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人立国具有本①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②然其驯致富强具有体③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④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⑤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⑥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⑦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材料:戴震(1724年—1777年),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孟子字义疏证》,重新解释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等哲学范畴,在继承并尖锐批评程朱理学的同时,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戴震特别擅长于哲学分析、抽象与理性思辨。认为宇宙生命及其变化的源头是“仁”,“仁”是“生生者”,“变化之流”是“生生之条理者”,即“理”。换言之,人道本于性,而人性源于天道;天道固无不善,人道、人性自然也就无不善;于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宇宙生命的意义就融汇于“天人合一”的境界。戴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天理”、“理”的神圣性、神秘性,他指出所谓“天理”就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的道理。宋儒将“理”与“欲”截然对立,戴震则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者,存乎欲者也。” 欲、情、知是天赋的人性,天赋人以“心”,即理性思维来调节作为感性存在的人。换言之,人欲并不可怕,也不是邪恶的,追求人欲的满足是正当的人性要求。欲、情、知三者条畅通达,才是人生的理想状态。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章太炎对戴震特别推崇,但是钱穆则不以为然。
——根据李帆《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整理
根据下图数据判断,该图统计的是1895~1911年间中国( )
材料一:为了让中国人适应天主教,经过一番曲折摸索,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努力使自己融入中国社会,他学会中文,取号为“西泰”,以结交儒士。通过多番努力,成功地进入了中国官僚仕绅的活动圈子。利玛窦在传教的同时极大地迎合了儒家文化的需要,他们根据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维习惯和接受能力,有选择地突出或者省略了某些内容,即使在宣传基督教的某些信条时,也多使用儒家的术语和思想来进行诠释。为了引起儒家知识分子的兴趣,他把带到中国、或在中国自制的奇器有西洋镜、自鸣钟、地球仪、世界地图及精美的油画圣母像等,公开展出,吸引乡绅、官僚士大夫,所宣传的西学涉及天文、历算、地理、数学等方面,这都与中国社会特别是君主专制需要有关。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简表
阶段 | 时期 | “西学东渐”简况 |
第一阶段 | 1840~1860年 | 从1843年到1860年,香港的各通商口岸出版西书434种,其中宗教类329种;属于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的有105种。 |
第二阶段 | 1860~1900年 | 各种新式学校、教会医院以及报纸、杂志等宣传媒体大量涌现,西学影响扩大到社会基层。由于洋务运动兴起,翻译、介绍西方兵工文化、科技技术,成为中国输入西学的主体部分。甲午战争后,为救亡图存,以进化论为灵魂、以革故鼎新为主题的书籍、各种变政历史、亡国历史、维新传记纷纷出版。四十年中,共译西书555种,涉及哲学、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游记、杂记、议论等。 |
第三阶段 | 1900~1911年 | 西学的影响极大地扩展,并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译书的数量极大;内容上以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为主转为社会科学所占比重加大,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的著作成为革命志士的神圣经典。 |
第四阶段 | 1912~1919年 | 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
——摘编自吴小如主编《中国文化史纲要》等
请回答:
材料一:1897年11月,梁启超开始执教湖南时务学堂,要求学生学以致用,服务于变法维新大业。在学堂中,梁启超放言高论,无所忌惮。他当时的教学法有两面旗帜,“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梁启超在课堂讲授中,在学生的札记批语中,以“公羊三世说”为中心,发挥《孟子》中“民贵君轻”“诛民贼”“保民而王”“与民同乐”诸义,涉及民权、议院、总统、道德、官制、习俗等诸多敏感领域。
——摘编自李宝红《梁启超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附会”现象》
材料二:倭变法以来,凡几稔矣。吾不谓其中无豪杰能者,主权势而运国机,然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不知兵之可恃而长雄者,皆富强以后之果实。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华人好言倭学西法,徒见皮毛,岂苛论哉!
——-摘编自严复《原强续篇》
请回答:
①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
②沉重打击了宗教神学世界观
③促进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萌芽
④被引进到中国,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
材料一:中国的慈善文化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儒家的“仁爱”价值观。孔子从人性本善的基本前提出发,倡导“仁爱”,这是个人基本的善念和品质。……中国的慈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要求政府在灾难时期承担起对于民众的生存救济,将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完全归为政府的职责范围。
西方国家具有较深的宗教信仰,因此慈善活动必然同宗教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原罪论”的宗教思想很是值得我们分析。这种思想意识要求每一个信徒要行善从而减轻自己的罪行而获得上帝的原谅从而得以升入天堂。此外,相对于我国的官本位的慈善理念,西方国家则更多地表现为公众的参与,以美国为例更多地是表现为基金会或者是救助团体,然而这些大部分都是非政府性质的机构。
——摘编自李新鑫《中国慈善文化的源起与西方社会慈善业态的比较》
材料二:近代中国灾荒的特点是烈度强、范围广、灾类多、破坏重。天灾人祸交织叠加,使得民众生活于水火之中,传统慈善救助模式辐射面窄,无法让慈善业的社会功能发挥应有作用。……在中国,一些西方传教士在救灾过程中忘我地工作,强调人道主义,这让国人看到了全新的慈善救助模式,促使他们更加自觉地了解、学习、效仿那些新的慈善救助方法。期间,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在西方观念的影响下,每当某个地方有大的灾患出现,他们就利用同乡会、同业组织这样的平台,积极捐助和募款,有的还亲自前往灾区一线参与救灾……慈善作为涉及人的尊严和社会正常运行的公共行为,势必成为社会各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媒体也乐于报道。
——捕编自周秋光主编《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