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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求真是基础性的。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科学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度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隐逸文化的精神价值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陶渊明的这一声清啸，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尚令人追慕不已。其实，这并非陶渊明有卓异之处，而是因为隐逸文化实在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一翼，它不仅存在于传统文化的深处，而且以一种潜隐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深处。如果从传说中的巢父、许由算起，中国的隐逸传统应与民族的文明史几乎同源，隐士亦不下万余人，有文献记载、事迹可考的就有几千人。中国隐逸文化的源头应当追溯到孔子。孔子当然不是隐士，甚至还明确反对过隐逸，但他的思想里却隐含着许多隐逸成分，中国后来的许多隐逸思想就是由此发展来的。孔子终生都在宣扬、推行和维护代表儒家文化理想的“道”，但他还提倡“无道则隐”。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提出明哲保身、存身以成仁等观点，作为他隐居求志、待时而动的必要补充。

    庄子则是中国隐士的正牌祖先，他不仅本人是大隐士，而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隐逸理论。他否定一切世俗的功名利禄，使之不扰于心，并进一步卸除了一切社会责任，使自己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存在。这还不够，他不仅要隐身，更重要的是要隐心，通过艰苦的修炼，彻底荡除喜怒哀乐的情绪，即使“大浸稽天”也不感到潮湿，“大旱金石流”也不感到炎热，由纯粹的自我存在升华到了纯粹超然的精神存在。这样，庄子就什么也不依靠，做到了真正纯粹的“逍遥游”。庄子的隐逸思想是一种面对社会精神牢笼的觉醒，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起着强烈的破坏作用，经过封建士大夫和隐士的发扬，这一思想基本上是作为积极因素而发挥作用的。

    儒道两家的融合互补为传统的隐逸文化奠定了基础。到了汉代，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强固，隐士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的朝隐，它体现了传统隐逸文化的初期特征：注重现实功利；魏晋时期，随着大一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解体，出现了林泉之隐，它更多地体现出传统隐逸文化中精华的一面；由于唐代的包容性，反而使得隐逸文化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出现了具有浓厚的实用色彩的中隐；至宋代，整个传统文化走向内倾，注重精神超越的酒隐就应运而生了。明清时期的壶天之隐既是传统隐逸文化的总结，也是传统隐逸文化的衰落。

    应当说，没有士人就没有中国的古代社会，而隐士则是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其中最优秀的组成部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隐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绝不仅仅指那些啸傲山林而不问世事的人，更重要的是指隐逸传统、隐逸文化，凡是具有浓郁的隐逸意味的人在此都应被当作隐士来看待，因为隐逸思想使他们升华了人格，丰富了社会价值。隐士人格的强劲的辐射力和隐逸文化的强劲的张力使任何板结顽固的社会土壤都不能不为之松动，从而为历史文化灌注新鲜的活力。

论苏轼的诗歌美学思想

    旷世奇才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政治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以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骚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苏轼文艺中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反映。

    苏轼认为诗画要传神，而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天地苍茫一根骨

庞进

    ①马迁的祠墓在陕西的韩城市。祠内有他的塑像：束高发，穿红袍，长眉入鬓，双目炯炯——那眼神，有穿透历史烟云的明晰和超凡入圣的穆然；显著的还有那一袭长及心胸的须髯，给人一份文人的傲岸和学者的庄重。据说，人受过宫刑，胡须会随之脱光，而这尊塑像，依然大须飘拂——这大概是民意使然了：你皇上要把一个血性须眉变成一个不男不女的“太监”，可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中，这个人依然是男子汉，顶天立地、气吞山河的男子汉！

    ②仔细看，司马迁的塑像是稍稍有些斜的，头向北方偏着。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北方的苏武庙，因为这位在北国牧了十九年羊的汉朝使臣，和司马迁是肝胆相照的僚友。另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是在遥望李陵，这位大汉名将的被迫降敌，正是司马迁罹祸的原因啊。我是倾向于后一种说法的，我甚至觉得“李陵之祸”降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不错，司马迁是一个有骨气有血性又才华横溢抱负远大的文人，这样的文人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社会的良心。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重创十万敌骑的消息传到长安时，汉武帝刘彻是笑眯眯的，公卿王侯们也纷纷“奉觞上寿”，好听话说得长乐宫的麻雀都似乎要变成翩翩起舞的宫女。不料几天后，李陵终因矢尽粮绝，寡不敌众而被俘降敌。消息传来，全朝廷都哑巴了，刘彻更是“惨怆怛悼”，脸吊得像经了霜的秋茄子。

    ③“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朝堂上，刘彻目扫群臣。群臣或面面相觑，诺诺唯唯;或言李陵该千刀万剐，夷其九族不足以抵罪。当刘彻对这样的看法眯目点头的时候，我们的太史公站了出来。他说李陵平时克己奉公，身先士卒，有国士之风。此次出征，孤军奋战，血染寒山，英勇可嘉。降敌是一时无奈，日后有机会，他还会报效汉朝的。“好你个司马迁，”刘彻震怒了，“你竟敢替叛贼说话，谁给你的胆量？”

    ④现在看来，司马迁充其量不过是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然而，问题倒不在于公道话本身，而在于竟然有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社会良心和专制强权在这儿发生了深刻的矛盾。在刘彻的心目中，做臣子的差不多是一群牛马狗，鞭子下驮拉耕作，唯主子鼻息是仰，哪里有你人模人样地站在我的对面说什么公道话的权利？

    ⑤对武帝刘彻，司马迁曾经抱有幻想。做太史令，他异常勤奋，总想博得武帝的欢心。即使站出来为李陵辩护，也是见皇上满脸的“惨怆怛悼”，禁不住效一番“款款之愚”。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文人的天真，他终于明白了：刚直不阿的书生和专横残暴的帝王是冰和炭、玉和泥。于是，不再幻想不再幽怨，为了“草创未就”的《史记》，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和事业，他咬牙吞血，毅然决然地走向了苦难，“就极刑而无愠色”。至此，司马迁实现了一个转变，一个御用工具向独立人格的转变。从此，一个书生走到了一个帝王和这个帝王赖以存在的庞大体制的对立面。你可以摧残我的肉身，但你摧不毁我的抱负；你可以夺取我的生命，你却打不倒我的精神。我就要谱写一部世上从来没有的大书，让这个民族记住司马迁，让这个世界记住司马迁！也让你刘彻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文人，什么是文人的肝胆。寒凝春华发，血沃劲草肥。炼狱淬火，司马迁在提升精神的同时，成就了一根骨头。

    ⑥好一根骨头啊！即使面对一百个汉武帝，一千次酷刑，一万回磨难，这根骨头也不会酥软，绝不酥软！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不仅培养了中国人民高尚文雅、彬彬有礼的精神风貌，而且使中国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称。在中国古代社会里，上自朝廷的军国大政，下至民间的日常饮食，无不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有权威的制约因素。

    《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就是说，礼，最初产生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国先民把黍米放在火上烧熟，把小猪放在火上烤熟，在地上挖个坑当作酒壶，用双手当酒杯捧着水来喝，用草扎成的槌子敲打地面当作鼓乐，好像用这种简陋的生活方式便可以向鬼神表示敬意，从而得到神的庇护和赐福。这样，最原始的祭礼也就由此产生了。《礼记》中认为原始的礼仪行为就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这便是所谓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人要吃喝，以为神也离不开食物，所以要将自己的食物也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中国的先民们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向神灵表达虔诚的崇拜心情，而这种纪念仪式逐渐定型化，并取得较为固定的社会意义时，原始的礼便有了自己的雏形。这里，我们将“污尊而抔饮”之类的仪式称之为“原始的礼”，主要是肯定了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这种源于饮食的祭礼，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活的文化创造，中国先民是按照人要吃饭穿衣的观念来构想诸神灵界生活的，以为祭祀就是让神吃喝，神吃好以后才能保证大家平安。所以，“礼”与解为甜酒的“醴”字，音既相同，意义也有相通之处，亦非巧合。人们通过饮食来祭祀神，表现了中国先民重视现实和生命的原初心理。

    关于礼的起源，国外的一些学者对此也有浓厚的兴趣，其中以英国学者威廉·罗伯逊·史密斯的观点影响最大。史密斯认为，图腾制是由一种叫“图腾餐”的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图腾餐”是神与神的崇拜者之间“共餐”，“共餐”的意思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进餐，一起共餐本身，就是一种礼貌的表现。世界上许多民族礼的起源大都与饮食有关，这对于理解中国礼的起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说，《礼记》中“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与史密斯的“共餐”制的说法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关于礼的起源的认识与实践是十分类似的。他们都认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密莫过于“吃的是一锅饭”，如中国先民们就将那种分立门户、自成一体的做法，视为另起炉灶、感情淡薄的表现，因而饮食筵宴就成了中国人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主要手段。在此基础上，各种饮食礼节也就产生了。

（选自2016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唐代既是墓志创作的鼎盛期，也是墓志文体的重要变革期。唐代文学全面繁荣，多种文体均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为唐代墓志文体吸收其他文体之长提供了便利条件。墓志文体发展至初唐，逐渐固定为单一，程式化的叙述范式，内容多歌功颂德，浮泛空洞，实用性与叙事性有余而抒情性不足。体式既定，难出新意，因而招致追求个性张扬、崇尚革新的唐代文人的强烈批判，激发出他们变革墓志文体的创新意识。而唐代文人往往多体兼擅，亦是唐代墓志文体得以顺利完成自我更新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墓志虽也称颂逝者，抒发哀悼之情，但侧重叙述逝者的生平事迹；而哀祭文虽也追记逝者的生平，但偏重于述哀，抒情色彩更为浓厚。唐代墓志文体多方借鉴了哀祭文悼亡述哀的抒情方式，使这一时期的墓志由传统的以叙述墓主生平事功为主，逐渐转变为叙述与抒情并重，极大地增强了墓志这一实用文体的情感张力。此外，唐代墓志经常借用哀祭文擅长运用议论的手法，以宣泄沉痛的悼亡情感，激起读者的共鸣，增强艺术感染力，深化作品的情感内蕴。无怪乎储欣盛赞韩愈《李元宾墓志铭》“铭词与《祭十二郎》相埒（相等），皆言有穷而情不可终”。虽然储欣此言仅是说明二文因采用同一修辞手法，而达到了近乎一致的艺术感染力，但这亦可作为唐代墓志借鉴哀祭文的有力证据。

    唐代墓志作家在墓志撰写过程中，有意纠正六朝以来墓志创作逐渐千人一面、缺乏人物个性的弊端，往往借鉴史传的人物形象塑造、唐传奇事实性虚构之法。墓志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并非单纯的史实记录，它还需要表现传主的个性特征，彰显传主的精神风貌。也就是说，除史实的真实之外，传记还可以带有某种程度的虚构的真实，亦即叙述的真实。例如杜牧的《唐故进士龚轺墓志》中对二鬼诱使龚轺坠马而亡的叙写，奇幻而多姿，极具戏剧效果。

    墓志作为一种应用于丧葬活动的实用文体，不仅有记载墓主家世及生平经历的序文，而且也有颂扬墓主功业德行的铭文。墓志的铭文部分一般采用四言韵语的形式对序文内容进行综括，以抒发伤悼之情。但墓志发展至唐代，富于创新精神的墓志作家们丰富了铭文部分的变化，四言之外，三言、五言、七言、杂言、骚体均有，如《王氏殇女墓志》等，这无疑是对诗歌艺术体式的吸纳。

（选自李秀敏《唐代墓志铭：风流难掩社稷功》）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自古各个王朝的核心区域（中国）很小，但与当时王朝之外的文化，有着或密切或疏远的交换关系。即使在过去认为相对封闭的上古时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与周边的文化、种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当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统都未必像古史传说中“黄帝之苗裔”那么单纯，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个“汉族”或“华夏族”吗？傅斯年就不那么认为，他说，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东夷与西夏冲突交融，甚至是“夷人胜夏”的结果。他还提醒人们，向来被认为是后来中国文化源头的齐鲁，其实也是夷人的中心。还有人更说，殷商的文化渊源“与日后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当的关系”。

    在我看来，那种整齐同一、秩序井然、边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后世的追怀和想象，就像把周礼归之于周公制作一样。其实，大体能够称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两个传统的交织，即“礼乐传统”与“巫史传统”。现在看来，春秋战国之前，人们对于所谓“文化”或“传统”，其实处在一种并不“自觉”而只是“自在”的状态，看上去“混沌”的和谐，其实包孕着种种“七窍”的差异。正因如此，“礼崩乐坏”的时代，恰恰成为“文化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便导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现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学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种各样冲突的知识、信仰和风俗，正是在这个多元而分裂的时代产生的，如同余英时先生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代，正是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也恰恰提供了后世各种思想与文化的无尽资源。

    因此，秦汉一统王朝继承下来并且扩而大之的“中国”，原本是一个杂糅了各种种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错的空间。不过，汉族“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意识和文化取向，却在秦汉大一统时代，将这些杂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铸起来，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开始形成“中国的”文化世界，而“中国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来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压力下，开始浮现。

    应该承认，由于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汉代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想象与传说中“九州”为中心区域的“中国”开始出现，以“华夏”为核心的汉民族开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识、阴阳五行的观念、王霸道（儒法）杂之的政治、汉字书写的习惯、宗族伦理的秩序等等为基础的“中国文化”开始成型。那个时代的“中国”，既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也是《史记·货殖列传》中“汉兴海内为一”一句对中国的自我描述，说明古代中国对于“中国”的认知，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西面是关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龙门碣石、辽东、燕涿，东面是海岱、江浙，这已经大体划出“疆域”，它表明“中国”的初步形成。

（摘编自葛兆光《叠加与凝固——重思中国文化史的重心与主轴》）

晚清学人杨守敬

    杨守敬(1839一1915)，湖北宜都人。少年时代聪明好学，刻苦用功。青年时代有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19岁时，听谭大勋讲授汪中的《述学》，开始接触乾嘉考据之学；20岁那年，偶然得见清人六严缩摹的《舆地图》，便借来临摹，这成为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开端。

    杨守敬曾经热衷科举，25岁起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虽然名落孙山，但因此结识了许多名流学人，大大拓展了学术视野。42岁时，他作为清政府外交官的随员前往日本，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在日本四年，他搜访阙佚，爬罗剔抉，收集到我国大量的古籍珍本，并将它们影印摹刻为《留真谱》。日本人森立之所撰的《清客笔话》，翔实记载了他在日本访书之事，杨守敬自己也写了《日本访书志》。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也搜集了许多稀见珍本和国内久已绝迹的古籍残本，与杨守敬志趣相投。因此，当黎庶昌有了编纂《古逸丛书》的设想时，立即决定请他主持校勘。《古逸丛书》在日本刊印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擅长书法，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在日本影响巨大，被尊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从日本回国的第二年，年已48岁的杨守敬第七次参加会试，仍以失败告终，从此绝意科举，专注学问。杨守敬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在舆地、版本、目录、金石、小学、经学、辑佚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下的著作就有83种。在杨守敬的学术研究中，舆地学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编撰了舆地学著作20多种，这些论著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他的杰出才华。

    杨守敬的学术代表作是完成于1904年的《水经注疏》。明清以来，《水经注》研究成果很多，杨守敬的这部著作具有全面总结的性质。他对《水经注》中所记裁的1200多条水道进行了详尽考证；对征引的故实都一一注明出处；对清代学者全祖望、戴震等人的校释也多有订正。杨守敬既有坚实的考据学基础，又运用了当时地理学新知识，所以在《水经注》研究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杨守敬还编制了古今对照的《水经注图》，图文互证，相得益彰。

    在地球之外，究竟有没有外星人?两位美国学者撰文说，他们花了5年时间，在北半球天空捕捉到了37个可能是来自地球外文明的讯号。

    这两位学者是利用直径为26米的射电望远镜，来寻找由浩瀚宇宙深处发出的未知讯号的。他们以波长21厘米和10.5厘米的电波对北半球天空的全部区域分别进行了三次和两次调查。许多从事探索地球外文明的科学家认为，波长为21厘米的电波在宇宙空间中极为普通，如果地球外文明要向其他星体发出讯号，就很有可能会使用这个波长。

    在探测时，他们试图寻找从极狭窄区域中释放出的强大电波。每次探测的时间约需200—400天，所以获得的观察资料十分庞大。经过筛选，才获得了这37个讯号，其中有5个讯号特别强烈。这些讯号大多数是沿着银河系分布的，在银河系内有着大量的恒星，是智慧生命可能存在的地方。然而，至今还未发现具有已接收讯号特征的电波源，且在这些电波的方向上，也没有特异的星体存在。

    这37个讯号果真是由外星人发出的吗?科学家认为，如果在这37个讯号当中包括地球外文明的讯息，那么这就可能是由地球外文明发出的最强或最近的讯号。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

郭军平

    时下散文领域有一些学人喜欢把那些精短类的散文称为“快餐化散文”，我实在认为不妥。

    散文就是散文，何来快餐化。在散文前面冠以“快餐化”总感觉是对精短类散文的蔑视。持这种观点的学人无非就是喜好那些长篇大论的三五千字以上或者洋洋万言的散文，总认为这样的散文就是大散文，就是厚重、有分量、有历史责任感、有生命感悟力的好散文，就是耐人寻味、耐人咀嚼、流传百世万世千古流芳的好散文；甚至有些学人还极力指责批评各类报纸副刊的散文，称为其大都是些快餐型散文。这种狭隘散文观的错误认识，其实是严重缺乏文学常识的，是对散文创作领域的错误指导。

    散文创作和其他文学体裁创作一样，都要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升华生活，指导生活，以其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来打动读者、感染读者。作为散文素材的生活，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包罗万象的，大到天文地理，小到家长里短，中到国家大事，人物春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在所有的文学体裁里，最有表现力的最能够表现生活真实的恐怕还是散文家族，散文其实就是所有文学体裁里的一个泱泱大国。自古及今，从中到外，几乎所有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文学大师们都有散文著作，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无名之辈的散文作者了。

    散文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还不是因为其表现形式灵活，不像诗歌那样受到这样那样的约束。散文，名为散，顾名思义，放开之文，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所可写你自然可以洋洋万言，甚至几万言自由挥洒，无人嫌你长；无所可写你自然也可以几百字或者千把字来表现，也无人嫌你短。散文的质量高低好坏不能以长短来评定，评定散文质量的高低好坏最终还是以其是否有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表现形式为准的。

    有些散文看起来短，但是却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艺术形式打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以中国古代散文来看，无论是《论语》的简短的对话体，还是孟子的论辩体，或者是《老子》的格言体，以至于到《荀子》《韩非子》《庄子》的学者体，之所以能够流传千古，不是因为其内容的长和短来确定的，而是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决定的。唐宋八大家，明清散文，甚至包括影响较大的《古文观止》里所收录的所有散文，哪一个不是依照这样的标准。如果要按照有些学人的标准以字数来论短长，这些岂不都成了快餐散文，如果给它们加上快餐二字，岂不是对他们的亵渎和不尊吗？

    古代散文是这样，那么现代散文呢？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胡适、周作人、冰心、郁达夫等他们的精美散文何尝是以长篇大论独领风骚的，恰恰相反，他们的散文大都很精短，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因此才成为后人们不断学习和借鉴的范本。特别一提的是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有一个观点就是“力求散文精和短”，并且他也是追求“散文精和短”艺术的实践者。那么外国散文家呢？像培根的哲理散文、蒙田的随笔哪一个是因为长篇大论而驰名中外的呢？因此，散文的长并不标志着思想容量大，艺术性强；散文的短也不标志着思想内容贫乏，艺术性弱。有些散文的长反而让人感到啰嗦、乏味、无聊；而有些短，反而让人感到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因此，散文的写作尽可以依照真情真性真识来写，没有必要以文字的长短来确定其艺术价值的高低。朱自清的《背影》既不华丽，内容也不长，但是却登上了散文的高峰，指引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以字数长短来评价，岂不是连朱自清这样的大家的文章也成了快餐化散文，这真是对散文的亵渎，对大师的污蔑。

    散文本来就是不拘形式、自由灵活的一种文体，大师们可以写，无名作者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写，“以吾手写吾心”，自由倾吐，自由抒发，何来那么多的规矩，何必规定这样写、那样写。东指点，西指点，好像他就是散文大师一样，其实让他自己来写，也不见得就比谁高明。所以，要让散文创作繁荣，还是应以一种包容宽宏的视野来看，不要随便框定形式，框定名词，随意贬低报纸副刊上发表的各类散文；毕竟报纸副刊上的散文无论艺术性还是思想性，其实都是很不错的，去掉“快餐化”的贬称，恢复散文就是散文的称呼。

（选自《新华副刊》）

    从20世纪初至今，我国乡土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乡土社会也存在一些沿袭已久的问题，如城乡差距日益增大，某些乡风民俗守旧落后，少数农民的现代化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等等。这些是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20世纪以来，它们一直或隐或显地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其思考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

    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涵，包含了几代作家对重要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如小说的创作目的、正确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方法、作家基本的价值立场等。在这些问题中，作家的价值立场尤为重要。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乡土文学作家有基本一致的价值立场。从鲁迅及其影响下的青年作家群，到废名、沈从文等一批作家，都相信民主与科学，努力追求国家现代化，积极谋求大众福祉。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具有厚重的现实关怀和强烈的现代性诉求。

    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具有很强的魅力，这与其在形式、技巧、语言方面的革新有关，同时，也与其创作目的紧密相联。鲁迅在概括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时说，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为人生”“改良人生”是鲁迅1933年回顾自己的创作目的（也是起因）时追述的。在为其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所作《自序》中，鲁迅称他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改变（国人的）精神”。

    乡土文学“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契合了时代需求，也体现出作家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此后，这一创作目的被一代代乡土文学作家所坚持，成为乡土文学的灵魂。

    坚守现代价值立场和“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现代乡土作家在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时，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乡土文学传统的奠基者，鲁迅提倡“睁了眼看”，反对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

    鲁迅一直认为，只有直面现实，揭示现实的缺憾和不足，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而他辛辣地讽刺那些逃避现实的人。《狂人日记》《药》《明天》《故乡》《祝福》《长明灯》等小说，也无不以现实主义精神描绘乡土社会落后的文化和窘迫的生活，并深入挖掘两者之间的关系。“揭出病苦”并非鲁迅创作乡土小说的最终目的，探究阿Q、七斤们应有的、幸福的、合理的新生活，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鲁迅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蕴含了作者对国家、对人民最深沉最炽热的爱，也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

    虽然中国社会历经种种变化，但乡土文学热却经久不衰。在一个世纪里，乡土文学一直是最热门的题材领域之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加入其中。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乡土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乡村建设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进一步加强美丽乡村建设，为广大农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中国当代乡土文学作家需继承现代乡土文学传统，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承“为人生”的创作目的和现实主义精神，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发展变迁和新时代农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

    《史记》不是一部死板的记述的历史，而是一部生动的批判的历史。《史记》中到处可以看到司马迁大胆地进行历史批判，他指斥王，贬抑权贵；歌颂“叛逆”，同情贫弱；他揭发历史的黑暗，抨击人类的罪恶，用敏锐的目光，正义的观感，生动的笔致，纵横古今，褒贬百代。司马迁执行历史批判有四种形式，一用标题，二用书法，三于叙述中夹以批判，最重要的是各篇之后的专评，即“太史公曰”。

    用标题执行批判的例子。如列项羽于本纪，列孔子、陈涉于世家；范蠡本是越国的大夫，因为他曾“治产利居，时逐”，所以不列入官吏，列之于货殖；子贡本是孔子的门徒，因为他“废著鬻才于曹鲁之间”。故不列于儒林，列之于货殖。对于一般的人物列传，以其人之名标题；而独于刺客、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等则以其人之行为标题，暗示作者抑扬之意。用书法者，如书孔丘则不名，曰：“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书孟、荀则直称其名，曰：“孟轲，邹人也。”“荀卿，赵人。”书老、庄亦不名，曰：“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庄子者，蒙人也。”书孙武。则在名与不名之间，曰：“孙子武者，齐人也。”这样的书法正是不说话的批判。不书名表示司马迁对其人的最大尊崇，书名表示对其人并不如何尊崇。《史记》有在叙事中夹以批判者，《晁错列传》末载邓公对景帝之语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这是借用他人的言语在叙事中兼示批判。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负责的批判，也是《史记》的灵魂。司马迁“贬天子，退诸侯，斥大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执行他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司马迁借贾谊评秦始皇曰：“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评二世曰：“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司马迁不但对前代帝王有贬辞，对本朝帝王乃至对他的当今皇帝亦有微词。如《叔孙通列传》中评汉高祖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这就无异说，刘邦“谋计用兵”以外，一无所长。司马迁在《封禅书》中讥讽武帝惑鬼神，求神仙，迷巫祝，信方士。而陈涉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是一个叛逆，司马迁把陈涉的起义比之汤武的革命、孔子的作《春秋》．他在《陈涉世家》中说：“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亡秦，由涉首事也。”又说陈涉起义之时，虽圣人之徒，也去参加他的革命。

    从以上的评语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善与所恶，所贤与所贱，所是与所非；《史记》不仅是为了叙述历史，而且是为了批判历史；司马迁作《史记》不是为了清算古人，而是为了要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历史教训，教育他同时并世的人。他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i/中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这是他作《史记》的用意。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批判，有些不合于封建的教条，所以班固批评他说：“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而刘向、扬雄等皆“迁有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故之实录”。

（摘编翦伯赞《司马迁的历史批判》）

生态文明美：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

陈望衡

    环境审美观具有历史性。迄今为止，人类主要经历过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文明类型。这三种文明类型的环境审美观各有其独特属性。当代环境审美的新形态是生态文明美。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审美兼顾了对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自然美的基础，社会属性即自然物对人的以“居”为核心的生活的意义，这两者的统一实质就是自然的文明化。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自然属性中彰显了生态性，社会属性中强调了生态性之于人的意义，综合起来就是凸显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当代的自然环境审美观认为自然环境美，美在生态文明(以生态为载体的文明)。

    生态文明时代前的自然环境审美，强调自然环境中的生命意味。这生命意味的立足点是人的生命，凡是从自然物身上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那对象就具有了生命的意味。重视自然的生命意味，虽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重视生态，但它们的实质是不同的。一般的重视生命的意味，不会强调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关系，更不会考虑到地球上诸多生命良性的发展。生态着眼于生命的整体性与相关性，关注的是种群的生命，种群的生命实际上并不是由种群自身所决定的，它受制于与它相关的其他种群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条件。生态观对生命的理解较一般的生命观深刻得多。

    从生态文明的视界来看自然环境审美，自然环境的美体现在生态与文明的统一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审美视界较之自然生命的审美视界主要有五个方面不同：第一，强调并凸显自然环境美中的生态性。自然性是自然美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其区别于社会美的关键。生态文明视界下的自然环境审美更强调并凸显自然性中的生态性。第二，将人与自然的和谐提升到生态平衡的高度。按生态文明审美观，必须突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平衡意义。失去生态平衡，就是对美的否定，它迟早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第三，将生命意味的美提升到生态意味的美。生命意味的美让人的审美视界专注于某一生命的形象展现，而生态意味的美则让人的审美视界扩展到生命的联系与网络。生态的网络系统只存在于人的理解与想象之中，它的审美实现呈不断的发散状态。第四，生态审美导入生态公正理念，体现出生态的兼容性。传统审美张扬人的主体性，而在生态文明审美视界下，审美对象的地位受到尊重。第五，荒野的审美价值为人们所重视。当荒野被人们接纳并视为生命之根时，其实它已经“人化”了。正是凭借工业文明提供的物质基础和科技成就，加上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生态文明为人们提供的视野与观念，人们才能欣赏荒野的美。

(选自《光明日报》，略有删改)

人们常说“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但故事不等于小说，故事讲述人与小说家也不能混为一谈。就传统而言，讲故事的讲述亲身经历或道题听途说的故事，口耳相传，吧它们转化为听众的经验；小说家则通常记录见闻传说，虚构故事，经过艺术处理，把它们变成小说交给读者。

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起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在传统较为落后的过去，作为远行者的商人和税收最适合充当故事讲述人的角色，故事的丰富程度与远行者的游历成比。受此影响，国外古典小说也常以人物的经历为主线组织故事，《荷马史诗》《一千零一夜》都是描述某种特殊的经历和遭遇，《唐吉可德》中的故事是唐吉可德的行侠其余和所见所闻，17世纪欧洲的流浪汉小说也体现游历见闻的连缀。在中国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为志怪录类的小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素材，话本等古典小说形式也显示出小说和传统故事的亲密关系。

虚构的加强使小说和传统质检的区别清晰起来。小说中的故事可以来自想象。不一定是作者的亲历亲闻。小说家常闭门构思，作品大多诞生于他们的离群索居的时候，小说家可以闲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图书馆中，或者在巴黎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阁楼里，杜撰他们想象中的历险故事，但是，一名水手也许礼金千辛万苦才能把在东印度群岛听到的故事带回伦敦；一个匠人瓢泼一生，积攒下无数的见闻、掌故或趣事，当他晚年作在火炉旁给孩子们讲述这一切的时候，他本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传统故事是否值得转述，往往只取决于故事本事的趣味性和可流传性，与传统的故事方式不同，小说家一般并不单纯转述故事，他是在从事故事的制作和生产，有深思熟虑的讲述目的。

就现代小说而言，虚构一个故事并非首要功能，现代小说的繁荣对应的故事不同程度的减损或逐渐消失，现代小说家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以实现他们特殊的叙事目的。小说家呈现人生，有时会写到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他们会调整讲故事的方式，甚至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掷到故事之外。在这些小说家笔下，故事成了幌子，故事之外的附加信息显得更有意味。16世纪末期以来，小说家对小说故事性的破坏日趋强烈。这时，一个故事的好坏并不看它的“成色”如何，而是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契诃夫曾经把那些不好好讲故事的小说家称为“耍弄蹩脚花招的人”，但这种花招的大量出现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他们要摆脱陈旧的故事模式，摆脱虚假的因果关系和矫揉造作的戏剧冲突，甚至摆脱故事本身。现代小说家认为，传统的故事模式早已失去了弹性和内在活力，也失去了起初的存在价值，那些千百年来一直在给小说提供养料的故事模式已经成为制约想象力的障碍之一。

（摘编自格非《塞壬的歌声》）

政治哲学

冯友兰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有人伦以及建立在人伦之上的道德原则。国家和社会起源于人伦，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当存在。人只有在人伦即人与人的关系中，才得到充分的实现和发展。孟子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充分发展这些人伦。国家是一个道德的组织，国家的元首必须是道德的领袖。

君若没有圣君必备的道德条件，人民在道德上就有革命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杀了君，也不算弑君之罪。这是因为，照孟子说，君若不照理想的君道应当做的做，他在道德上就不是君了。孟子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中，以至在晚近的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建中，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照孟子和后来的儒家说，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如果圣人为王，他的治道就叫做王道。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圣王的王道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这意味着他的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中国经常占压倒之势的是土地问题，据孟子看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土地。他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称的制度。按照这个制度，每平方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八家的私田，每家一块。八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进一步描绘这个制度说，各家在其私田中五亩宅基的周围，要种上桑树，这样，老年人就可以穿上丝绸了。各家还要养鸡养猪，这样，老年人就有肉吃了。这若做到了，则王道治下的每个人都可以“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不过仅仅是王道之“始”，只是人民获得高度文化的经济基础。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人人受到一定的教育，懂得人伦的道理，只有这样，王道才算完成。

（节选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有删节）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某些特点是由语言文字决定的。

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的单音节文字，一般地说，每一符号都单独包含音、形、义三要素。在汉语的文句中，单词不因词性、时态而发生变化，作为词而存在的带有象形意味的字并不被完整的句子“吞没”，仍然具有直接指示意象的功能；汉语文句的语法也并不是十分严密的，一个句子所表达的意义不仅需要通过语法惯例和规则来理解同时也需要通过对若干单词所形成的意象集合来体会。这种语言用于表达复杂的逻辑思维时会有较多的困难，但用于表现诗化的印象、联想，用于包容歧义和暗示却十分合适。

而汉字的单音节特征又使得汉语作品很容易写得音节整齐而匀称，并便于对偶的形成，再加以适当的押韵，文句更富于美感。所以，不仅仅是诗歌，在先秦各类著作中，如《易经》《老子》《庄子》《荀子》等等，都有广泛运用韵文的情况，那种不怎么严格、看上去似乎是自然形成的对偶句也颇为多见。这种现象的形成，最初当是缘于易于记诵的需要——这在书写不便的上古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意义，但不能说这里没有追求语言形式美感的心理因素存在。

中国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在寻求明显的形式特征。《诗经》所收作品，时间和地域跨度都很大，但几乎全都是使用整齐的四言句式，这无疑是人为修饰的结果。这一现象或许与当时使用的音乐的特点有关，但考察后世入乐之作的一般情况，可以发现句式不齐也并不一定妨碍文字与乐曲的配合，所以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在写作或者改定那些作品的人看来，诗歌需要有某种不同于口语也不同于一般文章的特殊形式。而追求形式的精致，后来成为古典诗歌十分突出的特点。对于语言形式美感的追求，更有一种泛化的倾向，这不仅显示在介乎诗文之间的特殊文体赋中，表现在骈体文中，许多散文在韵律、节奏方面也有精致的讲究。

综上所述，可以说汉语总体上是一种诗性特征十分强烈的语言。而语言并不只是思维的工具。人所知道的、人所能理解的世界就是人能够用语言描述出的世界；一种语言的特点直接显示了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思维与心理结构。所以，尽管中国文化很早就脱离了神话的笼罩，但汉语的上述特点却证明，在日常的生活里，人们仍然保留着很多偏向于诗性的思维习惯。具象性的感受、暗示的诱导、活跃而无定则的联想等等精神现象，对人们理解世界与人生的活动一直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文学尤其是诗歌在中国古人的精神生活中显得特别重要，显然有着非常深层的原因。

(摘编自骆玉明《简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袍服转入制度化，似乎比西汉较统一。武氏石刻虽然全部用图案画加以表现，但交代制度相当具体。特别是象征官爵等级的绶，制度区别严格，由色彩、长短和绪头粗细区别官品地位。武氏石刻中绶的形象及位置，反映得还是比较清楚。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汉末也经过统一，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到三国，则因军事原因，多用巾幍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主持军事将帅，如袁绍崔钧之徒，亦均以幅巾为雅。诸葛亮亦有纶巾羽扇指挥战事，故事且流传千载，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名目，张角起义则著黄巾。可知形状、材料、色彩，也必各有不同。风气且影响到晋南北朝。至于巾子式样，如不联系当时或稍后图像，则知识并不落实。时代稍后，或出于晋人戴逵作《列女仁智图》，及近年南京西善桥出土《竹林七贤图》，齐梁时人作《斫琴图》，均有较明确反映。

（摘编自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材料二：

当下汉服生活化的一大问题就在于时代的“穿越性”。而仪式的特殊情境可以隔开审美的距离，以时代的距离获得陌生感，让身体服从于服饰和仪式中的历史秩序，获得一种神圣感，融合于情境之中。所以，汉服复兴者的口号主要也是借助服饰与礼仪的结合达到复兴文化的目的。

近年来，复兴者提出“汉式生活”的概念，希望提高汉服的穿着频率，让汉服融入生活进而改变生活方式。然而，生活中的服饰讲求简便性，服饰的功能性也开始被强调，因此对于汉服的形制也会加以选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认为，工业社会中个人只有和普遍性达成一致才能被容忍。很多时候，为了融入现代秩序之中，服装必须严格地符合社会的特定标准，制服就是典型：“制服，它被用来指在给定的社会地位的关系中某种标准化的穿着风格。”人们会对在工作环境之中穿着与集体风格迥异的汉服，而感到孤独和焦虑，产生羞耻感，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穿着非工作制服而被贴上“不专业”的标签。此外，“生活制度之所以对自我认同具有中心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它们把习惯与身体的可见外表方面联系起来。”当代的生活制度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穿着汉服会造成不适应感，人会产生正在“表演”古人的错觉，无法真正回到自身舒适、习惯的状态。

（摘编自高雅《汉服复兴运动的审美与实践问题研究》）

材料三：

服饰本身所具备生活性和民俗性，与饮食、语言相似，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而不是需要学习才能掌握的文化技艺。对普通人而言，“穿汉服”门槛不高，轻松成为表现个人认同情结的载体，也能够成为特定场合中，承载着社交属性的外在符号。

正是这一属性，导致汉服更像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探索，其核心是立足于生活世界的改变，找到传统文化在民间生活中的“用”处。正如学者朱谦之所说，这“不是旧的文化之因袭，而为新的民族文化之创造”。在汉服复兴的实践过程中，不仅要把考据、制作与研发局限在传统服饰的历史框架中，一次次高度“复原”某些古代服饰款式；而且要找到与保留古代汉族服饰一脉相承的共性基础上，进行现代化的实践和创新，实现传统服饰的现代应用与接续，在民间生活场景中赋予新的文化含义。这也正是今天汉服复兴的意义所在。

《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文化成”为核心的文化观是依赖人的承载而存在，没有人的使用，文化就是故纸堆和博物馆的灰尘。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以现代普通民众为传播主体，通过“穿着”展现服饰的魅力，在生活中频现文化符号，而不是单纯地借助文物展示、团体演出、学术交流，使得汉服运动的发展轨迹顺应现代民间生活，与时偕行地融入现代社会，为其他传统文化复兴探索出成功之路，这是汉服运动的使命和价值所在。

（摘编自杨娜《现代汉服的文化密码》）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了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战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

材料二

毛.泽东一生嗜书不倦，尤其爱读历史书籍。毛.泽东读史书，总是以历史人物的传记为中心，对历史进行见解独到的品评。他评价历史人物，不因袭旧说，而是独具慧眼，抓住历史人物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毛.泽东诗词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多年，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毛.泽东每有所感，就有评说。这些评点，虽只区区三言两语，却折射了他的历史观，反映了他的是非观。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

材料一：

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以数字方式发行的、有法定支付能力的货币，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与法定货币等值。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人民币名称为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DC指的是数字货币，EP指的是电子支付，即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此次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注重替代M0（流通中的现金），在功能、属性上与纸币相同。商业银行对央行提供100％的准备金，央行给予商业银行等额的数字货币，再由商业银行对居民兑换数字货币，保证了现有金融体系的基础架构的完整性。

——摘编自百度

材料二：

早在2014年，中国央行就开始研究法定数字货币，2016年至2019年间已经取得了97项专利，2020年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在美欧等国还在犹豫是否要加入之际，中国央行率先领跑，无疑也有助于在这场竞赛中取得主动权。

为什么要发行DCEP？

⑴从货币系统进化论看，数字货币是未来的大势所趋，使用DCEP法定货币构建一个理想的虚拟交易环境，免去纸钞和硬币的发行，省去货币印制回笼、贮藏各个环节的成本。

⑵纸币和硬币具有易伪造、难统计、匿名不可追溯等缺陷，而数字货币可以实现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以及货币的追踪，对实名钱包还可进行挂失。此外，通过对数字货币相应数据的验证和交叉比对，能为打击违法犯罪提供信息支撑。

⑶目前无论是商业银行支付还是互联网支付，它们都依赖于账户耦合模式，而从根本上将纸币和数字货币对等，可以打破平台之间的壁垒，有利于人民币的线上流通和国际化。

⑷货币系统具有颠覆世界格局的力量，在2019年发布Libra（Facebook发起的加密货币项目）时欧美各国惊恐的举措就可见一斑。率先占领数字货币的高点，是维护本国货币主权和法定货币地位的必要策略。

——摘编自腾讯网《新冠疫情之下的数字经济》

材料三：

目前，数字人民币已经在苏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小范围场景封闭试点进行过测试。很多网友以为这跟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没啥区别，其实这是对数字人民币的误解。首先从本质上来说，数字人民币与央行发行的纸币、硬币本质一样，都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其实只是法币的支付通道。

数字人民币有自己的专属APP—数字人民币APP，而且这个APP据说用起来非常方便，上滑付款，下滑收款，右上角扫码付款。有被抽中的体验者还表示：“输入密码后有个人民币图案两百块飞出的动作，感觉很好玩，整个过程也很流畅，体验很好。”

除此之外，数字人民币还有诸多独特的优势。

一是支付路径短。使用数字人民币时，只存在付款方与收款方两个点，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方平台，整个支付过程最快只需数毫秒。二是可以双离线支付，付款方和收款方只要手机有电就可以交易，不用联网。三是可拉匿名。消费者在使用数字人民币时，隐私会得到保护，第三方平台无法获取数据，我们也就不会受他们的营销侵扰。而且，数字人民币具有非盈利性。央行建立了免费的数字人民币价值转移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向发行层收取兑换流通费用，商业银行也不向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和兑回服务费。

总的来说，数字人民币的意义在于它不是现有货币的数字化，而是M0的替代。它使得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DCEP可以实现货币创造、记账、流动等数据的实时采集，为货币的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

——摘编自腾讯网

“位卑未敢忘忧国，哪怕无人知我……”近来，一首融合京剧曲调和流行旋律的古风歌曲《赤伶》成为各大音乐排行榜的热门歌曲，更得到李玉刚等歌唱家的多次演绎。从十几年前虽然还未被冠以“古风歌曲”头衔的《青花瓷》，到当下旧词新唱的《琵琶行》，网络歌手、民间唱作人原创的《踏山河》等作品的风起云涌，这种风格的歌曲在一代代年轻人中始终未曾沉寂。

古风歌曲之所以能盛行，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有三个明显因素。其一，古风歌曲满足了青少年对真爱的憧憬。青少年是流行歌曲的主要受众，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们往往笃信爱情至上。古风歌曲的内容绝大多数是爱情主题或带有爱情元素。除了纯粹的爱情主题外，古风歌曲更多的是把爱情作为其中一个元素去润色情感。如方文山作词的《缘分一道桥》直接以演唱古诗开篇，霸气展现塞外战场的恢宏之气，其中融会着“谈爱恨不能潦草”的爱情观，更要以生死去证明。其二，古风歌曲充满对侠义精神的推崇。古风歌曲塑造了大量侠士，其中惹人注目的是在民族危机中挺身而出的英雄人物。如《赤伶》中的优伶与侵略者一同烈火焚身的民族大义感人至深。这些歌词可以激起青少年追求自由生长、个性解放的情感共鸣。其三，古风歌曲的主题满足了人们情感宣泄的需求。“饮风咽沙”“枕风宿雪”等折射的是当下生存境况的不易；渴盼如英雄“长枪策马”“浪迹天涯”满足了现实个体在群体中想要突出自我的精神需求；推崇“美人画卷”“红楼斗酒”年少的鲜衣怒马是对青春的致敬，而歌词中隐约可见“青丝成灰”“冷月空对”是时光流逝的感叹，是只恐时不我待，无处挥洒热血的隐忧。

古风歌曲的风靡，还得益于其形式上符合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规律。词语押韵、节奏明快，可以有效提升传播的到达率，也是流行音乐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因素。而古诗词的简洁、精炼、押韵，一定程度上成了歌词创作的富矿。

主题上古风歌曲的创作往往选择古典文学中熟悉的故事、意境进行解构再造，语言上通过模仿文言的词语来提升内涵，营造氛围，通过个性的表达吸引眼球。优秀的古风歌曲很多有历史出处，它们改编自民间故事，传奇色彩浓厚。如《霸王别姬》等来自历史上的经典爱情故事，塑造的是社会认可的传奇英雄。古风歌词喜用成语来模仿古人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快速被听众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演唱起来别有一番韵味。由于词作者的水平差异，有些作品则是带有古典词语的词语拼贴：如“折断月光”“叶黄退入长秋”等歌词读起来不通，断句混乱，丧失了古典诗词之美。虽然初听惊艳，但其表述或不明所以，或强行押韵，是用现代表达方式去强行模古的体现。如《盗将行》中“笑像一条恶犬”的表达就饱受诟病。这种批评并非是不尊重创作自由，而是此类歌曲的流行度、传唱度高，且主要受众偏年轻，所以让社会不能忽视这类歌词对年青一代文化积淀潜移默化的影响。

某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生表示听过或可以接受古风歌曲，半数以上的同学能够随口唱出喜爱的古风歌词。也有个别同学表示反感，主要原因是“伪古风”。所谓“伪古风”，其主要表现就是打着古风和传统文化的旗号张扬个性，歌词不注重叙事逻辑。前言不搭后语导致不易理解，或只是文言词汇的生搬硬套，甚至是生编硬造，忽视对原本古典诗词中“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文化精神的探寻。追溯古典艺术的源头，诗词歌赋发挥着“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的作用。这些经典借助文字和声音传承千百年，历久弥新，刻印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中，在后人心中激荡起层层共鸣的涟漪。分析古风歌词的特点，就是要针对问题引导背后的艺术创作趋势。

我国古典文化蕴含丰富的艺术资源，可以为当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关键是如何挖掘、利用。当下，国潮奔涌，既有民间自发的古风歌曲创作，也有汉服文化热，还有以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经典咏流传》等文化综艺类节目为代表的各主流媒体的创新之作。这些都是对古典文化的体认，是民族自信和文化复兴的物质表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引导古风歌曲创作“去伪存真”，领悟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文中的精髓，用民族精神的丰厚滋养去破除流行文化的困境，不失为一种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

（摘编自武玥《古风歌曲何以风廊》《光明日报》2021年7月14日，有删节）