞销难题，影响了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邀请县市负责人直播帮助农民卖货，畅通农副产品销售渠道，确保农产品运得走、供得上，不啻为一种政务服务创新之举，这种做法可以打造“政府+电商+社交平台”新模式，以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消费扶贫是近年来有效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一种扶贫形式，为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和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长效机制。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4.3亿人，网络直播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产品，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县长直播带货不仅能够直接促进本地产品销售，还具有带头复工复产，提振市场信心的意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心剂”。

（摘编自《光明日报》）

材料二：

主持人：我和王坚博士认识有10年了，请王坚博士开一个场，就今天的数字化经济时代谈一下见解。王坚：数字经济，我理解不应该是数字经济，应该是经济数字。本体是最重要的，本质上数字经济是经济数字，如果一定要讲的话，以数据为中心的云计算为今天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搭了一个桥，开了一条更远的路。

主持人：谢谢，大家都在说数字经济到来了，个体能感受到的变化有哪些？尤其是新鲜的易感知的.张建锋：我们知道在消费领域肯定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数字化不是影响了一个环节，而是影响了所有环节。数字技术对于制造业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制造业、零售业从生产到出售完全是数字化，很多人感觉不到数字化，但确实在享受数字化带来的好处。主持人：这个阶段便捷和效率是我们感受最深刻的，孙权（胡晓明在阿里巴巴的花名），你从金融角度分享的更多，试着从这个角度告诉我们正在发生的变化。

胡晓明：数字技术，让支付宝的客户端和所有金融机构产生了连接，由于数据的产生，我们可以快捷地给路边摊贷款，原来他们不能获得贷款，我在西安去吃一碗羊肉泡馍，这家店主在我们网商银行贷了8万块钱，他知道我是支付宝的，坚决不收那碗羊肉泡馍的26块钱。

主持人：的确，技术能打破技术壁垒、行政壁垒、地区壁垒，重建一个完整的信用休系.你最后付了26块钱了吗？

胡晓明：付了！

主持人：特别温暖，支付宝是我们生意的支撑、信义的支撑。追加一个小问题：我们在历次大会上都能感觉到阿里是技术的引领者，作为未来的展望者和畅想者，你对此怎么看？

王坚：我觉得阿里是中国支付的开创者，开创一个东西和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做，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想，技术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无论阿里也好，中国也好，是到了不只把技术做好，还要去做开创的时候，不然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了，阿里有这样的历史责任！

主持人：开创者的角色，应该向开创者致敬！最后一个问题，博士，我记得城市大脑概念是在这个舞台上提出的，现在我们看到杭州在一步步进步，它推广得到底怎么样？

王坚：这也是一个难以回答好的问题。确实，这个东西触到了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城市大脑的本质如果撇开所有的功能而言，就是要解决一个城市数据的流动性问题。今天如果城市数据不流动，就不会看到这个城市当下所有问题被解决的希望。到了什么状态呢？杭州至少已经在真正意义上，从一个城市规模层面上做这件事情，也是第一次让我看到希望，我们是在讲城市的大脑，而不是在讲一个城市某一个功能，我想在更多的场合，大家听到人工智能技术，实际上都还是在讲一个技术在某一个功能上怎么实现，它远远谈不上从一个城市整体的角度来考虑它们之间的事情，杭州是非常积极的，在一个城市的水平上想这个事情。

(摘编自“猎云网”)

材料三：

虽然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规模和水平在全球居于前列，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短板也非常突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但在新型计算平台、分布式计算架构及大数据处理、分析和呈现等方面与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开源技术和相关生态系统影响力较弱。

数字经济是高知识密集型产业，人才储备规模和水平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2000年以后，我国加强了高等教育中数字经济相关学科建设，成为培养计算机、自动化、信息管理等专业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优势集中体现在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开发和颠覆性技术研发两个领域。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拥有最优秀的场景设计技术团队及市场营销和数据分析团队，华为、阿里巴巴达摩院在人工智能、5G技术等频覆性技术研发领域的人才储备量在全球领先。从人才结构看，传统IT、计算机领域人才较多，而数据分析、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领域人才缺口较大，复合型人才紧缺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顶尖人才基本依靠输入。

我国数字经济场景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人口和产业规模红利，场景的原始创新较少.我国数字经济应用场景领域不够广泛、应用程度不深。互联网、金融和电信约占国内数字应用市场的70%，交通、医疗、教育领域近年来数据应用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很低。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在刺激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采取更加保守的贸易和技术政策，这对全球数字经济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不利影响，而对我国这种影响更加巨大。

（摘编自《经济纵横》）

材料一：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支西北大荒神话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叛神的形象。这里有偷了天帝的"息壤"跑到人间治水的鲧，后被天帝命火神祝融杀于羽郊，神话说他化为黄龙而入于羽渊。这个叛神很有点近于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有书说他不服尧让位于舜而率众造反。这里有人面蛇身而朱发的水神共工，他与火神祝融交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把支撑天地的天柱撞倒，所以才有女娲炼石补天，积灰理水。这里有敢和黄帝争战的刑天，失败后，被黄帝砍下脑袋。断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拿着干戚作战。

在叛神的诸神中间，以环绕后羿的神话最有叛逆的特色。神话说当尧之时，天上十日并出，草木不生，民无所食。后羿原是天神，奉帝命而降大地，以箭射落九日……后来他爱上洛水之神宓妃，射瞎宓妃丈夫河伯的左眼，被河伯上诉于天帝，而失败于天帝，这时的后羿已是叛神之神了。成为叛神的后羿不能自由上达天都，他西上昆仑取得不死之药，但是不死药带给后羿另一个更大的悲剧；他的妻子嫦娥因为不死的诱惑背叛了他，偷吃不死之药，飞身入月。后羿最后死在他最心爱的学生逢蒙的桃木杖下。逢蒙认为天下能胜过自己的唯有老师后羿，所以设下埋伏，杀了后羿。叛神、叛情、叛师，古代后羿的神话是由叛逆而组成的悲剧。

古代神话中的诗情、悲剧、叛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人文意境，存在于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个体自我的成长使它已不再浮现神话所含有的原初隐喻和象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在这种人文特性的笼罩下，这种叛逆思想在文学上一般衍化为两支系统。一支是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情感流露，大都体现为诗词创作常以"佯狂"的形象出现，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自然情绪；而在具体的文化规约下，这种倾向又大都有"隐者"的因素，回归自然是这批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学理想。另一支主要体现了市民精神，尤其是进入明代以后，这种市民精神又主要以爱情婚姻的题材出现，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许仙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士"的文化与市民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清代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融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精神，其流露出的叛逆精神就很难用某一简单的概念加以框定。

这种人文意义的逐步加强，固然明确了文学的特指内涵，但随着知性原理在思想方法上的占统治地位，所观照出的世界也逐渐演化为一个价值的世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善恶可辨的世界。这在美学上，反而丧失了神话所体现出的那种原初的混沌与无序，那种更有审美意义的叛逆悲剧。

在美学上，比较接近于神话的，有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哪吒"剜肠剔骨，还骨肉于父母"，除了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还意味着对亲情的割舍，在当时的道德文化中，确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最富悲剧意味的还是纣王的儿子殷效，殷效的母亲因纣王而死，要报母仇就必须杀父，可是他又是殷王的太子，如果要维护殷商的江山，就必须助父抗周。结果终于叛师，违背了答应师父的诺言而抗周，最后惨死在太极图中。这幕悲剧展现出一种人的不可选择的叛逆结果，应该说具有极为震撼人的美学力量。

神话是集合了许多无意识活动的群体思想，具有人类更多的普遍性。后世的文学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则呈现出它的特指涵义，因为文明社会的价值判断逐步加强，社会要求代替了人的自然情欲，在知性原理的分割下，逐步丧失了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原初的隐喻和象征。

（摘编自蔡翔《叛神世界》）

材料二∶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则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其本来，是以神话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摘自鲁迅《神话与传说》）

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些恒定不变的价值，其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的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文化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的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红楼梦》艺术的个性何在呢？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各种人物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对人、对物的细微刻画都是高超的。他写人、写物、写事、写境都包含着个性，我们只能以这种认识读这部作品，才能理解《红楼梦》。曹雪芹写贾宝玉对人生的看法，在后半部写晴雯的死，先写怡红院中的一棵海棠树枯萎了。贾宝玉说：植物是有生命、有灵性的，它也有情、有理、有感应、有交.流，晴雯死前海棠树先枯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凡生命有的，他(它)都有，而且还包括性情。我们欣赏《红楼梦》，体会它的魅力，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小说)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大家看《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是二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而不是外貌、衣着上，专抓人的“精气神”。

《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点就是全书贯穿着一种“伏线”。比如说一上来有一个《好了歌》，《好了歌》甄士隐做了注解。每一句都是伏线，那里边说“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床，古代的一种坐具，这句话意思是说，这个大富贵之家，他们家做官的下了朝来，笏板都摆满了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意思是当年那个繁华，现在一看，一堆荒草，一根衰柳，这就是荣国府大观园的变迁。后面每一句，“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臥皆谤。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这每一句一个埋伏，伏在那儿，指的是后面的一个人。那么也就是说，他写的这里，他的心血精神一直贯穿到那边，后半部分。这一个大手法，是他的个性，这个个性是他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手法伏笔，伏笔贯穿全书；是他个人特有的创造，所以叫个性。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绪，如何写起。而《红楼梦》一书中，据有人统计各种角色最少有400-500个；最多600-700个。我认为曹雪芹创造的角色不会低于500-600人，莎翁的370个角色分布在37个剧作中，而曹雪芹的500-600人是融入一本书中，其创作难度要大得多。

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写怡红院用粉墙低护、垂柳滴翠八个字，达到了最好的境界。写大观园、牡丹、古树、柳荫，宝玉联想杜牧的诗，把时间、空间和人的生老病死的变化都包含进去了，把境与人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总之，曹雪芹的《红楼梦》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他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艺术的个性》)

中国文化中的“自然”，实与西方之“physis"“nasci"和“nature"在内涵上存在着错位：前者具有非实体性，而后者则是指向实体事物。：中国传统自然生命观，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主张“与物为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等。由此，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建构中，除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比德”，“感时花溅泪，恨别乌惊心”的“移情”外，更有“峰岫晓嶷，云林森眇，圣贤瑛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的“畅神”，“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互赏等。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可谓是与人平等的生命存在。

20世纪90年代之后，生态型美学开始在中国勃兴。所谓生态型美学，主要是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景观美学。顾名思义，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核心语汇不同，分别是“生态”“环境”与“景观”；主要依赖的自然科学基础不同，分别为生态科学、环境科学、景观规划设计学和景观生态学。同时，自然美相应开显的维度也不同：生态美，具有浓郁的哲学意味，旨在凸显自然生命样态之真；环境美，强调在人与自然之间建构和谐自由的关系，旨在凸显自然生存环境之善；景观美，则强调自然物象形式的艺术性，旨在凸显自然物象之美。

而三者之所以可统称为“生态型美学”，在于有共同之基础：秉持生态世界观，即以生态地球、生态宇宙为本体，认为人与自然平等共处于一个生态系统；汲取以自然为本位的思想文化，以深化生态世界观；坚持生态审美原则，从生态维度重新理解美与丑，进而从自然出发、以追求自然本真之美；强调生态审美方式，基于但又不受限于自然科学理论，以生态感知方式体验自然美。

因面对共同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国内兴起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译介而来的西方生态型美学很快形成交汇融合，并促使自然美再次成为美学研究热点。在生态型美学理论体系中，自然不再是孤立的、静态的物质性存在，而是处于整体有机关联且动态流变之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存在；作为审美者的人，也不再是万物的主宰，而是与自然物同处生态系统之中的生命存在。由此，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审美关系的建构，便促使“自然人化”在两个维度发生转变：走向“自然化人”——由于自然生存环境恶化、生态危机加重，人更加注重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将生态规律视为“美的规律"的有机内容；走向“人的自然化”从理性的、处于主体地位和作为类的“人”，走向更为关注生命体验和生态保护的人。

在生态审美原则下，自然美的呈现，是诉诸本真生命样态，展现出自是、自在、自为和自由等审美特征。自然美的构成，也不再仅仅局限子艺术审美原则下的形式美，而是凭借自身的生命价值、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平衡价值等，展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自然美的内涵，则因建基于自然科学理论，使得生态美、环境美与景观美都内在蕴含着自然科学之真。即喝在馆入工的血

(摘编自席格《自然美学的演进与拓展》)

材料一：

       利用杂种优势以大幅度提高农作物产量，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就之一，植物雄 性不育性的发现和利用， 使不少两性花植物， 如高粱、向日葵、甜菜等作物的杂种优势能广 泛应用于生产。近年来，我国的杂交水稻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幅度提高水稻产量开创了 一条有效的途径。

(摘编自袁隆平《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

材料二：

遗传育种学界对水稻这一严格自花授粉作物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普遍持否定或怀疑态度，  袁隆平根据自己对水稻的长期观察，经过与玉米等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现象的比较后，对水稻   无杂种优势的观念提出了质疑。袁隆平于 1964 年正式开始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探索，两年   后终于发现水稻具有杂种优势。根据高粱、玉米杂种优势利用的成功经验， 他将这种杂交思   路用于水稻物种上， 由此提出了“三系法”籼稻杂交路线。所谓三系杂交水稻是指雄性不育   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三系配套育种。不育系为生产大量杂交种子提供了可能性， 借助保持系   来繁殖不育系， 用恢复系给不育系授粉来生产育性恢复且有优势的杂交稻。从“三系法”的   操作程序上讲，成功的关键首先是要找到合适的不育系材料。在认真总结多年来的研究工作   的基础上，袁隆平终于认识到，后代不育性状的不理想是亲本的亲缘关系太近造成的。后代   产生变异的可能性与亲本的亲缘关系呈正相关，即亲本的亲缘关系越远，后代产生变异的可   能性就越大，不育性状就越明显。于是一切都变得清晰了：下一步的工作即是寻找地理远缘   或遗传远缘的稻株，而在这些稻株中，野生稻或野生稻中的不育株作为亲本则是最为理想的，  它极有可能突破此前不育系选育的难关。“远缘杂交”技术路线的确立，是袁隆平“三系法” 杂交水稻迈向成功的关键性一步。随着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 在海南的发现，“远缘杂交”  的技术路线得到证明，它不仅正确而且完全可以实现。

(摘编自雷毅《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与方法— 以袁隆平“三系”法杂交水稻为例》)

材料三：

由于杂交水稻不同熟期组合的出现，全国各地涌现出各种与杂交水稻种植相配套的新型 种植模式。湖南、浙江、广东、广西、江苏、湖北等省区以种植杂交水稻为主， 发展麦类与 一季杂交稻、双季杂交稻、玉米与杂交稻等多种模式。这些新型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复种指 数， 促进了粮食、食用油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经营发展， 而且培育了地力，提高了土地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推广杂交水稻，还促使中低产稻田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 同时改变了农民 对中低产稻田的种植评估观念。杂交水稻分蘖力强，根系发达，吸收力好， 秆粗叶茂， 株型 好， 光能转化效率高，这使中低产稻田能够获得较高的产量，与高产稻田产量的差距大大缩 小。

(摘编自李晏军《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发展研究(1964~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