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料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
夫治天下犹曳（yè，拖拉）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二 史论
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móu，相当）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材料三 史观
我们专注于两个主题——“传统”和“交流”——的研究，以此来理顺世界历史。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概言之，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作出解释。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材料一 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批判宋明理学，出现中国的早期思想启蒙。
材料二 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较剧烈的变动之中……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材料一：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开始从传统经世的旗帜下走向分化，其派别主要有：试图把经学大义运用到实际政治中去的“通经致用”派；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以科学技术为武器实现富国强兵的“科学技术”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倡导派留学、译西书、设学堂、兴军工、办实业、练军队，以维护伦纪圣道的“中体西用”派；推行君主立宪，并以此为工具进行变法的“维新变法”派。这一分化，使得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各种思想斗争此起彼伏，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与脉络。
——摘编自郭歌《中国近代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