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词是:“Starting Over”(重新开始)。此图透露的信息是( )
材料一 19世纪末欧洲福利国家建设开始起步,20世纪初美国也出现限制垄断自由发展的进步运动,但是,整个社会仍然以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为根本,社会平等被忽视,结果,不仅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面对如此深刻的危机,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罗斯福和凯恩斯等人,提出了拯救和改造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思想,这就出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第一次调整——罗斯福新政,“新政”颁布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工业复兴法》、《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平劳动标准法》……罗斯福在演说中,把传统的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改为新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盛行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重要修正。……国家通过养老金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对无谋生能力者提供救济,限定被雇佣者的
最低工资,承认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等社会立法。
——摘编自许平《自由与平等的博弈》
材料二 1987年6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全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主要是:企业将从单纯的计划执行单位变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企业拥有相应的权力,也承担相应的责任,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取消指令性计划制度,打破单一的计划调节格局,充分发挥商品货币关系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调节作用;企业摆脱对上级主管机关的行政依附,国家对企业的活动从直接控制转为间接控制,即从下达指令性计划任务的直接干预转为靠协调经济利益加以引导;国家应用各种经济杠杆管理各种利益和通过各种利益进行管理。…由于困难重重,经济改革难以奏效。
——摘编自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
材料一: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政治方面,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郡县长官由国君任免,各国实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一方面为监察制度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变革也在政治上滋长了严重的不法行为和腐败现象,检举和纠察官僚已十分迫切和必要。自春秋以来,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彰)也。”墨子认为“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法家则明确提出“以法治吏”,主张打破“刑不上大夫”的旧观念,实行不别亲疏、不殊贵贱的“事断于法”原则。诸子百家的治国治官理论,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阐明了惩官治吏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摘编自曹春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述论》
材料二: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严密的检察制度。1931年通过了《工农检查处问题的决议案》,规定工农检查处有权对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和监督。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规定从中央到省、县、区政府机关都要设工农检察部。1934年初,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率先在中央各机关发动群众检举活动。……通过检察制度的建设,保证了苏维埃政权的廉政自律,为土地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据陈志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廉政制度建设》
材料三: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监督制度的不断缺失,苏联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不经过集体讨论,就擅自决定重大事项。此时地方官员掌控的物质资源日渐增多,以权谋私的空间也被扩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把公有财物变成自己的家产。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第一书记后,同样注重专权,他上台后曾自我得意地对身边人说过:“我就是沙皇。”同时,一部分干部公然地以权谋私,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
——摘编自李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缺失的严重后果及现实启迪》等
材料一:列宁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
——《列宁文稿》
材料二:作为苏联领导人之一的布哈林主张“必须发展各类工业”,优先发展轻工业,用轻工业赚回来的资金建设重工业。对于实现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他主张本国节约。斯大林认为,如果将用来购买汽车和机器的资金用来购买布匹,苏联就会在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包围面前处于手无寸铁的状况。在工业化建设上,斯大林明确表示决不能放慢速度,必须竭力加快速度。斯大林用强制的办法,使农民的一半收入交给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从农业吸收的资金占用于发展工业所需资金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陈仲丹《墙头政治—现代外国宣传海报解读》整理
材料三: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绝不能像勃列日涅夫时期进行的改革那样浅尝辄止、半途而废,也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左右摇摆、朝三暮四。改革要有目标、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进行。
——整编自《苏联兴亡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