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专制”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的“专制”来自西方。清末,西方的“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等政体理论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人传入中国。他们指出,中国之所谓法,乃君主用以束缚臣民的工具,完全没有民主共和之意,虽历史上有明君贤相,成宪家法,也无法改变中国专制制度的总体属性。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据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开明专制论》等
材料二:近代学者钱穆一直批判“中国专制论”之说,他在抗战时期所著的《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政制的演进,首先历经先秦去“封建而跻统一,后有汉代“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之政府,到隋唐,士族门第再变为科举竞选”。他认为传统政治本就富于理性,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密,与民众也并非如西方社会那般对立,他还强调,士人本来受教于农村,通过“选贤与能”进入政府,代表民意去实现“天下为公,士人主导的政府也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据钱穆《国史大纲》等
材料一 《海国图志》五十卷……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然则,执此书即可驻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
——魏源《海国图志序》
材料二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可待也。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材料三 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吾人果欲於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於伦理上保守纲常阶段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
材料四 外国革命是由争自由而起,奋斗了两三百年,生出了大风潮,才得到自由,才得到民权。……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但欧洲当时是为个人争自由。到了今天……万不可再用到个人身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
请回答:
在自然界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严重,它丝毫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同样是由偶然性来支配着的。但是表面性是偶然性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解读材料,围绕“行动的目的与结果”自拟一个论题,运用近现代史知识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福建船政学堂各专业课程例举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设福建船政学堂于马尾。学堂初期成效显著。1884年中法战争,船厂被毁,学堂受损,办学困难,至辛亥革命后拆改。学校采用班级制,并据学生情况,及时调整学习班级和专业。第一届驾驶班学生海上实习长达4月: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体认精熟。归时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默察其手足、神色,以分优劣。“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了学生作息、考核、待遇、奖惩、出路等内容,并严格执行。为“精益求精”,学堂共选派四批优秀生赴欧留学。归国留学生在近代海军和教育事业中也大显身手。如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和总办达20余年。历史学家唐德刚也有言“空前绝后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俨然马尾船校以一校大战日本一国!”
——摘编自《论福建船政学堂与福建教育的近代化》等
材料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史称“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最初从兴办乡农学校(不久改称民众学校)、成立农业合作社、改良农业这三个方面展开,体现的正是上述培育现代合格村民的思路。他创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采取了兴办乡农学校的方式来实施村民教育。1932年1月,训练部派师生300余人分赴各区乡,兴办乡农学校。这年冬天,全县共办起乡农学校91处,参加学习的村民3996人。乡农学校起初设在条件较好的大村,每区5~8处,后来发展到几个小村合办。乡农学校接受研究院指导,学校辅导员全部由训练部学生担任。村民学习以3个月为期,课程为三民主义、精神陶冶、识字、史地、乡村自卫、农业科技等。除正规乡农学校外,一些村立小学还附设了乡农夜校,教育对象为全村男女老幼,学习内容为识字、时事、农业知识等。截至1933年冬,全县共开办了156处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共5241人。另外,一些村还设立了女子部或女校,向农村妇女传授家事、卫生及育儿知识。
——宋乐颜《邹平的成年教育》第15期,1937年4月16日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渐趋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含药,颇得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关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020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